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云港区域文化中的淮盐元素

发布日期:2019-10-14浏览次数: 字号:[] 作者:卢同根 来源:《江苏地方志》2019年第4期

连云港,无论是从6000年前的“少昊之国”,4000年前的“羲和之国”,2300年前的秦皇东巡、徐福东渡,还是《西游记》《镜花缘》《水浒传》等文学巨著的惊世神韵,都证明了她无疑是具有独特文化魅力的城市。然而,在这个城市文化发展的历史沿革中始终离不开一个白色元素,那就是淮盐。

淮盐精神孕育出独特的淮盐文化

淮盐生产源远流长,仅有文字记载的就有二千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淮盐精神孕育出独特的淮盐文化,淮盐文化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人文品格。

首先是质直淳厚、尚义忠勇。历史以来,凡是产盐的盐民都生活在社会底层,对于公平正义求之若渴,一旦拥有释放的通道,他们忠勇尚义的禀赋便会如火山喷发。淮盐人近似的身份背景和互助的生产方式,使他们养成了特有的群体心理和素质。他们淳朴忠厚、乐善好施,守土爱家、忠勇尚义。元代末年,“以操舟运盐为业”的泰州白驹厂人张士诚揭竿而起,两淮盐民便纷纷响应。抗日战争时期,淮北广大盐民先后在滨海、赣榆铺设盐滩,扩大生产,盐税曾居苏皖边区政府财政税收第二位,被称为“华中金库”。新中国成立之后,盐场人爱国爱场,为抗美援朝慷慨捐献“淮北盐场号”飞机。可以说盐场人在传承质直淳厚、忠勇尚义的人文品格的基础上,历练出“奉公、奉献、奋斗、奋进”的宝贵精神。

其次是研判大势,求富重商。几千年来,盐商一直是支撑国家经济命脉的主流。春秋战国时的鲁国人猗顿是我国最早的大盐商,他初时“耕而无食,蚕而无衣”,后因“用鹾盐起”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商人。从汉唐直至明清,两淮盐税一直雄居全国各大盐区之首,有“煮海之利重于东南,而以两淮为最”之说。特别是清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在淮北盐区改纲为票之后,民贩纷纷领运淮盐。南来北往的盐商不但在物质生活上给淮盐人以强烈的冲击,而且其商业理念也潜移默化地浸润着盐业人的心灵,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秉承这种价值取向,淮盐人精心经营淮盐,即便在风雨如磐,国势式微的旧中国,淮盐仍驰名中外,获意大利秘拉诺万国博览会优质奖牌。新中国成立后,新一代淮盐人不但开发出了营养盐、烹调盐、腌制盐、保健盐、美容盐等品种,其“淮”牌食盐更是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并衍生出“古淮”等品牌。

再者是自强不息、执著坚毅。淮盐生产工艺总体上是经历了海水煮盐和天日晒盐两个漫长过程。千百年来,淮盐都是露天生产,这种战天斗地的生产方式使淮盐人身受其累。历代淮盐人不得不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压力下含辛茹苦地谋求生存。正是这种艰苦卓绝的劳作方式,连同发育、生长她的黄海之滨的两淮大地,共同铸就了淮盐人执著坚韧、自强不息的人文禀赋。淮盐人一直是无怨无悔、百折不挠地谋求改善生存状态,盐民们虽然多次因自然灾害和战乱纷争而背井离乡,而当纷争平息后,他们又千方百计迁回原地,搭窝棚,开盐田,重操旧业。

诚然,淮盐文化的人文品格对淮盐这一特殊商品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也不可否认其中也存在着一些消极因素,在当今沿海开发千舟竞发之际,淮盐要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首先要赋予人文品格以现代元素。

要张扬开放文化。开放促成两淮“盐都”古扬州的繁华,成就泰州、盐城、淮安、连云港等名城和板浦、海州、陈家港等名镇。事实证明,一个地方的经济实力和活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开明的程度、开放的广度、包容的宽度。淮盐本应该是海洋文化,但自春秋时的管仲提出“官山海”之后,历朝历代一直奉行“征盐以致国”。当前淮盐企业正在致力于经济战略转型,当务之急就是要吐旧时落后文化之故,纳时代进步文化之新,立足江苏沿海,既面向海洋向东、向北、向南全方位开放,也面向内陆向西、向广阔腹地开发;既对资本开放,也对市场、品牌和技术开放;既敞开胸怀“引进来”,也虚怀若谷“走出去”,在经济上主动融入国际大循环,在管理上加快与国际惯例接轨,在人文环境上逐步实现国际化,全面提升淮盐的开放度和国际化水平。

要有卓越的创新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思想相一致,淮盐人文品格中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轻个体的倾向有着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它压抑了人们主体意识的萌发,否定了个性独立的社会意义,在客观上弱化了人们对自然创造性探索活动。淮盐生产技艺从煎盐到晒盐演化所经历的漫漫历程就验证了这一点。当前,推进盐业企业战略转型,实质上就是要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因此,必须把创新上升到文化层面,既要充分发挥淮盐文化积极因素的作用,在加强保护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更要从重道德轻知识的伦理至上型文化,转变为科学理性精神与道德完善精神相统一的文化,为重视知识、重视科技、重视创造营造浓烈的文化氛围,使创新成为全员的精神特质、企业共有的文化内涵,在超越自我中获得新的生命。

要有独特的市场文化。在传统淮盐文化中,“缘本位”的意识在人们的意识领域中根深蒂固。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契约关系,反映这种关系的市场文化就应该是契约文化,所以大力培育以契约为核心的市场文化显得十分迫切。作为市场主体,淮盐人要改变旧的心智模式,在全面履行契约的基础上锻造诚实守信的品质,不断提高市场竞争意识。大力强化市场意识,健全经营制度,保证在机会和条件相对平等的前提下发挥每个人的能力,并给予相应的报酬,使人们尽可能充分而正确地实现其价值。

淮盐文化牵动着连云港人文的脉络

因为淮盐,江苏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最为繁荣、资本主义雏形萌发最早、又极具代表性的地区;承载着地灵、物华的淮盐,在文化史上折射成了一道灿烂的人文绵延的彩练。

淮盐产区独特的风光不仅让历代诗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美丽诗篇,更滋生了大批咸味十足的淮盐文学巨著。其中当推吴承恩的《西游记》、李汝珍的《镜花缘》、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它们的许多章节都可以找到与淮盐的对应人物、对应的俗俚词汇和对应的环境描写。越来越多的考证,都证明了淮盐对这些文学杰作产生的重要影响。这些文学巨著也造就了连云港举世瞩目的文化光辉。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其祖父曹寅任过两淮盐运使,曾长期在淮扬一带生活过,在这个炙手可热的官位上,曹寅每年俸禄2000多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60多万人民币,可谓享尽荣华富贵。这也为曹雪芹熟悉和了解地处海边的淮盐人的生活提供了各种方便。人们发现《红楼梦》中许多方言土语,就夹带着江淮方言,而这些江淮方言土语都带有“盐侉子”的味道。还有人还评点过,这部名著中说到盐的地方有上千处。足见淮盐对这部名著创作的影响。《西游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神话小说,也是一部同连云港山川形胜有着血肉联系的文学名著。吴承恩在《西游记》里,不仅泛取云台山的创作素材,亦有很多淮北盐场的风情写照。《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生于淮盐,卒于淮盐,他把一部活生生的元末张士诚盐民起义,改写成了宋朝农民起义,可谓煞费苦心,如此移花接木,其实充满了爱憎,用尽了小说家的写作伎俩。因为施耐庵曾经与张士诚是乡亲与战友,亲身参与谋划了起义的许多活动,至张士诚兵败身死,施遂隐于江湖,后又隐居淮盐,《水浒传》正是作于隐居之时,堪称是一部盐民起义的形象记录。《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是盐官的子弟,他的兄长李汝璜任板浦场盐课司大使,李汝珍到海州后,与板浦中正盐场的许氏乔林、桂林兄弟过从甚密,李汝珍在板浦盐场的生活环境和学术交往,导致了《镜花缘》的成书。《 三国演义》中,刘备的起家源自于连云港市云台山南脉的一个大盐商糜竺的资助,糜竺财力之雄厚,一直在历代经济地理学者的视野之中,其财力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淮盐。翻阅《儒林外史》,一个个鲜活的盐商形象如跃眼前,他们意态轩昂而胸藏城府,庸俗浅薄而诡谲精明,令人拍案叫绝。名著对社会的种种黑暗现象进行了辛辣讽刺和抨击,书中掩藏不住淮北盐商的真实面目。此外,与古海州相关的《金瓶梅》《聊斋志异》等明清小说里都有盐商、盐官的活动。

现在还有一个比较公认的说法:淮盐与海州五大宫调有渊源关系。还说,五大宫调随淮盐的流传而流传,随淮盐的发展而发展。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明清时以板浦、洛要、惠泽三场为中心的古海州盐区正日益繁盛,特别是板浦,成了产盐中心,因为盐利就从板浦的地盘上散出来,引得大批徽商鱼贯而入,形成一时之盛。盐商们在流连于盐河的帆樯之余,常将雅兴倾注于馆场之中,以笙歌曼舞为乐事。所不同的是,盐商们入乡随俗,大多唱和土腔土调的宫调,天长日久,就形成了特色而别致的海州五大宫调。“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使五大宫调成为“徽调”,即“无徽不成商,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调。”板浦盐业的辉煌从灌云、灌南辐射至新浦、海州、赣榆,终于带来了海州五大宫调艺术的成熟。

淮盐文化推动了连云港经济的繁荣

连云港是一座从海里诞生的城市。今天这座城市的中心——新浦及其邻近的地区,二百年前还是一片潮涨潮落的近海海域。自南宋建炎至清咸丰,七百年黄河夺淮的泥沙淤积,将海岸向前推进了120里。沧海桑田,经过一百多年的开发和建设,新浦由一个淮盐积散码头发展为今天区域城市的中心。

淮盐自古甲天下,淮盐的税收是历朝历代的经济支撑,因而被称为“国之大宝”。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淮盐,连云港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繁华,连云港的历史将会是另一番样子。

连云港地区历来是淮盐主产区。在全国之中,两淮盐场的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盐税最丰,而在两淮之中,连云港地区的淮北盐场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据载,康熙年间对淮盐税赋增加到100万两白银,到嘉庆年间,古海州三盐场板浦、中正、临兴年征银1.07万两。随着盐河与盐场的繁盛,古海州迎来了史上有名的乾嘉盛世,海州从此成富乡。以古海州盐场为中心的淮北盐区进入鼎盛时期,它的一个突出标志是海州盐运分司在板浦成立,大批徽商纷纷涌入板浦,形成盐河络绎不绝、富贾货栈林立和盐声不绝于市的繁忙景象。板浦遂成了古海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商贾辐凑之地。古海州的富庶,直接带动了新浦的繁华。

流入新浦的老沭河下游的两条河——前河和后河,给新浦带来了福音。新浦是依河而立的,这两条河的码头给新浦送来了滚滚财富,当时“两淮盐运使”在新浦的西跳设有“新浦放盐处”,使新浦成了盐的重要集散地,凡来新浦放盐处采购食盐的商人,必须先到西跳外的临洪滩,也就是今天的临洪办事处一带交款,凭票到西跳的盐坨领盐,遂使临洪滩热闹起来。据《两淮盐务纪要》所载,仅1914年中,从新浦、海州产盐区经过西跳放盐处转运的外销盐即达36万多吨,时价为40多万元,兴盛的淮盐经济为缔造新浦大街即今天的民主路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而新浦大街就是新浦建城的雏形。

现在港城史学界的专家们在谈到新浦成邑的直接推动力时,都赞同没有淮盐就没有新浦的今天这个结论。清末民初,由于盐运繁荣获利丰厚,许多盐商大贾带动行会老板和实业场主麇集新浦,带动了商埠的兴起。据统计,这一时期仅每年由海运出口的盐就达30多万担,有个叫程允升经营的一家盐店每年就递增盐12万斤。民初以来,海属地区的淮盐产量猛增,大大加快了新浦繁盛的步伐。据记载,1922年淮北盐区共有池滩3122份,垣商854家,制盐公司7个,20世纪30—40年代在新浦、大浦开设的大陆盐业公司等四大盐业公司和官盐总栈,使盐业经营进入鼎盛时期,也使新浦的经济不断向高端攀升。这个时期,淮北盐产一跃超过淮南盐产,平均产量占两淮总产70%,其中1924年淮北盐产竟占全国盐产的五分之一。特别是1925年陇海铁路铺到大浦后,大浦一跃成为淮盐外销的主要门户,1926年淮盐外销量达21.96万吨,比1921年至1925年平均年销量超过了6万多吨。大浦铁路畅销又互动连锁地刺激了新浦的贸易增长,全面带动了工商业、服务业等产业的兴盛和城市的繁华。全国解放后,20世纪50年代淮盐税收一直占据连云港市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左右,通称“盐大头”。

一个美丽的新浦就这样脱颖而出,站到了世人面前。如果说淮盐元素推动了连云港经济的繁荣一点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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