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熟——南京附近史前遗址考察记(七)

发布日期:2018-09-12浏览次数: 字号:[] 作者:刘宗意 来源:《江苏地方志》2018年第2期

   

    宁镇山脉是万里长江入海前最后的依傍,秦淮盆地则是宁镇山脉怀抱中的天生尤物,盆地中流淌着秦淮河水系,包括秦淮的两大支干——句容河、溧水河,及诸多小支流。从卫星地图上看,秦淮盆地还有一双明眸,那是两座非常醒目的平顶死火山——方山(208.6米)和赤山(228.9米),相距约15公里,两山之间的句容河边有湖熟古镇。句容河是官方的行政地理名称,人们向来称之为秦淮河。(图1)

图1 湖熟镇的位置

湖熟镇的历史画卷

从前我没去过湖熟,了解很肤浅,直到2014年我意外地从六朝研究转到史前研究,湖熟就变成了一捆厚重而神秘的简册,不是我一下就能读懂的。

清康熙初,我的一位山东老乡居然游历到了湖熟镇,他叫李焕章,字象先,是清初齐鲁名士,他的好友蒲松龄在《聊斋》中特地写了一篇《李象先》,将他戏耍了一把,文后赞扬他:“学问渊博,海岱清士,”“兄弟皆奇人也。”

李焕章当时在金陵,估计是专门到湖熟镇观赏“结社赛傩”的,他将所见写了一首五言长诗,我们今天才得以看到那幅“村社巫相赛,乡傩戏竞妍”的湖熟古代民俗画卷。赛傩是源自上古的驱鬼逐疫、酬祭神灵、禳灾纳吉的大型祈福活动,古代宫廷和民间都有,活动中有神怪假面舞蹈游行,有戏剧杂耍鼓乐武术,很是热闹。十余年才举办一次的大型集中结社赛傩,在湖熟镇上引来数万人观看,“比屋观如堵,驰车望若川。歌姬凝翠黛,游子滞楼船”,那是一场盛会。我对湖熟古代经济文化的想象,从这幅画卷里才变得具体些了。

李焕章还非常准确地描绘了湖熟镇的地理特征:“梁帝分封处,秦淮古渡边。隔桥双市井,环水万家田。”(《康熙江宁府志》记录的此诗可能有误,梁帝应是汉帝,见后文)(图2)

图2 湖熟镇:秦淮古渡边,隔桥双市井

抗战后,南京学者卢前来到湖熟镇,写下《浣溪沙》词:“劫后梁台土一抔,秦淮于此水西回,珠峰门外看斜晖。姑孰清游嗟已晚,我来十月鸭初肥,春华楼额正当眉。”(梁台是古遗址,珠峰是寺院,均见后文。姑孰是误写,应为胡孰。春华楼是当时湖熟的板鸭名店)从这幅画卷中,除了能看到水乡商埠孕育出的特色饮食——湖熟板鸭,还有文人眼中不能缺少的历史文化景致。

1951年3月23日,我国杰出女考古学家、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和著名考古学家尹焕章带领一支考古队来了,随行的还有熟谙历史文物的南京大学教授胡小石,他们与镇上的考古爱好者钱立三一道,打开了一幅湖熟上古画卷。这天,他们在湖熟发现了第一批史前遗址,并通过科学考古发掘,确认了一种以“台形遗址”为代表的南方史前文化,南京人终于知晓了自己的文明祖先。此后,以湖熟史前遗址为模版,又在秦淮盆地和宁镇山脉以及长江下游北岸,调查发现了近两百处同类型遗址。曾昭燏和尹焕章后来联名发表论文,在考古学上将其命名为史前“湖熟文化”。

我们把没有文字准确记载的时代叫作“史前”,史前也是历史,是依靠考古来发现真相的历史。“台形遗址”为什么最先是在湖熟镇发现的呢?我先从湖熟有史以来谈起。

汉代有个湖孰侯国

秦淮盆地在西汉初属鄣郡(汉武帝改称丹阳郡),是刘邦侄子吴王刘濞所辖三郡之一。汉景帝平定吴王发起的七国叛乱后,封儿子刘非为江都王,秦淮盆地属江都王国。本来诸侯王对自己的王国享有完全的统治权,名义上服从中央,其实都是独立王国。唐代《通典》说:“及七国作乱之后,景帝惩之,遂令诸王不得治民,令内史治之。”“自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汉景帝收回了各王国的治权,诸侯王不能再掌治其国,由朝廷派官员来管理,仅将所收租税供王国使用,相当于直辖。

《汉书·武帝纪》说,元朔元年(前128)“十二月,江都王非薨”。《汉书·诸侯王表》记:“元朔二年,王建嗣。”刘非死于元朔元年底,第二年其嫡长子刘建袭授江都王。

《后汉书·百官》说:“武帝元朔二年,令诸王得推恩分众子,国家为封,亦为列侯。”新规定王国的其他王子都可以划分王国土地封侯,原王国就被分出几个侯国来。《史记·年表》里第一次记载了刘非的第四子刘胥行被封的“湖孰侯国”。秦代没有湖熟县,有说西汉初开始设县,但史书无载,而湖孰侯国设于公元前127年很明确。

《汉书·王子侯表》有记:“胡孰顷侯胥行,正月丁卯封,十六年薨。元鼎五年侯圣嗣,坐知人脱亡名数,以为保,杀人,免。”意思是,刘胥行于元朔二年正月丁卯日被封为胡孰侯,在位十六年死,谥号顷。元鼎五年(前112),其子刘圣袭封胡孰侯,但由于他用脱逃户籍之人为内役,这家伙还杀死过人,刘圣因此获罪,封爵被免。西汉胡孰侯国只存在十几年,取消后转为县。

《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后来的东汉又有“湖熟(侯国)”,但不详备。东汉晚期孙策攻占湖熟,让手下吕范领湖熟相(相,是政府委派管理侯国的地方行政长官,相当于县令),看来湖熟当时应该是侯国。反正无论是侯国还是县,都在郡政府的管辖之下,治权没有实质区别。以后三国东吴改设典农都尉,东晋和南朝又恢复湖熟县,直到隋朝撤掉湖熟县。

湖熟地名改变了几次

你应该发现上面引用的史书中,湖熟地名写法并不一致。《史记》中是“湖孰”,《汉书》中是“胡孰”,《后汉书》中是“湖熟”,还有《三国志》中是“湖孰”,以后《晋书》中是“湖孰”“湖熟”,南朝史书中是“湖熟”。有人据此认为湖熟地名有四次变易:最先是西汉县名“胡孰”,东汉、孙吴、两晋时期县名改为“湖熟”“湖孰”,直到南朝才固定为“湖熟”。

这个判断有两个错误。一是忽视了首次出现在西汉人司马迁《史记》中的西汉“湖孰”,这应该是官方最早所定地名,而把晚问世约170年的《汉书》中“胡孰”作为最早地名了。西汉地名应以《史记》中的“湖孰”为准。

二是所谓四次改名,其实只是湖字偏旁“三点水”和熟字“四点底”的时有时无。据《辞源》说:“孰,熟的本字”。就是说“孰”是“熟”的古字,两字通用。那么“湖孰”与“湖熟”就不能看作是改名,因此湖熟地名并非改变了四次,而只有两次,即“湖孰(熟)”与“胡孰”,是其中“湖”字变成了“胡”,后来又恢复为“湖”。

湖、胡,仅读音相同,不能通用。是什么原因造成在湖熟地名上“三点水”偏旁的时有时无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换个角度从古代的“五行”谈起。

“五德终始说”下的朝代五行属性

所谓五行,就是用“金木土水火”相次关系来解释事物变化的一种思维方法。五行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五行相胜”,即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另一种是“五行相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战国时,五行在政治上发展出“五德终始说”,即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五行属性,叫作“五德”,一个王朝衰落被新生王朝取代,是彼德衰而此德兴,相次转移,终而复始。这是抽象地推演王朝兴衰相替的天意轮转,以说明天下没有万岁的王朝。“五德终始说”成为改朝换代的理论工具。

《史记·封禅书》里讲,夏朝是木德、商朝是金德、周朝是火德,秦始皇自认为是水德,秦灭周、并天下是“水克火”而来。

刘邦灭秦建汉,都城在长安,史书也称西汉或前汉。刘邦自认为是水德,但他并没有当作大事来使之成为典章。汉文帝时有大臣认为应该是土德,还有“外黑(水)内赤(火)”之说,朝廷里辩论一番后不了了之。直到汉武帝太初改制,认为“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才定汉朝为土德。王莽专权时,又以“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把汉朝改为火德,随后,王莽自己建立了土德的新朝,是“火生土”而来。

刘秀平定汉末战乱,中兴汉朝,建都洛阳,史称东汉或后汉。东汉光武帝刘秀本是西汉宗亲,按理他应该延续汉武帝所定的土德,但《后汉书·光武帝纪》说,建武二年“始正火德,色尚赤。”

湖熟地名变更的原因

曹操的儿子曹丕逼东汉皇帝让位,建立了魏朝,史称曹魏,由于是东汉火德禅让而来,属顺序承接关系,所以运用五行相生的“火生土”,曹魏自称是土德。

南朝裴松之注《三国志》里,引用了曹魏人鱼豢所著《魏略》说,魏文帝曹丕定都洛阳,“诏以汉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于行次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变‘雒’为‘洛’。”

曹丕诏书里讲,此前火德东汉建都洛阳时,因为五行相胜中“水克火”,火当然忌水,所以东汉把“洛”的水旁去掉,另加“隹”,改成“雒阳”,读音相同。曹魏是土德,土克水,所以曹魏不忌水,水土还能相得益彰,就又改回原来有水旁的“洛阳”。

可是,东汉因“火德忌水”而改洛阳名字的说法受到质疑,有说西汉就已是雒阳,东汉是沿用。历史上洛阳名字是如何演变的,至今尚无共识,这里不去讨论,只需从曹丕诏书中明确几点即可:曹丕夺权是在东汉末,其诏书中的五行相胜相生思想,符合当时对五行痴迷的社会思维,东汉火德忌水不会假,曹魏土德不忌水而改雒阳为洛阳也是真实的。

1989年,在湖熟东汉朱建墓中出土一块木质墓志,上面写有东汉和帝永元纪年,地名清楚地写的是“胡孰”,“湖”字被去掉了水旁。此实物证明《后汉书》里写成“湖熟”不正确。

“湖”字不会无缘无故被去掉水旁。我认为,因人口增多,耕地也必然大增,当地的农业已达到一定规模,因水灾造成的损失必然相应增大,而人的抗灾能力有限,官员就运用五行厌胜之术来禳灾,去掉了湖字水旁。在笃信天人感应和鬼神魔怪的两汉,阴阳五行八卦谶纬天象望气占卜等等神秘文化术数盛行,湖熟还出土过一枚刻有“黄帝神印”的东汉道家辟邪印章,东汉末张紘劝孙权建都秣陵(今南京),就是借望气者说金陵有王气。运用五行思维改地名,当时是利国利民的举措,并不违背东汉火德的立国之本,会被上面认可。(图3)

图3 东汉文物

用以上考证来审视史书里的湖熟地名,西汉的地名应该是《史记》里的“湖孰”,不应该是《汉书》里所写的“胡孰”。《汉书》的作者不是西汉人,而是东汉人班固,他究竟是按照东汉的火德忌水用了去掉水旁的“胡”,还是西汉后期已改为“胡孰”(那也要在王莽改西汉土德为火德之后)?目前尚没有出土文物可证。

东汉应该是“胡孰”,现有当地出土文物为证。《后汉书》里写的是“湖熟”,因其作者不是东汉人,而是二百年后南朝刘宋的范晔,刘宋是水德,不必忌水,书里也就恢复了有水旁的“湖”。

即使在现代,五行相胜相生也还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汉族人的思维习惯,各种取名常会利用五行来趋利避害。曾昭燏的一个侄孙说,曾院长出生时算命先生说她命中缺火,长辈就给她取名“燏(读玉,火光的意思)”。有趣的是,参与调查发现湖熟史前遗址的另两位专家的名字里,恰巧也都有“火”:尹焕章的“焕”,也是火光的意思;胡小石本名“光炜”,小石是字,炜的意思是火光明亮。

兴也在水,困也在水

西汉开始出现湖熟地名,表明秦淮盆地的地理气候及经济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古秦淮大湖萎缩成河流与湖泊,露出大量可耕地,由于有河流湖泊灌溉,农耕经济得以发展,不过这里依然是地广人稀、火耕水耨。《史记》说:“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到了东汉,江南经济普遍得到大发展,秦淮流域虽远不及太湖流域富庶,但与时俱进还是存在的。

南京做为六朝都城时期,需要太湖流域的经济补充。东吴孙权赤乌八年,开“破岗渎”运河,东起云阳西城(今句容南塘庄),向西穿过句容岗地,到方山脚下的方山埭。破岗渎的赤山至方山埭这最后一段,即是利用当时湖熟境内的秦淮河段。湖熟由于处在秦淮盆地通往太湖流域的这条水运航道边,其地位自不待言,南朝齐梁皇室每年去兰陵(今丹阳)祭扫祖陵,也要走此运河,历史上著名的“六代繁华”自然有湖熟一份。

湖熟二字正好体现了秦淮盆地的两大特征——水和粮,两者密切相关,核心是水。秦淮流域是小盆地,水情随气候季节变化很大。秦淮河谷平原海拔仅5~10米,地势低洼,适合稻作农业,但必须依靠圩田。

南宋杨万里《圩丁词序》说:“江东水乡,堤河两涯而田其中,谓之圩。农家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盖河高而田反在水下,沿堤通斗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其《圩丁词》曰:“圩田本是一平湖,凭仗儿郎筑作圩。万雉长城倩谁守,两堤杨柳当防夫。”

但是,圩田的抗洪能力弱,大水年份的秦淮河及其支流都成了岌岌可危的悬河,一旦破圩,则平地尽成汪洋。秦淮盆地入江口的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史书上大水记录颇多,如《隋书·五行志》记,南朝梁天监“六年八月,建康大水,涛上御道七尺。七年五月,建康又大水。”“十二年四月,建康大水,御道通船。”圩堤遇上如此大水必有大溃,仅凭小集体民力已不能恢复,才会有孙权改湖熟县而设置典农都尉,归属中央大司农管辖,实施民屯,由国家组织力量来恢复圩田。南朝宋文帝疏浚秦淮,一次就起复被洪水所毁的湖熟千余顷圩田。

1992年《南京自然地理志》还说:“治理前的秦淮河流域是一个低产多灾区。”比如,1954年大水,湖熟全镇21个圩中,破圩19个;1969年大水,破圩18个。另外,一旦遇上大旱,无水灌溉,也能绝收。比如1959年大旱,秦淮断流,沟塘干涸,田地开裂,大歉收。经过多年水利建设,现在秦淮盆地的抗灾能力已有很大提高。湖熟之名表达了对年年丰收的祈愿。

“湖熟文化”何以占得发现先机

湖熟既不是地区行政中心,更不是兵家必争的要塞,但一直是粮食产地与转运商埠,是南京的粮食补给站。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末孙策攻秣陵(今南京)不下,转取湖熟,是为了得到粮食;东晋毛宝烧掉苏峻叛军在湖熟的军粮,给占领京城的叛军造成粮食困难,加速其失败。近代湖熟镇有“小南京”之称,商业发达,镇上人口曾过万。湖熟与上海的关系我没有考证,但近代有人在上海做生意,上海的现代文明能够辐射到湖熟来,商埠必然带来文化的优势。

1949年,曾昭燏在南京博物院主持举办了《从猿到人展览》。当时,在湖熟镇上开店做生意的年轻人钱立三(句容赤岸村人),特地来参观了展览,受到很大启发,湖熟史前文化的发现其实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次展览成为发现的导火索。

“发现”的含义并不一样,我把突破性的史前文化考古发现分为三个阶段:“发现该地遗物——发现特征遗址——考古学发现定位。”三个阶段都不可或缺,但有层次的不同,是递进的。

我不知道钱立三是如何成为一个用现代眼光关注历史的人,但他就读上海大夏大学的经历,使他具有了科学思想应该是不会错的,而且他还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951年大年初五,钱立三带着在湖熟镇捡拾到的历史遗物再次来到南京博物院,希望予以专业鉴定。考古学家们注意到了其中史前石器所蕴含的重要信息,曾昭燏立即组织了去湖熟镇的考古调查。

1951年3月23日,在湖熟镇,南京博物院考古队先调查了由钱立三指认发现遗物的四个地点,但都不具备判断遗址性质特征的条件。曾昭燏、尹焕章以及胡小石决定去钱立三认为是古代墓葬的老鼠墩调查。

专家们正是在老鼠墩的调查发掘,通过对地域、地理、形态、遗物等的判断,发现了属于当地史前文化遗址的典型特征。这里的史前文化考古发现进入到第二阶段。

专家们初步判断这是一种新的南方史前文化,区别于黄河流域而另成一个系统。1959年,曾昭燏、尹焕章联名发表《试论湖熟文化》,给予湖熟史前文化考古学定位,走完了考古新发现的第三个阶段。

北阴阳营遗址晚来一步

就在湖熟发现史前遗址不久,北阴阳营遗址在1954年被发现,这是南京市第二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史前考古发现,不仅因为遗址在南京城内,更重要的是,南京博物院在曾昭燏院长领导下,通过四次发掘,建立起了南京及附近区域史前文化的一个参照标尺,理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文明初期的关系。由于在与湖熟类型相同的文化层中出土了小件青铜器(这是湖熟老鼠墩、前岗遗址试掘时所没有遇到的),为湖熟文化最终定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南京城作为江南一大都市,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晚清以来,西学渐兴,现代科学很快传播进来。1935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又在金陵大学国学研究所深造过的曾昭燏,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自费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的。南京也不会缺乏热爱考古并具有现代科学思想的普通文化人。抗战结束后,民国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迁到了南京。南京城的文化基础比湖熟镇深厚,完全具备率先发现史前遗址的条件,“大南京”本不该输于“小南京”,可为什么北阴阳营遗址会晚来一步呢?(图4)

图4 北阴阳营遗址发掘现场(1955年)

南京城错过一次首发的机会

实际上,历史曾经给过南京城一次机会。20世纪30年代,金陵大学(西方教会所办)学生吴良才,在北阴阳营宿舍旁的一个大土丘上捡到了史前遗物。吴良才是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的堂弟,受其兄影响而对考古产生兴趣。

当时中国现代考古刚起步不久,江南史前文化的发现和认知也才开始。那个时候,发现一种史前文化需要依赖学者个人的敏锐和专注。吴良才毕竟只是年轻的考古爱好者,加上后来爆发日本侵华战争,他止步于发现遗物阶段。

假如他在发现遗物之后,有条件依靠社会力量往前推进到科学认定史前遗址及考古学定位,就会成为秦淮盆地发现史前文化的开端,那改写历史的就不是小南京而是大南京了,也不会有后来的“湖熟文化”命名,南京地区发现史前遗址就会提前近二十年。可惜这并没有发生。

1945年,吴良才在兰州工作时,与中央研究院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古学家夏鼐认识,他才把自己在南京北阴阳营的发现告诉了夏鼐。抗战胜利后,1947年,时任民国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的夏鼐,独自来到南京北阴阳营土丘上调查,也捡到了陶片,他将此写在了日记里。《夏鼐日记》1947年3月29日记有:“下午只身赴阴阳营金陵农校(按:阴阳营应改为鹰扬营,有康熙三十七年鹰扬营庙碑为证)。前年在甘肃时吴良才君曾见告,谓其地有史前文化堆积,果然堆积层很厚,出土红陶及灰陶,又绳纹及印纹陶多种,惟未见石器。”

可是,不知是何原因,此后没有资料显示夏鼐将此再告诉别人。1949年之后,夏鼐担任了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南博旬刊》还曾报道,1950年7月19日夏鼐到南京博物院鉴定史前彩陶并参观陈列,也没有提及北阴阳营。

吴、夏二人确实调查过北阴阳营土丘,但这与1954年发现北阴阳营遗址,以及随后南京博物院的发掘及考古学定位,没有直接关联。有人依据夏鼐日记里的内容,把北阴阳营遗址的发现者追认为吴良才,是不恰当的,1954年9月才是发现北阴阳营遗址的准确时间。(图5)

图5 参加北阴阳营遗址第三次发掘的人员

湖熟发现史前遗址并很快向社会公布,唤醒大南京文化人的兴趣,《南京城内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王志敏,《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说:“南京城内北阴阳营八号南京大学宿舍空地上原有一个高约五、六公尺的土丘,这个土丘在南京师范学校起土中切平了一小部分。工程中,南大同学发现刨出了陶器、石器,工程主管部门于是报告了文物机关。”

南京博物院所编《曾昭燏年谱》记:“9月15日,胡小石电话告知:北阴阳营8号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即派赵青芳往看。午饭后,与尹焕章、梁白泉、赵青芳讨论此事。夜。为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各事草报告稿。”胡小石时任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

南京大学的学生最先在取土工地辨识出史前陶器和石器,有人告诉了胡小石,胡电话告知曾昭燏,曾立即派人去现场并报告上级。

秦淮河沿岸区的史前遗址

我的考察记经常不会单单说史前遗址,因为遗址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时空,了解当地的地理气候与历史文化的大环境,我们才能看到历史发展的进程,这正是我们需要理解和珍惜史前遗址的原因。现在我们来看湖熟史前遗址的情况。

秦淮盆地的史前人是濒水而居的,所以史前遗址总是与河流相关,湖熟的史前遗址基本分布于秦淮河、索墅东、西河沿边。

【湖熟镇边的史前遗址】

城岗头

《江宁湖熟遗址调查记》(南京博物院,载《南京附近考古报告》,上海出版公司印行,1952年。以下简称《湖熟调查记》)说:“紧靠着湖熟镇北边,高出地面约十余公尺的土岗,在岗西部断崖上,很清楚地显出下为黄胶生土(天然土),上有一·五公尺左右的文化层。”“上部为灰土,中有汉代陶片。在下层淡灰色土和小部分红烧土中,发现有史前遗物红砂粗陶,三足器残片、盆式器残片,两块残砺石。初步推测,此岗原为早期一个遗址,可能在汉代,此地曾建有窑厂,因将早期遗址破坏。”这其实是岗头型遗址,而非湖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台形土墩,我将在以后的考察记里谈及。城岗头现在湖熟汽车总站东南面,已几乎盖满住宅,只有一小块黄土岗地暴露在其中。谷歌地球地标:北31°51’57.00",东118°58’38.92"(图6)

图6 湖熟镇城岗头

梁台

《湖熟调查记》说:“略呈圆形的台,在城岗头东南约一百公尺,紧靠着秦淮河北岸,相传为梁昭明太子读书处,”“文化层和遗物,几乎和城岗头完全相同,”“在台东部断层中,有一公尺厚度的贝壳遗存。”钱立三曾在此捡到石锛、制锛石料、陶纺轮、陶网坠、陶垫。梁台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台顶有水泥铺的晒场和数间破屋,坡上种庄稼,坡下有停车场、砂石场、垃圾堆,环境不堪。除遗址尚存外,没有看出受保护状态。谷歌地球地标:北31°51’55.00",东118°58’49.72"(图7)

 图7 湖熟镇梁台

小宝塔山

《湖熟调查记》说:“在城岗头西北约5百公尺,是一个近代丛葬的坟地,看不到文化土层,只在地面上找出些和城岗头一样的各代遗物。”

这也是岗头遗址。调查记里的“湖熟史前遗址分布图”上标出了小宝塔山遗址的位置,其西是元上村(即今前元村),但现在地图上没有做为地名的小宝塔山,也没有见到当地资料标示出小宝塔山遗址的位置。(图8)

图8 湖熟史前遗址分布图

我推测小宝塔山应该是今前元街宝悦巷所在山岗,去调查时听到这两种不同说法,有说宝悦巷山岗就是小宝塔山,有说应该在湖熟中学里面,各执一词。孰真孰假,我遇到了难题。

中学南墙外的村民告诉我,中学已改造过,地形变化很大,原先确有过一座小石塔(我猜测是僧人墓塔),早已毁了,位置在今中学操场东南角。这样一来,小宝塔山的位置可以因有小石塔而坐实了,不过,这与《湖熟调查记》里所说所标的位置相差太大,中学里的小宝塔山是在城岗头的西南,而不是西北,所以中学内不可能是遗址所在。

到第四次去调查,我终于遇到一位知情的前元村花甲老人,他祖父在民国时从江北逃荒过来,就住在宝悦巷山岗旁边,从小他就听祖父把这里叫小宝塔山,中学那边也是小宝塔山,山岗是相连的。

《湖熟调查记》里还说到,大宝塔山“与小宝塔山遥遥相望”,而宝悦巷山岗南面隔一块洼地即大宝塔山,正是南北相望。真相大白:今宝悦巷山岗就是“小宝塔山史前遗址”所在地,完全符合当年资料所记遗址位置的各项条件。几十年过去了,岗上的变化已很大,有不少建筑和民居、校舍,岗南头还曾经推平建过变电站,不复旧貌。谷歌地球地标:北31°51’57.22",东118°58’22.00"(图9)

图9 湖熟镇小宝塔山

鞍头岗

《湖熟调查记》说:“在梁台的东南,中间隔着秦淮河,紧靠着河岸的一个椭圆形土岗,岗上还有清代建筑的庙宇一座。此处新近有人取土,露出断面,包含的遗物和城岗头相同,另有汉代细柄豆残块,明代处州窑把碗片等。”经当地人指点,我在湖熟镇东边的粮库找到了鞍头岗原址,上面曾经有过佛教珠峰寺。20世纪50年代因建粮库而将土岗基本推平,现两排库房位置即过去的鞍头岗。谷歌地球地标:北31°51’48.76",东118°59’1.61"(图10)

 图10 湖熟镇鞍头岗原址

大宝塔山

《湖熟调查记》说:“在湖熟镇西半里,秦淮河北岸上,与小宝塔山遥遥相望。墩高度和面积同老鼠墩,因地近湖熟镇,所以荒塚累累,几占全墩十分之七。但塚上及坟墓间隙处,露出红砂粗陶片,与老鼠墩的同,且有红烧土多处。”该遗址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已建为遗址公园,上有廊亭和多样雕塑,用来展示史前“湖熟文化”,可惜建设过度,用雕塑展示只是我们的推想,而遗址本身才是更重要的。谷歌地球地标:北31°51’43.60",东118°58’24.41"(图11)

图11 湖熟镇大宝塔山

湖熟镇边史前遗址的位置见图12。

图12 湖熟镇边史前遗址的位置

【湖熟镇西的史前遗址】

老鼠墩

《湖熟调查记》说:“墩在湖熟镇西三华里秦淮河的北岸上,紧靠着曹家边东边,中隔小圩,计一三〇公尺,墩北脚下就是南刘村。这是一个微现起伏高出地面约十公尺的土墩……这遗址非常单纯。”老鼠墩是1951年在湖熟发现并第一个科学试掘的单纯的史前文化遗址,出土有石斧、石锛、石刀、石镞等各式石器及陶器残片。正是发现了老鼠墩,才清楚了“湖熟文化”遗址的典型形态,推进了一大批史前遗址的发现。老鼠墩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2006年修造长深高速公路,穿墩而过,毁掉西半部,后有抢救性发掘。谷歌地球地标:北31°51’18.21",东118°57’50.78"(图13)

 图13 湖熟镇西老鼠墩

前岗

《湖熟调查记》说:“在曹家边前面,秦淮河北岸,老鼠墩西南一七〇公尺,较老鼠墩稍低,面积也稍广。”前岗遗址与老鼠墩遗址相邻,故1951年一并进行了试掘,出土有石镞、穿孔石斧、砺石及砂陶、黑灰泥陶。前岗与老鼠墩一道基本确定了“湖熟文化”的人文内涵,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当地把6公里外的耀华社区前岗村的岗地错认为是“前岗遗址”,且把文物保护碑竖在了那里,所以,真正的曹家边前岗遗址并没有得到保护。谷歌地球地标:北31°51’11.00",东118°57’42.23"(图14)

 图14 湖熟镇西前岗

湖熟镇西的史前遗址位置见图15。

图15 湖熟镇西的史前遗址

【湖熟镇东的史前遗址】

范塸村神山

这是我今年考察时新发现的一处史前遗址,村民叫神格山,格为衬字,无意义。神山的位置、形状均显出是台形遗址,但只有约2米高,近椭圆形,略呈东北—西南向,长60米,宽55米,表面仅有少量碎小的红砂陶片,捡到一只红砂陶尖足。村民说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也不知神山之名的来历。从其所在位置来看,正当秦淮河来水易冲击之处,似乎很早就被毁坏。我在村北岗地边见到一块残缺的菱形纹铭文砖,上面剩有“冬十有一月葬”几个隶字,似东吴或两晋遗物,显然,这里过去是有故事的。谷歌地球地标:北31°52’4.00",东119°0’25.80"(图16)

图16 范塸村神山

索墅西河低洼区的史前遗址

向家边馒头墩

《湖熟调查记》说:“紧靠着叉河西岸向家边南约一五〇公尺,墩形圆如馒头,故名。墩高出田面七公尺,直径约四十公尺,满生荒草,致土质难以鉴别,墩面陶片同老鼠墩,露出的也多,在陶片中有细砂质烟灰色片,是尖脚鬲的腹部。在墩面坡上捡得残石斧一件……墩上无其他时代遗物。”馒头墩不是文物保护单位,却依然存在,令人意外。村民说,20世纪60年代曾经取墩土修圩,又将顶部平整后做生产队公场,故降低约2米,不再像馒头。现在被叫作吴格墩(音)、笼子山。上面所说叉河,即索墅西河,从北面的索墅镇西边流来,流经区域低洼,而向家边村就在其中。村民说过去逢大水即淹,生活痛苦,1974年新开挖梁台河,取代旧河,淹水就很少了。馒头墩是典型的台形遗址,遗物的时代也较单纯,墩东南田里还露出大片螺蛳壳聚集,是我见到的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单位而破坏不算大的遗址,虽然距离湖熟镇很近,上面并没有建工厂。我希望立即将馒头墩列入文物保护单位。谷歌地球地标:北31°52’58.54",东118°59’4.90"(图17)

图17 向家边村馒头墩

赵家边乌龟墩

《湖熟调查记》说:“在湖熟镇东北约九华里,叉河自墩东南脚下流过,在赵家边东约二百公尺,高出地面约十余公尺。墩作椭圆形,西部较高,东部略成坡形,似乌龟状,因之得名。”我在考察记《真相》篇里说过,赵家边村乌龟墩是1951年南京博物院(现为省属单位)所发现,文革后被取消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资格,不再保护,2009年又变成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南京市的新发现,改叫乌龟山,才又列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上面已建有工厂,目前状况远不如向家边馒头墩。谷歌地球地标:北31°53’39.21",东118°59’10.24"(图18)

图18 赵家边村乌龟墩

蔡家边蛇墩

《湖熟调查记》说:“又名蛇山,在乌龟墩正北约一百公尺,紧靠着赵家边村东,是一个小型的土墩,与乌龟墩只隔一水田,遥遥相望。全墩红烧土很普遍,尤其是墩顶及南面,烧土色近赤。墩面遗物与老鼠墩同,唯在粗砂红陶中羼杂有铁砂粒,如绿豆般大小。”蔡家边村与赵家边村北部紧靠,仅一巷之隔,蛇墩属蔡家边村。因开挖梁台河,切断了蛇墩与村子的联系。现有两条公路交汇于蛇墩之上,分别在蛇墩西部、南部通过,故蛇墩已毁,只能见到一点残迹,墩北边现有社区卫生站。谷歌地球地标:北31°53’43.41",东118°59’7.92"(图19)

图19 蔡家边村蛇墩原址

前贾墅船墩

《湖熟调查记》说:“在叉河东岸圩田内,兴旺村北偏西约九百公尺,馒头墩东北约二华里。墩的面积约三百平方公尺(刘宗意注:应为约一万三千平方米),是一船形土墩……墩周断面上,有灰土层厚约一·八公尺,内含红砂粗陶片墩面上亦散布此种陶片,其中包含尖足器残片,并有烧土多处,所出陶片尤多。”在1951年所发现的湖熟史前遗址中,船墩较大,形状也很有特点,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我在2017年再去考察时,江宁区和南京大学刚刚结束第一阶段发掘,墩顶已开挖十几个考古方,我感到意外,目前的大开发时期,抢救发掘那些即将被毁的遗址才是当务之急,像船墩这样有特点的大型遗址,应该留待科技更发达的以后再发掘。谷歌地球地标:北31°53’23.90",东118°59’26.00"(图20)

图20 前贾墅村船墩

索墅西河低洼区史前遗址位置见图21。

图21 索墅西河低洼区史前遗址

索墅东河低洼区的史前遗址

新墩神墩

《湖熟调查记》说:“在索墅镇东南约三华里,湖塘头村之北,马盖之东约一五〇公尺,为一高出地面约七公尺的圆墩。墩顶上平坦,建有福田庵一,古树竹林环绕其四周。墩下周围全系水田,东脚下并有小溪,流而南下。墩边断崖上显出灰土层厚约一·六公尺,墩面上见陶片,灰土中尤多,皆与老鼠墩陶片同。”神墩原属新墩大队所有,不属于自然村,上面建过大队部,后来改为新墩行政村,所以过去称为新墩村神墩,2006年新墩村与耀华村合并为耀华社区,取消了行政村建置,新墩现在只作为一个地名存在。上面所说的小溪即索墅东河,其作用现在已被开挖的同进河取代。虽然神墩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遗址上已建为工厂,盖了不少房子,福田庵也重建起来。谷歌地球地标:北31°54’50.90",东119°0’15.94"(图22)

图22 湖熟新墩神墩

湖塘头木鱼墩

《湖熟调查记》说:“在神墩正南三十公尺,是一个南北条形的墩,像一条鱼在伏着,……墩上有个小的松林,松球与红砂粗陶相杂,散布地面。陶片和老鼠墩的相同,红烧土几乎全墩都是,东背脊上尤多。在墩西坡上捡得小石锛一件,黄灰色,一面刃,质为角页岩,组织整齐,层次分明。”目前墩上是庄稼地和茶树园,村民叫作扇子墩,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单位。谷歌地球地标:北31°54’45.62",东119°0’15.00"(图23)

 图23 湖塘头村木鱼墩

西洋湖村乌龟墩

南京市2009年公布的新发现,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在西洋湖村东北方300米,是东北-西南向的椭圆形台形遗址,长90米,宽60米,上面种满树木。谷歌地球地标:北31°54’34.77",东119°0’58.00"(图24)

 图24 西洋湖村乌龟墩

大花塸村庙墩

南京市2009年公布的新发现,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是索墅东河源头的一处遗址,在索墅镇东北约1公里,淳化街道茶岗社区大花塸村西南约170米,为西北—东南向的近似圆形的台形遗址,直径约47米,高约4米。顶部曾有土地庙,后毁,生产队时期建有几间公房,已破损。谷歌地球地标:北31°56’16.60",东119°0’12.00"(图25)

图25 淳化茶岗大花塸村庙墩

索墅东河低洼区史前遗址的位置见图26。

图26 索墅东河低洼区史前遗址

从史前走来的湖熟

依照我制作的古秦淮大湖地图来看,湖熟临秦淮河的几处史前遗址,早先位于古大湖边,而其他遗址则分布在索墅东湖汊和索墅西湖汊以及其他小湖汊沿边。湖汊后来逐渐萎缩成小河及低洼区,这就是南京博物院《宁镇山脉及秦淮河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普查报告》(尹焕章、张正祥撰,载《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描述的当代所见情况:“各山余脉,岗峦起伏,岗与岗间,形成一个个小山沟,各沟都有大小溪流贯穿其中,这些溪流,都是直接或间接流入秦淮河的。在沿溪近岗的地方,多有一系列的台形遗址存在着。”(图27)

图27 湖熟史前遗址在古秦淮大湖中的位置

古大湖萎缩后,湖熟附近还有较大的湖泊,比如过去有刘阳湖,现杨柳湖即其残存。《宋书·五行志》里提到西晋时有“丹阳(郡)湖熟县夏架湖”。湖熟镇东南至赤山还有白米湖。汉代出现湖熟之名,跟近旁有多个湖泊相关。

据此推测,汉代的秦淮河应该在今天湖熟镇南跟几个湖泊串起来,那里是大片低洼区,现在穿湖熟镇而过的河道那时并不存在,所以,现在的秦淮河不能做为考证汉代湖熟县治位置的参照点。城岗头高坡可起防御作用,但不是早期县城的围墙。汉代县治究竟在哪里,至今还没有确凿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可能早已被大水冲没,湖熟镇“隔桥双市井”的格局,是后来才形成的。

荣誉极高的桂冠

湖熟史前遗址的首次发现发掘工作,是在曾昭燏领导下,由尹焕章主持的,他在那里工作了21天。他还有个“理想计划”:由点而线、由线到面地做全面调查。1957年5月,他再次来到湖熟,此时他已经拟定了写作《试论湖熟文化》的计划。他去了湖熟镇东北面和解溪镇,去了西面的龙都镇和东南的句容郭庄、葛村,又发现了多处遗址,此后再没有来过湖熟,他太忙了,他用脚步把理想计划的调查扩大到了长江下游两岸,证明了史前“湖熟文化”遗址并不只在湖熟才有,长江下游沿岸的宁镇扬芜等地区都有诸多发现。湖熟值得骄傲的是六十七年前令人尊敬的“首次发现”,所以才会有以湖熟命名的史前文化,这是一顶荣誉极高的桂冠。

大宝塔山遗址公园建有解说式的史前人浮雕像,人物形象当然是想象出来的。我觉得最应该建立曾昭燏、尹焕章、钱立三以及胡小石四位先生的雕像,是他们提升了湖熟的文化地位,改写了湖熟历史,也改写了南京地区及长江下游的历史,他们的形象是真实的,无需想象,他们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作者更正:《方山——南京附近史前文化遗址考察记》(载2017年第4期)的“表1”中,误将句容市“戎岗头茅前墩”列为南京市江宁区的遗址,应该从表中减掉,相应的统计数据也要减去1处遗址。表1里改正为:“以上52处遗址,前49处为南京博物院、省文管会发现或确认。”文章中的相关统计文字也应改正为“在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省属的南京博物院和省文管会在江宁县又发现32处史前遗址。”“而1957~1959年发现的32处遗址中,只有秣陵神墩进入市级保护,余31处皆维持不保护,这就实际造成了共有40处遗址(其中少数当时已被破坏)被法定不保护。”在此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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