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贯古今 底蕴厚重——新修《宿迁市宿豫志》读后

发布日期:2018-11-07浏览次数: 字号:[] 作者:陈 凯 来源:《江苏地方志》2018年第4期

新修《宿迁市宿豫志》历时八年,终于出版。面对这样一部皇皇巨册,令人不由惊叹编纂者的辛苦不同寻常,内心不禁生起一股由衷敬佩之情。出于对文献的敬畏,笔者不敢奢谈志书评论,仅以阅读这部志书的一些粗浅感受和不成熟想法见呈,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有益启示。

《宿豫志》是一部通贯古今的地方志书,其精要在于一个“通”字。从远古文化发展而来,一路走到21世纪,数千年的时空发展跨度、社会历史文化的沉积,不仅造就了宿豫灿烂的城市文明,更加在其历史上展现了时空沧桑的痕迹。由此通过编纂者们的辛勤工作,在这部志书中得以凝聚升华,不仅使我们震撼于其不同寻常的篇幅,而且在阅读志书内容的过程中,通过对不同专题部类以及历史文化史实在纵横维度上的把握,对于其时空演变历程及其历史特征有了较好的理解。当然一方面是这部志书中饱含古今通贯的历史精神与编纂理念,另者不得不归因于主编对于这部新修志书编纂的性质定位与规划布局之深远,换言之,就是得益于编纂志书最初的“通识”立意。

言及于此,就不得不涉及第二轮志书编修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到底是断代续修还是通贯创修,这是方志学界一直有所争论的问题。从近二十年来的修志实践来看,能修“通志”、敢修“通志”的,毕竟在少数,因为这不仅需要投入巨大的时间和工作精力,更因为通贯编修对于主编及修志团队人员的各项综合业务素质要求更高。新修《宿豫志》在通篇叙述中,时刻都注意贯穿“通识”理念,不仅叙述地方历史大事有原有本、本末兼备,而且在叙述专题部类、社会现象等横向门类的时候,注意到能够梳理出时空发展的线索,纵横交织,令人对其由来和演变有了更好的把握。对于这方面的阅读体会,在读了第9编《水利》、第22编《社会运动与变革》、第25编《治安司法》等专题性较强的横向门类之后,就会深刻感到,假如就事论事地讲这些门类的具体知识与现象变化,而不去梳理其时空演变的线索,达到纵横维度的通贯,那么要想很好地把握领会这些内容无疑是有难度的。

新修《宿豫志》的特色与成功之处,首先在于能够在编纂工作中贯穿这种“通识”的历史编纂理念,接续了方志发展史的优良传统。这部通志的精神,需要通过外在的客观形式展现出来,方能体现其通贯古今的气魄与纵横兼通的大格局。因此志书编纂者在对于新修《宿豫志》的框架设计上也是颇费心力的,这也是“通识”修志理念最为直接的展现。我们通过分析这部志书的编纂构架,就可以更为清晰深刻地体会到这部通志的不凡之处。这部志书卷首为史略和大事记,卷末有附录、编纂始末、索引、参考文献等内容,其基本框架结构,以“编”统“章”,以“章”驾驭“节”“目”,纲举目张,框架内在逻辑体系严密。例如第8编《城乡建设》,分为城市规划、城区建设、村镇建设、城市管理4章进行专题叙述,且各章之间的关系,层层递进,由宏观的城市规划出发,视角逐渐下移至中观程度的城区建设与微观层面的村镇建设,三位一体,有着“具体而微”的动态展示和多维考察,然后再进而上升到城市管理的层面进行综述,体现城市现代化管理对于城乡建设规划的要求。逻辑理路严密,层级较为分明,看似不经意地胪列展现,实则有编纂者深刻的理论思考与宏观把握。再看第29编《文化》,这也是志书中编写得较为成功、具有鲜明特色的综合部类,首先阐述报刊、新闻、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体媒介形式,因为这是文化保存与传播的有力载体,是为物质基础;其次,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离不开专业部门的指导和工作实践,因此第3章系统概述文化单位,包括文化馆、图书馆、档案馆、表演团体等具体文化机构,介绍其发展沿革与职能所在,在此基础上撰述第4章《文艺演出》,将不同文化单位部门的具体职能与文化活动分类进行了概述;第三,分为地方文艺、文学艺术创作、文化市场管理、地方志、档案各章,对宿豫区地方文化的实态进行了细致叙述,不仅有静态的档案、方志,更有动态的文艺形式与文学艺术创作,而以文化市场管理这一章居中驾驭,统合协调地方文化各种形式的管理调度,动静结合、纵横交织,将地方文化从不同视角和层面进行了分类详析。这种写法较之平淡乏味的横平铺叙,将各色文艺形式、文体机构及其职能等内容概述介绍,无疑显得更为高明。

更值得称赞的是,这部志书的编纂者,为了突显地方特色所在,将本属文化编的“文化遗存”单独提出、升格立编,进行重点叙述介绍。不仅有传统的古代物质文化遗存,而且还用较大的篇幅详述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对这些生动鲜活的民间工艺、技术、传说、故事,以及待开发的非遗文化的细致挖掘,相信这些内容对于有志提升地方文化水准、挖掘文化创意产业潜力的人来说,是一笔无形的精神资产,很好地展现了新修方志资治、利世的效用,这也是编纂者们对于地方历史文化的热爱、用心之良苦所致。

再看体例与体裁。要领会这部志书编纂者对于框架层级设计的用意,必须很好地吃透编修志书的凡例,因为这是志书编纂设计的大纲与全书灵魂之所系,是编纂这部志书的蓝图。这部志书对于发凡起例所下的工夫实在令人钦佩,看得出这不是敷衍文章了事,而是编纂者们条分缕析、字句斟酌的产物,贯穿了浓厚的研究精神,从顶层设计上保证了这部志书的质量水准。这部志书的凡例部分,分为通例(即总则)、分例、特例、行文例4个部分,除了通例与行文例更多地属于编纂技术规范要求与基本编纂原则理念之外,其分例与特例的确定,尤其能够突显这部志书的鲜明特色。例如在特例中说道:“本志为反映地方特色,除设立政区地名、资源特产、文化遗存、著述、方言、人物等编外,把具有地方特色的古黄河、中运河、骆马湖升格为两河一湖编。把域内所特有的石英砂——玻璃制造业升格为玻璃工业编。为突出蚕桑生产,在农业编中单设蚕桑业章。为凸显宿北大战在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军事编中设宿北大战章。为突出杨树生产,在农业编林业章中单设杨树产业节。”在志书的框架设计中确实将这些凡例原则逐一落实,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又如关于人物传记与生平情况的记载,本志“分传略、简介、表录三个记录层次……在专志各编中采用以事系人和以人系事的办法记载相关人物。”对于人物的记载,应当视其重要性与相关联程度,在记载层级与体裁上有所区别,除了本地区的历史文化名人要专门立传予以记述流传,在专志各编(例如文化遗存)必然会零星涉及甚至部分重复此前提到的人物,那么究竟是照搬照抄,还是进行一定的简化处理,这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斟酌损益。志书编纂者所采用的“专志各编中采用以事系人和以人系事的办法记载相关人物”的办法,借鉴了传统史学书写中的“互见”“参见”笔法,并做了一定的改进,同时又能较好地利用表谱形式,将相对次要且内容烦冗的人物传记信息予以简化处理。这样经过表谱化的人物传记材料,在阅读和检索利用上反而更加便利,同时有助于突出重要人物的传记资料价值。通过利用不同体裁的剪辑,将地方志书中篇幅体量最为浩繁的历代人物传记进行了分类处理与简化包装,区分其重要性与关联程度,不仅如实反映历史,而且对于读者利用资料、阅读志文都有较好的引导作用。

从新修《宿豫志》的编纂体裁来看,与通志编修的理念相互配合适应,综合运用志、传、述、图、表、录、附等体裁,“设地图三十幅,附记专记六十四篇,表七百三十一张,图约四百张”,真正做到了诸体并用、图文并茂。这些体裁的运用,当得与修志凡例与编纂理念紧密配合,同时要充分考虑和预计这些体裁的运用对于阅读利用志书所产生的积极效应。例如就图、表而论,不仅起到简洁显明的作用,使得在利用检索志文内容的时候一目了然,而且对于某些过于专门或难以用语言精确表述的记述对象,用一幅图表就能非常生动地说明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看,图表所起到的重要价值,丝毫不下于编纂者的字斟句酌,确实是各显其长。

以上从这部志书“通贯古今”的特点出发进行分析论述,认为编纂志书的理念、编纂构架、发凡起例、体裁运用等不同模块的有机组合,在编纂者通识理念的引领下,充分发挥各自作用,展现志书的地方特色与编纂优点所在。当然这些作用与目的之实现,都要有一个非常实在且“厚重”的物质基础,即志书之内容本体。脱离这个最重要的基础,不在这方面下深刻的工夫,一切再完美的方案构思,无异于天马行空、纸上谈兵。新修《宿豫志》的编纂者正是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一开始就认真地抓志书文本的质量。在修志过程中,“尽量吸收前人的修志成果”(志书凡例之通例),同时以“人文立志”为基本理念,遵循“明古详今”的原则,着力加大志书人文、社会方面内容的记载,重点突显其地方人文特色。这些经验确实值得方志界相关同仁以及正在进行新修志书编写的各地方志工作者认真学习借鉴。

“厚重”,是笔者在阅读之后的最大感受。当然这并非仅仅是感慨志书的体量与规模庞大及文字篇幅厚重,形式上的厚重感,而是来自于其内在的积淀,浓缩、凝聚时空的历史厚重感。

新修《宿豫志》的底蕴厚重,在形式上表现为文明底蕴之厚重,换言之,就是这部志书以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作为撰述的基础,并且能够综合运用各种修志体裁,在编纂志书体例纲要的指导引领下,多维地通过文献资料价值的展现与发掘,生动地展现了宿豫地区数千年城市发展演进过程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积累的厚重。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这部志书给予我们在视觉上和精神上的震撼,首先是浓缩、凝聚时空的历史厚重感,而这种震撼和惊叹,就是深深地蕴藏在志书浩博广大的资料之海当中。当然这种志书文献之浩博,并非刻意地掉书袋或者獭祭史料,而是本着“明古详今”的原则,遵循史料文献批判考证的基本研究方法,将得到印证的、符合编纂原则的地方文献资料,积极吸收到志书编纂中,从而使得这些本来在类型、性质、甚至职能功用上全然不尽相同的原始材料,能够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发挥存史、证史、探史的功用。

新修《宿豫志》的底蕴厚重,在内容上表现为文献底蕴之厚重。文献是社会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文明演进历程的重要承载与见证,志书在这一方面的特征,同时也是第一点“文明底蕴厚重”的重要物质基础。相对于浙东、姑苏等素来号称文献之邦、文献名邑的地区或城市而言,宿豫在学术史或文献发展史上的地位或许有所逊色,但是我们在这里指出的,这部新修志书所具备的文献底蕴之厚重,不仅表现为这部志书编纂所采用的多方面综合性的地方文献与档案史料,使得全书的规模与体量给人以厚重扎实之感觉,而且表现为在加工处理材料、审订查考资料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对于文献的“敬畏”态度,以及具备工匠精神特质、勤于征文考献的审慎的工作理念。通观整部志书,所运用的原始档案文献的类型颇为丰富,不仅有相关职能机构的专门统计数据资料,还有口述访谈与回忆性文字整理内容,不少内容因其来源的唯一性和独特性显得分外珍贵。例如第22编《社会运动与变革》之《社会运动》一章,记述当年“整风整社”运动的实际情况时,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细节,补充丰富史料认知,在所附材料中,整理征引了宿豫区档案馆所藏〔1960〕154卷宗内容,以古城公社王庄大队“五风”情况调查的详尽案例进行说明,为人们了解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提供了可靠的印证。

这部志书在编纂过程中,大量且充分地利用了难得一见的地方档案文献,以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和数据信息,再现了当年的历史真实。这些材料是难得一见的,以其数据详尽可靠、内容丰富见长,是研究中国当代史、社会学的重要史料数据基础。同时,在运用口述访谈资料方面,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对于各辑《宿迁文史资料》、《宿迁名人录》等地方人物传记文献进行了较好地吸收与占有,从中整理挖掘重要的回忆与访谈文字,与史实、数据相印证,丰富对于历史事件或制度措施的认知。在志书终审验收阶段,对于已经比较成熟的第22编《社会运动与变革》之《“文化大革命”》一章的内容,编纂者又邀请“文革”中两派代表人物进行座谈,吸收双方合理意见和建议,增加“军管”一节。这种征文考献的工作态度,补充相关章节的口述访谈与回忆资料,增强了对于历史问题认识的准确性,同时也及时补充和抢救了珍贵的地方政治运动史料。

第三,学术底蕴之厚重。这部志书并非是简单的文献资料堆砌。对于资料的取舍考订,本身是编纂志书必备的业务环节,同时也是保证志书文献价值与学术水准的最基本的关口。然而一部志书能否成为传世之作,能否经得起相关领域研究者以学术批判的眼光进行审视与考察,其中所记载收录的文献资料是否经得起考证,能否真正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最新的资料,这些都要取决于志书编纂工作中是否贯穿了学术研究的理性精神。换言之就是要看这部志书是不是按照学术研究规范进行编纂的,是不是充分吸收了学术研究的相关成果以及理论主张,并积极转化为志书编纂的基本理念。纵观我国的方志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特征,宋元方志的学术价值普遍较高,往往为后来学者所称赞。之所以有如此的现象,是因为当时很多有名的学者积极参与地方志书的编纂,将学术理念贯穿于具体的编纂活动中,特别是一些文史兼长的学者参与志书编纂,不仅提升文本的可读性与文学审美水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重点从传统史学编纂体例出发,遵循史书编纂的义法,以此高标准来对待志书的编修,按这样严格的标准来打磨志书,方能造就不朽的名山著作。反过来看,到明清时期,官修志书普遍虚应故事,虽然各级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有不少的投入,也聘任博闻大雅之学者编纂志书,但因为主政者多是因循旧章,不能与实际主事的学者积极配合,因此编纂出来的志书普遍存在资料堆砌、考订不精、义例不严等弊病,较之宋元名志的传统愈加遥远不可及。我们通过这样的比较,才能深刻认识到胡乔木同志所说修志“是做学问”论断的正确所在。

当今学术界对于各种资料文献的批判审视眼光愈趋严格,特别对于资料性文献著作尤其如此,因此新修志书要在著作之林站稳一席之地,其生命线固然是在志书的质量——文献资料价值上,但是本质仍在其是否具有学术性、是否符合学术规范。一言以蔽之,学术性是真正衡量新修志书水准的唯一尺度。新修志书的编纂工作,一方面要立足本地区具体的业务实践工作,但更重要的是不仅需要积极吸收占有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同时必须引入学者修志、指导志书编纂的机制,从专业学术的高度保证志书的生命线,有效提升其文献价值。值得肯定的是,在这一方面,新修《宿豫志》编纂团队,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吸纳学术因素,从而提升了志书的学术水准,这才是这部志书获得好价的最根本因由所在。

新修《宿豫志》在编纂工作启动伊始,就聘请著名历史学家、方志学家仓修良教授为顾问,指导志书的编纂工作。仓先生以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厚功力探索方志学,出版多部著作,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不仅对于方志发展史的研究有着深刻的造诣,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积极参与修志与评志的实践活动,将理论研究与修志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对于新方志编纂学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和系统的理论主张。对于第二轮志书编纂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反思,仓先生近年来通过撰写论著和指导修志等具体形式,通过不同途径鲜明地展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其中较为重要且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提倡编修通志、艺文志必不可少、志书在内容记载上要注意突出重点和反映特色、对于“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害及其影响要如实记述等等。在编纂《宿豫志》过程中,仓先生多次莅临指导修志活动,解答疑难,通过志书编纂者的虚心学习和不懈努力,最终能够较好地在新修志书中落实这些学术观点,并以此为指南,用以建构志书框架以及决定相关篇目的资料取舍。例如在修志工作启动不久,主编就想创修通志,这个理念正是得到仓先生的大力支持和理论指导,并最终得以付诸行动,因此这部通志的编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仓先生关于新方志编纂学的重要理论实践成果。此外,志书在卷上史略部分,用了将近1/4的篇幅记述20世纪50年代以来至“文革”结束的历史,真实且客观地记载历史事实,再现当年的真相。不仅如此,为了记载和保存更多的珍贵史料,起到存一方之史、以历史为鉴的功效,志书编纂者在第23编《社会运动与变革》中,不仅设立专节记述“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整风和“反右”、大跃进、整风整社等重要内容,而且设立专章,以稀见的史料和详尽的叙述再现当年宿豫地区所遭受的“文革”动乱,令人印象颇为深刻。至于编纂者在凡例中所说的反映地方特色、突显人文色彩等观点,更是与仓先生一贯的学术主张不谋而合。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志书的编纂团队,不仅有专业修志人员,还有一些专业部门工作者和高校专业教师参与其中。因此我们认为,这部新修《宿豫志》是“学者修志”的产物,其经验必将对今后各地编纂新志产生积极的影响。

总体来说,这部新修《宿豫志》不仅在时空断限和资料记载上做到了通贯古今、纵横交织,而且从其文献价值、内在底蕴来看,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其所蕴含的丰富文献资料和数据信息,必将成为相关社会科学研究者今后在具体问题的探索中值得去重视的有益参考。对“学者参与修志”工作模式较好的探索,编纂规划理念与工作流程,都值得方志界吸收借鉴。不可否认的是,志书中仍存在着一些小问题,有必要从学术批评的角度“从严而论”,目的是希望能够精益求精。兹稍举所见问题数则:例如志书上卷《史略》的导言部分(第2页)第一行,引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泗水》的相关史料,按正确的文献著录格式当作“《水经·泗水注》”,这是历史地理学科的通行规范。又,该段文字中提到东晋《疆域志》:“安帝义熙元年置宿预郡,治宿预县。”检索相关古籍文献目录,东晋时期并无所谓“《疆域志》”一书,就所引材料来看,乃是出于清代中叶著名学者洪亮吉所撰《东晋疆域志》四卷,这才是正确的文献出处与名目称谓。此外,在卷中第31编之著作章,著录杨鸿年先生《汉魏制度丛考》等著作,其中“《唐兵制考杂》”名目有误,当作“《唐兵制杂志》”。这些琐碎内容固然无关宏旨,但为了志书的严谨可靠性,希望能引起重视,在今后的再版或续修中及时改正错误。

最后想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志界同仁。第一,考虑到这部志书的体量太过于庞大,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不管是检索资料或者是专题阅读浏览,都有相当的难度,有关部门是否能考虑在此基础上删繁就简,编写一个地情读本,就相当于是这部志书的简编版,以十几万字这样的篇幅,综合记述宿豫区的古往今来。晚清时期各地受爱国主义思潮的影响,借鉴国外教科书体例,以旧方志为基础,编纂了大量的乡土志(乡土教科书),开启了近代乡土教育的先声,这一做法至今仍有其积极借鉴意义。第二,在当前大数据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开发利用志书所蕴含的信息资源,以提高志书的文献利用率和知识信息转化程度,从技术手段来讲,可以尝试开发线上资源平台,重视读志用志者的需求,积极引导读者用户,整合地方文献信息资源,从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角度,去重新审视这些厚重的地方文献。第三,对于志书中的方言、风俗、非遗等篇目门类的记载,除了详尽的文字叙述、精美的照片插图,是否可以用相关技术手段,将这些鲜活灵动的方言发音、风土民俗、非遗技艺等内容进行数字化和信息化,从而更好地保存这些珍贵的乡土文化记忆。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方志界已经在积极开展“影像方志”的编纂工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其实质就是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来保存这些社会文化记忆。今天我们编修新方志的工作,需要跨学科(尤其要重视信息资源管理的大学科专业背景)借鉴思路、拓展视野,提倡多学科成果运用,最终落实到如何有效开发利用地方文献信息资源、提升知识信息转化程度和数字化水平。这或许将成为未来编修志书工作的一个必然发展趋势。

附记:在写作过程中,惠蒙著名历史学家仓修良教授指导,在此谨申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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