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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落花生,形似香芋非花生 清初长生果,崇明首种真花生

2018-08-30 09:35:34信息来源:《江苏地方志》浏览次数:字体:[ ]

笔者囿于所闻,有关研究花生的专论仅见于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的影响》,游修龄《说不清的花生问题》,辛树帜等《〈农政全书〉一百五十九种栽培植物的初步探讨》等论文。可惜他们都将“形似香芋”的落花生视作南美洲花生,自然“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笔者是沙上人,退休后在研究“沙上人与郑和下西洋”关系的过程中有些资料积累,偶然发现落花生与花生是两种不同属性的作物,于是不辞谫陋撰写此文,祈求方家指正。

〕《食物本草》中的落花生插图

一、明代文献所记落花生是芋类作物

明弘治十六年(1503)八月,皇帝下诏重修本草。以太监张瑜为首的49人编修班子,由御医编书,八位宫廷画师配画,十四位宫廷抄手誊写文字,至1505年初,药物部分先完稿,题名《本草品汇精要》,弘治阅后题序。不久食物部分即《食物本草》告罄。随后弘治帝“偶感风寒”而死,事涉张瑜、刘文泰等胡乱用药,遂成政治大案,使《本草品汇精要》和《食物本草》被打入冷宫,成为禁书,直至明末。李时珍《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刻意回避落花生,可能出于与此案有关的政治考量。

笔者将《食物本草》中一幅工笔重彩的落花生插图呈现给大家,看看明朝从皇帝到太医院御医的眼里的落花生是什么样子的。

墨公先生在《影印〈食物本草〉彩绘本序》中评价此画时有一段话:

“两书(指《本草品汇精要》和《食物本草》)的药物或食物,都有若干幅插图出现明显错误,而其错误的发生,明显是由于画师未能亲见原物所致,如落花生。”(墨公:《影印〈食物本草〉彩绘本序》,原载宫廷写本《食物本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显然,墨公先生用今天的花生标准评价画中的落花生,哪有半点花生的影子?

倘若用明代“落花生”的标准评价此画,结论未必一样了。只是明朝称之为落花生的食物现已消失,好在与《食物本草》前后问世的方志和专著中还留下文字记录,如弘治十二年(1499)桑瑜修《常熟县志》、正德一年(1506)王鏊修《姑苏志·土产》、黄省曾《种芋法(芋经)》等文献有几个共同点:文字内容均类同(唐)段成式(约803~863年)《酉阳杂俎》:“(落花生)形如香芋,蔓生”“花开亦落地结子,如香芋,亦名花生”;作者都是苏州本地人,记载的是当地物产,都将香芋和落花生归入芋类;落花生同香芋一样都需要“引蔓”。所谓“引蔓”,指落花生是一种有攀援茎的草本蔓生植物,需要有棚、架给其枝茎攀引缠绕,才能获得好收成。据说原产南美洲花生有70多种,都无须搭棚或支架;而落花生刚好相反,如果没有供其攀援的物体则一无收获——这是南美洲花生与中国明朝落花生生长过程中的一个主要不同点之一。

黄省曾(1490~1540)一生致力学问研究,著述颇丰,农业方面成就尤为突出,几乎涵盖了苏州地区农、牧、副、渔等各个方面。他说香芋“茎叶如扁豆而细”与宫廷写本《食物本草》中说落花生“藤蔓茎叶似扁豆”的意思一样,可见香芋与落花生是同一种作物的不同品种罢了。

李诩在《戒庵老人漫谈》(1593年)中说得更详细明白:

香芋、落花生性畏寒,十二月中起,以蒲包藏暖处,至三月中种,须锄土极松。人云大者为香芋,小者为落花生。或云即一类,非也。十二月中起则甜而不土气。(《戒庵老人漫谈·种山药诸物法》卷六,中华书局出版,1982年版,第227页)

李诩(1506~1604),江阴赤岸村人,与常熟相邻,17岁师从常熟名士赵承谦,所以对常熟情况比较了解。他客观地记述了“人云”也就是老百姓的说法,“大者为香芋”“小者为落花生”,或者说香芋与落花生是同一种食物。而且贮藏、下种、收获的方法与今天沙上人种植香芋几乎完全相同,尤其说农历十二月以后收获的落花生甜而没有土腥味,味道更好,亦与今天启东等地的香芋品性相同。但与花生根本不同,花生成熟后(约在农历十月左右)必须收割,不能在土中存放过久,若延至十二月,花生就要走油、霉变或出芽了。明代各种香芋和“形似香芋”的落花生后来相继失传,但今天的崇明、海门、启东、南通、盐城等地沙上人种植的香芋,因受土咸、水咸、风咸等自然环境的影响,变得特别适合沙上人口味而保留到今天。

现在我们再来回顾《食物本草》那幅落花生的华丽彩图,其感觉恐怕不一样了。首先,图内文字无懈可击,说落花生“大如桃”,也没有大错,没有经过嫁接的桃子,苏州地区称为毛桃,其个头与香芋一般大小。其次,宫廷画师大概根据贡品画的,画技又高,灵动可爱得像今天的无锡水蜜桃,使人很难与貌不惊人的落花生或香芋联系起来。但我们“以今论古”,用今天南美洲花生的标准去衡量“风马牛不相及”的明代落花生,牛头哪能对上马嘴呢?

二、清初长生果才是真正的南美洲花生

1.朱本中《饮食须知》和康熙《崇明县志》所记长生果是我国种植南美洲花生的最早文献

在过去有个时期我国不少学者根据(元)贾铭《饮食须知》中有关史料认为花生早在元朝引进中国了。但《饮食须知》的作者贾铭是假的,(参见互联网“擦擦”的考证论文《再说〈学海类编〉本〈须知饮食〉之伪》)真正作者是清初朱本中,清康熙十五年(1676),辑成并刊刻《贻善堂四种须知》,其中《饮食须知》大多为抄袭前人《食物本草》,唯“落花生味甘微苦,性平,形如香芋。小儿多食,滞气难消。近出一种落花生,诡名长生果,味辛苦甘,性冷,形似豆荚,子如莲肉,同生黄瓜及鸭蛋食,往往杀人。多食令精寒阳痿”一段则为朱本中原创,是我国现有文献中最早记载南美洲花生的文字资料,其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朱本中《饮食须知》所记两种落花生不是同一物种,前者是“形如香芋”的落花生;后者(长生果),“形似豆荚,子如莲肉”,毫无疑问就是现在小粒型花生的形象,属有壳坚果。因此可以认定这是从南美洲引进中国的花生。若与稍后问世的《崇明县志》记载联系起来分析,就更贴近历史真相。

菽之属:黄豆(名色甚多,百备载)、蚕豆(俗呼寒豆)、豌豆(俗呼小寒)、豇豆(有长短、青赤两种,而长者可为蔬)、赤豆、扁豆(有数种,可蔬可药)、狂豆(俗呼长生果)、刀豆。

蔬之属:韭、菠菜、莴苣(俗呼生菜)……丝瓜、梢瓜(俗呼生瓜)、芋、香芋、甘藷(俗呼蕃瓜)、茨菰、落花生、生药(昌按:疑为山药之误)、冬瓜、南瓜(俗名番瓜)…(康熙二十年(1681)修《崇明县志·物产》卷六)

这则史料的食物分类,反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实。狂豆,俗呼长生果,同黄豆等豆类作物一起归入“菽之属”;而落花生一如既往地同香芋、山药等归入“蔬之属”。显然,长生果与落花生不是一类作物。有无荚壳是花生与芋艿、香芋等芋类作物最明显的区别。大凡称长生果的大多就是今天意义上的花生。

如果以认识论分析,朱本中与《崇明县志》对长生果的认知有明显差别:朱本中说花生“味辛苦甘”,说明他偶然吃过花生,而且是生吃的;说花生“性冷”“多食令精寒阳痿”,是他根据中药性味所作的主观判断,不相信花生能“长生”,才武断曰“诡名长生果”(意即捏造假名),依然将长生果归入芋类。可见朱本中还“不识庐山真面目”,对花生的认识处在“初级阶段”。而康熙《崇明县志》所记不同,在“俗呼长生果”的基础上,标新立异,戏称“狂豆”,意含花生十分好吃,越吃越香,越香越要吃,越吃越疯狂,而戏谑为“狂豆”。沙上人吃的是炒熟花生,确有延年益寿之效,“长生果”名副其实。人民群众从实践中发现吃花生有利健康,不是一年二年、也不是十人八人,而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相当多的人去实践才能有“长生”的体会而名曰“长生果”。由此推测,花生引进中国的时间可能在清顺治至康熙初期(约1645~1670年左右),或者更早些;崇明是我国最早引种的地区。

还需要说明的,朱本中关于长生果的信息有可能来自崇明。从新编《歙县志》记载看,朱本中“弃官从道,遨游四方”约在顺治至康熙十年间(1645~1671),有可能是个反清人士。在1653年后的几年时间里,崇明是反清复明的前沿阵地,张名振、张煌言、郑成功等反清名将先后在西沙一带驻扎。张名振死后,其部由张煌言统辖。1659年张煌言与郑成功屯兵崇明新兴沙,并沿江挥师西进,张攻取安徽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坚守了好几年。徽州是朱本中的故乡,他弃官后很可能接触过不少沙上人,见过并亲自品尝过花生。《须知饮食》中花生“同生黄瓜及鸭蛋食,往往杀人”可能源自沙上人黄瓜与花生同时食用会肚子疼的民间传言。《饮食须知》所记“形似豆荚”与《崇明县志》将长生果归入荚壳类也相同。一般而言,先有老百姓的实践,然后才有文人的记载。

2.叶梦珠《阅世篇》所记长生果当源自崇明

万寿果,一名长生果,向出徽州,近年移种于本地,草木蔓生,而果结如豆,每荚数颗。成实之后,采荚趣(去)壳,用沙微炒,以色淡黄为度,则味松而香,可充笾实。且以其名甚美,故宾筵往往用之。亦此地果中,昔无而今有之。(叶梦珠《阅世篇·种植》卷七,第1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阅世篇》对花生的叙述尤其吃法比较完整真切,沙炒花生可能是当初比较原始的吃法,但今天带壳花生还有沙炒的。叶梦珠,江苏松江府(今上海松江县)人,生卒不详。《阅世篇》中有记载康熙三十年以后事,可见其完稿不可能早于康熙三十年(1691),比崇明县志记载至少晚了十个年头,所以他对长生果“向出徽州,近年移种于本地”之说就未必正确了。

首先,笔者网上查阅乾隆《歙县志》,根本没有落花生、香芋等记载,更不用说花生了。其次,既然长生果“近年移种于本地”,为什么不从距松江数十里外、一天可打来回的崇明引进,偏偏从八百多里外的歙县移种?事实上松江府种植花生不很普遍,嘉庆《松江府志》中无落花生或花生的记载。光绪《松江府续志·物产》转载《南汇县志·物产》云:

山芋、落花生(俗名长生果)。上二种,向不产。近年客民于沿海沙地种之。

据笔者研究,清朝后期人口过剩的崇明、海门两县共有二三十万沙上人南迁上海地区,是故,“客民”乃指移居南汇开垦沙滩的崇明和海门沙上人,其后代今天还生活在那里。可见,上海地区种植花生源自崇明沙上人,这是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

3.屈大均《广东新语》所记落花生也可能源自崇明

《广东新语》落花生条:

落花生。草木蔓生。种者以沙压横枝。则蔓上开花。花吐成丝。然成丝而不能成荚。其荚乃别生根茎间。掘沙取之。谷长寸许,皱纹,中有实三四,状如蚕豆。味甘以清,微有参气,亦名落花参。凡草木之实,皆成于花。此独花自花而荚自荚。花不生荚,荚不蒂花,亦异甚。予有赞曰:“爰有奇实,自沙中来。以花为媒,不以花为胎。花生于蔓,子结于荄。香如松子,一荚数枚。和中暖胃,乃豆之魁。(屈大均《广东新语·草语·落花生》卷二十七,863落花生,第715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年版)

屈大均(1630~1696)是著名的抗清义士,《广东新语》就是他晚年的著作。书中所记落花生“谷长寸许,皱纹。中有实三四。状如蚕豆。味甘以清,微有参气”,当是南美洲花生无疑。且“香如松子,和中暖胃,乃豆之魁”与崇明志称花生为“长生果”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同朱本中一样,1653~1659年间,崇明西沙是抗清前沿阵地,而屈大均自始至终是个积极的抗清义士,不可能没有去过崇明,也不可能不了解崇明,这就不能排除广东花生来自崇明的可能性。

三、首先引进南美洲花生的是沙上海员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大学教授朱谦之先生根据中国古籍记载,认为梁朝僧人慧深于458年出长江口后到过扶桑国,即今天的墨西哥。又根据国外考古资料,在墨西哥发现了中国大铜钱,汉朝古碑,又在厄瓜多尔境内发掘出土了王莽时代所造货币,证明中国人最早到达南美洲。(朱谦之《中国人最先发现美洲大陆》,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四期)尽管我们至今或许永远不会清楚是哪些中国人、在哪个朝代将中国古钱带到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的,但不能否定这个源于考古发掘事实的历史结论——中国人最早到达美洲。一样的道理,既然清初崇明等沙上地区种植的花生就是源于南美洲的花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即使历史过程全然不清楚,不是同样可以得出沙上地区的花生是沙上海员从南美洲引进的结论吗?

(编辑:陈亚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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