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五脉”:大运河文化带的内涵梳理

发布日期:2019-11-04浏览次数: 字号:[] 作者:罗 志 来源:《江苏地方志》2019年第5期

提 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全面梳理文化带的内涵和价值等多元文化形态以及典型的历史文化符号,凸显大运河历史文脉的整体价值。淮安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遗产地城市,也是大运河文化带重要节点城市。作为文化和自然遗产资源的结合体,政治命脉、历史文脉、经济动脉、社会血脉和生态水脉,是淮安大运河文化带的价值菁华之所在。

关键词:大运河文化带 历史文脉 淮安

漕运总督公署遗址   罗志 摄

2017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作出重要批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历史背景和规划进展来看,淮安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全面梳理文化带的内涵和价值等多元文化形态以及典型的历史文化符号,从而凸显淮安运河历史文脉的整体价值。作为文化和自然遗产资源的结合体,政治命脉、历史文脉、经济动脉、社会血脉和生态水脉,正是淮安大运河文化带的价值菁华之所在。

一、政治命脉

淮安作为大运河的重要节点城市和“南船北马”交通中枢,大运河淮安段除了具有中国大运河文化的共性之外,还具有鲜明的漕运中枢、漕政重镇的个性特征。在历史、自然及人文环境范畴内,运河保持漕运畅通,为首都提供物资供应,保障中央政令通达,控御全国,有利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这是大运河的政治职责之所在。

波光粼粼洪泽湖  罗志摄

明永乐二年(1404),设漕运总兵官,驻节淮安,主持漕运;景泰二年(1451),又设漕运都御史同驻淮安;至万历年间,文、武职掌合并,称漕运总督。清代管理河道治理的最高军政长官河道总督于康熙十六年(1677)移驻淮安清江浦;至雍正七年(1729)分河道总督职掌为南河、东河、北河,而驻节清江浦、负责治理黄淮运交会地区的南河总督最扼要而权重。

正如中国古都学会《关于确定淮安为“运河之都”的决议》所作的概括:“驻节淮安督办漕运的漕运总督与修治黄淮运河的河道总督,作为中央朝廷之直派大员,代表中央朝廷主管全国之漕运、黄淮运河道治理事宜,关系国计民生,社稷安危,位高权重。他们的驻节,以及漕船厂、常盈仓的设置,使淮安成为明清时期的全国漕运指挥中心、黄淮运河道治理中心、漕船制造中心、漕粮转输中心。据此,对淮安冠以‘运河之都’实为名至实归,恰如其分。” 淮安被冠以“运河之都”的称号,最主要的理由正是其明清时期在大运河文化带中作为漕运中枢、漕政重镇的政治地位,超过除首都北京外的其他大运河沿线城市。

二、历史文脉

大运河不仅是加强国家政治统一、经济联系的纽带,更是在五大水系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沟通的桥梁。自江南以迄华北,大运河流域凝聚了底蕴深厚、风格鲜明的地域文化,最终积淀成以这条绵延3500多里的人工河道为象征的“运河文化带”,淮安段是其中的精华地段之一,是江淮历史文脉的重要地理标志。

唐宋大运河让淮安成为辐辏四方、会通天下的文化重镇。淮河和邗沟运河交汇处的楚州,被白居易誉为“淮水东南第一州”;淮河和汴河交汇处的泗州,也成为“东南之户枢,中原之要会” 。文人墨客云集淮安,李白、白居易、韦应物、李邕、苏轼、范仲淹、王安石、米芾、陆游等文豪泊舟于淮安运河,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诗词文赋。明清淮安大运河上迎来多位帝王驾临,明武宗南巡,在此滚龙落池;康熙、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在淮安巡河治水。处于文化鼎盛时期的淮安科举抡元、名人辈出,里运河畔不乏勺湖、萧湖、钵池山等湖山胜境,《西游记》等文学名著、“东南第一佳味”淮扬菜也应运而生。

大运河也成为古代淮安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中亚高僧僧伽,日本高僧圆仁、成寻、策彦周良,古新罗文人崔致远、海商郑年、崔晕,朝鲜官员权近、崔溥,古琉球使臣郑文英,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传教士利玛窦,荷兰画家尼霍夫,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美国医生、传教士林嘉美、钟爱华,文学家赛珍珠等,均在运河之畔的淮安留下文化印迹。

慎终追远,自古暨今,大运河的历史与淮安息息相关,淮安文化的一枝一叶也同滚滚运涛水乳交融。

三、经济动脉

国家之大事在漕,而漕运之利唯赖河。大运河是维系南北经济、物资流通的动脉,通过大运河向北方的政治中心和边塞运输以漕粮为主的各种物资,是隋、唐、北宋、元、明、清等中央王朝的重中之重。大运河漕、盐等战略物资转输为淮安带来了巨大的物流、人流、财流,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唐宋时期,国家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淮安始成为南北漕运中枢,李邕誉为“江海通津,淮楚巨防,弥越走蜀,会闽驿吴。胜引飞辔,商旅接舻。” 北宋朝廷每年将南方数百万石漕粮分别运到真、扬、楚、泗四州的转搬仓,再转运到东京开封,楚州和泗州成为四大转搬仓中之二。楚州还成为唐宋时期大运河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港口,韩愈有诗赞叹:“越商胡贾脱身罪,珪璧满船宁计资。清淮无波平如席,栏柱倾扶半天赤。”

明清河道、漕运官署云集淮安,通漕与治河带来的相关投资与消费,将古代淮安城市经济推向巅峰。明清淮安专设有全国首屈一指的漕粮转运仓——常盈仓,其规模乃是“水次诸仓所未有”;还设有大运河上最重要的税关之一的淮安钞关;两淮盐运司在淮安设分司,先后在安东(今涟水)、河下、西坝等地设淮北批验盐引所,徽州、山西等地盐商云集淮安。明清漕运、盐业的兴盛带动了淮安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淮安府城(山阳县附廓)为新、老、夹三联城,内外烟火数十万家,里运河沿线“清淮八十里,临流半酒家”,西湖嘴(河下)、清江浦均发展为繁华巨镇,下关、河北、马头、王家营、板闸、西坝等也曾相继兴起。

物资保障既是社会稳定的必备条件,更是经济繁荣的稳固基础。两千多年以来,京杭大运河一直是淮安物资运输的生命线,一直到现在,京杭大运河依然是淮安经济腾飞的大动脉。

京杭大运河与淮河入海水道在淮安立体交叉,形成“水上立交”  陈光晰摄

四、社会血脉 

放眼全国,正是因为有了大运河,地处“南北舟车界”的淮安有了一条强化南北联系、沟通四方风俗的命脉。借助大运河,通过人员往还、书籍流通、信息传播等,全国各地的戏曲、曲艺、文学、艺术、美食、园林,以及与漕运有关的花会、庙会、河灯、舞龙、高跷、号子、民谣、习俗、信仰等荟萃于淮安等运河枢要,淮安的诗文小说、地方戏曲、民间信仰、美食习俗等也由运河向四面八方辐射。千里大运河沟通起的南北地域文化相互吸收、彼此借鉴,共同积淀为既兼容并蓄又引领潮流的大运河社会文化形态。

明清时期,漕运、河道、淮关等衙署臣工眷属,徽州、山西等地盐商富贾,苏皖鲁豫数省及大运河沿线的移民汇聚于淮安,城厢官宦巨贾营造出畸形繁荣的生活,城乡普通百姓则饱受天灾人祸之苦。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淮安大地饱受水患流离和社会动荡,普通民众生活贫穷而流落迁徙,民间信仰极为浓郁而充盈庞杂,群体品格上普遍具有重血缘、谋生计、有闯劲、倡包容等特质,其形成与变易同大运河密不可分。黄淮运交汇处的清口供奉海神妈祖,清江浦大闸口亦能“五教汇聚”,运河水患无情,却汇聚人心,塑造出淮安人不屈不挠、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品格,其影响延续至今。

京杭大运河淮阴船闸,是大运河上最繁忙的船闸  陈光晰摄

五、生态水脉

大运河淮安段包括淮阴、清江浦、淮安、洪泽、盱眙5个县(区),以京杭大运河为主线,隋唐大运河(汴河段)、张福河、永济河等为副线,依据历史和区域分布,淮安大运河可分为中国漕运文化核心展示、中国河工文化集成展示、隋唐运河文化遗址保护展示三个片区,构成一条绵延而又靓丽的生态水脉。

先秦时期的淮安,地处黄海之滨、淮河下游,控扼泗水入淮之口,自古即为江淮水系之要冲。春秋末,鲁哀公九年(前486)吴王夫差修成邗沟,南起扬州市西蜀冈,北达今淮安市淮安区之古末口,沟通江淮。至战国时期,淮安便成为沟通江、河、淮、济“四渎”的水运枢要。隋、唐、宋之通济渠(汴河)、邗沟(山阳渎),元、明、清之京杭大运河,成为串联起淮安水系的重要生态走廊。北宋年间从末口到龟山开凿的淮南复线运河、明永乐十三年(1415)陈瑄开凿的清江浦运河、明代万历年间至清代康熙年间,张福河、古盐河(永济河)、中运河、盐河(古通涟河)相继开凿,均成为淮安运河水系的重要分支。

南宋初年至清代咸丰年间,黄河长达约七百年夺淮入海的历史彻底改变了黄淮海平原的水网和生态面貌。明清时期为治理黄河、保障漕运,在淮安以西人工制造出烟波浩渺的巨型水库——洪泽湖。新中国建立以来,经过大规模的治淮、治运工程,在淮安大地肆虐千年的水患被降伏,淮河入江、入海通道被打通,京杭大运河的航运价值持续提升,淮安运河水运枢纽地位一直保持,且不断加强。同时,淮安抢抓中国大运河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历史机遇,推进里运河文化长廊、洪泽湖生态旅游区、白马湖生态环境保护等系统工程,让生态淮安更加河清水美。

结语

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社会人文遗产的传承,是一座城市生生不息的基因和源泉。淮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遗产地城市,也是大运河文化带重要节点城市,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淮安的大运河,既是对外展示城市形象、增强文化自信的战略工程,也是福荫百代、惠泽后世的千秋伟业。在淮安大运河建设中,需要围绕“中国漕运文化核心展示区、中国水利河工文化经典集成区、运河生态文旅江淮经典体验区、运河保护利用综合示范区”这一规划定位,把淮安大运河的文章做足,全面梳理和系统揭示淮安大运河的政治命脉、历史文脉、经济动脉、社会血脉和生态水脉,让大运河这条人文之河、生命之河、希望之河,绽放出更加绚丽的风采与蓬勃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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