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毓鼎《南游记》中的江南风物

发布日期:2018-06-19浏览次数: 字号:[] 作者:顾亚欣 来源:

《南游记》是晚清时期以日记形式写成的一部游记。作者恽毓鼎曾任清朝史官十九年,“遇事陈奏,两宫未尝不称善”(张维骧《清代毗陵名人小传》卷9,第26页),为人处事颇为上层所称道;故而得以屡任要职,并随侍光绪皇帝,成为皇帝身边为数不多的近臣之一。恽氏所作之《崇陵传信录》,为记录清末史事的一部信史。而其所留存之《澄斋日记》,亦保留了大量的社会历史资料与日常生活细节,被学者称为“难得的清王朝亡国实录”(孔祥吉《清人日记研究》,第186页)。《南游记》即为《澄斋日记》的一部分,记述了作者南下回籍过程中的见闻与感受。通过对《南游记》所记载的清末社会风俗、历史人文、旅游文学等方面的内容作粗浅梳理之后,可看出其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当时的江南风物进行了呈现。

一、地方风俗

《南游记》对作者途中所见的地方风俗有大量记录,从而为研究清末旅游民俗文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这些记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西方生活方式盛行 西方生活方式在清末已颇为盛行,这反映在当时生活的各个方面,饮食习惯的变化则为其中重要一点。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西餐,即所谓“番菜”的流行。仅就恽毓鼎而言,其在此次南下的过程中即有数次吃“番菜”的经历:八月初九抵上海后为“诸君约一家春番菜馆”,初十“在万年春番菜馆便餐”,八月十一日被“邀至一品香吃番菜”(《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96~197页),九月二十九日“在青云阁茶憩,万家春番菜”(《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02页)。

仅从恽氏记述中体现的次数与频率来看,吃“番菜”在当时已不算稀奇罕见。虽然这种“番菜”多数并非正宗西餐,但却并不影响人们对它的热情。恽氏文中提及的一家春、万年春、一品香等都是当时上海有名的番菜馆,亦时有名人光顾。晚清著名报人王韬就常存洋一百元于万家春,时邀朋友在此大餐。而“番菜”之所以能够盛行,还在于其相较于正宗西餐而言显得实惠,全套大餐一般只需一元。当时的竹枝词便对这一点予以了反映:“海上风行请大餐,每人须要一洋宽”(李异鸣《新语丝》,第54页)。

2.祭祀风俗 恽毓鼎此次南下回籍的一项重要内容为祭祖,因此《南游记》对家庙、族墓等亦有所记述,这为研究当时的家族祭祀风俗提供了一定的材料。

恽毓鼎在回到原籍常州后,随即便“至家庙祖先前行礼”。所谓“家庙”,即官员祭祀祖先的宗庙,始于唐代。其往往位于住宅之东,形成“左庙右寝”的格局。由于是官员家庭的专有物,所以家庙的规格因官员级别而有所不同,并成为定制。而先祖牌位在家庙中的摆放位置亦因各人地位不同而有严格的区别。恽毓鼎结合其家庙中的情况,向人们具体展现了这种区别:“庙寝设神龛三座,中祀中丞公,盛太夫人。左龛祀资政公,中宪公,中翰府君。右龛祀董恭人,蒋夫人。而亡嫂吕宜人、吴宜人,亡室管夫人,三弟妇吕宜人皆列焉”(《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97~198页)。

而祭扫诸位先祖之墓亦有一定的顺序,不可混乱。作者先“展谒本生七世祖匪安公”,“次谒高祖讳耕方公”,又“次谒金郎殿叔祖云巢公”(《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99页)。同时,因先祖墓地实际上是由数位亡人组成的墓群,故而在各墓位置的安排上亦有一定的规制。作者于此亦有详细记述,从而将大家族的祭祀文化予以了直观的呈现。

3.传统饮食风俗 恽毓鼎对南下途中所见闻的传统饮食风俗亦有所记述。恽氏本人并非对饮食感兴趣的美食家,因此这些记述只是在论及他事时随手为之。但从其简单的记述中,我们可略窥这些传统饮食习俗背后所承载的社会信息,尤其是对作者本人社会地位的反映。其中,最为典型的一处记载为作者称地方上“为重宴鹿鸣事,乡绅具呈”,并约其“列衔”(《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98页)。所谓“鹿鸣”,即指鹿鸣宴,是科举时代宴请新科举人及内外帘官等人的宴会。而“重宴鹿鸣”者,即为中举六十年后再赴此宴。因此,有资格参加之人多为耄耋老翁。恽氏于光绪八年中举,距其此次南下尚不足二十年,当然无资格再赴鹿鸣宴。但却能为众乡绅邀请参与有关事宜,足可见众人对其地位之推崇。

再如,一日赴友人宴会时,恽氏见“肴有熊掌”,且“烹调极烂而佳”(《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98页)。熊掌入馔,于《左传》《孟子》《七发》《太平御览》等著作中皆有所见。至清代中叶,熊掌已被列为筵席头菜,为满汉全席所必备,其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亦非寻常菜肴可比。友人愿以熊掌飨恽氏,亦足见恽氏地位之非同一般。

二、繁多翔实的景观记载

南游之路上颇多历史人文景观,令长期担任史官职务的恽毓鼎如鱼得水,对其多有记载,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研究资料。

1.寺庙景观 恽毓鼎一路上曾游览数处寺庙,并对名僧遗迹、寺庙建制等进行考录,其中可供后世参考者颇多。游杭州净慈寺时,“寺外有井,僧缒火下烛之,有巨木一椽浮水面,据云当日济颠僧建寺取木湖湘,从井中钩而出之,此其剩才也”。“随喜罗汉堂,五百金身,禅容各异。中奉高宗、仁宗圣像(从前安奉正殿,兵燹后乃移奉于此),敬瞻天表,肃然悚然。又有圣祖御像,则作罗汉形,生有自来,宜乎跨绝一代也”(《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03页)。

2.名人遗迹 南游路上散布着许多名人的遗迹,这些都给恽毓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借此抒发心中的感慨。在丹阳时,一日,恽毓鼎于外出吃早点后“登废季子庙旁荒丘”(《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01页)。季子乃春秋时吴王寿梦第四子,名季札。寿梦因病将卒,欲传位于季札,季札不受,而由寿梦长子诸樊继位。诸樊于服丧期满后欲让位于季札,季札仍不受,并舍弃王室生活而往山中种田。诸樊将卒前,遗命继承人须依次传位于季札,季札仍不受。季札的高尚品德为后世所推崇,宋人曾于诗中赞之曰:“战国干戈礼义堕,延陵高节救周衰”(傅璇宗等《全宋诗》第12册,第7859页);清人吴裕垂则称其“开夫江南风气之先”(吴裕垂《历朝史案》,第67页)。季子死后,后人在墓旁建季子祠(庙),墓前立碑,碑铭“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十个古篆据传乃孔子所书。

自从建成以来,季子祠曾经数次重建,一度“像绘森列,蔚有令仪”(李修生《全元文》第46册,第55页)。但当恽毓鼎前来游览时,祠却早已“经兵燹焚毁,夷为平地”,以致恽氏难压胸中闷气:“今承平近四十年,仙佛祠宇以次增缮,而兹庙无议及者,守土吏及邑绅皆与有责焉”(《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01页)。

三、诗文创作与辑录

恽毓鼎在此次南下过程中曾结合切身的即时感受进行文学创作,留下数首诗歌及《南游记》这部作品。除了记述沿途的见闻之外,这些创作主要展现出作者“秋云如梦归何处,崔护重来鬓渐丝”(《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97页)般的乡愁别绪。同时,恽氏亦曾对常州城内兴文井旁碣石上的宋人手迹等进行辑录,从而于无形中保存了相关作品,并丰富了《南游记》的文学性。

四、忧心时局与关注民生

《南游记》作于晚清乱世,忧心时局与关注民生自然也成为其表现的主题。针对山河凋敝、百姓困苦、民族危亡而作的描述于其中时有显现。作者从常州赴苏州时,经过无锡,见“自西门至南门城脚,败棺累累,平置岸上,风雨摧残,白骨暴露”,以致“恻然伤之”。并计划于回京后托友人令善堂加以掩埋,以“了此一重心愿”(《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02页)。

同时,作者在南下途中也对最新时闻加以关注,并抒发胸臆。在其南下这一年的春秋之间,慈禧太后的亲信刚毅赴南方各省督办税务,其间“搜括膏脂,民不堪命”(《梁启超文集》,第153页),以致舆论哗然。恽毓鼎对此也颇为愤慨,指斥刚毅所为乃是“掊克小民,剥削元气,上干天和”;并感叹自己“远在江湖,不克入时乘告”,惟有“隐痛于心”(《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00页)。这一愤一叹,显现出了作者对时局和民生的强烈关注,也隐隐体现出了主动进取的入世精神,从而也使《南游记》具备了爱国爱民的情怀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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