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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苏州对上海电影影响及原因浅析

2018-12-06 08:49:58信息来源:《江苏地方志》2018年第5期浏览次数:字体:[ ]

电影是一种综合性艺术,通过对文学、戏剧、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的经验借鉴与吸收,成为一种成长迅速的艺术。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的印度沙龙内,路易·卢米埃尔正式放映了《墙》《婴孩喝汤》《火车进站》《水浇园丁》等影片,虽然是默片电影,但标志着电影时代正式拉开了序幕。上海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发源地,民国时期,上海电影获得飞速发展,与其毗邻的苏州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民国时期上海与苏州电影发展历程之概览

1896年6月,位于上海市闸北唐家弄的徐园主人通过怡和洋行从国外购得电影设备和影片,开始放映“西洋影戏”,这是电影在中国的第一次放映。到了1908年,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在上海修建了虹口大戏院,上海正式修建了第一座电影院。在1920年,但杜宇在闸北地区创办上海影戏公司,这是中国本土最早的影片公司。此后,上海出现了一大批如明星影片公司(张石川、郑正秋创办)、大中华影片公司(冯镇欧、陆洁、故肯夫创办)、百合影片公司、友联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等具有影响力的电影院,这些本土电影院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电影的发展。1929年前,上海各电影院装备的都是无声片放映机,1929年2月4日,上海夏令配克影戏院放映美国影片《飞行将军》,有声电影在中国第一次公映,掀起了有声电影在上海电影院的传播热潮。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的枪声打响,上海电影界人士于7月30日在明星影片公司召开大会,宣告中国电影工作人协会成立,8月4日,上海电影编剧导演人协会成立,号召电影工作者以实际行动为抗日战争服务,上海作为我国电影的中心,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符合时代潮流的优质电影。

上海电影传入苏州,在1910年左右,苏州人汪葆善在《应千日记》中写道,“宣统二年(1910)5月21日,华侨有梁姓与蔡姓者,携有影戏机器两箱,拟在劝业会场(在苏州阊门外留园路)内开演,其影片均耕牧方法,欲借此教育内地人民者”。这是关于苏州电影放映的最早记载。后来有《申报》中多次记载苏州放映影戏时的情况。12年后的1918年,商人王瑞南开出了苏州第一家影院,取名为“飞云影戏公司”。1927年2月2日在阊门外大马路民兴剧社旧址开办“中国电影院”。同年“苏州公园电影院”正式开幕。1929年有声电影开始传到苏州。苏州最早的一家专业有声电影院是位于观前北局的“东方大戏院”。1931年4月11日,苏州公园电影院放映了我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1934年成功筹备苏州电影制片厂,摄制成一部《儿童之光》影片。1927~1937年是新中国成立前苏州电影放映最活跃的10年,新建并改组了很多电影院。在苏州沦陷期间,共放映了280余部国产影片。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苏州很多电影院稍加整修后开幕复业。1947年吴县游艺协会提出了戏院存在的很多问题,同时为了改善待遇,吴县戏院业职工工会罢工,最后取得了胜利。这样规模的罢工,在苏州影剧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二、苏州对上海电影发展的影响

上海电影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期间,苏州从人才贡献、制作及传播等方面,对其产生、发展、成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人才贡献

民国时期,许多苏州籍人士,或有诸多经历后去到上海,或出生在上海,被上海新兴发展起来的电影产业所吸引,投身于这个行业并终身以此为业,他们当中有编剧、导演、演员,也有专门的电影拍摄人员,有的接受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等学校的专业教育,有的则是在实践中摸索,成了上海电影行业的领军人物,在上海电影发展的过程中,苏州艺术家为其做出了重要贡献。

1.编导

中国早期电影的编导主体,是来自苏州的所谓“鸳鸯蝴蝶派”文人群体。据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统计,“从1921到1931年这一时期内,中国各影片公司拍摄了共约650部故事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鸳鸯蝴蝶派文人参加制作的,影片的内容也多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翻版”。他们编导的影片在当时社会上掀起了中国本土电影的第一次高潮,他们为培育中国本土电影之花、推动中国早期本土电影的成长与成熟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是不容忽视的。早期中国电影几乎全面借鉴了鸳鸯蝴蝶派文学的表意策略,中国电影最初的几种类型,如爱情片、古装片、武侠神怪片、侦探片等几乎都来自鸳鸯蝴蝶派文学开创的文学类型,其中爱情片更是直接承袭了鸳鸯蝴蝶派才子佳人、好事难成的爱情故事格局。在这些鸳鸯蝴蝶派文人中,包天笑、徐碧波、吴永刚等这些吴门人士,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1)包天笑是这些艺术家中从事专职编剧的第一人。他改编的小说《空谷兰》被改编成电影,由于故事情节曲折动人;上映时颇为轰动、盛况空前,为明星公司赢得了13万元的票房收入,创造了默片时代的最高纪录。

(2)徐碧波(1898~1992),江苏吴县人早期中国沪外电影市场的扩展者,也是苏州公园电影院的创办者与苏州电影反映市场的开辟者,1925年任上海友联影片公司编剧,1931年,编写电影剧本《虞美人》,后被友联影片股份有限公司摄制成无声黑白故事片,本片是中国最早摄制的蜡盘发音有声故事片之一。

(3)吴永刚,1907年生于苏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4年当布景师时,在夏衍、田汉等人的鼓舞和指导下编写了电影剧本《神女》,联华影业制片厂的领导决定将它拍为电影并推荐吴永刚为导演。影片公映后,受到了各界群众的好评,尤其是许多进步电影工作者,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热情鼓励,称《神女》的成功是“今年(1934)下半年中国影坛的最大的收获。”

2.演员

演员是电影的表达载体,电影的感情要靠演员的演技来传递,好的演技可以很快地把观众带入情景,更容易让观众了解电影的中心思想,从而赚的好口碑增加电影的票房收入,电影公司才能获利。民国时期苏州籍演员遍布上海各大影片公司,其精湛的演技不仅为后世留下了经典之作,也让电影公司获利颇丰,并继而推动了上海电影业的发展。

(1)《海誓》由上海影戏公司拍摄,编剧、导演、摄影、洗印皆由但杜宇一人担任,女主角由苏州人殷明珠担任。她毕业于上海中西英文女校,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她学会了唱歌、跳舞、骑马、游泳、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她不仅是苏州最早从影的女演员,也是我国影坛第一位女明星。她天生丽质,摩登之至,1922年《海誓》首映于上海夏令配克影戏园,虽然这部影片情节简单,但殷表演极好,招徕了不少观众,很是卖座。

(2)王汉伦,苏州人,曾就读于上海圣玛丽女子教会学校,可以讲一口流利的英语。1923年在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明星”成立后的第一部长故事片《孤儿救祖记》中担任女主角,饰演贤媳余蔚如,1923年底影片试映于爱普庐戏院,剧中女主角这一悲惨的形象感动了不少观众,使人们不得不对中国电影刮目相看。同时,该片的问世,直接触发和加速了20年代电影繁荣局面的出现。

(3)宣景琳,1907年生于江苏苏州,1931年拍摄苏州作家姚苏凤改编的剧本《歌场春色》,由天一影片公司拍摄。1931年10月影片公映后相当轰动,南洋一带也争购发行权,国内外都很上座,天一影片公司赚了一大笔钱。

(二)制作影响

苏州对上海电影产生的制作影响主要体现在剧本创作、取景及技术支持等方面。

民国时期,上海电影的剧本创作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其中,苏州优越的地理位置及两地文化交流的增多,使得苏州地区的故事成为上海电影剧本创作者的素材,由此改编的电影在上海和苏州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如郑正秋根据1928年发生在苏州的黄慧如与陆根荣主仆恋爱的社会新闻改编导演的《血泪黄花》(又称《黄陆之爱》,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1928年拍摄),主要讲述黄慧如与陆根荣两人的恋爱,当时的社会背景对于这种主仆恋爱是很难接受的,陆根荣入狱并由于“有伤风化”被判处刑罚,但在律师的帮助下,最终无罪释放,并发扬了“婚姻自由”的新观念,名声大振。这部电影在肯定爱情坚贞的同时,讽刺了封建的门阀观念和依势压人的手段。影片在上海和苏州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电影院经常是场场满员,故事的内容成为两地群众街头巷尾讨论的热点。

上海电影的剧本创作,也深受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影响,鸳鸯蝴蝶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起源于苏州并在此获得极大的发展,它在时间上跨越了近代和现代,空间上影响了上海、京津乃至全国,创作了大量的在文学史、电影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品。例如,在1923年,以绘月份牌和杂志封面美女出名的但杜宇,集合朱瘦菊、周国骥等人创办上海影戏公司拍摄了由著名的鸳鸯蝴蝶派文人朱瘦菊编剧的影片《古井重波记》,这是上海影戏公司的第二部长片,在上海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反响,极大地影响了上海的其他文艺形式。这些鸳鸯蝴蝶派电影在当时社会上掀起了中国本土电影的第一次高潮,为培育中国本土电影、推动中国早期本土电影的成长和成熟做出了重大努力和贡献。

1937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马路天使》,堪称电影界的经典之作,由袁牧之导演,周璇、赵丹主演。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的配乐非常棒。据说是导演找来两首苏州歌谣,一首《哭七七》,一首《知心客》,由田汉改词,贺绿汀编曲,周璇演唱,这就是《马路天使》中的插曲《四季歌》《天涯歌女》。后来影片上映,唱片发行,周璇登上了电影明星和歌唱家的宝座。

苏州与上海风格的差异及相近的地理位置,使得苏州成为上海电影制作的重要取景地之一,苏州形象开始出现在上海电影荧幕上。1921年管海峰导演拍摄《红粉骷髅》,苏州人洪警铃参与了演出,1922年5月首映于上海夏令佩克影戏院,还吸引了不少上海的外国人前去观看,盛况空前。该影片大部分采用外景,在苏州外景地,拍摄双方水中搏斗的场面时,有一个饰演打手的演员,不幸溺水而死,这是中国为拍摄电影而献出生命之第一人。

此外,苏州也为上海电影的制作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持。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培养的人才沙子风创制卧式移动动画、符技透镜合成机架、微处理机动写字幕程序控制系统等,对上海乃至全国电影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三)传播影响

苏州电影放映是上海电影制作的重要链条。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文化的对内传播必然要经过苏州,电影产业的对内发展也不例外。民国时期,上海电影发展得如火如荼,这一新型产业为上海市民娱乐的同时,也引发了全国人民的兴趣,上海电影逐步向内地发展,苏州成为这一过程的“第一站”,而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苏州市民对上海电影的接受度远高于其他地方,于是乎,上海电影在苏州的放映受到了苏州市民的认可,据统计,苏州电影院最初播放的多是上海电影公司创作的电影,部分电影在上映后几经加映仍一票难求。1923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拍摄《孤儿救祖记》,1923年12月18日试映于爱普庐影戏院并大获成功,观众踊跃,好评如潮,在上海8家影院上映60天,创下当时国产影片的最高上座记录。1924年1月21日,《孤儿救祖记》被拷贝后运往各地,苏州的青年会播放了这一影片,观光者络绎不绝。

在上海电影行业取得一定成果后,许多苏州艺术家回到家乡开设电影院。1927年2月2日在苏州阊门外大马路由苏州商民吴道巽和报界先进徐志刚开办“中国电影院”。中国电影院开映时,1927年2月7日《苏州明报》曾作了报道:“阊门外中国电影院原定元旦至初三《八戒招亲》,初四至初六《半夜情人》,初七至初九《韩湘子》,今因上海大中国影片公司失慎,所有影片全数付之一炬,乃与共舞台黄金荣商量,以《樊梨花》开映。该片主角为粉菊花扮樊梨花、卢翠兰扮薛金莲。”2月11日至13日放映上海友联影片公司摄制的《儿女英雄》,2月14日至16日放映上海沪江影片公司的滑稽武侠片《海上客》。2月17日至19日放映上海快活林影业公司的9本故事片《哥哥的艳福》,2月20日至22日,放映上海朗华影片公司1925年摄制的九本故事片《红姑娘》。2月23日至24日放映上海友联影片公司1926年摄制的11本故事片,2月25日至27日放映上海开心影片公司1927年摄制的滑稽杰作《剑侠奇中奇》。25天共放映18本故事片,基本都是有上海的电影公司拍摄制作。

在民国十六年,徐碧波与程小青等在苏州五卅路公园内东斋对面,自建房屋,自备发电机,开设了苏州第一家正规的电影院——公园电影院,1931年4月11日,苏州公园电影院放映了我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也是苏州最早放映的一部蜡盘发音国产有声故事片。影片利用有声的优越条件,穿插了京剧《穆柯寨》《玉堂春》《四郎探母》《拿高登》四个节目的片断,这大概是观众在银幕上第一次听到戏曲艺术唱白。这部影片1931年3月15日在上海新光大戏院首次公映。二十多天后便运来了苏州上映。因为是中国的第一部有声片,同全国其他各城市一样,当时也轰动了苏州,受到苏州人民的热烈欢迎。同年11月16日,苏州公园电影院还放映了我国第二部片上发音影片《歌场春色》。这部描写家庭爱情纠纷悲剧的《歌场春色》,于1931年10月10日于上海“光陆”和“南京”两家影戏院首次和观众见面,35天后便在苏州公映,是苏州第一次放映片上发音国产有声影片。公映后,相当轰动。公司、电影院赚了一大笔钱。

利用与上海的紧密联系,许多影片在上海电影院播放后一到两天即可在苏州放映,有些电影甚至可以在苏州首映,由于苏州电影院票价较低、设备较好,吸引了众多市民前去观影,“日售满座”的疯狂情景使得苏州成为上海影片沪外放映的重镇,极大地推动了苏州电影的传播。

此外,苏州艺术家也通过编撰电影报刊,来推动上海电影的传播与发展。早期上海电影发展之初,人们获取电影知识的渠道很少,即使专业的电影人也很难找到合适的信息,顾肯夫、程步高、朱瘦菊等主编的《电影杂志》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最重要的电影刊物之一,宗旨为扶植中国电影事业、介绍外国电影先进经验,设有“艺术论坛”“影片评论”“新片剧本”“著名电影家小史”“电影界消息”等栏目,刊载了众多有独到见解和值得研究的文章。这些电影报刊通过传递电影理念、普及电影知识、提高观影素养,成为上海电影创新的窗口,电影文化传播的载体与电影市场拓展的路标。

三、苏州对上海电影发展影响的原因分析

苏州对上海电影产生如此影响绝非偶然,二者在诸多方面都存在着一致性,其中苏州与上海相近的地理位置、便捷的交通及经济、文化因素是其能够对上海电影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原因。

(一)位置与交通因素

苏州与上海相近的地理位置及两地便捷的交通是其对上海电影制作及传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苏州自身是一个城市圈,但它又是上海大城市圈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苏州又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构成上海大城市圈的有力支撑,上海离开了广大周边地区的支撑,尤其是包括苏州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密集区的支持,其地位将无从谈起。鸦片战争后,上海的地位迅速崛起,苏州反而成为上海的腹地城市。二者相近的地理位置及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二者中心地位的交替,为民国时期上海电影在两地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前,苏州与上海之间往来,已经有了小火轮,小轮船苏沪往来约十五六个小时,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开船到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就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往来苏沪间乘坐火车,只需两三小时,可云迅速。民国时期交通方式的变革,使得苏沪间各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例如使《申报》的传播也更加便捷。《申报》最初在上海创办时,苏州人民看不到当天的报纸,信局用脚划船送达需要十多个小时可能隔夜才能看到。而在京沪公路修筑后,《申报》由专车送达,苏州读者几乎和上海读者同时读得该报。“民国报纸里蕴含了很多电影信息,包括电影新闻、电影评论和电影广告在内,对于研究民国电影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上海又是中国早期电影的制片、发行和放映中心,所以《申报》对于研究民国时期苏州电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据统计,民国时期《申报》中光是有关郑正秋电影的消息和评论目录就已达到76条之多;“在1896~1915年间的20年之间,共有90余家广告商在《申报》刊登电影广告”,该刊中广告篇幅最多的是电影,同时在这20年内载有约70余篇涉及电影的报道;1932年11月至1935年4月,该刊发行《电影专刊》,很多电影编剧会在该刊发表影评,后来连载电影故事。如此之多的电影信息,冲击着苏州市民的视觉,吸引了苏州市民的好奇心,由此进一步打开了电影在苏州的市场,加速了上海电影在苏州的传播。

(二)经济因素

民国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与传播具有重大影响,苏州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上海电影得以在苏州乃至内地传播的重大原因之一。

清末民初的苏州,人们纷纷以抵制外货、振兴实业来表达自己的爱国主义热情,促成了苏州民间工业的第一次勃兴。根据民国二年《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记载:截止到1912年底吴县工厂数(大多是手工作坊)为76户,工人一万余人,全年总产值三百万元以上,可以说明吴县(苏州)近代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而这种欣欣向荣的现象刚开始显现时,就受到西方列强以大量的商品倾销和设厂的手段进行的打压,部分民间工业因无力竞争而纷纷倒闭。一战爆发后,列强因无暇东顾而暂时停止了对中国的商业打压,国货因此得以畅销。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经过艰难、困苦、曲折的道路而幸存的手工业者,深感必须将早已投入工业生产关系中去的商业资本彻底改组为近代工业资本,唯有这样才具有与西方资本主义抗衡的市场竞争力,而这起,苏州手工业进入到了向资本主义工业过渡的转折期。苏州手工业的快速发展促成了苏州早期市民阶层的形成,据《吴县志》记载,随着市民阶层的形成,人们对于娱乐的需求越发提高,电影作为一种新型的娱乐方式成为市民休闲活动的首选,苏州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也使得市民能够负担起这种休闲形式,此外,上海与苏州相近的地理位置、便捷的交通,使得苏州市民可以与上海市民几乎同时看到相同的影片,极大地提升了苏州市民的生活幸福感,也为上海电影开拓了广阔的苏州市场,使其得以快速发展。

(三)文化因素

民国时期,苏州话在上海的影响力最大。当时很多上海的有教养的人往往说苏州话,而不说上海话。由此可见两地文化关系密切,追根溯源来看,吴越文化和海派文化则是两地文化一致的根本所在。

吴文化对周边地区起到了巨大的辐射作用。在古代,上海位于东海之滨,长期以来处在江南的边缘;以苏州、南京及杭州为主要地域的江南社会,对发展较为落后的上海,具有极其重要的引导作用。苏州与松江府一衣带水,在地理上、行政上、经济上的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文化上更是同出一源。只是苏州作为中心城市,无论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市场繁荣、城区规模以及文化综合优势,松江府无法与之竞争。作为松江府辖下的小商业小城的上海,始终仰慕苏州,跟随苏州。因此,上海在当时被称为“小苏州”“小杭州”,由此可得出,苏杭对其影响较深。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了到了近代。太平天国战争以后,这种地位逐渐颠倒过来了,深厚、多元的江南文化哺育了上海的成长,而在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共同滋润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上海城市,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又对江南社会具有反哺作用。吴文化代表了古代江南文化的基本形态,海派文化则在现代江南文化历史上更具影响力。海派文化是在中国江南传统文化(吴越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开埠后传入的对上海影响深远的源于欧美的近现代工业文明而逐步形成的上海特有的文化现象。可以说,在近代百年中,在上海都市文化对全国各地的辐射影响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江南地区。上海与苏州这种文化上的一致性,使得两地市民对电影的认识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由于两地人才交流频繁,电影从剧本、拍摄到最终完成都深受吴地文化的影响,比如,电影桥段中经常出现小桥流水、吴侬软语等吴地文化的典型代表,对于两地市民都有很强的吸引力,电影这种新型事物将市民日常的生活搬到了大荧幕,这种市民所熟悉的文化表现形式更能够引起市民的共鸣,从而为电影在两地的传播提供了文化基础。

(编辑:霍晓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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