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藏万卷”到“悦读吴江”——吴江历代藏书及藏书家史料综述

发布日期:2018-06-06浏览次数: 字号:[] 作者:张秋红 来源:

书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重要遗存。古文《尚书·序》曰:“古者伏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书同时也是个体的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城百座”。正因为书籍有如此作用,历史上才出现了藏书现象。《墨子·天志下》云:“有书之竹帛,藏之府库。”藏书就是藏历史,藏文化,是文化积淀和传承的重要途径与表现方式之一。

中国藏书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夏商周时期,那时已有类似管理图书的官员了。至西周时期,中国官府的藏书系统已趋完善。西汉立“藏书之策”,东汉则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管理图书的中央机构——秘书监。

而最早的私人藏书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据《韩非子·难》等篇所记,其时民间已出现收藏法家、兵家诸著现象。孔子、老子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藏书家,《庄子·天道》曰:“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汉朝有河间献王和蔡邕这样的藏书大家,至南朝更是出现了拥书八万卷之巨的萧绎。至此,藏书蔚然成风,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大景观。

吴江地处太湖,集结吴越文化之精华,凝聚江南水乡之灵气。据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统计,中国藏书家最多的十个县市中,苏州排名首位,“虽寒俭之家,亦往往有数拾百册;至于富裕之家,更是连椟充栋,琳琅满目”。作为苏州一分子,吴江素有“隐读”之风,千百年来,名士辈出,藏书尤富,藏书大家辈出。而柳亚子、薛凤昌等在1918年成立的旨在保存乡邦文献的“松陵文献保存会”,无疑是吴江近代藏书史上的美谈。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仙逝后在吴江太湖大学堂留下了三十万册之巨的珍贵书籍。原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沈求我逝世后,其夫人毛玉华向家乡吴江区震泽镇捐赠的图书一千一百六十九种两千三百三十四册,也为吴江现代藏书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下文参考《江浙藏书史略》《吴江艺文志》《文献家通考》《中国藏书家辞典》《中国藏书楼》《中国私家藏书史》及吴江相关方志的记载,试就吴江历代藏书情况作一个简略梳理与综述。

元朝以前:吴江藏书之萌芽

由于相关资料的缺乏,元以前吴江的藏书情况,只能从某些古籍的零星记录中得以一窥。

庄忌,西汉词赋家,是吴江有史可查的最早的文人。《松陵文献》中记: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庄忌与邹阳、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辞名,而忌尤尊重,号曰庄夫子。相信以庄忌之文采,饱读诗书,家中藏书一定不少。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书籍制作由竹木简牍和缣帛书籍过渡到了纸本,藏书快速发展,书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利了,但藏书还以达官贵族为主流。西晋张翰,出身吴地望族,其家以文见称,自幼饱读诗书,与精于天文地理的南朝训诂学家顾野王,均为吴江藏书大户。

有明确史料记载的吴江藏书家为南朝陆从典和隋朝陆瑜。陆从典,南朝陈人,幼敏,年八岁读沈约回文《研铭》,援笔拟之,便有佳致,得从父瑜所赏爱,临终以家中坟籍皆付之。从典十五岁举秀才,仕陈文帝,官至太子舍人,入隋为东宫学士、著作佐郎,尝续司马迁《史记》,迄于隋,未就而卒。

陆龟蒙当为吴江历史上第一位名副其实的藏书家。陆龟蒙,唐宰相陆元方七世孙,文学家、藏书家,善诗文,名震全吴,著有《笠泽丛书》《耒耜经》《杂讽九首》《小名录》等,与皮日休有唱和诗集《松陵集》,二人合称“皮陆”。

陆龟蒙曾筑鲁望别墅于吴江黎里荡边,养鸭自娱,黎里陆家荡、鸭栏泾由此得名。陆龟蒙平生“癖好藏书”,《中国藏书家辞典》称其“家富藏书,多至万卷”,《吴江艺文志》则称其“家有藏书,乐为传借”。因为家贫,陆龟蒙无力购买典籍,他收藏的书多为辗转相借、辛勤抄写而得。而陆龟蒙借书十分有德,每借人书,凡遇“篇秩坏舛,必为辑褫刊正”,因此别人都愿意把书借给他。据《唐摭言》和《唐才子传》记载,陆龟蒙的藏书达万卷之多。而他的读书习惯和藏书理念更为人所称道,藏书“精皆可传”,明弘治《吴江志》称其“得书熟诵乃录,雠比勤勤,朱黄不去手”。在藏书的管理上,陆龟蒙也颇有建树,他的藏书“本皆有副”,这对防止藏书遗失和损坏可谓利莫大焉。

宋朝吴江藏书家叶茵,将陆龟蒙残存著述合辑为《甫里集》,并尝于南宋宝佑五年(1257)刻《甫里集》及其自编《附录》。叶茵,字景文,吴江同里人,家富藏书。嘉兴名士曹六圃曾曰:景文潇闲自放,不慕荣利。叶茵所居草堂名“顺适”,取少陵诗“洗然顺所适”之句。正因为有叶茵等有识之士之所为,古人文献才有赖于存,得以流传。

蒙古攻金灭宋,建立元朝,社会动荡,吴江藏书活动陷入了低谷,一度倒退。

明朝:吴江藏书活动兴盛期

统治者的重视与倡导,特别是明成祖号令编纂《永乐大典》,大大推动了藏书、著述风气的形成。明代除了皇家内府藏书外,各府、州、县学也都收藏为数不少的书籍。《吴江艺文志》载:曾仕至兵部尚书的吴江北厍人吕纯如,尝为吴江县学输送书籍一千四百余册。这为吴江学子之畅阅添得源头活水。

张隽,字文通,明末清初吴江人,被收录于郑伟章所撰《文献家通考》中。张隽于经史百家无不得其旨趣,于崇祯二年(1629)入复社,所与游皆名彦。《南浔镇志》说其“楼居积书甚富,手录者千余卷,拥列左右,己则坐卧其中”。

与张隽同为复社成员的吴甑为吴江巨富,藏书亦富。《松陵文献》中说他集明人三千七百家,欲辑典故成一家。

明代吴江还出现了一些藏书世家,如袁黄家族。袁黄,别号了凡,吴江赵田人,家世以医显,万历十四年(1586)中进士,博学多才。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了凡四训》,系袁黄宣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家训与“善书”,为江南民间慈善事业的兴盛起到了鼓动与指导作用,堪列国学经典。

袁黄的博学多才与家族藏书密不可分。袁黄曾祖父袁颢,原籍嘉善,入赘吴江芦墟徐氏,得书万余卷,发箧伏读至忘寝食,自象纬、舆地以及三式九流之属靡所不窥。后从医,劝人积德行善,并著有《袁氏家训》及《主德篇》。袁颢之子袁祥,六岁寄于殳氏,延师授之书,上自五经,下至左国史汉、老庄列杨、韩非吕览之属,皆通册诵记。后归家授以家传,由是天文地理、历律书数、兵法水利之属靡不熟谙。袁黄的父亲袁仁(袁祥之子),也是精于经学,著作颇丰,有《一螺集》等传世,其遗存藏书达两万多册。

史鉴,明藏书家、鉴赏家,熟于史学,隐居不仕。史收藏古书甚多,藏室名“日鉴堂”。他的孙子史兆斗,也是明末清初有名的藏书家,博雅多收藏,所购多异本,或手自缮录,积数千百卷。书斋萧然,唯以校书为事。年八十余而卒。明末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的汪琬叹道:“此翁死,吴中文献绝矣。”

类似的吴江藏书世家还有沈啓、沈察父子,号称“任门三杰”的任之秀、任之重、任之俊,以及戏曲“吴江派”领袖人物沈璟领衔的沈氏家族。

说到江南的藏书,就不得不提到钱谦益的绛云楼。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明万历间中进士,官至礼部侍郎。钱交游极广,尤喜收藏图书,常不惜重金购求古本,著名藏书家赵琦美之脉望馆珍藏以及刘凤、钱允治、杨仪、赵用贤等四家遗书悉为其所得,藏书丰富,名冠东南,几可比拟内府。崇祯十四年(1641),钱谦益年六十,以“匹嫡之礼”迎娶吴江才女柳如是,后“建绛云楼,其上积图书万卷”。

柳如是,本姓杨,名爱,因读辛弃疾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又以佛典中有“如是我闻”之语而号“我闻居士”。其家贫,幼年被卖与盛泽归家院名妓徐佛为养女,受徐教养,后因美艳绝代、才气过人,成秦淮名姬。绛云楼里,钱谦益和柳如是“焚香沦茗,校勘赓酬,修赵德甫、李易安故事”(郑方坤《东涧诗抄小传》)。不幸的是,顺治七年(1650)初冬之夜,钱氏小女儿同乳母嬉闹楼上,不慎打翻烛火,引烧废纸,酿成大火,绛云楼所积图书毁灭殆尽。

除“绛云楼”外,柳如是还有“惠香阁”用于藏书。她有藏书印“惠香阁”“女史”“惜玉怜香”“柳如是”等,并曾校勘有《乐府新编阳春白雪》。

据《松陵文献》,明朝吴江的藏书家还有“积书至数千卷”的徐韫奇,“殚精书册,遗落世事”的朱鹤龄,“积书数千卷皆评阅数过,丹黄相覆”的王云等。

清朝:吴江藏书活动鼎盛期

清代是封建时代私家藏书的黄金期。乾隆年间官方组织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由总纂官纪昀(字晓岚)穷毕生精力,率三百六十位一流学士历经十余年编成。《四库全书》共征集图书一万两千两百三十七种,其中江苏进书四千八百零八种,位列首位,吴江多部书籍位列四库之中。

清代的印刷出版业空前繁荣,藏书活动也处于鼎盛期。据《中国私家藏书史》载,清代共有两千零八十二位藏书家,超过此前历代藏书家的总和。苏州作为全国刻书中心,时有“刻书赛积德,藏书胜藏金”之说,吴江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藏书家。

严蔚,字豹人,江苏吴江人,生活于清乾隆、嘉庆年间,曾校《左传正义》,刻《左氏贾服义》,辑《春秋内传古注辑存》。严蔚少时,以书为命,“友朋知其然也,往往以秘本假之传抄。故自寻常所得外,往往有前人录目中所未具者”。其藏书处名曰“二酉斋”。

清代张潮曾编纂《昭代丛书》,乃“杂著类丛书中最负盛名者”也。此书收罗丰富,“零金碎玉,赖此不泯”,惜仅完成三集。吴江人杨复吉殚一生之心力,网罗散佚旧闻,前后以四十余年续编《昭代丛书》。其间录入张尚瑗的遗著《石里杂识》,最后由沈懋德续编合刻问世。一部《昭代丛书》蕴涵着吴江三个藏书家的故事。

杨复吉,字列欧,清藏书家、学者,幼有神童之名,十岁为文,组织经史,乾隆三十七年(1772)登进士第。好聚书,尝云:“仆耽书成癖,五十年来购藏颇不寂寞。”杨性谦和,晚年足迹罕出户外,敝衣蔬食,泊然自安。有书楼名“香月楼”,每日著述读书其中。杨氏以为,百年来“人材日盛,奇书踵出,而迄今未闻搜罗而荟萃之者,殊为憾事”,乃鼓兴网罗一代之书,发为宏愿续编《昭代丛书》。乾隆三十八至四十一年成“新编”,四十七至五十九年成“续编”,嘉庆四年成“广编”,十至十四年成“埤编”,十七至二十一年成“别编”。后因桑榆景迫,尚有两编已无能为力。丛书每编五十种,所采多属短帙秘籍、遗文佚典。傅增湘《双鉴楼藏书续记》卷下《昭代丛书》跋道:“得所总萃,不致沉湮,其为功亦云伟矣。”

在续编《昭代丛书》的过程中,杨复吉还发现了同邑先贤、藏书家张尚瑗的遗著《石里杂识》,并刻入《昭代丛书》第二十七册。张尚瑗,字宏蘧,康熙间进士,官江西兴国知县。杨复吉跋云:“损持先生藏书甲于吾邑,著作亦复等身。不数十年,飘零散佚,与子姓而俱尽矣。生前付梓惟《三传折诸》《澰水志林》,余皆湮没不彰。今得此编,虽卷帙寥寥,而粒珠寸绵仅存者,亦作者之鲁灵光壁也。”

后至道光间,《昭代丛书》由吴江沈懋德又续编两编共成十编,合刻问世。从张潮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始编,到沈氏刻于道光十三年(1833),前后经三人之努力,历时一百三十余年丛书方成。

沈懋德,字虞扬,号翠岭,广施善举,好交文友,藏书达数万卷,尤多刊刻历代遗书(《历代藏书家辞典》)。他历时二十寒暑,先后校订刊刻张潮、杨复吉所辑《昭代丛书》四百种以及王鸣盛《蛾术编》、吴翌风《国朝文征》等,计达数千卷。后又收罗沈惟鐈、林则徐的有关绪论,续辑丛书一百余种,成为当时文坛上的一大盛事。至今,雪巷沈氏后裔还藏有《昭代丛书》的木刻本遗存。

清朝吴江的藏书活动延续了前朝的家族性,并且数量大大超过了前朝。如:并称为“延陵三凤”的吴兆宽、吴兆骞、吴兆宫三兄弟,吴兆骞遭遣时,出关时以牛车载书万卷;张孝嗣多藏善本,至数百箧,课诸子各成一艺,与龄以画,修龄以文章,太龄以制举措业,而聃龄独以书称(沈昌眉语,见《汾湖诗钞》);盛泽王楠、王鲲父子,富收藏,多图书,父王楠搜集前代金石文字至千余种,子王鲲考先世所藏,编订《话雨楼碑贴目录》;还有张参鲁、张尚瑗父子,袁栋、袁益之父子,范烟桥家族等。

陆筠,字瓠尊,本籍江苏吴江,钱泰吉云:“瓠尊先生所藏书,皆校勘精审。得一善本,丹黄不倦。……未几先生下世,所藏尽散。”(钱泰吉《陆薲香曝书图跋》)

陆筠之侄陆黄,居黄家溪,潜心嗜古,经史罗胸,也好藏书。陆筠下世,藏书尽散,“而薲香能守叔父之所授”。

陆廷桢,字幹甫,本吴江人,后迁青浦县金泽镇。其先世富藏书。廷桢解官归里后,取先世遗书万余卷,庋藏于斋,故其藏书处曰思耆斋(《青浦县续志》)。阅卷思亲,先世的藏书成了陆廷桢对先人的一种记念之物,这也算是藏书的另类功效吧。

吴江的藏书不仅有家族性,还出现了朋友圈,因书结缘,因书成友。

彭桐桥,清代文学家,著名藏书家。他淡于仕宦,幕游于外,见善本书,购求虽典当衣物也在所不惜,所得薪俸,必购书以归。于是三十余年积书数万册,建“此静坐斋”以藏书。彭管理精善,所藏之书皆亲自加以校定,装潢精美,有《此静坐斋书目》四册传世(《中国藏书家辞典》)。彭桐桥的好友、平望翁广平曾数次到他的书斋,检校某书某事。彭令其子检书:“在某架某部第几册”,取书检验后不差。

翁广平也是藏书家,手自抄录书籍不倦,家有“听莺居”,为其藏书、藏画所在。

清朝吴江的藏书活动还出现了专藏多样化的特点,有专注于宋元版的,有喜金石的,有的则注重乡邦文献。

程勳,字懋,早补诸生,藏书数千卷,多宋元旧本,尤喜金石碑,购至两千余卷(《江震人物续志》卷十)。好蓄宋版书的还有贩米出身的王藻(见《苏州府志·人物传》)。

立志于里中文献的更是不乏其人,这为吴江本地文化的保存和研究奠定了基础。如陈山莆《禊湖陈氏诗存》,殷增《松陵诗征前编》,仲湘《留爪集》,孙文灯《湖上掌故集》,王树人《松陵人物汇编》《松陵文集》等。

清代的吴江藏书家还有在南州草堂之中藏书数千卷的徐釚,“其书多购自毛氏汲古阁”的潘耒,家富藏书的金芝原、金文城,典衣购书的汪良绪等。

民国以后:吴江藏书活动衰退期

辛亥革命后,内战频发,日本入侵,百姓流离失所,奔波于生存。同时,铅字排印技术传入中国,制书效率猛增,私办图书馆大量涌现。因此,民间藏书风气有所退潮。在国弱官腐、列强掠抢和急剧变革的动乱时代,大量珍贵古籍散失或流落海外,各地爱国文化志士和藏书家痛心疾首,纷纷自发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致力于抢救精品善本,避免了大批古籍的散失和外流,这是中国藏书史上的空前壮举。在吴江,也有这样的有志之士。

民国吴江藏书大家,首推柳亚子。柳氏藏书始于其高祖柳树芳。柳树芳好藏书,有藏书室号“养余斋”。其次子柳兆薰,即柳亚子曾祖,藏书甲冠一方,著《柳兆薰日记》,真实记录了太平天国时期吴江一带的兵祸惨状,是研究太平天国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由于祖上遗风,柳亚子也早有藏书之癖,收集乡邦文献更是不遗余力,藏书曾有“散尽黄金万卷书”之举,一个月竟花去一万多大洋。碰到他人家藏孤本或是尚未刊刻的稿本,若得,便亲自或请人——包括年纪很小的儿女一一参加抄录,然后自作校对、审定。亚子先生还潜心于南明史研究,所藏南明史料颇富,著有《南明史料书目提要》。

1918年冬,柳亚子和薛凤昌聚集多位有志于保存乡里文献的同仁,成立了“松陵文献保存会”。柳亚子亲笔拟定十二个字:“文献流传,后生之责,维桑与梓”,一人取一字作代号,大家互通有无,积极交流。“文献保存会”根据代号编订了一份《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共计收入吴江人各类著作七百四十多种,柳亚子“文”字号的款目多达六百五十余种,为各家之冠。柳亚子不仅藏书,还自费刊印,若发现有书稿破损、稀缺,辄捐资以补刊。

“松陵文献,尽在柳氏”,“南社文献,有赖以存”,这十六字高度概括了柳亚子先生为吴江乡邦文献和南社文化所作的贡献,其情昭昭。柳亚子病故后,家人将其遗著二十多种、所藏书籍七万多册捐献给了多个图书馆。

此外,金天羽的水利藏书及吴丰培西藏史地旧档也独具特色。

金天羽,字松岑、松琴,号天放,光绪庚子(1900)加入中国教育会,后任江南水利局局长、安徽通志馆编纂,1933年与章太炎创办国学会,后任上海光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其藏书数万卷,多有关水利及近人著述。他殁后,家人将所藏书悉数售诸清华大学以付遗产税(郑逸梅《艺林散叶》《艺林散叶续编》)。

吴丰培,字玉年,吴江松陵人,幼习经史,民国十九年(1930)入北大国学研究所,师从朱希祖、孟森治明史,毕业后研究家藏旧档,从事西藏史地研究,出版有关西藏和新疆的史地研究著作六十多种。

沈兆奎,吴江人,民国藏书家,著作颇丰,与张允亮、徐森玉为傅增湘晚年“藏园三友”。沈颇喜文史翰墨,其所藏有明崇祯刻本《盐铁论》真本、盛昱“意园”藏元刊本《吴渊颖集》、宋元间刻本《书集传》等,因珍秘被张元济刻入丛书。

近现代藏书家中的有识之士是公共图书馆的倡导者和先行者。郑观应在光绪十八年(1892)撰《收藏书》一文,首倡“广置书楼”,继而康有为、梁启超也分别提出了“大开便殿,广陈图书”的倡议,购图书、建书楼成为一时风气,开图书变私藏为公用的新风尚。民国时吴江亦有兴办私人图书馆者,如薛凤昌、陆明桓等。

薛凤昌,号公侠,曾与费揽澄等创办吴江县立中学。曾与柳亚子等人组织“松陵文献保存会”,保存、整理、研究乡邦文献。其民国十年(1921)秋七月序《无锡私立大公图书馆藏书目录》云:“独念昌于私立图书馆之愿亦蓄之久矣。二十年来,衣食之余,强半得书,今庋之邃汉斋,不过二三万卷。近且以旧籍奇昂,为之束手,馆之建筑,尤落落难合。”惜其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被囚吴江日本宪兵队,义不受辱,绝食而亡。

建国后:吴江藏书活动曲折新崛起

建国后,社会体制发生根本变化。受此影响,吴江的不少私人藏书或捐赠,或寄存,集中于各类公共图书馆,从而更好地发挥了自身作用,贻惠了后人。这里要提一下黄象曦老先生。黄象曦,吴江松陵人,身后无嗣(有一女),捐田二顷,捐宅一所,于光绪二十四年创办启秀义塾。先生性嗜古,好吟咏,曾刊《太湖水利考》《吴江县志》,他家藏的数百卷书籍为吴江县图书馆首批藏书。

“文革”浩劫,文化付之东流。私家藏书活动受到冲击,基本停止。

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东风吹拂,出版事业复苏,人们对书籍的渴望犹如沙漠遇甘泉,一下子迸发出来,图书馆成为民众热情期待并进入的精神圣地。

始建于1917年的吴江图书馆,历经时代变迁,逐渐壮大,藏书从当时的七点七万册发展到现在的一百多万册,其中古籍部现藏有明清两代线装古籍五万七千余册,其中善本古籍八千余册,有十四部古籍入选全国珍贵古籍名录,三十二部古籍入选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吴江图书馆2009年被评为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11年被评为江苏省“十一五”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

2015年,《吴江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第二次写入“全民阅读”,并首次提出建设“书香社会”。作为公共阅读服务的主阵地,吴江图书馆肩负的责任和义务自然重大。在由文化部主办的中国图书馆年会上,吴江区图书馆代表江苏省赢得了2015年中国十佳“最美基层图书馆”的光荣称号。

在私人藏书上,吴江也再次走向前列。

2006年,吴江组织首届“藏书家庭”评选,芦墟的张舫澜以收藏图书八千八百九十五册、四千一百七十一册,成为吴江的“藏书之星”。其藏书中不乏珍品,如明嘉靖袁仁(袁黄之父)的《一螺集》。有的还是孤本,如徐灵胎《洄溪道情》稿本。而其藏书的最大特色为富于山歌、神歌的抄本,其中《赵圣关》是至今为止吴语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一部手抄本。张老师不仅藏,而且活用。他主编及参与编辑并出版了《中国·芦墟山歌集》《中国·芦墟山歌续集》《中国·同里宣卷集》《太湖渔歌》等山歌、神歌专集。

原吴江区文联主席俞前,挚爱文史,藏书多地方文献。

青年诗人苏野,藏书以外国文学、诗歌、哲学、美学为主,数量多达一万两千册,在2010—2011年度“苏州藏书之星”评选中位列第十三。

被评为同年度“苏州藏书之星”的,还有青年学者汝悦来,现为吴江博物馆副馆长,立志为吴江历代书画名家立传。其藏书以中国古代书画、史籍和地方文献见长,收藏也过万册。

从“家藏万卷”,到“悦读吴江”,吴江的藏书活动必将随着新时期吴江的新发展,开启新征程,谱写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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