蹀躞东关街

发布日期:2018-04-11浏览次数: 字号:[] 作者:周 游 来源:江苏地方志

扬州有五百多条纵横交错的街巷,最古老最繁华的当属东关街了。

东关街位于古城扬州东北角,因为街道由西向东直抵东关城门,或者说直抵东关古渡,故名东关街。

这里有鱼骨状街巷体系,有夹巷、支巷、串巷,或长或短、或宽或窄、或直或弯,回环反复,首尾相连,内外相通……

这里有唐宋城址,有明清会馆,有古渡牌坊,有官府衙门,有高官宅第,有富商家园,有英雄故居,有才子逸事,有佳人芳踪,有市井民俗,有百年商号,有祖传秘方……

这里曾是运河沿线最为活跃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集聚地,是大运河沿线城市中保持和沿袭了明清时代的传统风貌的商业古街,是运河文化与盐商文化的发祥地和展示窗口,是扬州城市发展演变的历史见证……

2012年7月,东关街又翻开新页,“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金字招牌挂上了东门城楼,成为扬州古城旅游的热线。

到此一游,你会发觉东关街是一部耐人寻味的线装书,浓缩了扬州的千年历史与万种风情。

逸圃

逸圃是清末民初惠余钱庄老板李鹤生缔建的家园。抗日战争时期,逸圃曾被“汉奸军长”颜秀武据为己有。

《扬州市志》几乎没有关于李鹤生的文字记载,其生平像谜一样鲜为人知。

传说,李鹤生祖上就有逸圃,宋代著名诗人曾丰曾经光临,并作《逸圃》一诗,诗曰:

莫空劳晚景,宁小负清时。

天下复何事,汉阴殊不知。

桔槔时俯仰,畲插几盈亏。

吾策未为得,渠言得策谁?

还有一说,李鹤生见曾丰《逸圃》一诗颇合其意,故将家园命名为逸圃。

传说毕竟含有水分,我们无从稽考,只能半信半疑。不过,曾丰《撙斋集》(亦名《缘督集》)中确有《逸圃》一诗。

逸圃到底什么样子?这里又曾发生过怎样的故事?颜秀武是如何占有逸圃的?出于好奇求知,我叩访了逸圃。

未进逸圃,远远就看见逸圃高高的门楼,上面镶嵌着精美的砖雕,砖雕分为春夏秋冬四块,图案十分生动形象。走进逸圃,发现里面的建筑雕梁画栋,峻宇彫墙,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正对大门的花园。

扬州的住宅园林,多为前宅后园,但逸圃是西宅东园,别具一格。沿着青石甬道进入逸圃,映入眼帘的首先是八角形大门,上额镌刻隶书“逸圃”二字。八角门后更是别有洞天。湖石假山贴墙而筑,迤逦花厅,壁岩森严,与花墙形成虚实对比,山石间有花木点缀。逸圃虽小,但是假山多,亭廊多,有假山上建亭的,假山连接亭廊的,更有亭廊“飘逸”在山巅半空中,如梦似幻,又近在眼前。六进住宅与园平行,开门见山,如此布局,实属罕见。

经过一番穿堂登阁之后,不得不佩服李氏的超凡脱俗!

李鹤生生于同治十年(1871),幼读诗书。光绪十二年(1886),他入扬州钱庄学徒,年方十七。光绪二十一年(1895),始独立创业,在多子街(今甘泉路)创设惠余钱庄,时年25岁。后因营业场所发生火灾,钱庄迁至左卫街(今广陵路)继续营业。由于李鹤生经营坚持以诚为本,以信立号,以义处世,以礼待人,因而驰名京沪,生意兴隆。李鹤生晚年购得东关街三百五十六号旧宅拆除重建。改建工程浩大,加之他对文化的追求诉诸逸圃,倾注心血,历时三载才竣工。尽管已处清末民初,惠余钱庄在扬州金融界叱咤风云之际,两淮盐业已经走下坡路,但是扬州依然盐商云集,钱庄林立,各有数十家之多。迨至民国成立,盐务经济一日千丈地衰落了,盐号无以生存,钱庄随即纷纷歇业,扬州仅存惠余、达昶、久丰、汇昌四大钱庄勉力维持。民国二十四年(1935),美国实行白银政策操纵中国货币市场,造成金融恐慌,李鹤生宁可自己吃亏,绝不亏欠客户存款本息,而对借款无力偿还者概不追讨。“七七事变”不久,日寇侵华,扬州沦陷。李鹤生悲愤成疾,含恨辞世。李鹤生虽经营钱庄,但是爱读书,好收藏。也正因此,逸圃至今仍然弥漫着文化气息。

至于颜秀武是如何获得逸圃的,是不是汉奸,尚未探询清楚。

个园

个园真有个性!

个者,竹叶也。园主是清朝两淮盐总黄至筠(1770—1838)。“筠”是竹子的雅称之一,从他的名字可知他的情趣。他在园内广植秀竹,暗合了袁枚“月映竹成千个字”(《随园诗话》)诗意,就连园名也取“竹”字的半边,可见园主的心智。

一进大门,闯进视野的就是大片檀栾的竹林,路屈其中,竹影筛阴。这里植有各种各样的竹子,有斑竹、紫竹、苦竹、晏竹、龟鳖竹、罗汉竹、慈孝竹、茶秆竹、玉镶金竹、金镶玉竹、黄皮刚竹、黄槽刚竹……还有许多我不知名的竹子,无不翠扑人面。

园内住宅很大,一间连着一间,俨然迷宫。引人注目的是中路中进的三间两厢单元,那是黄至筠次子黄奭夫妇的居所。黄奭不但不爱经商,反而从小迷上陈年旧典,一生致力于古书辑佚,成就卓著,与同时代另外一位学问家马国翰齐名,被称为“清代辑佚两大家”。黄奭的妻子刘琴宰是当时来自山东诸城的两淮盐运使刘溉堂之女,才貌双全,著有《季斋集》传世。他们的客厅有副楹联:

漫研竹露裁唐句

细嚼梅花读晋书

这是他们志趣相投、夫唱妇随的真实写照。堂屋东边为卧室,西边是书房。书房里有一幅诗屏,是刘琴宰写给远行丈夫的《柳枝词》。她化用前人诗句,但将恩爱夫妻的别离之苦渲染到了极致:

扬子江头吹白萍,年年愁杀雨淋铃。

春风不识离亭苦,先遣长条向客青。

不过,我更爱独坐宜雨轩。宜雨轩原称桂花厅,亦称四面厅。这是主人和宾客喝茶的地方。一眼看去,宜雨轩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一种在清秀中显现出来的稳重:屋顶用的是扬州常见的黛瓦,四个角都微微上扬……里面的柱子都是圆的,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柱子上雕刻着梅兰竹菊“四君子”,将梅的铁骨,兰的清高,竹的虚心,菊的傲霜生动展现。瓦当上刻着梅花鹿意寓“禄”,桃花意寓着“寿”,蝙蝠意寓着“福”,别具风格。

整个园子以宜雨轩为中心,别具匠心地构筑了四季可观的山色——

在竹丛中,设置石绿斑驳的石笋,状出“雨后春笋”之意。花坛为太湖石,形态各异,造型别致,俨然十二生肖。这幅别开生面的“竹石图”,极其巧妙地点破“春山”主题,同时昭示游人:春景虽好易流逝。

夏山亦由玲珑剔透的太湖石叠成。竹木交荫,附根石窍,葱蒨醲郁。山前有水池,上有曲桥,桥立有形似鱼骨化石的巨石,石身还有三大漏孔,展示了太湖石固有的造型特色——漏、透、皱、瘦。走过曲桥,钻进洞屋,可见由石隙透入的缕缕阳光,夏季有阵阵清风,令人遍体凉爽。池中水清如碧,睡莲争艳,各色金鱼嬉戏其间。天雨则润水潺湲,夏日则山之四周水气交汇,如烟如雾。山顶置有“鹤亭”,亭旁有一株古柏,老干虬枝,斜伸水面,积翠亦葱芊。山顶用太湖石叠成几片云块,加之一株紫藤,下有嵌岩窦穴,颇为幽窈,恍如仙境。

园东秋山,皆由黄石叠成,山石峥嵘,气势雄伟。夕阳斜照,一片金黄,是为秋色。全山立体交通组织极妙,磴道多置洞中,山路崎岖,时洞时天,时壁时崖,引人入胜。秋山分三峰处理,每峰又有各尽其妙之山洞,如中峰就分二洞,下洞如入深山石林,众峰环抑,复置石室,点缀山石几案;中洞称仙人洞,四面凌空,上有飞阁凉亭。山腰壁间筑有花池,植有百年古柏,攀以凌霄,红花绿叶,凌空垂吊;山下植红枫数株,枫叶似片片晚霞。整个秋山处在黄石与枫叶的氛围中。

园南用白色宣石(即石英石或雪石)堆起的冬山,给人以积雪尚未融化之感。宣石堆成一群“雪狮”,生动别致,花坛植腊梅数株,地铺白色冰裂纹版石,“雪山”靠墙,墙面上开三排二十四个尺许大的圆洞,为风音洞。每当北风呼啸的时候,此洞必然发出哨音,增添了冬季的意境。冬山西墙开有两个圆形漏窗,可引隔墙春景入院。冬、春二景截然不同又巧妙延续,寓意“冬去春来”。

四季假山分峰用石,各具特色,而且一气呵成地展示“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郭熙《林泉高致》)的诗情画意,给人“春夏秋冬半日间”(邓永清《访个园》)的体会,既有南方的纤秀,又有北方的粗犷,融汇南北两派叠石技艺于一园,是国内仅有的造园孤例。

建筑的审美价值不仅仅表现在物体本身,更主要在于精神层面上。精神是建筑的魂魄,内涵深刻,其外在的形体就更具有审美价值,正是精神的不朽,才使得建筑得以穿越时空而不朽。

“联圣”大方

逸圃斜对面有一座不起眼的民房,北檐墙上,新嵌一方石额,文字标明此处是方尔谦故居。方尔谦何许人也?能被勒石纪念的,想必来历不凡。

方尔谦,字地山,号大方、无隅,是地地道道的扬州人。光绪十二年(1886)考中秀才,三年后即中举。方尔谦好书如好色,“大购字画古书,蓄姬数辈”(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自注),尝作《有有诗》。诗前有序,自谓聚书百簏,转觉书多屋小,而扬州十间房空锁,遂萌乡思。诗云:

十年生聚五车书,有有须知必有无。

鬻及借人真细事,存亡敢说与身俱。

他对书籍的有无、得失、售借的看法何等豁达!据蔡贵华《扬州近代藏书纪事诗》记载:

十年聚得五本书,笑比荛翁名不虚。

鬻及借人诚豁达,绿杨城里实无隅。

方尔谦曾被袁世凯聘为家庭教师,与袁克文亦师亦友,还是儿女亲家。

与方尔谦交往的人颇多,上至达官贵人,下到贩夫走卒,几乎是全方位的。当然,来往频繁的还是文人学士。

八大到今真不死

半千而后又何人

这是方尔谦赠给忘年交张大千的贺联。“八大”,指明末清初画家八大山人(朱耷),以擅画形象夸张的水墨花鸟著称。张大千师其画,亦师其人,不事权贵,横眉冷对。上联说朱耷志节清高和画风苍劲,张大千继承发扬之;下联“半千”,指明末“金陵八大家”之一龚贤,擅画山水,画风苍润深郁。此联盛赞张大千继承前贤,上下联巧妙嵌入“大千”两字,妙趣横生,贴合身份。

梅兰芳祖母过八十岁寿诞,方尔谦撰联祝寿:

三月三日 丽人孔多 祝阿母长生不老

一觞一咏 群贤毕至 喜文孙天下知名

联语用典自然,通俗流畅,合乎实情,可谓寿联之佳品。

方尔谦不拘泥于社会习俗,敢于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女儿方庆根嫁给袁克文之子袁家嘏,因两家都爱收藏古币,订婚没有举办礼仪,只是交换一枚古钱币便把大事敲定,婚礼也不大操大办,只在旅馆中交拜了一下而已。方尔谦只撰联以志其事:

两小无猜 一个古钱先下定

万方多难 三杯淡酒便成婚

婚事不落俗套,联语简洁明了。

方尔谦与袁世凯虽有姻亲关系,但是深明大义。反袁将领蔡锷去世后,他曾代小凤仙撰写挽联:

不幸周郎竟短命

早知李靖是英雄

此联语将蔡锷比作三国时的周瑜、隋唐时的李靖,不仅用典精当,寓意深刻,毫不留情地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作了批判。

因为同乡,又同寓居天津的缘故,方尔谦与小盘谷周家四代人都有交谊。周馥谢世,方尔谦前往吊唁,并送挽联:

运尽命尽 学易有年 富贵任儿曹 知命不愁冷汤水

自然而然 事君以礼 勋名在中国 盖棺无愧旧朝衣

方尔谦与周馥之孙、周学海第三子周叔弢更是过从甚密。周叔弢过生日,方尔谦赠联志贺:

生日似荷花 六月杯盘盛瓜果

宗风接荛圃 三郎沉醉在图书

方尔谦把爱书如命的周叔弢刻画得入木三分。

周馥之孙、周学海四子周季木酷爱金石,方尔谦曾书联赞道:

所得石碑堪作屋

要收秦印比封泥

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是周馥曾孙,童年临摹钟鼎汉碑,常去方尔谦家请教。方尔谦曾以联相赠:

生小善书通鸟篆

闲来考古说龟藏

由于祖辈与方尔谦交谊甚厚,周一良自幼耳濡目染,熟稔其人其事。辞世之前,他抱病为方尔谦辑录散佚楹联,精心注释,连同家藏的方氏遗墨,编成《大方联语辑存》刊布于世。方、周两家四代人的友情,堪为近代文坛的一段佳话。作为“联圣”,方尔谦地位早就得到了大家认同。曹聚仁曾作《联圣方地山》(《天一阁人物谭》三联书店版)予以肯定;牛宏泰也曾作《方尔谦无愧联圣名》(《名人的难题与解答》,湖北人民出版社版)以示推崇。

胡仲涵故居

东关街三百零六号是民国年间银行家胡仲涵故居,东靠武当行宫,西接个园,北靠原富春花局,南对街南书屋,其占地面积一千多平方米,为民国早期建筑,保存尚好。

胡仲涵是一个神出鬼没的金融家。都说他是从办钱庄起家的,但是谁都说不清他的资本,更不知道他第一桶金的来源。他似乎天生就是金融家,先在扬州东关街办钱庄,后到南通开设泰龙钱庄,继而挺进上海滩,加盟中南银行,担任经理。传言,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的胡筠(字笔江)是胡仲涵的叔伯。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胡筠从香港乘坐飞机前往重庆,遭到日本战机打击而罹难。胡筠追悼会在武汉召开,中共代表董必武亲往吊唁,毛泽东、周恩来挽联称其“金融巨子”,蒋介石唁电称其“金融俊彦”。噩耗传来,胡仲涵肝胆俱裂,乃至中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胡仲涵回东关街老家养病,不知所终。

胡仲涵宅第非同寻常人家。扬州豪宅多为两纵房屋中间设置火巷,而胡仲涵宅第的火巷却建设在最东边,房连房、房套房,使得两纵建筑之间关系十分紧密。天井有青石板铺地,前后间距宽敞,采光充足。东厢置耳门通火巷,正房堂屋和前厅堂地面为方砖铺地,卧室为架空木地板。除了天花板外,墙壁加之墙板,暗藏许多机关,有暗橱、暗壁、暗门、暗房和地下室,西套房西板壁还暗连两间暗房,一般人是很难发现的,暗房西壁有暗门通联东关街三百一十二号。东关街三百一十二号是胡氏偏房,面北照厅三间,面南正厅三楹,旁置厢廊,厅前置有槅扇,后置屏门。厅后穿腰门,后连住宅三间二厢,共有二进。胡宅的玄妙设计与其身份相称,也符合大户人家的心理,并暗合当时不稳的局势。

扬州从汉代至民国一直都是铸钱之地,并产生过许多极有影响的收藏家。扬州钱币博物馆就设在胡仲涵故居,展品时间跨度上下三千年,从商周海贝到清末制钱,充分展示扬州钱币铸造业发展的历程和中国钱币文化的内涵。

武当行宫

远远地,我就听到阵阵古雅而雄浑的道乐从武当行宫飘逸而来。

武当行宫供奉的是真武大帝,故名真武庙。据《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说,真武大帝是太上老君第八十二次变化之身,托生于大罗境上无欲天宫,净乐国王善胜皇后之子。皇后梦而吞日,觉而怀孕,经一十四月及四百余辰,降诞于王宫。后既长成,遂舍家辞父母,入武当山修道,历经四十二年功成果满,白日升天。玉皇有诏,封为太玄,镇于北方。玄武一词,原是二十八宿中北方七宿的总称。北宋开宝年间,玄武神降于终南山。太平兴国六年(981)封为翌盛将军。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加封为翌圣保德真君,后为避圣祖赵玄朗之讳,改玄武为真武。宋真宗、宋徽宗、南宋钦宗等屡有加封。元大德七年(1303)加封真武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明成祖崇奉真武,御用的监、局、司、厂、库等衙门中都建有真武庙,供奉真武大帝。明永乐十年(1411)又命隆平侯张信率军夫二十余万人大建武当山宫观群,使武当山真武大帝的香火达到了鼎盛。七宿之中有斗宿。道教重视斗星崇拜,称“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是人从投胎之日起,就从南斗过渡到北斗。人之生命寿夭均由北斗主其事。因此,人祈求延生长寿,都要奉祀真武大帝。《佑圣咒》称真武大帝是“太阴化生,水位之精。虚危上应,龟蛇合形。周行六合,威慑万灵”。因此,真武大帝属水,当能治水降火,解除水火之患。扬州又是水乡,盐运和漕运都依赖运河的畅通,所以真武大帝历来深受扬州人的尊崇。

武当行宫坐落在东关街西段的北侧三百号,原名真武庙。明宣德三年(1428)由知府陈贞重建,嘉靖四十三年(1564),安徽人耿氏在真武庙立“武当行宫”碣,用以祈福。咸丰三年(1853),武当行宫几乎毁于兵燹,只有大殿巍然屹立。光绪年间,海州分司徐绍恒重修。据王轨《真武庙碑记》记载:“周为壁垣,中为殿,前为献殿,外为门;门内左为纸炉,右为碑亭;殿之旁为廊庑,后为斗阁,阁左右为厢,庖井俱焉。材木孔良,制度惟坚,塑像金彩,楹丹壁埡,焕然夺目。”可见当年真武庙规模和气派。光绪二十八年(1902),武当行宫办起了“仪董学堂”。如今,武当行宫布置了“道教陈列”。山门殿内以图文展示了中国道教的信仰、礼仪、神仙、人物、经典、组织、文学和艺术,并介绍了中国道教四大名山(武当山、龙虎山、青城山、齐云山)。中殿檐下悬“真武殿”横匾,殿中供奉真武大帝像,两壁布置有介绍扬州道教符箓神图说,大殿檐下悬有“武当行宫”横匾,内供神像。

走进武当行宫,犹如置身金台玉局,既可领略道教法器、法事,又可聆听道教音乐、诵经,我的身心似乎有些悠悠超尘,不啻进入了仙境。

小玲珑山馆

小玲珑山馆,是清朝大盐商马氏兄弟曰琯、曰璐所建的家园,亦称街南书屋,是他们扫榻以迎文人墨客的场所。

小玲珑山馆曾有十二景,马曰琯、马曰璐都有《街南书屋十二咏》的诗作,扬州地方文献多有记载。至于街南书屋具体位置、范围、遗存,众说纷纭,颇有争议,惟有小玲珑山馆有根有据。据马曰璐《小玲珑山馆图记》记载:“近于所居之街南,得隙地废园,地虽近市,雅无尘俗之嚣,远仅隔街,颇适往还之便。竹木幽深,芟其丛荟,而菁华毕露,楼台点缀,丽以花草,则景色胥妍。于是,东眺蕃釐观之层楼高耸,秋萤与磷火争光;西瞻谢安宅之双桧犹存,华屋与山邱致慨;南闻梵觉之晨钟,俗心俱净;北访梅岭之荒戍,碧血永藏。以古今胜衰之迹,佐宾主杯酒之欢。”目前只有旧屋遗迹与残墙断壁及老井。

马氏兄弟曰琯、曰璐虽为盐商,富敌扬城,但不奢侈。他们喜欢广交文友,酷爱藏书,遇有秘本、善本,不惜重金收购,是江浙有名的藏书家。其丛书楼藏有十万多册图书,有“藏书甲东南”之誉。小玲珑山馆原为街南书屋十二景之一,因为马氏兄弟经常在此招待文人墨客,煮酒论文,故街南书屋为其所掩,以至有人只知小玲珑山馆,而不知街南书屋。

小玲珑山馆是街南书屋的主建筑。据说,落成之时,恰逢甘泉县令龚鉴馈赠一块太湖巨石。龚鉴所赠小玲珑石高达丈许,“其美秀与真州之美人石相埒,其奇奥偕海宁之皱云石争雄,虽非娲皇炼补之遗,当亦宣和花纲之品。米老见之,将拜其下;巢民得之,必匿于庐。”(马曰璐《小玲珑山馆图记》)马氏兄弟“不惜资财,不惮工力,运之而至。甫谋位置其中,藉作他山之助”(同上),于是取名小玲珑山馆,而且很快就掩盖了街南书屋的大名。

所谓玲珑石即太湖石,不加雕琢,就具备透、绉、瘦、陋之奇。何名“小玲珑山馆”?因苏州园林先有“玲珑山馆”,故以小名之,就像小秦淮、小金山一样,以别于南京的秦淮、镇江的金山。而阮元《淮海英灵集·马曰璐小传》却说:“(马曰璐)得太湖石甚佳,建山馆置之,而以小玲珑名。适邻家不便其立,半查乃语兄止之。及山馆归汪雪礓,本石始立焉。”由此可见,玲珑石虽运到了街南书屋,但是马氏兄弟考虑到邻里关系并没有将它树立起来,反而将它埋于地下,后来,街南书屋归属汪雪礓,太湖石才破土而立。不过,所立太湖石只有原来的一半高。此玲珑石额部有四个阴刻篆书字:“玉山高并”。腰部上侧有一行阴刻楷书:“小玲珑山馆马氏清供”。楷书左侧还有一方阴刻印章,印文为“玲珑山馆”四字。“文革”期间,街南书屋惟有小玲珑石被有识之士转移到史公祠,这才逃过浩劫。

如今,扬州市政府已经启动修缮街南书屋工程,并将根据李斗《扬州画舫录》和张庚所绘《小玲珑山馆图》以及马曰璐所撰《小玲珑山馆图记》复建小玲珑山馆、看山楼等“街南书屋十二景”。那块玲珑石有望回归“故里”了。

百尺梧桐阁

百尺梧桐阁位于东关街路北雅官人巷东侧,乃汪懋麟读书处,因有百尺梧桐而得名。不过,“百尺梧桐阁”之名并非始于汪懋麟。唐人杨巨源有诗《赠崔驸马》云:“百尺梧桐画阁齐,箫声落处翠云低。”元人赵孟頫曾绘《百尺梧桐轩图卷》,藏于上海博物馆。

汪懋麟,字季角,号蛟门,扬州江都人,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顺治二年(1645),清军将要攻破扬州城时,他母亲要投井自杀,幸被家人挽救,当时汪懋麟年仅五岁。后来,清兵屠城十日,他的两个哥哥被杀,母亲毅然决然投井。据王晫《今世说》记载:汪懋麟“事亲孝,事兄恭,择人而友之,敬而能和,其立心澹荡而高明”。康熙六年(1667),他考取进士,被授官内阁中书,继而被举荐参加“博学鸿词科”,却因丁父忧而未与试。因徐乾学推荐,以刑部主事入史馆充任纂修官,参与修撰《明史》。汪懋麟在京做官期间,与诗人宋荦、田雯、曹禾、丁澎、颜光敏、曹贞吉、王又旦、谢重辉、吉封并称“金台十子”。康熙年间,汪懋麟因写悼念母亲和两个哥哥的诗文而罢官归乡。从此,他闭门读书,昼治经,夜读史,日事研究,锐意成一家言。顺治十七年(1660)三月,济南新城(今山东桓台)王士祯以推官的身份来到扬州,“日了公事,夜接词人”(吴梅村语,参见李斗《扬州画舫录》),很快就融入了东南的文化圈,主持召开了一系列的词学活动,这就迅速激活了这个地区词人的创作,并且声威远播,不仅确立了自己文坛领袖的地位,还引来一大批追随者,汪懋麟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由于受到其师的影响,汪懋麟表现出和王士祯极其相似的词学观,即以“神韵”论词。他与汪楫同里同有诗名,时称“二汪”。据王晫说:“汪蛟门居百尺梧桐阁,隐囊麈尾,颂酒弹棋,兴致萧远,飘飘欲仙。”(《今世说》)康熙二十七年(1688),汪懋麟谢世,享年四十九岁,著有《百尺梧桐阁集》《锦瑟词》《遗稿》等。康熙年间,宫廷画师禹之鼎曾为汪懋麟、王士祯等名公朝臣画像,“汪懋麟像”卷(后另一宫廷画师恽寿平为此像补景)至今仍为故宫博物院列为“藏品精粹”珍藏。美国学者梅尔清在《清初扬州文化》一书用了较大篇幅介绍汪懋麟,可见其影响已超越了地域界限。

百尺梧桐阁园内有假山、墨池、朱砂井、十二砚斋,还有千年枸杞。郑板桥曾为百尺梧桐阁题联:

百尺高梧撑得起一轮月色

数椽矮屋锁不住午夜书声

乾隆皇帝南巡,曾幸此园,御书楹联:

百尺梧桐阁

千年枸杞根

如今,百尺梧桐阁几乎看不出汪懋麟当年生活的痕迹。

华氏园

鸟瞰华氏园,我感觉它就像一方精致的古代官印。

园为清代建筑,系盐商华友梅之家园。华友梅,字谦恒,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祖籍无锡华村。早年曾随其父在上海人办的乙和祥盐号供职获利,遂在四十岁那年来扬州构建此园。至于他在扬州的故事,似乎鲜为人知。

华氏园没有别处私家园林那样高大的门楼,而是在建筑的正南凹进去一块,分别在两边山墙上开门,正对街道的一面墙上则建有照壁,上面有“鸿禧”字样。从两侧的两扇大门,则分别进入东西两纵的建筑内。西侧的建筑是住宅,是具有扬州建筑风格的一组建筑,在这里可以看到马头墙、火巷等。东侧则别有一番天地。步入大门,便是一个庭院,夺目而来的是翠竹石笋,一片生机。拐弯北行,穿过门厅,眼前豁然开朗:这里便是花园。

华氏园花厅前后是花园,园内共有三座假山,呈三角形分布。其中两座假山在花厅的南边,但两座假山目前已经被毁。这两座假山分东、西排列,东侧的一座假山依东围墙而建。山上有亭,亭下有径;山下有池,池中有鱼。假山动静结合,从而富于灵气。西边的假山堆至西侧房屋的屋檐口,与东侧假山遥遥相望,在两座假山的中央,是一条迤逦的小道,通向花厅,从而给人营造了蹀踥山谷的意境。由于要在假山上修建半亭,华氏园内的假山并不高,东侧假山的海拔大致在三米左右,西侧假山稍高一点,至多四米左右。这两座假山选用湖石作为修建材料,玲珑剔透,造型优美。

花厅东北侧还有另外一座假山,与南侧有半亭的假山一样,也是依墙而建,为黄石堆叠而成,黄石假山与楼相接,有蹬道逐级上楼,这种建造手法就是明末造园大家计成在《园冶》一书中所说的“楼山”。其损坏部分已按照其后人提供的图纸和历史照片原样恢复。南北两座假山中间是砖砌的花坛,花坛内栽种着各种名贵花木。

三座假山虽不道貌岸然,但是各具特色,非常精致。值得一提的是,华氏园内的假山,既有黄石假山,也有湖石假山,还采用了少量的萱石,三种石头在同一园中展现,实属罕见。

任何建筑都是主人欲望的一种延伸。华氏园是荣华富贵的视觉化体现,隐藏着华氏的权欲和物欲……

李长乐故居

逸圃对面是光绪年间直隶提督李长乐故居,现为五福巷四十一号,原名蛇尾巷,后因李长乐购建之居,而将蛇尾巷改称五福巷,取福、禄、寿、财、喜之意,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改为五谷巷,取五谷丰登之意,现已恢复原名。

李长乐,字汉春,江苏盱眙人。因作战骁勇,三次被授予“巴图鲁”(勇士)称号,历任湖北、湖南、直隶提督。光绪十五年(1889)卒于任上,被封为“勤勇大将军”,归葬于扬州三道山。

李长乐是个英勇善战的武将,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其住宅建筑风格也与众不同。整个建筑分为三条轴线,房屋七十余间。大门坐西朝东,为八字形砖砌门楼,门楼上面是精美的砖雕。从大门进入,可以看到一个宽敞的大院,进入院内,远眺西南方向,便可以看到一个小开口,走进去,内里豁然开朗,满眼春色,这里便是李长乐故居的小花园。李长乐故居的花园设置也与众不同:扬州豪宅,花园一般都在最后面,有“后花园”之说,但李长乐故居的花园却在最南边,虽然面积不大,但很精致,尤其假山布局很有韵味,鹅卵石小道,盛开的鲜花和葱绿的树木,给花园增添了生机。李长乐故居院内还设有二道门,二道门向北是火巷,穿过火巷就到了后面的院子;从二道门进入,则是一个天井,天井南侧是花厅,北侧是一组平房。李长乐故居的东墙是扬州少有的波浪形的“观音斗”,颇有特色。

李长乐故居还有两件宝贝。一是“金砖”,这些“金砖”为故宫紫禁城金殿所用的地砖。相传,同治四年(1865),李长乐在扬州置地建宅时,皇帝赏赐“金砖”以贺乔迁,以示恩宠。另一件是油画挂图《长城驰骋图》,这是一幅油画作品,李长乐背衬长城,身着冬装官服,骑白马、红披风,挎腰刀,手持缰绳驰骋沙场。这幅油画为曾经给慈禧太后画像的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所作,该油画一直悬挂在李长乐故居内,但在“文革”中被损毁,目前悬挂的李长乐遗像是复制品。

如今,李长乐故居已经与逸圃、华氏园“三点”连成一片,打造成具有扬州特色的民居式精品文化主题酒店——长乐客栈,其保护和利用将成为扬州开发古城资源、拓展市场服务功能的一大亮点。

山陕会馆

我曾走南闯北,发现全国尚有多处类似扬州的山陕会馆,但我经常思考的是——晋商、秦商如何在扬州突然发迹,又为何悄然退出了扬州?徽商如何后来居上,又为何独霸滚滚财源?

明朝建立以后就在北部边陲修筑长城,设置重镇,屯驻军队,防御蒙古残存势力南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消费区。洪武三年(1370),朝廷利用国家所控制的食盐专卖权,实行开中盐法,“召商输粮而与之盐”(《明史·食货志》)。由于九边多在山西、陕西边界,晋商、秦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迅速崛起。他们还通过商屯、当地收购、内运等办法获得大量粮食,交纳军仓换取仓钞(军仓证明书),然后再赴指定的都转运盐使司(盐运司)换取盐引,再到扬州业盐,从而赚取巨额利润。山西、陕西的许多富商大贾都是从贩盐起家的,不少商人赀至钜万,甚至受封为皇商。几乎遍及全国的山陕会馆,是晋商、秦商曾经创造辉煌商业奇迹的缩影。

明代中叶,大批晋商、秦商、徽商纷至沓来扬州业盐,以至“秦腔歙语满街巷”,也就是说,当时扬州盐商大多来自山西、陕西和徽州。可以说,山陕会馆是扬州盐运史的里程碑。会馆占地面积约三千平方米,是晋商、秦商在扬州业盐时设立的会馆,也是扬州最早盐商会馆之一。在剪刀巷北墙上,目前尚能清晰地看到刻有“山陕会馆”字样的西墙界碑石,偌大的深宅大院,高高的围墙,让人顿觉浮华如梦。站在这座扬州最早的盐商会馆门楼前,目前所看到的全部内容,似乎就是斑驳和衰败。从旁边腮墙古朴、简洁、盈尺方砖嵌斜角锦形制看,此会馆属清早期建筑,具有明显的山西门墙风格。盐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初始为联络同乡感情,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与官府打交道的组织。

明弘治五年(1492),户部尚书叶淇变法,改开中法为折色制,遂将本色(粮食)中盐改为折色(银两)中盐,其目的是为了增加明政府的财政收入。原先输粟于边,利归商民,变法后输银于运司,利归户部。明政府不再着眼于巩固国防,而是致力于充实国库,增加帑银。伴随着开中法而兴起的商屯也随之废弛。这种变化为徽商经营盐业带来了方便。由于徽州距边塞太远,在明政府实行开中法的过程中,徽商纳粮办引活动敌不过晋商、秦商,所以在盐业经营中还不能居于优势。但随着折色银的实行,内商被边商压倒的势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徽商经营盐业的人也愈来愈多。由于两淮盐场在当时产盐最多,盐利最大,因而徽商近水楼台先得月。尽管晋商、秦商财大气粗,不愿服输,但是他们远离故土,加之自私自利,各自为战,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地位也只能屈居于徽商之下了。从此,晋商、秦商在江浙及两淮地区失去了盐业的控制权,代之而起的是徽商对淮盐、浙盐的垄断。据明万历《歙志》记载:“今之所谓大贾者,莫甚于吾邑,虽秦晋间有来贾淮扬者,亦朋比而无多。”

平心而论,晋商、秦商之所以在扬州败下阵来,除了上述因素,还因他们只知道在扬州挣钱,很少花钱,尤其晋商性至悭啬。早在明朝万历年间,谢肇淛就指出:“新安奢而山右俭。”(《五杂俎》)新安就是徽州,山右就是山西。徽商一旦发财,必定大摆筵席,大行其乐,而晋商即使富可敌国,也不潇洒,主食几乎永远是煎饼就大葱或大蒜。

民间传说,曾有一位晋商到陕西做生意,失足掉入黄河,遂大呼救命。秦商就说:“你给一块大洋,我就救你。”晋商居然连连摇头:“九毛八分。”秦商哭笑不得:“我们再不救你,你就会淹死了。”晋商考虑了半天才说:“我给你九毛九,再多一分不行。”秦商眼看他要沉没,怎么会为一分钱见死不救?晋商被救以后掏出一元,竟然要求秦商找零。可是,哪有一分钱可以找啊!晋商不依,秦商只好把那一元还他。从此,精打细算的晋商被调侃为“九毛九”。可以说,晋商就是凭着“九毛九”的生意经积攒了财富,乃至汇通天下。

不过,也就是这种“九毛九”的小气把一帮晋商逐渐地断送了——他们在生意场上,过分地计较个人利益,考虑个人的事业,甚至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对商人个体来说,这一点,使得人们之间成了纯粹的商业利益关系,影响了人们与过分计较利益的人进一步做生意的兴趣,另一方面,对这个群体来说,在一些关键时期,往往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晋商、秦商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甚至为富不仁,极少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不像徽商贾而好儒、义利并举、团结互助、乐善好施,自然难以在扬州站稳脚跟。

秦商走了,晋商也走了!携带着白花花的银子,他们灰溜溜地回家了,却把黑黢黢的背影留在了扬州,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的陈迹……

馥园

清康熙南巡扬州时,扬州香粉被随从带进皇宫,大受后妃的欢迎。嘉庆道光年间,扬州香粉作为贡品畅销京都。道光十年(1830),后起之秀谢馥春香粉店兴起,吸收了扬州香粉业前辈戴、薛两家之秘方特长,成为百年来扬州香粉业的佼佼者。创始人谢宏业取“谢馥春”为店名,“谢”为姓,汉语中有凋零衰败之意,故加“馥春”二字,“馥”字意为馥郁芬芳,并与“复”字谐音,与“春”字相连,既寓回春之意青春永驻。民国四年(1915)荣获巴拿马万博会大奖。传统产品鸭蛋粉、冰麝油及香件(誉称东方固体香水),通称谢馥春“三绝”。谢馥春传统产品分香、粉、油三大类,鸭蛋粉最具代表性,有“天下香粉莫如扬州”的美誉。

馥园是一处住宅、园林、作坊三合一的建筑群,现已对外开放。馥园有东西两个院落,房间不大但简洁明亮,体现了当年主人勤俭治家的风范。馥园东北为园林的主体建筑粉黛楼,一楼为“谢馥春馆”,展示了源远流长的扬州粉黛史和“香、粉、油”三绝及获巴拿马万博会殊荣等,二楼展览“千秋粉黛”,以十二位扬州美女为线索,展现了扬州从古到今的美妆文化。

粉黛楼是江南园林的精品之一,其中景色暗合“谢馥春”四季轮替、谢又复春之意。秋景区域主要植物是桂花,还有枫树。值得一提是,桂花是谢馥春产品中最“金贵”的香料。夏景区域植物主要是竹子,面积不大,但是竹子种类不少。春景区域是园林的精华部分,有牡丹、樱花、龙须槐、广玉兰。冬景区域以梅、竹为主。

作坊区,同时设立新、老作坊。老作坊内有古代粉妆的原材料陈列,有鲜花、冰片、蜂蜜等,甚至还有菜籽油,另有“鲜花熏染”的实物陈列,当年在没有精油的情况下,老师傅们就是通过这些工具把鲜花香气弄到鸭蛋粉中去的。新作坊内则布置了鸭蛋粉制作展示区。游客们可以自由的进行欣赏。

如今的谢馥春在保持名牌传统特色的前提下改革落后工艺,讲究科学方法,运用现代化的高科技手段,生产出一批批颇受广大女性喜爱的化妆品,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冬荣园

冬荣园,也称陆公馆,位于东关街98号,坐北朝南,面临大街,前后五进,后有一座花园,即冬荣园。此园垒土为山,植以怪石,与扬州其他园林流行叠石为山作法不同。山顶结茅亭,遍植松梅。山势由西南向东北逶迤,与后院馆舍相连,颇有小山余韵。馆舍三间,另有两厢,环以抄手游廊,形成庭园四合之势。冬荣园建筑群规模较大,秩序井然。其门楼之高杰,厅堂之轩敞,槅扇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

为何园名“冬荣”?“冬荣”一词出自屈原《远游》:“嘉南州之炎德兮,丽桂树之冬荣。”东方朔《七谏·自悲》又云:“登峦山而远望兮,好桂树之冬荣。”曹植《朔风诗》亦云:“秋兰可喻,桂树冬荣。”他们都是赞美桂树的不畏严寒的品格。由此可见,园主的学养及其在人格上和文化上的追求。

园主叫陆静溪,原籍安徽合肥,后迁居宝应,再移居扬州,供职于两淮盐运司。其夫人是李鸿章的侄女,也就是李鸿章四弟李蕴章之女。李氏生有一女陆英远嫁合肥张家,丈夫张武龄是读书人,个性温和敦厚,倡导新式教育,他凭祖传资产在苏州创办乐益女中,曾聘请张闻天、柳亚子、叶圣陶、匡亚明等任教。张武龄父亲张树声声名显赫,官居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是淮军中地位仅次于李鸿章的二号人物。

关于陆英的婚礼,其女张允和《曲终人不散》一书有记载:“外婆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置办嫁妆,东西多得吓死人。陆府从扬州雇船装载嫁妆运到合肥,婚期前雇夫用抬盒装摆好,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张家所在的龙门巷外十里长亭摆满了嫁妆,全城轰动。光紫檀家具,就有好几套,不光新房里是全新的,因为张家是几进的大院子,陆家就连大堂、二堂也都陪了全套的家具。金银首饰更是不计其数,尤其是翠,因为母亲喜欢翠。嫁妆中一应俱全,扫帚、簸箕也都是成套的。每把扫帚上都挂了银链条。”

陆英婚后育有四女五子,死于败血症,是年三十六岁。四女名为元和、允和、兆和、充和;五子名为宗和、寅和、定和、宇和、寰和。在张武龄的影响下,四女五子个个才华横溢,尤其四女更为出众,无不兰心蕙质,又与文化名人喜结良缘,因而闻名中外。张元和的丈夫是昆曲艺人顾传玠,张允和的丈夫是“汉语拼音之父”、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张兆和的丈夫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张充和的丈夫是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美国著名学者史景迁夫人金安平曾写《合肥四姊妹》一书予以介绍。她们的五个弟弟也多是出自清华、北大的学者或艺术家。

冬荣园至今住着陆家的后人。陆、张两家一直保持联系。陆家藏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沈从文小说选》,扉页上有钢笔书写的题字:

君强表弟惠存 从文八三年春节

由此可见,陆君强为扬州陆家第三代人,是“合肥四姊妹”的表弟。

园因人荣,人随时势沉浮。陆、张两家姻戚关系无疑增添了冬荣园的文化内涵。目前园中尚存青松、黄杨,皆过百岁,仍然欣欣向荣。不过,我在冬荣园好像没有看见应有的桂树,也许是我醉眼朦胧了。

小倦游阁

但凡文化名城,总是和文人分不开的,街巷里总是要飘曳着学者的衣袂。

在东关街与东圈门之间,有一条已经冷落的观巷,巷内有一座小倦游阁,那是清朝大学问家包世臣故居。

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号倦翁,安徽泾县人,泾县古属安吴,故人称“包安吴”。包世臣思想、学术皆不同于乾嘉以来学者,虽然论文也贯穿经世之旨,却与当时古文家、经学家异趣,他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法律等作过不少研究并都有论述,也提出过不少有见地的改革方案,反对脱离民事、抽象道德,甚至批评韩愈、柳宗元以来古文家抽象地载道之文是“离事与礼,而虚言道以张其军”(《与杨季子论文书》);他讥刺“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则无以自尊其文”(同上);他提出“道附于事而统于礼”,“事无大小,苟能明其始卒,究其义类,皆足以成至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关家国”(同上)。这是与明代归有光、唐顺之以来的古文派及当时的桐城派针锋相对的,反映了近代要求文章与经世相结合的潮流。他的文章也大都关切时务政事,谭献称其“深切著明”(《复堂日记》)。而姚柬之认为:“少事谨严,老弥健肆,一洗数百年门户依傍之陋。”(《书安吴四种后》)包世臣著述颇丰,著有《两渊》《说储》《小倦游阁文集》《小倦游阁文稿》和《安吴四种》等书,其中《安吴四种》实由《中衢一勺》《艺舟双楫》《管情三义》和《齐民四术》四书合刻而成,内容十分丰富,“举凡宇宙之治乱,民生之利病,学术之兴丧,风俗之淳漓,补救弥缝,为术具设。”(范麟《读〈安吴四种〉书后》)。有意思的是,《齐民四术》有这样一句话:“嘉庆丙寅六月,予寓扬州观巷大顺园。”由此可见,他的许多著作是在小倦游阁完成的。

嘉庆十三年(1808),已三十三岁的包世臣才考中举人,此后连续十三次考进士,都名落孙山了。科场不顺,包世臣只好长期为人幕僚,直到道光十五年(1835),他才以一等签江西,时年六十有一。不料是年其母病故,他守制家居三年。道光十八年(1835),朝廷正式任命他为新喻县知县,然而仅仅一年,便因漕务改革而遭陷害去职。包世臣弃官后定居豫章(今江西南昌),一边整理生平著述,一边仍念念不忘国计民生,忧国忧民之志未因仕途受挫而稍有更改。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广东查禁鸦片,路经豫章,召包世臣至舟中“委问竟日”,听取他对禁烟的意见。包世臣向林则徐建议:“止渴必澄其源,行法先治其内。”(《致前四川督部苏公书》)不久,鸦片战争爆发。尽管当时包世臣已年届七十,而且体弱多病,但他仍时刻关心着这场反侵略战争。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军80余艘炮舰列于长江之中,在签订《南京条约》之际,包世臣起草《歼夷议》,提出详细的打败侵略者的计策——招募壮士二百人,以送蔬菜为由,藏火药于菜担内,混上舰船,定时引爆。同时,他还建议,宴请英军头目,伺机擒获,断其退路,围剿来敌。遗憾的是,清廷议和方针已定,钦差大臣耆英等人竟以“和议可成,不宜失信夷人”为由而拒绝他的计策。鸦片战争后,他以极其悲愤的心情反省战争失败的原因,上书朝廷,要求改弦更张,革除积弊,重新振作起来,但无奈此时清王朝已病入膏肓,疏忽了他的建议。咸丰五年(1855),包世臣在忧愤中谢世。

叩访小倦游阁,我还得到了一个启示:官场一时红,文章千古在。

蹀躞东关街,走几步就会看到一个古迹,走几步就会听到一些故事,时时能感受到浓郁的历史氛围。东关街还有许多门户关着,我们不知它们的故主,不知他们的故事。固然,东关街有茶馆,有饭店,有商行,有工厂,有戏园,有旅社,有澡堂,但她所拥有的不仅仅是这些东西。今日东关街仍是扬州商业重地,汇集了当地传统色彩浓厚的手工艺、特色小吃和商业老字号。据不完全统计,全街共有个体工商户二百三十多家。如今,街巷内有碍观瞻的建筑均被拆除,屋面恢复了传统的小瓦,路面恢复了原来的青石板,商家铝合金卷帘门又换成了木门,并且统一安装了仿古街灯,沉寂多年的景点已经陆续修复开放,就像一串亮丽的珍珠……

东关街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车水马龙,到处洋溢着古色古香、古风古韵,与其说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不如说是一条丰厚的文化街。东关街是一本打开的书,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她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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