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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不能证明崇明人祖先来自句容

2018-11-29 10:19:11信息来源:《江苏地方志》2018年第5期浏览次数:字体:[ ]

徐东海的《崇明百家姓寻根》(下称徐文)是根据崇明县博物馆收藏的家谱和民间传说编写的(1992年2月《古瀛文博》第4期),有“崇明人来自句容”说法的明显倾向,可能影响材料取舍的客观性,这里不展开。有趣的是,根据徐文,笔者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崇明主流人群并非来自句容。

首先,徐文标明某人的籍贯不用“县名”却用“郡名”,这是东晋时期的惯常用法。诚如《宋书》说的那样:“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宋书》卷三十五“州郡志”)因东晋时期的县境变化频繁,南朝时候的史家已然不清楚了,故东晋时期的人物籍贯多用“郡名”。而之前的《史记》《汉书》《三国志》等,以及之后的《隋书》《旧唐书》等,籍贯表示用县的多,用郡或州的少。徐文收录姓氏70条,其中六十多家标有郡名,这就说明,崇明现存家谱或口传家谱中,其先祖的籍贯多属东晋朝时期的,如“陈姓,郡名颖川郡。迁崇始祖是陈乐闲。宋靖康之乱,汴都失守,陈乐闲随宋高宗南渡,家于句容;建炎时,陈乐闲任仁和知县,避兵来崇,居住在崇明镇西川道安乡平等里”,显然,陈乐闲随宋高宗南渡,临时寓居句容避难,句容不是他的籍贯。而所谓“郡名颖川郡(误,当为颍川郡)”,是他老祖宗的籍贯,不是他本人的籍贯。此类情形,恐怕我国许多县市都存在,不是崇明独有的现象。

其次,徐文未能摆脱东晋“谍谱学”的影响。徐文认为:“修谱也是为了‘别尊□’(为原作者有意讳之,当为“尊”的反义词,下同):廿世为长,廿一世为幼;清字人家为尊,靠人家(吹鼓手、剃头师傅、扛轿子)为□;尊者能参加科举考试,□者不能应试,不得入谱。”这与东晋“谍谱学”的要旨如同一辙。东晋时期,门阀制度发展到了鼎盛阶段,士、庶地位悬殊,车服异制,甚至不能一起走路,同桌吃饭,“谍谱学”因此而特别发达,是选拔官吏的根据。当代人整理旧家谱,如果依样画葫芦,对旧谱不加批判,只能视为“沉渣泛起”。

再次,不能证明崇明土著来自句容。徐文中来自句容的有28家。笔者缕析后发现:28家中,迁入崇明有朝代(年代)记载的17家,其中7家是北宋靖康之乱后迁入,2家为宋“三丁抽一”来崇明,8家为明清时期迁入。这17家多为封建官僚及其后裔,有的存世谱牒较完整。还有11家没有迁入年代,但根据世系可推定的,如从句容迁居崇明的龚姓始祖,其后裔龚冠东是21世孙,以二十年为一代,便可推定其先祖是在明朝迁入的,属此类情形的有六家。其余5家中,3家有堂名,估计迁崇年代不会久远。毫不夸张地说,新编《崇明县志》“696年最早前来东、西两沙定居者为黄、陆、宋、顾、董、施六姓,大多来自江苏句容一带,也有来自江北的”说法,在徐文中连一点影子也找不到。句容来的六姓中,在世的只有黄、施、陆、宋四姓,且都从南宋以后才迁入崇明,与唐朝相去四百多年,只能用“五百年前是一家”来侃大山了。其中施姓有两本家谱,好像“同姓不同宗”,港西乡双津村施云彩收藏《施氏宗谱》中有“元太后裔、廿五世”,倒是可以“深挖”一下的。句容人属元朝四等人中的“南人”,这位施姓娘娘如何成“元太后”的?虽然世人都是女人生的,但女人只为男人生产后裔,连女皇武则天也概莫能外,所以“元太后裔”是可另做一篇文章的。

关于宋“三丁抽一”的问题,笔者以前在网上文章中见过,当时认为没有价值而没有下载,现在追忆起来就很模糊了。印象中似乎是宋王朝下令句容县三个税丁中要抽一个去崇明垦荒,共有十万人(或好几万人)迁入崇明。据崇明有关文献记载,元至元年间(1335~1340),崇明有12789户,人口无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有86842人。可以肯定,如果宋朝真有数万人迁到崇明,那么明初崇明人口又何止八万多?因此“三丁抽一”同样需要论证,不能见风便是雨。

我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形:(1)军队戍边、屯田而迁移;(2)因战事而逃亡迁移;(3)农民破产或遭灾而成流民,而落户他乡;(4)组织流民垦荒屯田;(5)因做官、经商等原因迁移。崇明是长江口的沙洲,涨坍不定,人口流动性尤甚,以上五种情形大都存在,于此不多述。

在崇明这样一个海中孤岛中,能收集到几十本与句容有着牵丝攀藤的家谱,其事实本身是值得研究的。句容本是六朝故都南京的郊区,这里要么没有战事,有战事必定关乎朝代更迭的生死决战,而这里绝大多数居民是西晋五胡乱华时逃来的北方人,故一有战事,有能力的居民便纷纷外逃。如1809年,句容有306968人,到1900年,只剩下79053人(马宇平等编《中国昨天与今天》,第4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近百年间人口不升反降,有没有太平天国与清朝廷在句容进行战争的因素?宋、元、清时期句容究竟发生了什么才迁居崇明的?徐文并没有向我们提供有效的敲门砖,要让历史真相浮出水面,诸多问题尚待深入。

如果我们从方言变化的角度,剖析崇明人口的迁进迁出问题,可能有新的启迪。先举个实例:笔者将拙文《沙上人探源》贴在网上后见有读者留言,说“靖江的城南有两个村,口音全是启海话,当地人称他们为船民,为崇明搬迁而来”。笔者特地打电话询问靖江地方志办公室,有回答说靖江的沙上人来自扬中,没有听说有来自崇明的村子。后来看民国《崇明县志》有类似记载:“马驮沙,元至元中涨。今靖江县,旧称马驮沙。县治东南,有崇明镇□□数十户,乡音土俗与崇无异。”明朝时候的马驮沙在江阴这边,属崇明境域,今在靖江县境内。一个只有几十户的小村子,在靖江方言大海包围中的沙上话竟然存在了数百年而不变。类似的情况一样发生在从江苏射阳北部到上海南汇南端的沙上人聚居区内,在各种方言的包围中,沙上人后裔依然会说沙上话。对此现象应该给出一个符合实际的解释,笔者姑且用“语言强势性”说明。在靖江的崇明人虽然很少,在村子内部却是崇明沙上人的天下,而且沙上人通婚大多在族群不同姓之间进行,因此只要沙上人生生不息,沙上话自然代代相传。另一方面,这些人出村打交道,得用靖江话,以至方志办的个别人都不知道有这群崇明人的存在。但是,如果外来户不是集体迁移,而是零星落户,其情形截然不同,最多到第四代,就会被当地方言完全融化。崇明来自句容的人数再多,就因为都是“零星落户”,没有形成“语言强势”,无一例外地被当地“土话”融化了,犹如一桶水倒进长江里,纵然飞起几朵浪花,终究改变不了江水的本来味道和颜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句容来的子子孙孙,虽有家谱一类的东西证明他们的老祖宗来自句容,但他们自己早已成为沙上人了。据此而言,基本可以否定诸如“句容搬崇明”“三丁抽一”的传说。

这里顺便补充一个历史事实:靖江曾发现明嘉靖年间(1522~1565)编写的《新修靖江县志》(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国书店,1992年版)中录有《海道歌诀》一书,是《海道经》的另一个版本,其主体内容是同出一源的航海人员的实践经验的记录,可证明最早开发靖江(马驮沙)的是元代崇明沙上人。

最后,沙上人源自“淮、浙”还有文献依据。自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北方人大量南徙江南。其中来自东海郡的郯(今山东郯城)、朐(今连云港西南)、利城(今江苏赣榆)三县百姓,于元帝初年(317)在海虞县(今常熟南部)的北边一个叫南沙的地方落脚。这个地方原是吴县(今苏州)司盐都尉署。这些流民因有东晋王朝的直接支持,势力大得很,咸康七年(341)废盐署,立为南沙县。南沙县位于今天常熟北部和东部以及张家港南部。当时,北边临江靠海,南有虞山、西有顾山、东有福山三个小山群,而志山、河阳山等几座山头参立其中。这种地理形势,在海潮的顶托之下易将东流江水中的泥沙沉淀而渐积成一个个沙洲。开发沙洲的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人是北方迁徙南沙的庄园地主的佃客(淮),一部分人是破产沦为庄园地主佃客的南沙原住民(浙)。以此而言,明正德《崇明重修志》所言“民皆淮、浙来附者”,其大方向没有错。记录沙上人活动的最早文献见载于《全唐诗》刘长卿的《江中对月》:“空洲夕烟敛,望月秋江里。历历沙上人,月中孤渡水。”经笔者考证,此诗所描述的是当时生活在常熟沙上人开垦江海交界处沙洲的情形,与后来崇明人开发沙洲如同一辙。

崇明人的祖先来自山东确有文献依据,而语言因受元朝统治者的影响,沙上话与山东话迥异,但沙上人有不少特殊习俗仍与山东相同,比如送灶神,沙上人与山东人相同,而与包括句容在内的苏南人不同,前者在腊月廿四送,后者则在腊月廿三送;沙上人爱吃面饼,家家会做,与山东人爱吃煎饼卷大葱雷同;擀面杖是沙上人家里必备工具,也与山东人相同,而苏南人不知擀面杖为何物。令人发噱的是,除几本家谱外,很难找到“崇明搬自句容”的其他根据。

综上所述,笔者从北方侉子落户南沙,到沙上人诞生,又到崇明土著,再现于刘长卿诗作之中;乃至今天的启东、海门两县,明明坐落江北,却乐于别人称他们南沙人,是诙谐,还是与他们远祖籍贯南沙有关?启东、张家港等地至今还自称沙上人,这些都发生在长江口沙洲上同一群体中,不就成了“崇明主体人群并非来自句容”的历史证据链吗?

(编辑:陈亚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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