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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出转精 积厚流光——乾隆《江南通志》(点校本)导读

2019-10-28 09:22:48信息来源:《江苏地方志》2019年第5期浏览次数:字体:[ ]

提 要:乾隆《江南通志》是历史上以“江南”为记述对象的三部明清旧志中最为晚出,史料积累最丰实,文化积淀最深厚的一部,其内容宏富,资料密集,较之前志,体例更加科学,考订更加严谨,记述更加合理,被《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誉为“名作”。该志在“江南”方志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对今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也有积极影响。

关键词:江南 方志史 江南通志


历史上以“江南”为记述对象的志书,共有《南畿志》、康熙《江南通志》、乾隆《江南通志》三种。《南畿志》成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因系创修,且全书只有64卷,而收录范围上下两千年、纵横数百里,偶有简疏遗漏之讥。康熙《江南通志》成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全书76卷,用时仅半年,难以尽脱草率偏就之病。乾隆《江南通志》(以下简称《乾隆志》)最为晚出,史料积累更加丰实,文化积淀更加深厚,全书205卷,600余万字,内容宏富,资料密集。加之是在“康乾盛世”的黄金时代形成的,当时文化繁荣,朴学盛行,因而体例更加科学,考订更加严谨,记述更加合理,在“江南”方志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对今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也有积极影响。

《乾隆志》由清尹继善等修,黄之隽等纂。尹继善(1695~1771),字元长,号望山,清满洲镶黄旗人。雍正元年(1723)进士,六年署江苏巡抚,次年实授。历云贵、川陕总督,先后于雍正九年、乾隆八年(1743)、十六年、十九年4督两江。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卒谥文端。著有《尹文端公诗集》。黄之隽(1668~1748),初名兆森,字若木,因庠友与其同字,改字石牧,后入国子监,改名之隽,号堂,晚号石翁,又自称老牧。原籍安徽休宁,清江苏华亭(今属上海市)人。自幼聪颖,过目成诵,15岁即入府庠,试辄高等。可惜“为诸生垂四十年”,屡试不售。康熙六十年(1721),总算考中进士,这一年黄氏已经53岁。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命提督福建学政。二年,迁中允。四年,以劾降编修,遂革职。乾隆元年,刑部尚书徐本荐其试博学鸿词,时年近70,目眵而不就。乾隆十三年卒,年81。喜藏书,尤工诗,著有《堂集》《香屑集》等。擅戏曲,撰有杂剧《郁轮袍》《梦扬州》《饮中仙》《蓝桥驿》,传唱甚广。曾与修《明史》《浙江通志》。《清史·列传》71、《国朝先正事略》40、《国朝耆献类征初编》125、嘉庆《松江府志》58等有传,《堂集》所附《冬录》有自传。

先是雍正间,清世宗重设一统志馆,并颁发上谕,通令全国各省编修通志,以备一统志采摘。雍正九年,尹继善来督两江,遂奉檄“于九年冬十月,征集在籍儒臣之博洽工文、通达治体者,开局于江宁,搜讨排纂”,聘黄之隽主持其事。其间虽然人事屡更,而后任督抚后先相继,“考订惟详”“六易寒暑”,终于在乾隆元年付梓行世。因刊刻行世于乾隆初,故习称乾隆《江南通志》。

全书序目1卷:序、原序、目录、原修姓氏、纂修职名、凡例,前有《上江南通志表》。卷首清世祖(顺治)、清圣祖(康熙)、清世宗(雍正)诏谕及御制4卷。正文200卷:卷1~48舆地志:图说、建置沿革总表、星野、疆域、山川、风俗、城池、公署、关津、古都邑、古迹、坛庙、寺观。卷49~66河渠志:黄河、淮、江、海、运河、水利、水利治绩。卷67~86食货志:田赋、户口、徭役、漕运、关税、芦课、盐法、钱法、蠲赈、积贮、物产。卷87~91学校志:学宫、书院、试院。卷92~98武备志:兵制、江防、海防、驿传。卷99~118职官志:文职、武职、名宦。卷119~137选举志:进士、举人、荐辟。卷138~189人物志:名贤、宦绩、武功、忠节、孝义、儒林、文苑、隐逸、艺术、流寓、方外、贤淑、义烈、完节、贞孝。卷190~194艺文志: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卷195~200杂类志:纪闻、禨祥、摭史纪事、辨讹。通篇采用纲目体,共分设10志68门,内容涉及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等各个方面。记事远溯周秦,下限最晚者断于乾隆元年。堪称贯穿今古、上括天文、下及地理、横陈百业的江南地情“通史”。

《乾隆志》纂修于清“康乾盛世”巅峰期、乾嘉学派兴盛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地方特色。

江南濒江临海,古称水乡,书中不但在《舆地志》中设置《山川》门,洋洋洒洒7卷文字,系统收录境内大大小小的江、河、湖、溪、洲、浦、涧、渎、沟、泉、泾、港、泖、潭;《武备志》中设置《江防》《海防》二门(各1卷),收录沿江、沿海要地及驻防各汛资料。此外又专门设置《河渠志》,记述黄河、淮河、长江、海、运河,以及各府州县水利设施(《水利》)与水利治理活动(《水利治绩》)的历史,篇幅多达17卷。经过三国吴到隋唐数百年的持续开发,唐五代以后,江南逐渐成为全国经济重镇、天下著名“粮仓”。《新唐书·权德舆传》所谓“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韩愈《送陆歙州诗序》所谓“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到南宋时,“苏常熟,天下足”已成为天南海北妇孺皆知的谣谚。编者遂专立《食货志》20卷,其中《田赋》门就有7卷,用以载录这方面的史料。汉魏以降,江南文化发达,人才辈出,历代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实业家、著名学者与能工巧匠,不啻恒河沙数。书中《人物志》共有52卷,卷数超过全书总卷数的1/4,篇幅更超过全书的30%,充分体现了江南人文荟萃的地位。

《乾隆志》虽然远溯三代,统合古今,但始终以详今略古为原则,愈远愈略,愈近愈详。其《田赋》门共有7卷,其中唐虞、汉、后汉、晋、南北朝齐、唐、五代杨吴、宋、元、明凡10朝,只有1卷;“国朝”只有一朝,却有6卷篇幅。而且“国朝”并非完整的清代,以其下限断在乾隆元年计算,只相当于清王朝268年中的1/3。

早在清代初年,昆山顾炎武所开创的朴学,在理学上反对空谈心性,主张经世致用;史学上提倡实事求是,注重史实的考证。雍正、乾隆期间,随着政权的巩固、天下的安定,清代统治者对待汉族文人的政策由清初的笼络、利用一变而为残酷镇压,屡屡禁书毁书,大兴“文字狱”。为了避免“祸从口出”,文人被迫噤若寒蝉,逃离现实,埋头“故纸堆”,将朴学发展成为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方式的乾嘉学派。乾嘉学派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主张在充分占有客观资料的基础上,力求通过细致、严密的归纳研究,得出科学的结论。主要有以惠栋为代表的“吴学”、以戴震为代表的“皖学”和以段玉裁与王念孙父子等为代表的“扬学”三个分支,全部分布在江南地区。

受乾嘉学风的影响,《乾隆志》的编纂颇为严谨。诚然,厚古薄今、硬拉名人壮声色是地方志的通病,并常常因此饱受非议。但《乾隆志》并不一味崇尚虚美、迷信古远,编纂者力求实事求是,存真得实。根据历代史志的记载,亳州有汤陵,相传是商汤王的陵墓,此书引《括地志》“洛阳偃师县东有汤冢”,谨慎提出:“未敢信其必在亳也。”溧水县有左伯桃、羊角哀墓,书中通过二人籍贯与活动轨迹的分析,得出了否定的结论:“二人俱战国时燕人,同入楚,粮少,伯桃并粮与哀,入空树中饿死……按战国时楚自郢迁陈,又自陈迁寿春,二人自燕往楚,不应渡江而南。此处有墓,误也。”江浦县乌江有项羽墓,此则以《史记》为据,以为“汉高祖以鲁公礼葬羽于谷城”,则“此(江浦县乌江)不当有墓”。都颇为中肯。

书中还纠正了不少前志的错误,试以老子李耳的籍贯和徐州为例:

《史记》:李耳,楚苦县人。汉陈国苦县,晋改谷阳,隋改仙源,唐改真源,宋省入鹿邑,清属归德府鹿邑县,非今之江南地。旧志载李耳入凤阳人物,误。

《史记》:齐威王语魏王曰:“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按:此徐州乃齐之西北境,与燕、赵接壤,与淮北之徐州了不相涉。盖燕、赵皆在大河以北,去今之徐州绝远。明《一统志》列黔夫于徐州为名宦,而旧志承之,俱失考也。

堪称不刊之论。

其他诸如力主金山周公墩非周康王遗迹、米芾未知山阳县、宗泽墓不在镇江等等,不胜枚举。唯因旧志厚古薄今、硬拉名人壮声色的现象较为普遍,编者遂将相关内容集为一卷,题为“辨讹”。一人一条,一事一议,或考名人籍贯与生平,或辨古方国、古城址、古州郡、古墓葬,或辨历史事件,凡115则。对史事的考订无不精审严密,显示出纂修者秉笔直书的史学思想和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难怪《乾隆志》被《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誉为“名作”。

资料是地方志的生命。唐刘知几《史通·采撰》在谈到资料的重要作用时说:“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论史料,并在第四章《说史料》中郑重提出:“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资料是志书的基础,更是志书的生命。离开了资料性,地方志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我国数量众多的地方志之所以能够流传到今天,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并把它当作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就在于它保存了可供人们研究的丰富资料。而正是在资料性上,《乾隆志》具有更加突出的重要地位。

《乾隆志》的资料性首先体现在其资料的系统性上。其卷74《户口》门所收历代江南户口、人丁统计数据,始自三国吴,此后历经南北朝宋、齐、梁、陈,唐、宋、元、明,直至清雍正末,总计40余份。其中清初至雍正十三年不到90年就有29个年份的数据,平均约3年一个统计数据。正是凭借这种系统性,地方志才能在各种类型的地方文献中脱颖而出。

与国史相比,“史举要,志举其详”f。地方志的优势就在于其资料系统,记述详备,可以详国史之略,补国史之缺,纠国史之误。特别是一些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当其重要地位尚未被人们所认识因而一度淡出历史甚至行将“湮没”时,地方志的记载往往可以提供重要的线索。文学巨匠曹雪芹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面旗帜,但早年人们对他的家世不甚了了,以致影响到对于《红楼梦》的深入研究。1921年,胡适撰《红楼梦考证》,在顾颉刚的帮助下,开启了曹雪芹家世的系统研究。其中大量运用嘉庆《扬州府志》、嘉庆《江宁府志》、同治《上江两县志》及《仪真县志》等地方文献史料,梳理出曹雪芹的家世脉络:曾祖曹玺于康熙二年到康熙二十三年任江宁织造,祖父曹寅、伯父曹颙、父亲曹頫(曹寅继子)继任江宁织造,曹氏执掌江宁织造府累计达59年,另任苏州织造和两淮盐运御史多年。其实,《乾隆志》成书更早,其卷105《职官志·国朝统部》对此有更系统、更完整的记载:

江宁织造:曹玺,满洲人,康熙二年任。桑格,满洲人,康熙二十三年任。曹寅,满洲人,康熙三十一年任。曹颙,满洲人,康熙五十二年任。曹頫,满洲人,康熙五十四年任。

苏州织造:曹寅,满洲人,康熙二十九年任。

巡盐御史:曹寅,满洲人,康熙四十三年、四十五年、四十七年、四十九年任。

清代江宁织造、苏州织造是负责织造或采买宫廷所需丝织品的衙门,多由皇帝亲信担任,常常充当皇帝的耳目。其中江宁织造被称为“江宁织造部院”,其地位仅次于两江总督,更受皇帝的宠信。淮盐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具有重有地位,自古就有“两淮盐,天下咸”的民谚。清顺治元年(1644),两淮盐税收入将近全国盐税总额的2/3。两淮盐运御史既是重要的“皇差”,更是肥得流油的“美差”。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志》的资料显示,自康熙二年至雍正六年,60多年中江宁织造仅桑格一人非曹氏。苏州织造在康熙三十二年曹寅卸任后由李煦继任,李氏在任时间长达30年,而李煦为曹寅的妹夫。而根据清代两淮巡盐御史的任用惯例,康熙四十五年以前任期俱为一年,一年一轮换,自曹氏起始首开再任、回任纪录。这些无不凸显出曹氏与清圣祖的特殊关系与显赫的家世背景。了解了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透过王、史、贾、薛四大家族的荣枯史,深刻认识封建王朝的兴衰轨迹。

清初为防汉制夷,切断沿海民众与海上抗清势力的联系,一度实行海禁。顺治十二年六月,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顺治十八年,进一步将江、浙、闽、粤、鲁等省沿海居民分别内迁30至50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直到康熙中期,方才重开海禁。清政府的海禁政策造成恶劣影响,后来进一步发展为闭关自守的“国策”,最终导致中国的急剧衰落。但不少普通的读者对清初的海禁详情却缺乏感性的认识。难能可贵的是,志书也留下不少这方面的史料。如:

康熙六年,严出海之禁,其沙船俱收泊崇明内港,将八营官兵分派沿海各汛。

金怀玉:顺治戊戌进士,授泉州推官。时海氛未靖,沿海州邑数十里外筑墙为界,有逾墙出者以通海论。怀玉至,录释系狱千余人,白上官曰:“此不过小民资渔利为活者也。”

由于时代的局限,古人生态文化的观念较为淡薄,旧史志中有关自然生态的史料十分罕见,而《乾隆志》于此记述綦详。江苏位于长江入海口,江宽流缓,上游泥沙常年在这一带沉淀、堆积,缓慢而持续地改变着濒江地区的地形地貌。自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黄河夺淮入海后,直到清咸丰五年(1855)复又北徙,六七百年间,自古就以“河水一石,其泥六斗”闻名天下的黄河泥沙在苏北地区反复淤积,破坏了原有的水系和自然条件。对于这些生态环境的变化,书中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映。诸如:

孤山,在靖江县东北二十里。初峙江中,距山百步有石碇,明成化八年潮沙壅积,山与石碇连为平陆矣。

其澱山湖中有山寺,宋时在水中心……今山寺在田中。

广教寺:当狼山之阳……山前后乃江海相接处,舟出三山间,水湍碍石,率多覆溺者……近年江水南徙,山之前后皆为陆田。

有些则由于人为因素,造成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卷13《舆地志·山川·常州府》金匮山条就说:“产石玲珑,采取伤耗,今为土阜矣。”资料都弥足珍贵。

《乾隆志》以“江南”命名,书中的收录范围与记述模式也相应地以清江南省为准。各门目之下根据清雍正间江南省的行政区划,依次记述江苏的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徐州8府,太仓、海、通3直隶州,安徽的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庐州、凤阳、颍州8府,滁、和、广德、六安、泗5直隶州相关史事。

按“江南”一词不但有广义、狭义之分,而且不同时代其指称的地域范围区别也很大。作为清代的行政区划,江南特指今江苏、安徽、上海二省一市的广大地区。这里长江、淮河自西向东流经全境,将境域分割为江南、江淮、淮北三个板块。这种独特的自然地理格局,使得江南在政区设置以“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礼记·王制》)为原则的古代,长期分属不同的行政实体。战争年代,长江、淮河甚至成为南北天然屏障,不同地区往往分属敌对的分裂政权。

西周到春秋战国期间,江南地区先后分属吴、徐、宋、蔡、齐、越、楚等国。秦属会稽、东海、泗水、琅邪、故鄣、九江、砀、陈等郡。西汉先后属临淮、琅邪、东海、会稽、丹阳、沛、九江、庐江、汝南、陈留、山阳等郡,楚、吴(荆)、广陵、泗水、淮南、庐江、衡山、六安、淮阳、梁等国。东汉后期,域内分属徐、扬、豫、兖等州。三国大致以淮河流域一带为界,以南属吴,以北属魏。西晋全国短暂统一,域内仍分属扬、徐、豫、兖州。东晋和南朝我国长期处于南北割据状态,江南除一度为南方政权全境占有外,大部分时间先后以淮河与长江为界,以南属南朝,以北属北朝。五代十国时期,淮北地区先后属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江淮、江南除苏州属吴越钱氏,其他地区则先后属杨吴和南唐。宋、金对峙期间,一度以淮河为限,南属南宋,北属金。元代实行行省制,江南先后分属江浙、河南江北、江南、江淮等好几个行省。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占领集庆路(治今南京),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同年以应天府为治所置江南行中书省,境域大致包括现在的江苏省、上海市、安徽省以及江西省的婺源县、湖北省的英山县等地。这是江南地区江南江北、淮南淮北隶属于同一行政区域之始。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即帝位,国号明,以应天为京师。永乐迁都北平(今北京)后,升北平为京师,改原京师为南京。明南京一称南直隶,俗称南畿,除作为留都保留吏、工、兵、刑等中央六部外,还辖有明太祖早年设置的江南行中书省广大地区。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下江南后废南京,改南京为江南省,但其辖区与明南京一脉相承,并无本质差别。

考清雍正末年编纂《乾隆志》时,江南省分立为江苏、安徽二省实际上已经超过一百年。但书中的收录范围,依然承袭明《南畿志》、清康熙《江南通志》,一仍明“南京”、清“江南省”其旧,即今江苏省、安徽省、上海市的广大地区。应当指出的是,《乾隆志》所使用的话语体系,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社会融合、文化认同,地域文化凝聚力、向心力的形成,乃至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深远影响。

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表明,“地理学”是文化地理学的核心概念。社会群体在特定的空间内,因为受到相同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或者相似历史经历的影响,从而形成一种具有共同内容和特征的文化系统。这种文化系统是区域内历代人民的精神家园,赖以生存的文化基因,对人们的言行举止具有无形而稳定持久的支配力量,时刻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是世代传承的血脉,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来,《乾隆志》对于长江三角洲而言,意义更加非凡。

但《乾隆志》毕竟有200多卷、600余万字,是江南方志史上“前无古人”的鸿篇巨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很自然的。

重人文轻经济、轻自然,是志书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全书卷首4卷序目1卷,基本上属于人文范畴。正文200卷,除杂类志“无所附丽”外,其余194卷分属自然、经济、人文三大板块。其中自然板块包括《舆地志》《河渠志》,计66卷;经济板块即《食货志》,计20卷;人文板块包括《学校志》《武备志》《职官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计109卷。如果加上卷首的部分,人文板块共有114卷。3个板块的篇幅比例,大体表现为1︰3︰7,畸轻畸重的现象十分明显。而人文部类之内,《人物志》52卷,相当于其他5志的总和,约占人文板块的一半,超过全书总篇幅的30%。志书具体内容的记述也反映了同样的价值取向。如固城湖在明末时“纵二十五里,横三十里”,丹阳湖在清代也有“周一百九十五里”的规模。由于历代围湖造田,石臼湖湖面不断萎缩,但今天其总面积仍超过200平方公里。与它们相比,玄武湖、莫愁湖的水域面积根本不值一提。但在志书中,固城湖、石臼湖都只有寥寥数十字,丹阳湖也只有100字,而玄武湖、莫愁湖却各有一千数百字。与之相类的苏州府邓尉山更多达1700多字。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玄武湖、莫愁湖、邓尉山历代名人名迹较多,因而收录的相关内容较多。

由此又带来志书存在的第二个突出问题,即篇幅上的不平衡。《水利治绩》门苏州府2万余字,淮安府1.5字,徐州府1万余字,松江府近1万字。而卷65海州仅宋天禧四年(1020)1条20字,卷66颖州府仅五代周显德初1条36字。《人物志》苏州范仲淹一人传记有八九百字,而卷166海州《文苑》仅唐宋各1人,合计只有106字。

第三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同一资料的重复收录。康熙四十四年闰四月,清圣祖南巡途中视察惠济寺石砌水利工程,曾对陪同视察的大臣们说:“(康熙)三十八年阅河,尔等所跪之处,皆黄水也。今清水畅流,朕心甚为快然。睹此形势,朕之河工大成矣。”对此卷53《河渠志·黄河五》进行了详细记述。而卷60《河渠志·运河三》再次收录,唯一的区别是将“尔等所跪之处”改为“尔等所立之处”。明冯敏功的《开复邳河记》凡1200字,卷49《河渠志·黄河一》全文收录,卷59《河渠志·运河二》又加以收录,且并无一字不同。其他再如卷138《人物志·名贤》有范仲淹传,卷115《职官志·扬州府》、卷118《职官志·广德州》又有其传。

之所以会产生以上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以下两大原因造成的。首先,地方志的编纂特点是“众手成志”。但“众手”之中须有“国手”,形成众星攒月之势,方能众心如城,产生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效果。如果修志的“众手”之中缺乏权威性人物,或者虽有这样的人物但其威权却被人为削弱,将会出现众口嚣嚣、众口难调的尴尬局面。此时,即使规模再大的“众手”,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由他们编纂出来的志书轻则文风不一,重则相互抵牾。据书前《纂修职名》《乾隆志》共列总裁12人、协裁11人、提调6人、监理6人、协理和采辑各24人、纂修12人、分修20人、参校7人、缮校31人,另有监局、督催、司局等“编务”若干人。即使不考虑编务人员,总计也有150余人。

在具体承担编纂工作的“纂修”人员中,除黄之隽外,尚有翰林院编修邵泰、原翰林院检讨汪应铨、原福建兴化知府沈起元、原商城知县黎东昂,著名学者储郁文、顾栋高,以及华亭县儒学教谕周大璋、怀宁县儒学教谕谢有煇,举人徐孝常、张尹、章士凤。而署名位于“纂修”之前、地位更加显赫的“总裁”由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安徽巡抚充任,“协裁”由漕运总督、南河总督、江苏学政、安徽学政、两淮盐政充任,“提调”由江苏、安徽布政使、按察使充任,“协理”由各粮道、驿盐道、兵备道、分巡道等充任。简单统计就可以发现,编纂人员头上的“婆婆”居然多达59个!而在志书自采辑到刊刻成书的几年中,仅两江总督就换了4任,江苏巡抚、安徽巡抚也分别换了4任。人事的变迁也容易影响到志书的编纂。或许由于这样的原因,黄之隽的主编似乎当得并不顺心。后来他在回忆这一段经历时,曾经在《堂集》附《冬录》17中郁闷地写道:“雍正九年秋……是岁在辛亥,历壬子、癸丑,当事屡易,迫欲告竣,遂以草稿已成辞归。”

其次,旧方志的结构模式与记述模式造成的。横排门类和以时为经、以地为纬是古代地方志编纂的两条基本原则。在这些原则影响下,志书在按照事物性质分立不同的门类之后,各门类之内通常以地域为标准,以时间先后为顺序,依次收录相关资料。这种结构模式与记述模式实际上等同于各个地域资料的“拼盘”。以府志而言,某一门类之下,往往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与行政序列,先首县,后其他县。省志也在门类之下,按当时行政区划与行政序列,先相关府,再各府所辖县。即使是全国性质的一统志,亦复如是。在这种县拼府、府拼省、省拼天下的“拼盘”模式下,当某人曾在不同的地区任职或活动时,其生平事迹很可能就会在不同地区的记述单元里重复出现。而浩浩荡荡的长江,在志书中当然就会以“江”为题,出现在多个府州县板块中;绵延不绝的黄山,自然也会出现在多个相关的府州县板块中。

《乾隆志》共有三种版本。一为原刻本,大约刻于乾隆元年初,刊成于次年春正月。二为锓修本,成于乾隆二年。三为《四库全书》本,成于乾隆中期。三种版本的最大不同,就是后者对于前者的删改,而且时间愈晚,删改愈多。

据《堂集》卷21《杂著》5《詹言》下篇等史料推测,黄之隽在完成志稿编纂辞馆归里后,两江总督署曾经组织御用文人对志稿进行审查修改,然后付诸剞劂。志书刻成后,最初只印了少量样书(即原刻本),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征求意见。黄之隽虽然是主编,却并不在征求意见的范围之内,因此并未见到样书。后来通过特殊渠道,才得以“借阅刻本”,却发现刻本与他当初编纂的志稿多有不同。可是当他准备对这些“妄改”之处“订讹辨证”时,刻本却被“遽索去”。种种迹象显示,原刻本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当局发现重大问题,于是匆忙将样书收回,迅速组织力量进行突击二审和修改,最终形成乾隆二年的“锓修本”。乾隆中期,朝廷组织文人编纂《四库全书》《乾隆志》亦收入其中。四库馆臣在收入此书时,又对志书进行了第三次修改。

经初步统计,锓修本、四库本对原刻本的删改至少有一两百处。这些删改,有修改部分字句的,有删削部分内容的,有原文全删的。删改的内容主要一是与降清的明代汉臣有关,二是与入清后仍然坚持抗清斗争的前朝遗民有关。

考清代在经历了初期的动荡之后,到了乾隆即位,满清政权入关已近百年,统治基础非常牢固。乾隆皇帝为瓦解民族意识,培养忠君思想,巩固家天下,以忠君为标准,把明末清初降清的明朝官员一律称为“贰臣”。即使为清军入关、消灭明王朝残余势力、统一全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洪承畴,也不能例外。“贰”者,两属也,变节、背叛之谓也。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高宗诏令国史馆编纂《钦定国史贰臣表传》,即《贰臣传》,后编入《清史·列传》,共收录清初投降清朝的明臣120人。此举虽然发生在乾隆中期,但乾隆皇帝贬斥“贰臣”的念头早就渗进他的骨子里了,而且早有端倪,四库本《乾隆志》的删改就透露了其中的奥秘。如卷112《职官志·名宦》原刻本、锓修本有周亮工传,而《四库》本却不见周氏踪迹。按周亮工为明末清初文学家、篆刻家、收藏家,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官至浙江道监察御史,入清后历仕山东潍县令、盐法道、兵备道、布政使、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等职。《清史·列传》入《贰臣传》。同卷原刻本收有杨捷传,《四库》本亦删。按杨捷初为明末裨将,顺治元年降清,历任游击、参将、副将、九江总兵、江南提督等。

更为典型的是钱谦益。钱氏系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本为东林党人,明末曾被尊为文坛祭酒、东林党魁,官至礼部侍郎,清军入关后拥立南明福王政权。豫亲王多铎入南京,钱谦益迎降,清廷命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乾隆对钱谦益的行为极为反感,曾经评价他是“有才无行之人”。在编纂《四库全书》之前,钱谦益的两部代表性著作《初学集》《有学集》就遭到乾隆帝的指摘,迅即禁毁,进而涉及钱氏的所有著作以及曾请钱谦益写过序言的他人诗文集。于是我们在《乾隆志》中看到,凡是涉及钱谦益的内容,只要有办法修改的一律加以修改,实在不能修改的地方干脆删除核心文字,甚至全文删除,即使在书页上留下一大片空白也在所不惜。今天书中多处留有整行、整段乃至整页的空白,不少便与钱谦益有关。如卷15《舆地志·山川·徽州府》黄山条,原刻本收有“国朝”钱谦益《游黄山记略》,凡3面又2行。锓修本只存“国朝”2字,作者署名“钱谦益”、文章标题“游黄山记略”及原文正文俱已被删,只有书中原先载有此文的空白页面尚存。而乾隆四十四年编纂《四库全书》时,因钱谦益的所有著作被列为“悖妄著书人诗文”,故《四库》本《乾隆志》连“国朝”二字亦删,也没有空白页,删得毫无踪迹可寻。如果不检阅原刻本,根本不知道《乾隆志》原先曾经收录过钱氏的《游黄山记略》。

再如卷165《人物志·文苑一·苏州府》“国朝”部分开篇伊始第一篇传记,锓修本前半部分作:

□□□□□□□□□父世扬,字景行,著《古史谈菀》行世。□□万历庚戌殿试第三人,官礼部尚书,立朝不满五载,先忤魏忠贤,后忤温体仁,削籍者再。入国朝授秘书院学士。□□早掇巍科,学博才雄,名重海内,远近乞其文志碑碣者络绎门外,一时咸以燕许手笔推之。

检原刻本,三处缺文分别作“钱谦益,字受之,常熟人”“谦益”“谦益”。而《四库》本则全篇传记凡128字俱删。根据我们的初步统计,书中删改与钱谦益相关的文字起码有数十处。

比叛明降清的“贰臣”数量更多的是抗清义士或入清后仍然企图抗清复明的前朝遗民,志书中对此也多所回避。如贵池吴应箕是抗清义士,明亡后举兵抗清,兵败被俘,在顺治二年(1645)十月不屈而死,死后私谥文烈先生。卷194《艺文志·诗文集》原刻本收有他的《盛事集》30卷、《楼山集》20卷,但到了锓修本中,已了无踪迹可寻。兴化李清为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历宁波府推官,刑科、吏科左给事中等,清军入关后入南明政权,积极从事反清复明斗争,失败后隐于乡,屡荐不起。所著《三垣笔记》和《南渡录》是记载明季特别是南明史事的重要文献,价值极高。但成书后即遭到禁锢,未能付梓传世。原刻本较为客观地收录了李清的相关史事。但到了《四库》本中,卷123《选举志》删李清科名,卷163《人物志·儒学》删李清传;卷191、192《艺文志》删李清所著《南北史南唐书合注》《正史摘奇》《二十一史同异》《女世说》,改李清的《史论》《史略正误》为丹徒钱邦寅的《历代征信编》、江都宗元豫的《识小录》,而钱氏、宗氏二书俱与原刻本前文重出。

即使在政治上与清政府合作过的“顺民”,只要心系前朝,仍然要从原刻本中剔除。桐城戴名世是清代文学家、桐城派奠基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后来因为在他早年出版的《南山集》中发现载有南明桂王时史事,文中居然使用南明年号而未用清代年号。并主张史家记载清史应以康熙纪元为起点,因为顺治朝承祀明朝的南明尚在。由此犯了康熙大忌,不仅戴名世本人被以“大逆”处死,而且牵连到戴名世的好友、弟子等数百人。对此原刻本尚能实事求是,在卷124《选举志》己丑科赵熊诏榜收有戴名世的名字。但查遍《四库》本该卷全文,已没有戴氏其人。

有关锓修本、《四库》本对涉及“贰臣”与前明遣民等内容的删改,乾隆皇帝的一段话颇值得深思:

夫居本朝而妄思前明者,乱民也,有国法在!至身为明朝达官,而甘心复事本朝者,虽一时权宜,草昧缔构所不废,要知其人则非人类也。(《十二朝东华录·乾隆朝》卷二十一)

可谓一语道破其政治动机。

仔细比勘,原刻本优于锓修本,锓修本优于《四库》本。

锓修本劣于原刻本的情况以《艺文志》最为典型。因为“贰臣”和前明遗民、抗清义士都属于政治上的敏感话题,他们的著作通常要删除,而删除后不但原书页面开了“天窗”,而且书目的总规模也与原本出现较大缺口。可能出于保持总量“平衡”的目的,锓修本便自作聪明,在删除的地方进行挖补,替换上其他书目。为了填满“天窗”,便将舒城、无为、巢县、凤阳、临淮、定远、颍州、亳州、滁州、全椒、和州凡24位作者的32种著作抽出,打散插入各删削处。殊不知,这样的“剜肉补疮”又造成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一,按照志书《艺文志》的著录体例,书中以地域为标准,同一时代同一地域的作家应该就近罗列,从而自然形成一个地域板块。可是由于被“挪作”他用,以致按照行政序列应当收录舒城、无为等10多个州县书目的地方,《四库》本却空空如也,成为艺文类的“抛荒”地带。其二,插入处已是其他州县的“地盘”,而其他州县板块却莫名其妙地冒出“第三者”的著作,自乱全书体例。其三,有些移入他处的书目,著录时又未署作者籍贯,遂使读者误以为“插足者”也是板块地域内的一员。第四,部分“移植”其他州县的书目,“斩草”未“除根”,造成一书二见。如卷194《艺文志·诗文集》,原刻本江都作者著录有郑元勋的《文娱集》,《四库》本改为戚继光的《横槊集》,而戚继光祖籍安徽定远,其著作江都板块遂与定远板块重复收录。第五,因为删改极为草率,“趟枪”者比比皆是。卷191《艺文志》收录对象是正史类著作,《四库》本删梅元丰《十七史删补》至陈维岱《二十一史约编》史学著作13种,但同时删去了标题“国朝”2字,以致清宜兴陈维岱、荆溪(今属宜兴)任贤、金坛史逸裘、江都费密、桐城姚士坚等7位作者的8种著作俱混入明代。诸如此类。

《四库》本改正为误、误删原文等“无妄”删改的情况更为普遍。卷135《选举志·荐辟》原刻本有欧阳股。四库馆臣也许以为“股”字本指人的大腿,用于人名不雅,遂在《四库》本中径改“欧阳股”为“欧阳殷”。按欧阳股为“萧县人,官主事”。检嘉庆《萧县志》卷9《选举志》、卷12《人物志》,该人俱作“欧阳股”,与《乾隆志》原刻本完全相同。另据《萧县志》,欧阳股有弟名欧阳耳,由贤良方正荐授贵池丞。按我国古人命名带有鲜明的血缘传承功能。为了明世次,分经纬,永保同一血脉的长存贯通,北宋以后按辈字取名的现象很常见。所谓辈字,就是同一个家族里同一辈分的人,其名字中含有相同的偏旁,用以区分不同的行辈。这些辈字所代表的辈分,秩序井然,世次整肃,绝不允许出现丝毫的差错。如北宋大政治家、大文学家王安石父亲名王益,王益诸弟依次为王盛、王盟、王盈,兄弟名字中都带“皿”旁。《乾隆志》原刻本作“欧阳股”,“股”“耳”都是人体重要部位,正与其弟“欧阳耳”相应。其实,“股肱”之词古已有之,非但没有不雅之处,反倒是大大的褒义词,一般人根本没有资格用到。至于以“耳”做人名,相传大名鼎鼎的老子就叫李耳。考欧阳股、欧阳耳的命名可能典出《尚书》。该书《夏书》云:“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股、肱、耳、目在这里都指得力助手。而改为“欧阳殷”之后,不但看不出“殷”与“耳”之间语义上的关联,也扼杀了欧阳兄弟命名中寄寓深厚的文化意蕴。

龚鼎孳为明崇祯七年(1634)进士,历任湖广蕲水(今湖北浠水)知县、兵科给事中,与吴伟业、钱谦益并称明末江左三大家。明亡后降清,被讥“闯来则降闯,满来则降满”,累官清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康熙十二年(1673)卒,谥端毅。乾隆间被列为贰臣,诏夺其谥。原刻本167《人物志·文苑》为龚鼎孳立有专传。《四库》本全删,并误删龚鼎孳传后所附其弟龚鼎孠传之首“弟”字,而古人家传凡附见者例不书姓,以至附传传主龚鼎孠失姓,径作“鼎孠”。

不过后出的版本也并非一无是处。一方面,原刻本确有讹误,《四库》本改对了。如卷26《舆地志·关津二》延陵桥条,原刻本作:“县南三十五里,即故延陵县也。唐熙宁五年,省县为镇。”《四库》本改“唐”为“宋”。按熙宁为北宋神宗赵琐年号,时当1068至1077年,期间以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而闻名,史称“熙宁变法”。而唐代并无熙宁年号。另一方面,乾隆初年文网较密,锓修本删改失于严苛,乾隆中期一度“作势”宽慈,《四库》本重又回改,恢复了历史的原貌。如沛县阎尔梅是明末诗文家,明崇祯三年举人,为复社巨子。甲申、乙酉间曾为史可法画策,可惜史可法不能用。明亡后,继续坚持抗清活动,手刃爱妾,平毁先人坟墓后,散尽万贯家财,用以结交豪杰之士,立志复明。曾两次被清军抓获,意志不屈,寻机逃脱后流亡他乡。十多年间,遍游楚、秦、晋、蜀等9省。直到晚年眼见复明无望,才回到故乡。其诗有奇气,声调沉雄。著有《白耷山人集》。《乾隆志》卷166《人物志·文苑》原刻本收有阎尔梅传,锓修本全删,《四库》本又全文恢复。

宋彭乘《续墨客挥犀》卷七在谈到古籍整理时曾经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校书如扫尘。”鉴于《乾隆志》各种版本的不同情况,本次点校以原刻本为工作底本,以锓修本、《四库全书》本通校,必要时再适当参校相关的府州县志与经史、文集,努力扫除蒙在《乾隆志》上的历史积尘,还原志书的本来面目。


(编辑:张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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