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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观故里在高邮城中更靠谱

2018-11-07 09:48:32信息来源:《江苏地方志》2018年第4期浏览次数:字体:[ ]

秦观(1049~1100),扬州高邮人,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秦观故里究竟在城里还是乡下?最近发表的《秦观故里应在高邮城中》(以下简称“城中说”)和《秦观故里考辩》(以下简称“农村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观点。我认为,秦观故里“城中说”更靠谱。不当之处,请予指正。

秦观故里“农村说”能成立吗?

武宁乡秦家垛,即今三垛镇秦家村所在地,这里是秦观故里吗?且从“三论”提出质疑:

一论考古。从田野考古来看,唐、宋时尚在射阳湖中。春秋时,射阳湖是江淮之间水域面积最大的湖泊。邗沟东道曾利用古射阳湖通航。为了调查邗沟的水流方向,唐代李翱曾乘船沿着邗沟考察,他亲眼所见的是:“自淮沿流,至于高邮,乃溯至于江。”(李翱撰《来南录》,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李文公集卷十八》)即高邮一带是当时邗沟中南北水流的汇合点,也是邗沟水流方向的变化点,而射阳湖一带是邗沟所经地区地势最低洼的地方。清代胡渭曾形象地说:“高邮、宝应地势最卑,若釜底然。”即锅底洼。到了北宋,其水域周长尚达三百里(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四“楚州”条)。查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宋辽金时期》有一幅《淮南东路·附扬州附近》地图可知,当时射阳湖南缘已达三墩(今三垛镇)。光绪重锲《高邮志》(原刻于南宋)卷一载:“山阳河在州治东四十五里,南通樊汊镇,接甘泉、泰州界。北自三垛桥口入射阳湖,达淮安山阳界。”这就是说,位于三垛镇北的秦家村尚在射阳湖中。

“农村说”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却提出“倘若三垛镇北的秦家村在射阳湖中,那么秦家村北的临泽是否也在射阳湖中?”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临泽者,泽(湖、荡或沼泽地)边高地也,何况临泽在隋之前有100多年的建县史;而秦家垛只是一个村,一个县如何与一个村作类比?临泽在射阳湖边,但秦家村却在射阳湖中。

二论考据。秦观在高邮的活动范围主要在高邮城区及近郊,而今天的三垛镇、武宁乡、秦家村都没有一星半点秦观活动的遗迹可寻。从今天的三垛镇编印的历代文人咏三垛可知,不仅宋代,就连元、明、清、民国,甚至新中国建立后,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前,没有哪位文人咏叹过秦观故里“农村说”。王引之的弟弟王敬之是第一个误传秦观故里“农村说”的,但他在咏三垛时,也没有提到三垛附近有秦观故里;兴化高谷是明永乐进士,做过工部尚书兼大学士,高邮贾田祖是与王念孙“晨夕过从”的扬州学派先驱之一,他们在咏三垛时,都没有提到三垛附近有秦观故里。

三论考实。秦观5岁回到高邮,37岁中进士离开家乡,他在高邮生活了32年。这32年是如何生活的呢?按“农村说”,他住在三墩乡下。当时从三墩到高邮,既没有驿站、马路,开门见水,出门上船,交通与联络都很困难。去高邮城需七八个小时,即使早上6时上船,也要下午2时才到。要上学,学校办在城里,他每天要从三墩上城;要到东岳观读书,读过书怎么回家?他喜欢旅游、交友,朋友到高邮来拜访他,他怎么知道?知道了又怎么接待、怎么住宿?由此可见,“农村说”不符合秦观上学、读书、交友的客观实际,只有“城中说”才能合理解释。

总之,唐、北宋时期,秦家垛(村)还沉在射阳湖中,那里没有可能成为秦观父、祖辈落脚谋生的地方,那里也没有任何秦观活动的遗迹,那里也没有符合秦观上学、读书和交友的客观条件。既然如此,秦观故里“农村说”还能成立吗?

秦观故里“城中说”是否更靠谱些

一、“城中说”符合秦观诗句自述

在此,且举三例:

第一,秦观《淮海集》卷四《送少章弟赴仁和主簿》:“我宗本江南”,“中叶徙淮海”。这里的“淮海”,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后来成了行政概念,如王象之《舆地纪胜》:“淮南东路 扬州(江都、邗沟、淮海、广陵、荆国、吴国、南兖、吴州)”,证明淮海与江都、广陵一样,都是宋代扬州的别称。更让人惊喜的是,在同一本《舆地纪胜》里还记载“淮南东路 高邮军(淮海、广业、神农郡、承州、邗州)”,证明淮海与神农郡、承州一样,都是宋代高邮军的别称。王象之的记载表明,“淮海”可以指扬州,也可以指高邮。在本文语境下,我们更倾向于指高邮。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秦观别号“淮海居士”,是自称高邮人;宋孝宗乾道癸巳高邮军学刻《淮海集》,其后集有《淮海居士长短句》三卷,承认他是高邮人。

第二,秦观《送孙诚之尉北海》:“吾乡如覆盂,地处扬楚脊。”查《辞海》“乡”有4个义项:(1)基层行政区域单位;(2)泛指城市以外的地区;(3)处所、地方;(4)出生地、家乡。对照本诗,应取(3)(4)两项,即处所、家乡,不仅指家乡高邮,而且指处所高邮城,因为只有高邮城区地势较高,城周围地势较低,形如一只倒扣的水盂;而秦家村是一个低洼的地方,不在“扬楚脊”上。

“农村说”认为:“吾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他虽是乡下人,但仍可以高邮人自居,事实上,由于他名气大、交友广,更多地是以扬州人自居。”我认为这个回答偏题了,我们讨论的是秦观是乡下人还是城上人,而不是他能不能以高邮人或扬州人自居,难道他作为城上人就不能以高邮人或扬州人自居了吗?

第三,秦观《还自广陵四首》其一云:“坟墓去家无百里,往来犹不废观书。”秦观先人之墓在扬州西山秦家庄,每年清明节秦观都要去扬州祭扫。从空间来说,秦家庄离高邮不足100里,证明秦观故里在高邮城中。而从高邮城到三垛镇45里,再到秦家村更长,则如果从三垛镇秦家村到扬州西山秦家庄,肯定大大超过100里,与秦观诗句不合。再从时间上说,从扬州西山秦家庄到高邮城,既然“无百里”,当然可以“往来犹不废观书”。但从今三垛镇秦家村到扬州西山秦家庄,先要乘船西行到高邮城,单是这一段就得花七八个小时,再加上高邮城到扬州西山的时间,花一天时间来回肯定是不够的,怎么能说“往来犹不废观书”呢?

“农村说”认为:“如果绝对地、刻板地理解诗中的句子,那么‘白发三千丈’‘千里江陵一日还’就没法解释,诗人的浪漫常通过夸张的手法表现。”这个回答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诗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分,“白发三千丈”是浪漫主义的夸张,无可厚非;“坟墓去家无百里”是现实主义的记录,不可等同看待。

二、“城中说”符合宋代人对秦观故里的认知

一是《舆地纪胜》记载:“乔执中,字希圣,高邮临泽人,仕于朝,为给事中。绍圣二年,出知郓州,与孙(觉)、秦(观)齐名,号曰三贤。秦观,字少游,高邮人,习制科,擢馆职,与张耒、黄庭坚、晁补之号为四学士……”同为高邮人,乔执中被称为“高邮临泽人”,秦观被称为“高邮人”,而不称“高邮武宁人”或“高邮三垛人”,说明秦观就是高邮城中人。

二是杨万里《过高邮》:“一州斗大君休笑,国士秦郎此故乡”。“州”当然指“高邮州”。“一州斗大”是形容高邮城很小。杨万里认为:虽是很小的高邮州城,却是国士秦观的故乡;如果按“农村说”,就不可以用“斗大”作比喻了。

三、“城中说”符合明、清嘉庆前秦观后裔对秦观故里的认知

查阅秦志豪2005年6月编印的《锡山秦氏宗谱》,内收录了从明代嘉靖初到民国十七年整四百年间的18篇《谱序》,从中看出了从“城中说”到“农村说”的衍变过程。最早的《锡山秦氏宗谱》是明嘉靖七年(1528)由锡山世系七世孙秦金编修的,他在《谱序》中说:“吾宗先望会稽,后徙淮海。”这个说法合乎秦观自述。

过了两百多年,锡山世系十六世孙秦蕙田重修宗谱,成清乾隆丙寅(1746)《锡山秦氏宗谱》。他在《谱序》中说“吾宗秦氏自受姓以后……唐时籍属会稽,天宝末分徙高邮左厢里。今谱之可考者则自宋淮海先生始。”这个说法也合乎客观实际。案:唐宋时期县以下的行政管理实行乡闾制:农村实行乡里制,乡有乡长,里有里长;城区实行闾里制,闾(厢)有闾(厢)长,里(坊)有里(坊)长。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有一位新科进士叫江献可,他在《同年小录》上登记的“本贯”(籍贯、住址)就是“扬州高邮县左厢仁义坊”,也就是高邮城中人,可见秦蕙田所说的“高邮左厢里”是指高邮城中,这也是秦观故里“城中说”最早的、也是最权威的表述。

又过了七十多年,锡山世系十八世孙秦瀛再次重修宗谱,才首倡秦观故里“农村说”。由此可见,锡山秦氏持秦观故里“城中说”,至少达二百七十多年。如从“天宝末”算起,则达一千多年。

“农村说”承认高邮城里有秦观故居(《高邮》,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但又辩称:“故居不等于故里,左厢不等于左厢里,西邗沟不等于东邗沟。”先说“故居不等于故里”,秦观早年不可能生活在射阳湖中,他在高邮城中既然有房子可住,高邮城中当然就是他的故里了,这里的故居就等于故里。再说“左厢不等于左厢里”。“农村说”举明隆庆《高邮州志》所载“州治所统,在城为厢,在乡为里”,认定左厢里是“在乡为里”的里。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城中说”介绍过,“在城为厢”这个“厢(闾)”与农村里的“乡”平级;城中也有里,这个里与“坊”平级。闾里制就是这么规定的,南京城里至今还有文德里、居安里等遗迹可证,怎么能说只有“在乡”才能为“里”呢?因此,“左厢”不等于“左厢里”是不对的,左厢等于左厢里,左厢是左厢里的简称。

为什么要研究秦观故里?

有人说:秦观故里反正在高邮,在城在乡有什么争论的必要?甚至认为,对诗词及其他历史资料的解读不能太拘泥,如果一味拘泥,不是解读人无知,就是别有用心。我的答复是:研究秦观故里,是为了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既不是意气之争,也不是利益之争,更不是别有用心!

由于对秦观故里的结论的分歧,已经影响了我们对秦观史料和诗文的解读。试举四例:

例一,对秦氏家谱等历史资料的解读。“农村说”认为:“我在文章中说‘秦少游的祖先迁徙到高邮武宁乡左厢里(今三垛镇少游村)’是有根据的,有各种史料和多本家谱相互印证。”“城中说”认为,“农村说”引用的资料都源于秦瀛所编嘉庆己卯(1819年)《锡山秦氏宗谱》,但该家谱的说法明显与秦金、秦蕙田不合,秦瀛也没有解释变更的理由,怎么让人信服呢?“农村说”至今未作出任何解释,反而用一些不着边际的形容、猜测语句,如“几代人寻根问祖,不忘乡愁的艰难探索”“它不会空穴来风、信口雌黄”“潜心增补修订,辨误补缺”“又经时贤釐正,遂成善本,筚路蓝缕,功不可没”等等,来糊弄、搪塞一番,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考辩”吗?

例二,对秦观《田居四首》的解读。唐圭璋先生认为:“关于人民的疾苦,他在《田居四首》诗中也有反映。农民虽然一年到头辛苦,可是过不着好日子,‘得谷不敢储,催科吏旁午’,可见当时官吏的凶悍以及他对农民受剥削、受压迫可悯的同情。”(唐圭璋著《词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44页)而“农村说”却认为:“少游生长乡村,久习农事……他亲自从事耕作,故对四时农家生活,娓娓道来,历历如绘,十分亲切。其中,既写田间稼穑之艰辛,又写邻里往来之欢乐,同时对农民交税、官吏催租亦有所反映。”一个说是“对农民的同情”,一个说是自己“稼穑之艰辛”,到底谁正确呢?

例三,对秦观家庭经济状况的解读。揭示秦观家庭的经济状况,即摸清楚秦观是穷人、富人或是中产人家?“农村说”认为,秦观家穷得靠种田为生,秦观已经“是一个荷‘犁锄’、着‘芒屦’的农夫,从晨起与妻儿叮咛絮语,到途中相邻笑语喧哗,从田野芬芳景色,到人们辛勤劳作,写的都是亲力亲为,这是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是‘农村说’的佐证。”但根据秦观自述:“敝庐数间,足以庇风雨;薄田百亩,虽不能尽充饘粥丝麻,若无横事,亦可给十七”(《与苏公先生简·三》);“更遇岁饥,聚族四十口,食不足”(《与苏公先生简·四》),两简作于元丰二年(1079),秦观30岁时。那时家中有40人在一起生活,按照一祖(承议公)二父(元化、定)四兄弟(观、觌、觏、规)计算,三代同堂约20人,其余当是勤杂人员。秦家的生活来源主要是祖父承议公和叔父秦定当官的收入,以及后来田产收入。除维持40人日常开支外,现已知的就有三笔大开支:一是置产,包括“敝庐数间”和“薄田百亩”;二是漫游,特别是30岁前后,曾到历阳(今安徽和县)、徐州、会稽(今浙江绍兴)、扬州、楚州省亲访友、探古览胜,有时也会寄迹青楼;三是上学和三次应举,分别在元丰元年、五年和八年,要往返京师。再从他的婚姻状况来看,那个时代是讲究门当户对的,秦元化的亲家徐成甫也是个当官的,他的妹夫(即秦观夫人徐文美的姑父)李常宁(字安邦)还是个状元。像这样的家庭,说秦观是个穷人实在不像,富人若不达标,至少也算是个中产人家。

例四,对秦观《蚕书》的解读。据南宋嘉定时人孙镛调查,“高沙(高邮别称)之俗,耕而不蚕。虽当有年,谷贱而帛贵,民甚病之。访诸父老,云:土薄水浅,不可蓺桑,予窃以为然。”(《蚕书跋》)又,秦观称:“考之《禹贡》,扬、梁、幽、雍,不贡茧物。”“农村说”对这些史料视而不见,反而说:“蚕书的产生,则是由于夫人养蚕,自己长期留心观察的结果”。“城中说”认为,当时的高邮,既不适宜养蚕,也确实没有人养蚕贡茧,何况徐文美是城上人,又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她怎么会去养蚕并成为养蚕能手呢?因此,我们只能承认她爱蚕,喜欢听养蚕方面的故事。当秦观说到在游历和赴考途中,分别在吴中和兖州见闻养蚕的故事,徐文美听了很感兴趣,并参与了讨论。由于《蚕书》内容“有与吴中蚕家不同者,皆得之兖人也”(秦观语),但不含高邮蚕农的经验之谈,所以不能断定秦观夫人养蚕、秦观家是养蚕人家。

(编辑:肖维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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