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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济南盐场

2019-04-10 10:47:41信息来源:《江苏地方志》2019年第2期浏览次数:字体:[ ]

济南盐场,并非山东济南市所属盐场,而是江苏省淮北盐区灌河两岸的灌东盐场与灌西盐场共用的历史称谓。济南盐场因经营管理采用资本主义模式,具有一些与最古老而又传统的两淮(淮南、淮北)盐区其它盐场乃至全国各盐区不同的特点。

一、建场时空背景

江苏沿海、淮河南北两岸的海盐业历史悠久,史称南岸盐区为淮南盐区,北岸盐区为淮北盐区,合称两淮盐区,所产海盐称淮盐。史料记载,周敬王六年(前514),吴王阖闾就在海州、扬州以东经营海盐。

古老的淮盐勃兴于汉唐,发展于宋元,由明朝至清乾隆中期达于鼎盛。据《明史·食货志》、嘉靖《两淮盐法志》《古今鹾略》《淮鹾备要》载,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两淮每年产正额盐70.52万引、余盐300万引,合7.41亿斤。顺治元年(1644)其税入占全国总盐税62%;康、雍、乾时,“淮盐岁课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征银六十万两,可谓比他地独多矣!”(《广志绎》)嘉庆《两淮盐法志》称:“盐课居赋税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据《中国盐业史》载,清乾、嘉、道三朝,淮盐最高产量达八亿斤,约占全国盐产量三分之一。

后因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严重束缚、盐务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运转不灵且营私舞弊、帝王乐用淮盐报效捐输侵蚀淮盐商本、各级官吏百般盘剥,加之淮盐税赋特别的沉重,道光朝后期淮盐开始走向衰落。客观上看,嘉庆朝后期,由于海岸线变迁,淮南盐区卤气趋淡,盐产逐年大减。至宣统年间(1909~1911),淮南总产额已不足10万吨,衰亡已成定局。两淮盐税,攸关朝廷财收。淮南盐产剧滑盐税锐减,晚清满朝皆惊。晚清朝廷以及后来的民国政府,都有用淮盐之利来偿还《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被列强勒索的洋债、巩固统治政权的主观愿望和客观需求。如何阻止淮盐衰落,确保朝廷金库盐利不乏,以维持动荡飘摇的王朝,晚清上下众唏不已。

长于史志的晚清人王定安(1833~1898)主编的《续修四库全书·重修两淮盐法志》中说:“盐为海滨自然之利,而产收丰歉则视乎天时,阴雨风潮皆足致患,故淮南容有缺乏之候,往往借运于淮北,以彼所余济此不足。”本《志》记载,至少在乾隆朝时,虽是淮盐鼎盛之期,却已发生借淮北盐销于淮南盐销区的事实。《志》中记载乾隆十六年、三十三年、五十年、五十一年四次,朝廷安排淮北盐区海盐济销淮南盐销区。其后道光十五年、同治四年,都曾发生过淮北盐接济淮南销区。

这一回,晚清朝廷不再只是考虑借运淮北盐销往淮南盐引地,因为借运只是调剂余缺的权宜之计,并非是盐量的增加。从长计议,只有着实扩大淮盐的生产,尤其是淮北盐区利用太阳光能和风能晒法产制食盐,成本低获利厚、盐色盐味最佳,必须尽早扩产,以应付巨额外债和人户日繁相应而来的民食剧增及庞大的军费开支。

二、清末民初济南场建竣

面对淮南盐区衰亡可能陷两淮盐重创之危局,身为晚清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的清末大臣端方(1861~1911),当然更关注淮南之产缺如何在淮北得以补偿。经反复查考后向皇帝呈奏:其时江苏沿海古海州境(今之连云港市)从埒子口向东南尚有很长海岸线未经开发,可以仿效淮北盐区现有池滩模式开发大量产盐池滩,以其产量弥补淮南盐产之减数。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经皇帝恩准,拨借库款,在海州丰乐镇(现连云港市灌云县洋桥镇)西和五图河东一带海滩上,铺设产盐池滩40份,缘由接济淮南销售,是故取名为“济南场”,设场治于海州板浦镇。光绪三十四年(1908),海州州丞汪鲁门和淮南盐商叶瀚甫等集资42万吊,在埒子口以东建圩18条,铺滩168份,定名为同德昌制盐公司。清宣统元年(1909),很受端方总督提携的清末民初有海内盐务名宿美誉的张謇,以通海垦牧公司名义发起集资30万吊,委托为其打理通如食盐(牌号大咸)业务的徐静仁,亦在淮北埒子口东建圩10条,铺滩80份,名大阜制盐公司。民国元年(1912),做过淮南盐场大使后升任两淮盐运使幕僚、熟悉盐政法例的陆费颂陔,应官方集资于淮北建圩铺滩号召,联合淮南盐商周扶九、萧云甫及任周、萧合办钱庄经理毕儒臣,先后集资达50万吊,在灌河入海口靠近燕尾港处,建圩24条,铺滩192份,成立了公济制盐公司。同年,徐静仁等又投资30万吊,在紧邻大阜和公济公司之间荒地建圩6条,铺滩40份,名大有晋制盐公司。民国三年(1914)已任北洋政府工商总长的张謇与徐静仁仍看中灌河两岸黄海滩涂是个铺滩产盐的好地方,又续投15万吊在灌河东为大有晋公司再建圩6条,铺滩40份。同在民国三年(1914),黄伯雨、李梅隐投资120万吊,在灌河西岸建圩4条,铺滩32份(于1933年转让于大德公司,如此大德公司名下有盐圩22条);在灌河东岸建圩40条,铺滩320份,成立大源制盐公司。吴沛生、陈向辰投资48万吊,挨着大源公司建圩20条,铺滩160份,成立裕通制盐公司;朱幼鸿投资50万吊,又挨着裕公司建圩20条,铺滩160份,成立庆日新制盐公司。延至此时,济南场七个公司全部建立。

端方最初集资所建的海州丰乐镇西40份产盐池滩,终不敌海水侵灌,损毁于其后不久。后来于清末建成的同德昌、大阜两公司,及民初建成的大有晋、公济、大源、裕通、庆日新五公司,共七个公司,统称为济南场。济南场七公司共投资370万吊建成的盐滩,后定型共有145条圩子、1160份晒盐池滩,分布在黄海边60公里长的海岸线上,占有面积297.84平方公里,场署原设在灌云县板浦镇,后迁到涟水县陈家港(今属响水县)。当时淮北盐区板浦、中正、临兴三场池滩共1954份,济南场建成后淮北晒盐池滩共达3114份。济南盐场的建成,为淮北盐区最终成为两淮盐区主体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基础。

三、建坨与海运开两淮先河

按民国盐务署安排,济南场盐斤都由七公司自己负责运到仪征盐浦销售。后因通往仪征盐浦的河道日渐淤塞,河运日渐艰难。此时,七公司着手用轮船海河并运了,其码头有燕尾港、陈家港、堆沟港三处。

1916年,公济公司在燕尾港建筑盐坨2880平方米,堆廪36条,可储盐5万吨。同时花费8万元在海边建成一木质码头,以停靠海轮,还备小型机船一只,专为大轮进出港领航。1919年购置一艘2000吨级轮船运输本公司盐斤。到1929年11月,公济公司又对原码头进行改造,改木质一字型码头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T”型码头,可泊3000吨海轮,使燕尾港最早成为淮北盐区盐斤海河联运集散地和出口口岸。1918年时,大源公司在陈家港开支3.4万元自建码头,本公司盐斤全部实现海运。1919年,大德、大阜、大有晋三公司在灌河口北岸的堆沟港合资3.8万元,建成3000吨级德阜晋运盐码头,全部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附设可堆存5000吨盐斤的坨地,并置铁轨车从坨地载盐包上码头装船,成为当时盐区首创。1920年,裕通、庆日新两公司集资3.9万元在陈家港建成裕庆码头,同步附建了盐坨。至此,济南盐场七公司均有了独资或集资合用的运盐码头。只到1934年,两淮盐区的其他盐场才全部改海运和溯江运输为轮运。

1929年,国民政府安排淮北盐区建设官方盐坨资金100万元,从板浦、中正、临兴、济南四场盐价中,以建坨费名义征收。因济南场产量大,所安排建坨规模大于其他场。码头和坨地建设及轮船购置,都为济南场盐斤运往销区提供了更加快捷的硬件保证。这些码头和坨地,有的一直被修缮、改造、扩展,延续使用。

济南场不仅是建坨与海运开两淮盐区先河,在盐品开发、发电和面粉两厂建设上,以及引进先进生产机械等项目上,均领先于其他盐场。1912年,公济公司在燕尾港成立了“乐群”牙盐公司,生产精盐,比范旭东在板浦场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要早两年。同年,公济公司在燕尾港建立了小型发电厂、面粉厂。很可惜济南场盐商所办的精盐公司、发电厂、面粉厂,都没能与盐业生产同样地发展起来,在历史的长河中,悄无声息地归于无形。

四、新型生产关系刺激了济南场的生产和销售

济南盐场仿效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方式,七公司开发商就是资本家,灶民(历史上称两淮产盐人为灶民)和各级管理人员都是打工者。七公司都实行股份制投资、分红办法,有比较完善的公司章程,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设董事长、常务董事,监事会设主席、监事。由董事会推举总经理或经理,定期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会。对灶民实行按产盐灶丁人数发放灶粮制为基础,加以按产量发放“担头费”的分配方法,相当于现在的基本工资加奖金。其经营机制完全不同于、先进于两淮盐区乃至全国各盐场,其创新带来了巨大收益。有资料载,济南场全部建成投产后,前10年间年产海盐400~600万担,平均不低于450万担,以一场之产超过淮南盐区总产量,占全国盐产1成。1931年8月,大源、裕通、庆日新三公司集资30万元,从美国引进动力机械,在陈家港成立“源裕庆”吸水机厂,率先采用吸水机纳取海水,远比自然纳潮提高了生产效率。《淮盐纪要》统计,1922~1926年,淮北板浦、中正、临兴、济南四场5年总产782.79万担,占两淮总产881.64万担的88.79%。而济南场为441.4万担,占淮北总额之56.39%。据出版于1948年的《淮北盐务纪要》和日人所著《中华盐业概要》统计,1924~1947年济南场共产海盐322.35万吨(缺少1937、1938年数据)。可惜的是,其中日寇统治淮北盐区七年中,济南场与淮北其他各场一样,产量仅达半数。1949年后,济南场虽经建制调整,分分合合,但原济南场范围所产盐斤仍不失为两淮盐区之最。据济南场划分为灌东盐场与灌西盐场后两场场志所载统计,1949~2003年,两场共产盐斤2389.77万吨,且长期保有“色白、粒大、味鲜”之品位,多次获得省优、部优产品称号。

济南场的强大生产力和高额产能,提振了两淮声威和商、灶士气,也给国民政府打了气壮了胆,对政府的盐政政策都产生了积极影响。1914年2月,民国政府盐务署令:鉴于淮南盐区产能下降和成本居高不下,其产额年递减二成,五年减尽、终产,其销区皖、湘、鄂、西四省先由淮北盐区参与销售,逐步过渡以淮北盐区、重点是济南盐场为主。淮南食岸(江宁、扬州、通州、淮安、阜宁、盐城)所需之盐,亦由济南场与板、中、临三场按7:2比例配销。因济南场盐产长期持高,后又几经盐务署安排接济淮南之销,发展到几乎尽夺淮南销区而代之。解放战争期间,我军从堆沟港、陈家港、燕尾港抢运济南场盐4万吨左右,以济解放区之财政,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五、与革命战争有关联的几个史实

老灶民为新四军铺滩产盐。1939年8月30日,特大海啸袭击了淮北盐区,济南盐场淹死灶民1600余人,灶房大都倒塌,存盐全部淌化,晒盐池滩尽毁,嗣后爆发的霍乱又死亡灶民300余人。幸存的济南场灶民失家失业,无以为生,大都举家外逃,有3000余人逃到了新四军控制的苏中解放区。1940年,新四军和苏中抗日民主政府为安置逃亡来此的难民,也为了解决军需民食,利用阜宁北部海滩,在难民中济南场产盐人的帮助下,筑圩铺滩晒制海盐。这一地域的盐滩后来发展成为江苏八大盐场之一的新滩盐场。

资助我党和平谈判。1946年5月3日,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周恩来、董必武率领的我党和平谈判代表团100多人同日亦到南京,住入梅园新村。那是一场非常艰难的谈判。为资助我党代表团,中华救济总署名誉主席宋庆龄通过关系,利用美军登陆艇,以救济总署名义,于1946年8月,到时为我军控制的堆沟港,装运济南场盐斤3万担,销售到国统区,收入7亿元(法币),作为我党代表团活动经费。

风云变幻的盐场。抗战期间,新四军为了阻止日寇掠夺济南场盐斤,筹措抗日资金,于1943年5月4日,由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兼八旅旅长张爱萍直接指挥,一举收复被日顽统治下的陈家港镇。此次战斗,除俘获顽伪大队长以下官兵435人、缴获大量轻重武器等军用物品外,还缴获被顽伪控制下的济南场存坨待运盐斤48万担。济南盐场盐量为两淮之冠,所以,解放战争时期济南场亦即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拉锯战不时而起。为了最后解放济南场人民,保护济南场盐斤,我军付出了一定的代价。1951年经华北军政委员会和苏北行政公署批准,当年10月在陈家港建成了淮北盐场人民烈士纪念塔,有43位革命烈士长眠于此,其中大多是解放战争时期光荣牺牲的。

(编辑:胡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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