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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江宁府志·序》成文考

2019-11-25 09:00:58信息来源:《江苏地方志》2019年第4期浏览次数:字体:[ ]

嘉庆《江宁府志》卷首收录一篇署名姚鼐的序文,学界多认同为姚鼐所作。是文未见于《惜抱轩诗文集》,或为姚鼐佚作。与此同时,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三收录一篇序文,题为《新修江宁府志·序》,二文十分相似。本文简略梳理了历代《江宁府志》的纂修过程,以此为背景对两篇序文进行分析比较,结合姚鼐尺牍及方东树年谱等文献,最终判定嘉庆《江宁府志·序》是在姚鼐授意其弟子方东树所作《新修江宁府志·序》的基础上,经由姚鼐本人修改而成。

 同治《续纂江宁府志》序文

中国的地方志文献内容丰富、记载多样,是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提供大量的历史史料,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章学诚撰:《章学诚遗书》外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吴兴嘉业堂刘承干刻本,第619页),而且在文献辑佚工作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笔者在整理桐城派文献时,发现嘉庆《江宁府志》卷首收录一篇署名姚鼐的序文,学界多认同为姚鼐所作(如彭年德编撰的《江宁历代方志提要与评析》、刁美林所著的《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珍本方志解题》等书俱判定序文为姚鼐所作),是文未见于《惜抱轩诗文集》,疑为姚鼐佚文,现校录如下(吕燕昭修、姚鼐纂:嘉庆《新修江宁府志》,嘉庆辛未初刻本。今据为嘉庆辛未初刻本,并参校光绪六年重刊本及校勘记。下文所引序文俱本于此,不一一注明):

江宁自宋、元、明皆有府志,国朝康熙六年知府陈开虞尝一修之,阅今百七十余年矣。新安吕公来守江宁之三年,乃重修府志。以嘉庆辛未三月开局,八月成书,又三月而镌之版,其成之速如是,是可欣已。吾尝以为天下之事无不可为,苟有志尽力为之,未有不成者。然而世事颓坏不举、旧业废而新功亡者,举目皆是。率谓事之巨而难为,为之而必不可就。于是因循推让,而太息于无可如何,而乌知共事之实固未必然耶!

方公之来也,欲成此书。群吏以谓旧守贤才多矣,而不为此者,固念江宁志之不易为也。公亦以钜郡事故纷乘,未暇遽及,而心尝念之不忘。一朝决然,造端筹画开局。立法简而用意密,建功不夺于群言,用财无取于属县,兴废补缺,裒成五十六卷。非特使百七十年之事补掇可观,而自宋、元、明旧志讹谬亦多疏证其是非焉。虽其成书过速,容有疏漏未及尽备、冗文未及尽芟者,而大纲固已善,用意固已深矣。是不可谓智足以谋始而勇足以决成者耶?以此推之,天下事之利病有待于兴革者,大抵亦若此矣。

公之仕也,凡数任皆在江南之域,其岂弟之实见之政事者,固已著于闾巷,人皆知之,而无待于余言。若兹志之修,足以勉夫世之畏事不为而诿之于难为者。余故乐述之,以为天下告云。

嘉庆十六年十一月桐城姚鼐序

与此同时,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三收录一篇序文,题为《新修江宁府志·序》,移录如下(方东树撰:《考槃集文录》,光绪二十年刻十二卷本。下文所引序文俱本于此,不一一注明):

新安吕公来守江宁之三年,乃克修辑府志。以三月开局,八月成书,又三月而镌之版。其为之易而成之速如是,是可欣矣。吾尝以为天下之事无不可为,为之未有不成者。然而世卒以少成事者,则未尝不诿之于事之难为。畏难者多,则亦相与解说以自慰,而乌知彼固未尝为之邪!

方公之来也,欲成此书久矣。虽以事故纷乘,于无暇能及之际,而其念虑曷尝须臾一刻忘于此三年内邪。然则此书之所由成之如是其易且速者,盖早必于公之志矣。府志之不修,阅今百年。则其急待补缀者,非止今日也。然前未有能成之者,岂顾事之本难邪?夫诚知其不难而为之,为之而即以速成如是,则亦岂待于今日哉!以今日之为之有成,而益知前此之阅百年而未修者之未有志于为之也。况于革兴天下之大利病者邪!

公之在官也,其岂弟之实见之政事者,固已箸于见闻,而无待于余言矣。若兹,盖尤足以勉夫世之畏事不为、而诿之难者。

自记云:其事例已见于吕之自序,故兹不复言之。

经比较,两文极为相似,但一文题为姚鼐所作,一文收入方东树集中,甚为诡异,今参稽文献,予以考辨。

嘉庆《新修江宁府志》牌记图

一、《江宁府志》的纂修

欲辨明二序成文与归属,首先应釐清历代《江宁府志》的纂修过程。自明万历五年(1577)刊刻《应天府志》以来,近百年间江宁一直未曾纂修府志。直至清代江宁知府陈开虞重修府志,而后各朝递相补修、续纂。

康熙二年(1662),陈开虞出任江宁知府。闲暇时,陈开虞翻阅旧志,深感“犹然明之故籍也”(陈开虞修、张怡纂:康熙《江宁府志》,载《金陵全书》甲编,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年影印康熙七年初刻本,第87页)。应天府改为江宁府,故陈开虞想趁着“故老犹未尽雕谢,掌故犹未尽散失,文籍犹未尽荒芜”“网罗旧闻,采摭近事,以成一方之实录、一代之传书”(《江宁府志》第88~89页)。于是陈开虞主持其事,邀请张怡为总纂,并延请邓旭、白梦鼎等人。康熙六年(1667)方志始修,历时八月而成。是书共34卷,于康熙七年(1668)刊行。该志虽为清代江宁府首部方志,但因其“沿宋景定、元金陵等志之旧,谬讹未有订正”(蒋启勋、赵佑宸修;汪士铎等纂:光绪《续纂江宁府志》,载《金陵全书》甲编,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年影印光绪十年重印本,第11页),后人多有诘难。

康熙二十二年(1683),各省奉命修通志,时任江宁知府的于成龙在参与纂修《江南通志》的同时,主持重修《江宁府志》,是年书成。该志在康熙七年志书的基础上增删而成,共40卷,增补了康熙七年以后的十七年典章史实,惜已残缺,现存34卷。

嘉庆十三年(1808),吕燕昭出任江宁知府。因陈开虞所修志书“因仍宋景定、元金陵等志之谬,苟相附会,不足传信来兹,颇为大雅之所讥陋”(嘉庆《新修江宁府志》卷首),吕氏乃捐廉俸,重修《江宁府志》。姚鼐担任总修,管同等贤人名士也参与其中。该志三月开局“于府署之侧,并赖一时贤人名士广搜博访、分类纂修,缺者补之,讹者正之,谬乱者削之”(嘉庆《新修江宁府志》 卷首),八月成书,又三月而镌之版。该志共56卷,“赅而覈矣,而姚先生鼐犹以为疏漏未及备、冗文未及芟”(光绪《续纂江宁府志》第11页)。

二、姚鼐、方东树与嘉庆《江宁府志》

正如上文所言,嘉庆十六年(1811),姚鼐受吕燕昭之邀编纂方志。当时他已八十一岁,年老多病、身体颓败,主讲钟山书院。姚鼐在寄给弟子陈用光的信中称,“《江宁志》须新制军到后,乃定修不。而鼐欲于今秋鹿鸣宴后回里,恐彼虽欲修,而吾不能任其事矣。近来目时出泪,精神固是衰败,若以成一部书,终是难也”(姚鼐撰:《惜抱轩尺牍》,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卢坡整理本,第109页)。尽管如此,姚鼐还是于此月半前动身赴江宁,并于三月抵达江宁。

嘉庆《江宁府志》草草编纂,仅用了五个月,姚鼐在书札中多次直言,对此并不满意。如《与陈硕士》:“此间吕太尊将告归,志书草草成之,仅五六个月之功,不能甚佳,亦无可如何矣。鼐秋初病瘅瘧,近虽愈,而身益弱”(《惜抱轩尺牍》第114页);《与张古愚》:“今年为江宁吕太守办府志,草草成书,才五月之功。主人催促,不能无憾,然以为犹贤于康熙初之旧志也”(《惜抱轩尺牍》第156页);《与松湘浦》:“鼐今岁为江宁办志,因吕太守催促太紧,五月而毕事,润色之功尚乏,然觕已成书,亦完却此郡一缺事矣。其书明年当可雕本成袠。今冬鼐尚居江宁,欲明年归去,以衰态日增也”(《惜抱轩尺牍》第149页)。次年,姚鼐在与姚春木书札中又言道,“前年修《江宁府志》,亲在局中,主人俗甚。以五个月迫成一书,苟简之甚。吾甚以为嫌矣”(《惜抱轩尺牍》第166页)。姚鼐虽认为嘉庆《江宁府志》贤于康熙所修旧志,但书信中处处流露不满,而署名姚鼐的序文称“其成之速如是,是可欣已”,又对吕燕昭多溢美之词,此恐非姚鼐本意。

与此同时,方东树亦参与到府志的编纂之中。方氏年谱载:“十六年辛未,先生年四十岁。江宁太守新安吕某修《府志》,延先生分纂”(郑福照辑:《清方仪卫先生东树年谱》,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8页)。又《考槃集文录》卷二收录《江南省疆域略》《吴丹阳郡治非在曲阿辨》《吴丹阳郡治建业辨》,方氏自云,“以上三文,在江宁府志局馆作”(《考槃集文录》卷二)。《金陵城图记》篇中云,“国家抚有区宇,改明故宫城为驻防城。此图内载将军等署,知为改建满城时绘呈本。嘉庆十五年,树与修《江宁府志》,客有持此图见示”(《考槃集文录》卷七)。虽然嘉庆《新修江宁府志》未曾明确记载此事,但以上记载足以证明方东树参与其中。

在纂修方志之前,方东树与姚鼐已相识,同在江宁书院。如“十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岁,在江宁书院。姬传先生邀往,课其长孙诵……十五年庚午,先生年三十九岁,在江宁书院”(《清方仪卫先生东树年谱》第8页);姚鼐《与陈硕士》云,“鼐在此略如故状,惟精神乏竭,至不宜看书,又无人与言,殊觉日寡味耳……吾今年邀方植之来课孙学文,书院中略可谈者,惟此耳”(《惜抱轩尺牍》第101页);《书望溪先生外集后》亦云,“嘉庆庚午,树从姬传先生于江宁钟山书院”(《考槃集文录》卷五)

嘉庆《新修江宁府志》序文

三、序文的分析比较

尽管姚鼐与方东树师徒二人俱参与嘉庆《江宁府志》的纂修,但这篇署名姚鼐嘉庆《江宁府志·序》(以下简称“姚序”)未收入姚鼐的文集中,而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却收录了一篇与此相似的《新修江宁府志·序》(以下简称“方序”)。《惜抱轩诗文集》收录《庐州府志序》等诸多序文,姚序并不会因文体限制不予以收录。且姚鼐修志之事,其弟子陈硕士、姚春木等人俱知。文集漏收此序,诸弟子亦未将其辑补集中。要解决以上诸多疑惑,还需要对序文本身进行比较分析。

姚序开篇云“江宁自宋、元、明皆有府志,国朝康熙六年知府陈开虞尝一修之,阅今百七十余年矣”,方序则称“府志之不修,阅今百年”。二者相比,后者平实直白,前者着眼今古,视野开阔,寥寥数语却气象磅礴。

次略述府志纂修。较之方序的“修辑府志”,姚序则用“重修”一词,凸显此次修志有推陈出新之意。紧接着二序追述府志成书经过,即“三月开局,八月成书,又三月而镌之版”,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姚序云“其成之速如是,是可欣已”,方序则称“其为之易而成之速如是,是可欣矣”。前者无“其为之易”四字,以此表现府志编纂的辛苦,与下文“固念江宁志之不易为也”遥相呼应,一方面这可能是出于作者亲历志书编纂的体会,另一方面又对吕燕昭的工作给予了一定的赞美。后序中“其为之易”与下文“此书之所由成之如是其易且速”相互关联,虽然显示了吕氏早有编撰志书的志向,但亦使读者难以体会到志书编撰的艰辛,且更易造成对吕氏“急功近利”草草修志的误读。相比而言,姚序更加沉稳、精炼。由是二序发乎感慨,“天下之事无不可为,苟有志尽力为之,未有不成者。”方序对世人成事畏难予以议论,而姚序视角由世人到世事,更加深刻地揭露“世事颓坏不举、旧业废而新功亡者,举目皆是。率谓事之巨而难为,为之而必不可就”,批判世人“因循推让而太息于无可如何”、未尝“有志尽力为之”。

再次,二序述吕燕昭来守江宁,虽事务繁杂,却始终惦念着纂修府志。方序为了夸赞吕氏修志之志已久,频频称“然则此书之所由成之如是其易且速者,盖早必于公之志矣”“阅百年而未修者之未有志于为之也”。但这也顾此失彼,容易产生“草草修志”的歧义。尤其是后一句,将吕氏与前人对比,更是批评了前人的无所作为。而姚序只以“不为此者,固念江宁志之不易为也”来衬托吕氏之政绩,未批评前人“未有志为之”。继而对该志的开局、编纂成书予以中肯的评价:“非特使百七十年之事补掇可观,而自宋、元、明旧志讹谬亦多疏证其是非焉。虽其成书过速,容有疏漏未及尽备、冗文未及尽芟者,而大纲固已善,用意固已深矣”,此与上文“主人催促,不能无憾,然以为犹贤于康熙初之旧志也”(《惜抱轩尺牍》第156页)相吻合。姚序于此处用了“虽……而……”的句式,寓褒贬于其中。既委婉指出府志成书过快,还有不完备之处,与“以五个月迫成一书,苟简之甚”(《惜抱轩尺牍》第166页)暗暗契合。又话锋一转,再次肯定了吕氏重修府志的用心。

两序文末大致相同,即赞扬吕氏之政绩,并以修志之事勉励世间“畏事不为而诿之于难为者”。姚序又增加了“数任皆在江南之域”“人皆知之”“余故乐述之以为天下告云”数语,更加凸显了吕氏政绩卓著。

总体而言,姚序较之方序内容更加丰富、文辞更加雅洁、笔法更加老练、行文更有章法,应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增删修改而来。

嘉庆《新修江宁府志》序文

四、结论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自序称“平生雅不欲存,判欲焚弃久矣。而友人毛生甫、姚石甫力谓吾不可弃之。及是,戴生钧衡、从弟宗诚强为抄录,乃收罗散佚,辑为兹编。既成,视之殊用内怍。姑以陈义辨物,尚无失实误世之谬,留之私示子孙,使知吾之志好如此焉可耳”(《考槃集文录》卷首),由此可知《考槃集文录》虽由戴存庄等抄录、编辑,但方氏本人亦有所过目。《新修江宁府志·序》后有自记云“其事例已见于吕之自序,故兹不复言之”,此条自记与嘉庆《江宁府志·序》在纂修府志上多加渲染相互矛盾。且嘉庆《江宁府志·序》字里行间流露出姚鼐思想,可与其尺牍等相印证。这些都说明了《新修江宁府志·序》为方氏所作,而嘉庆《江宁府志·序》非其原笔。

综上,笔者推断嘉庆《江宁府志·序》初稿,即为姚鼐授意弟子方东树所作的《新修江宁府志·序》。经姚鼐本人润色后,置于嘉庆《江宁府志》卷首。比较二序,增删修改之迹显而易见。其后,方东树门人等编纂《考槃集文录》,将方氏所作收入集中。

(编辑:黄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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