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研究中理论观点异同说(上)

发布日期:2018-12-06浏览次数: 字号:[] 作者:朱彩云 来源:《江苏地方志》2018年第5期

年鉴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兴起之后,品种数量日益增多,其理论研究也在不断开展,年鉴学正在逐步形成。但是年鉴研究中出现了百家争鸣,其中有几个理论争议颇多,下面逐一分析。

一、方志年鉴异同论

(一)志鉴趋同论

方志与年鉴尽管起源不同,体例存在一定的差别,叙事时限不一样,但它们二者却是殊途同归,二者正朝一个方向发展,日趋紧密,难舍难分。

1.相同点

(1)两者尽管起源不同,但本质无差别。方志起源于中国,年鉴起源于欧洲。“如果说在古代方志与年鉴因起源不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话,那么到了现在,这种差异已经越来越小,只有一定形式的差别而无内容及本质差别” “年鉴犹如百科全书一样,均出现在外国。我国古代没有百科全书,也没有年鉴,只有与百科全书相类似的类书和与年鉴有着近源关系的方志”。两者都是百科全书,“不同的来源并没有使之日趋两极分化,而正朝一个方向发展”。

(2)两者的定义相同。“地方志(别于部门志、专业志)和地方综合年鉴从记载的内容看,二者之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它们都是全面地记载一个地方一个行业的全面情况,只不过是方志是综合多年的资料而记述,年鉴则是综合一年的资料而记述。”

(3)两者的形式、使用价值、性质相同。“方志和年鉴都是工具书,又都是史书,地方志和地方年鉴又都可以视为地方百科全书。”“方志和年鉴均为史书。方志尽管有资治、教化、存史、辅政等各种功能,但它仍为‘史之别裁’‘史之一体’‘史之流也’。年鉴也是史册,它是一年一部的地方志,地方年鉴是地方编年史,是地方志一年的横断面和资料长编,而地方志则是地方年鉴的缩写和汇编本。如果说地方志是地方百科全书,那么年鉴则是编年体的百科全书。”

(4)方志与年鉴的体例没有本质区别。方志体例是横分门类,纵述历史。篇章节目体的方志的一二级类目与年鉴一二级类目都是基本一致的。

(5)从内容上看,年鉴和方志都是“科学的资料书”,都是把各个领域重要进展的情况全面地、分门别类地汇集起来的资料性连续出版物。

2.年鉴与方志的区别

(1)在时间上,年鉴一年一本,而方志则可若干年编写一次。

(2)记述方法上,年鉴偏于一般的记述,方志则偏于著述。

(3)在编写目的上,“年鉴首先立足现实,用现实资料,为现实服务。其次是完成存史和为续志积累资料的任务,而方志则首先是总结历史,以历史资料总结经验,揭示规律,资治当今,辅政地方,以垂久远”。综上所述,方志和年鉴殊途同归。年鉴界出现了“取代说”,典型代表蒋梦麟、向伟,主张用年鉴代替方志。此说始于20世纪20年代,向伟在1988年发表的《地方志与地方年鉴》一文认为:“地方性年鉴是地方志的编年史,是地方志一年的横断面,它每年连续不断出版,又是地方性的百科全书。在现实价值上,地方年鉴优于地方志,它讲究时效,传播信息及时,对观察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更直接,更积极主动。”“由于历史的原因,第一批社会主义新志书需要上溯百多年的历史外,以后的就可以过渡到地方性年鉴代替地方志,一年一修。这样,既可存史,又可及时地服务于社会。”“地方志的现代化, 使用地方年鉴来代替,这是历史的必然,社会的要求。” 与此观点相近的是一些同志提出的“方志年鉴化”,主张地方志应该向年鉴一样,改为条目体,变为工具书 。“长篇说”,此说始于20世纪30年代,典型代表黎锦熙、瞿宣颖等,主张地方年鉴是两轮志书的中继,年鉴是志书的资料长编,希望年鉴的基本门类与地方志书接轨 ,至今不少人持有这种主张。1938年黎锦熙先生说,志书“有此长编”,“只需益以沿革考证,而损其繁称琐录而已”,就黎氏的“长编”说而言,实与年鉴附庸方志的主张或说与当今主张的“年鉴方志化”主张相近。

(二)志鉴不同论

“年鉴与志书”是地方志概念的两个不同的资料文献载体,一个是近代或贯通古今,另一个是年度性。两者各有角度,各有功能”。所以两者在记述时限、编纂体例、内容表现形式、编纂要求方面存在着差异,不能画等号。

1.两者的差异

(1)二者历史渊源和产生背景不同。“中国年鉴是舶来品,源于洋务运动(1864年),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亦是工业经济产物。”地方志源于中国,代代延续,是地地道道的“国货”。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中没有产生过像中国地方志这种独特编纂体例和记述方法的文化载体。我国周边一些国家由于长期同中国有文化上的交流,在某个时期也一度编写过地方志,但是都未能延续下来。

(2)记述时限与编纂出版周期不同。年鉴以年为期作记载,汇辑上年度一定区域自然和社会历史发展里程性资料,按年连续出版。志书则是记述一定区域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封建时代,“曾规定60年修一次志书”。现在,一般为20年编修一次。

(3)内容的侧重点详略不一。年鉴记述内容是年度内的对于事物发展起重要影响或决定作用的人、事、物,或有存史价值的事物或事件。志书重点记述是事物发端、发展的过程与现状,力求通过其过程揭示事物内在联系与规律性。

(4)编写方式不同。年鉴基本编写单元是条目。每个条目是组成年鉴的细胞。条目之间没有所属、主次、轻重的内在严密的逻辑关系。志书则按照一定体例要求来记述资料,把资料经过一系列的加工过程,最后撰成志稿。因此,年鉴重在编,志书重在写。

(5)所用体裁不同。年鉴作为信息载体,从形式的视角看,它具有编年性、连续性和检索性。年鉴实行栏目化编排,设有栏目、分目、条目三个结构层次。其内容表述形式有文章、条目、图表、文献资料四种,以条目为主体。志书是按篇、章、节、目层次编写,其内容表述形式有述、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体。年鉴在中国以条目体为主。地方志有纲目形式,还有章节形式,都是文章体。年鉴以编年体为主,不排斥有时用纪事本末体。地方志则是以纪事本末体为主。

(6)资料取舍不同。年鉴资料主要是地方各类情况和数据,以及单位的重要特殊信息,年度特点和新意。志书的资料应是特定区域内以修志体例所规定的时限为范围的各种资料,包括历史沿革、自然地理、人文社会到风土民情。志书所提供的资料优势是系统性、宏观性,时间跨度长,空间覆盖面大。

2.年鉴与志书的相同(似)之点

(1)二者功能的相同(似)性。一是二者都具有史料的实录性。在资料性上都能以各自优势发挥着记事功能。二是都具有资政功能。志书具有显殊的资政功能,这是志书经久不衰发展的原动力。年鉴也为资政提供大量的决策信息与依据,同时亦为社会人员提供生产、生活信息。两者在资料与信息上各有千秋,志书侧重于官,年鉴侧重于民。三是都具有教化功能。年鉴和志书对读者来讲,都具有认识社会、认识事物发展规律,提高思想、文化素质等教化作用。四是都具有存史功能。年鉴首要功能是供人查考,服务当前,但也不排斥其存史功能。志书是因资料的纵向含量大和史事的故事性而具有久远的存史功能。

(2)资料性上的相同(似)性。志书出版周期长,一般为20年一修,信息传播速度慢,而且往往失去时效性,有信息滞后的弊端。而年鉴出版周期短,一年一鉴,传播信息快,信息转化率高。志书资料性有利于中长期决策,年鉴有利于决策者现实决策。年鉴与志书都是人们社会、生产、生活信息的集合体,被喻称“百科全书”。

(3)结构形式上的相同(似)性。年鉴与志书中的宏观和中观结构方式是相似的,都是“横分”设计,“以事分类”组合。所不同的是在微观层次上,志书的基本单元节或目是纵向记述,形成一个完整的记事单元。而年鉴的基本单元条目,是“横分”设计、横向组合的若干独立的记事单元。

(4)语言风格上的相同(似)性。行文力求朴实、严谨、规范、简练、流畅,秉笔直书,达到文约字丰。年鉴理论界出现了“并行说”,典型代表尚丁、赵庚奇等,认为年鉴和方志彼此相辅相成地平行独立地发展,二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既不应以此代彼,也不应彼此趋同。尚丁在20多年前发表《方志、年鉴比较说》一文中指出:两者“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它们是一对兄弟,应该各有所侧重,取长补短,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三)认同志鉴不同论

“替代说”主张和“方志年鉴化”主张,最大的误区是没有认识到年鉴与地方志在性质上、功能上、体例上等一系列的差异 ,把两种文化载体误认为一种了。实际上这两种文化载体是无法相互替代的。无论是“替代说”,还是“方志年鉴化”主张,其实质是要取消地方志这一种文化载体。事实是最好的回答,“替代说”出现至今已有约80年了,年鉴并没有替代地方志。黎氏的“长编”说,实与年鉴附庸方志的主张或说与当今主张的“年鉴方志化”主张相近。由于对年鉴性质上认识的失误,误把年鉴与方志捆绑为一类图书,又不妥当地归入史书,导致对年鉴功能的错误理解,不去强调年鉴要在‘新'字上下功夫,很好地为现实服务,为读者服务。这样,不可能编纂出富有时代气息的年鉴。年鉴是志书的‘资料长编',志书则是年鉴的浓缩本的思想影响下,年鉴越编越大,越编越全;进而又不适当地把地方志编纂工作中要求做到的“纵不断线,横不断项”要求年鉴。结果不少年鉴动辄便是百万言,面面俱到,行行不缺,线线不断,然而广大读者要查检的有价值的信息却很少,与年鉴强调“新、特、大、要”相矛盾。编鉴确实能为修志积累基础资料。但是,修志不能满足于年鉴上所刊资料,其他载体上的有关资料亦应大量收集,把所有资料进行一番深加工,才有可能编修出高质量的志书。志书既不是年鉴的叠加本,也不是年鉴的浓缩本。且不说年鉴与地方志是两种文化载体,选择材料的角度不同,要反映和体现的问题亦不完全相同。即使是编修20年年鉴总览,它也不可能是20年每一年年鉴材料的叠加或浓缩。即使“年鉴方志化”了,把每年的年鉴编成为“小方志”,20年后编修的志书也不可能是每年“小方志”的叠加或浓缩。它必须是在年鉴等大量资料基础上,进行一次再创造的深加工过程。所以,1938年黎锦熙先生说,志书“有此长编”,“只需益以沿革考证,而损其繁称琐录而已”,是值得商榷的。年鉴到志书的过渡是资料的进一步加工编纂的过程,绝不是简单的代数叠加。两花齐放,才有利于年鉴、地方志的发展和繁荣,才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替代说、长编说,方志年鉴化、年鉴方志化,都只能是一花独放,一花败衰,不利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在国外亦都认为年鉴和地方志是两种文化载体;在英文中,地方志为topography、local chronicles,年鉴为yearbook、almanac、annual。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也认为地方志与年鉴是两种文化载体。

综上所述,志书、年鉴是异中有同(图表、纪事本末体、文章)、同中有异(价值、资料、结构),也都有共同的记述风格(简洁),所以决定了两者间不能互相替代的平行关系。

二、年鉴书刊异同说

目前,国内公开出版的年鉴,大多数都以书号出版,只有少数以刊号出版。为此,有人提出年鉴是图书还是期刊的话题。

(一)期刊说

在《地方志工作条例》里,地方综合年鉴是书。在国家新闻出版署的规定和实践中,年鉴是刊。广东年鉴社每年都向省新闻出版局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提交年鉴材料,是按照期刊来办理的。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中规定:出版物是指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该条所指的图书,定义为:主要以印刷方式复制的,以纸介质为载体的可以重印的非连续性出版物 。196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期刊下的定义为“凡是同一标题连续不断,定期或不定期出版,每年至少出一期(次)以上,每期均有编号或注明日期的称为期刊”。我国有学者对期刊下的定义为:“期刊是有固定名称,用卷、期或年月日顺序编号,以印刷方式复制的,以纸介质为载体的成册的连续出版物。”年鉴是图书还是期刊,与出版形式无关,而取决于年鉴的本质。从本质属性上看,年鉴是期刊,属于期刊中的年刊。然而从实际出版形式上来看,目前国内年鉴多用书号出版,这完全是由我国特有的出版管理体制所决定的,与年鉴的本质无关。年鉴的期刊本质不能因为出版形式的变化而改变。工具书不等于图书,期刊也可以是工具书,年鉴是工具书性质的期刊。

(二)工具书说

其有利论证首先是《地方志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地方综合年鉴,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还有一些典籍、工具书所下的定义。1990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年鉴是“汇集一年内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按年度连续出版的工具书。”1993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年鉴是“汇辑一年内事物进展的新情况和统计资料,按年度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1999年版《辞海》:年鉴是“工具书的一种,汇集编纂前一年或最近若干年的各方面或某一方面的情况、统计、资料等,以供参考。一般逐年出版。如《中国百科年鉴》《世界经济年鉴》等。”1992年版《出版词典》:年鉴是“汇辑一年内全面的事实资料,综述基本情况,评述重大事件、最新成就,以及纵横比较、展示趋势的工具书。是一种逐年编纂出版的连续出版物。”1990年版《图书情报词典》:年鉴是“纪录与反映上年度重大事件、学科进展及有关统计资料的工具书,一般逐年编辑,连续出版。”典型代表孙关龙、许家康、沈永清等。

(三)资料性文献说

“地方综合年鉴是‘资料性文献’,不是‘资料性工具书’,这是由地方综合年鉴的功能决定的”。“工具书”和“文献”是有区别的,它们的主要功能和作用是不同的。2005年版《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工具书和文献的解释是:工具书是指“专门为读者查考字形、字音、字义、词义、句子出处和各种事实而编纂的书籍,如字典、词典、索引、历史年表、百科全书等”;文献是指“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工具书的主要功能是便于读者查考,具有备查性和检索性的特点;文献的主要功能在于存史性和参照性。”如果将年鉴列入工具书序列,因为它不能给读者提供字形、字音、字义、词义、句子出处的查考,是不符合年鉴为读者查考各种事实提供方便的功能和作用的。我国年鉴的服务对象主要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科研人员、高等院校师生、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以及编史修志人员等,在中国现阶段,年鉴还不可能“飞入寻常百姓家”,读者使用年鉴的目的只是查找他们所需要的各种信息资料,以便参考、借鉴,这符合年鉴的存史性和参照性(资政、育人)的主要功能,所以年鉴不是资料性工具书,而是资料性文献。典型代表为纪晓华、武星斗、唐剑平等。

(四)年刊性工具书说

认为期刊与图书是有明显区别的。但是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期刊与图书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说期刊是“有固定名称,用卷、期或者年、季、月顺序编号,按照一定周期出版的成册连续出版的图书”亦无不可。期刊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图书,图书也可以某种特定的期刊方式出现。他们的事实依据是:目前中国的年鉴,既有以期刊号出版的,也有以书号出版的。期刊与图书,在形式、内容、编写手段、出品目标上还是有所不同:期刊是以“刊登”“选载”来稿为主,年鉴是以“收集”“整理”信息资料为主;期刊主要供人阅读浏览,年鉴主要供人检索引用;期刊内容多以文章体式发表,年鉴内容多以条目体式记述;期刊文章多为记事本末体,年鉴条目多为编年体;期刊内容不必期期(或卷卷)连续(衔接),年鉴内容则必须卷卷连续(衔接)。根据这些不同,将年鉴称为刊物或杂志,恰如其分;将年鉴定性为资料性工具书,实至名归。韩松对广东年鉴的表述是:以年刊的形式编纂的内容全面、资料权威的公开出版的实用性工具书。作为工具书的年鉴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并不是图书,而是一种工具书性质的期刊。典型代表韩松、沈松平、崔震等。

(五)年鉴应该是资料性文献

年鉴有历史价值和参考价值。1.资料性文献说的理由。资料性文献和资料性工具书虽然二者都有资料性,但是工具书的主要功能是便于读者查考,具有备查性和检索性的特点;文献的主要功能在于存史性和参照性,年鉴因为不能给读者提供字形、字音、字义、词义、句子出处的查考,是不符合年鉴作为工具书的作用。在中国使用年鉴的读者群主要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科研人员、高等院校师生、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以及编史修志人员等,读者使用年鉴的目的只是查找他们所需要的各种信息资料,以便参考、借鉴,这符合年鉴的存史性和参照性(资政、育人)的主要功能。2.期刊说属于文献说。因为文献包括期刊、图书,所以以上的期刊说、工具书说都可以算作文献说,而期刊说、工具书说前加上资料性这一定语,增强了志书、年鉴的基本功用指向。所以年鉴是资料性文献的说法比较恰当。

三、中国年鉴与国外年鉴异同论

中国年鉴和国外年鉴的本质是否相同,没有人明确提出这个话题。但在一些年鉴著作中存在拿国外年鉴指导中国年鉴未来走向的现象,等同于承认中国年鉴与国外年鉴本质相同,年鉴理论界存在中国年鉴和国外年鉴本质是否相同的疑问。

(一)国外年鉴和中国年鉴的本质相同论

在1991年出版的《年鉴学概论》中,肖东发就对中外年鉴进行了比较,对它们之间的差异做了研究。崔震等人发现“无论是在讲话,还是论文或专著中,很多人都引用国外年鉴在出版时间、刊载内容、编排方式、发行数量、效益模式等方面的情况,来引证我国的年鉴应该往何处去。之所以进行这样的类比,其实质就是承认中国的年鉴与国外的年鉴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典型代表为肖东发。

(二)中国年鉴和国外年鉴本质不同论

中国的年鉴是舶来品,说明中国的年鉴和外国的年鉴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国外的年鉴在本质上也不一样,这一点,从英美等国家在年鉴的用词上就可以看出来。一般说来,英美等国家所使用的年鉴一词主要有三个:Almanac、Annual和Yearbook,其中Annual和Yearbook的意义相对比较接近。而Almanac和Yearbook在内容上则是有区别的,Yearbook一般记载上一年度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方面的大事,而Almanac除了收录新资料外,还记载相关内容的一些历史情况,具有较典型的小百科性质。依据《韦氏词典(The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中的范例,Almanac主要用于天文年历 (astronomical almanac 或者star almanac)、万年历书(perpetual almanac)百姓便览性质的内容,Yearbook主要用于如《橄榄球联合会年鉴(The Rugby Union Yearbook)》《人类体格学年鉴(Yearbook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等专业年鉴。“由此可见,Almanac和Yearbook是两种性质不一样的年鉴,或者说至少是不完全一致的两种年鉴。除去国外年鉴自身的不一致外,年鉴传入中国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年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无论是资料的来源,还是刊载的内容和服务的对象,都与国外的年鉴有着显著的区别。因此,中国的年鉴与国外的年鉴在本质上是有着根本的区别。”所以在对待国外年鉴的态度上,我们就必须结合中国年鉴的特点加以分析,而不是盲目的引证国外年鉴的情况,用国外年鉴的出版时间、刊载内容、编排方式、发行数量、效益模式等评论我国年鉴的现状。典型代表崔震、刘书峰等。

(三)中国年鉴与国外年鉴本质不同,但可以参考国外好的做法

其理论依据在历史起源、资料来源、刊载内容、服务对象、指导思想、出版目的等方面都不同。

1.来源不同

中国的年鉴是舶来品,中国的年鉴并不是来自历书的传统,而是大部分具有“官办”的色彩。年鉴最早是在16世纪出现在欧洲,是由历书演化而来。“历书是年鉴在古代的萌芽和它的原始形式,年鉴则是历书在新时代的丰富和发展”。

2.资料来源不同

“中国年鉴多是依靠行政力量进行征稿,然后由专门的编辑进行润色加工。这种‘来料加工’编纂模式,编纂工作的完成和质量高低,极大地受制于‘原料’的好坏。而大部分‘原料’其实水平相当有限,这也造成每年的年鉴都在低水平的重复循环中。提高年鉴质量,一方面在于编辑水平的提高,另外一方面也取决于原稿的水平。”国外年鉴如《老农夫年鉴》采用的是核心内容自行研发制作,一般内容采用来稿加工的方式,还聘请专业的髙水平公司进行协助,这就保证了全书核心内容的水准,也就是所谓的“核心竞争力”。一般内容的运作周期较长,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审稿、编稿,且征稿说明写得较为详细,有许多稿件来自于经验丰富的多次供稿的专业人士或专门作者,这也保证了《老农夫年鉴》一般性文章的水平。

3.刊载的内容不同

国外年鉴如《老农夫年鉴》作为大众的科普性知识读物,刊登一般性的有关自然与现代生活的内容,天气预报和日历是全书的核心。中国年鉴刊登年度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

4.服务的对象不同

国外年鉴如《老农夫年鉴》的读者跨越上至90岁、下至9岁的几代人,女性稍多,58%的读者的居住面积大约有1英亩或稍小一点的地方的农民或农场主。中国年鉴的服务对象则是机关单位的领导、研究人员、企业管理人员、投资者等。

5.指导思想不同

国外年鉴如《老农夫年鉴》都是以“新鲜、实用、有趣”为指导思想策划设计的,以服务受众的生活和生产为出发点,年鉴与受众的地位是平等的,态度是可亲的,交流是频繁的。中国年鉴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外年鉴的指导思想体现实用主义,中国年鉴的指导思想体现要在遵循政治思想为基本指导方向。

6.出版目的不同

国外年鉴如《老农夫年鉴》的首要任务是盈利,目的是服务百姓生活。而中国年鉴的出版目的不是为了盈利,而是在国家政策允许下开展的文化公益事业,发挥存史资政育人的目的。

7.运作方式不同

《老农夫年鉴》在经营方面充分发挥社会合作的力量,在零售、市场、广告、公共关系等多个经营领域只安排了8个业务人员负责,其中4人专门负责展示广告,另外4人负责销售,其他的经营工作交给4个专业公司完成。这种代理式的运营方式充分运用了社会专业力量,获得较高的工作效率和收益,也使得《老农夫年鉴》的销售、广告、媒体推广等工作有序而高效。而中国年鉴的经营水平整体普遍较低。从收入方面看,大部分综合年鉴为财政拨款,资金多为国家拨款加部分自筹。产业经营均不是中国年鉴的主要目标,往往在零售、市场、广告、公共关系等方面较少投入精力。以赠送为主,出版发行数量不多,群众知晓度低。因此,中国的年鉴与国外的年鉴在本质上是有着根本的区别。但国外年鉴如《老农夫年鉴》在总体上追求新鲜、实用和有趣的编撰指导方针,经营经验如品牌经营、销售方式、广告运营以及衍生产品和新媒体产品拓展,仍是十分值得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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