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有根 斯文有脉——《江苏文库·文献编》前言

发布日期:2019-04-17浏览次数: 字号:[] 作者:程章灿 来源:《江苏地方志》2019年第2期

文脉传承有两个关键要素,一个是人,另一个是书。据《论语·八佾》记载,孔夫子当年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一段就是文献一词最早的出处。按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这里的指的就是典籍,也就是书;指的是贤人,也就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换言之,文献的核心内涵,无非是人文二字。孔子是东周时代人,他所生活的春秋末期,距离夏、商两朝已远,虽然那时还存在夏朝的后代杞国以及殷商的后裔宋国,但是,要想理解夏商两朝文化,最关键的是文献足征。如果文献不足,三朝的文脉是无法传承的。重视文献,不仅是儒家的学术传统,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教化有根,斯文有脉,千百年来,中国人发展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源远流长的古典文献学体系,形成了悠远深厚的人文传统。

江苏是人文荟萃之地,文化学术繁荣发达,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渊薮,两千多年来,积累了丰厚的文献资源,形成了深厚的文献传统。汉成帝时,组织学者校阅宫廷藏书,首次对国家文献资源和文化家底进行清理。在这个过程中,祖籍江苏徐州的著名学者刘向主持校理工作,为每一部书撰写叙录(解题),汇总成《别录》一书,这是第一部带有解题的综合性分类目录。刘向去世后,其子刘歆继续整理群书,并将《别录》中各叙录的内容加以简化,把所著录的书分为六略,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前面加上一个总论性质的“辑略,编成分类目录《七略》。其后,东汉学者班固又在《七略》的基础之上,撰成《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志目录的成立。自是以降,很多史书尤其是纪传体正史中,都设有艺文志经籍志,影响所及,很多方志中也设有艺文志经籍志。这些史志目录或记一代藏书,或记一代著述,或记一地著作,与各种公私目录互相交织,彼此配合,构成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源远流长的传统。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古典文献学也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点,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将其概括为八个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是分条析理截伪续真,理清学术文化传承的源流脉络。总之,刘向、刘歆父子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奠基者,《别录》《七略》不仅奠定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基础,也确立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民族特点。这可以说是江苏学者对于中国文化传承发展的一个伟大贡献。

汉末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最后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就文化而言,三国之间既有竞争,又有交往。江苏当时主要处于孙吴境内,其整体人文积累和文化水准虽然不及中原,但是,丹阳韦昭和吴郡张勃的史学,广陵张紘、闵鸿和吴郡陆机、陆云兄弟的文学,都出类拔萃,并且带有突出的地方特色。特别值得一提的,张勃撰有《吴录》,韦昭撰有《吴书》,集中关注吴地的历史文化。东吴建国以及三国鼎立的历史虽然短暂,却唤醒了吴地的文化自觉。三国之时,关于吴地士族,便有了所谓“四姓亦即四大家族之说。四大家族各有自具特色的家风。《世说新语》记载: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所谓旧目,意味着这种家风也就是家族文化传统,已经得出了社会舆论的认可。《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又引《吴录·士林》曰: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四姓名目既已载诸《吴录》,说明四姓的社会地位已经得以确立。

263年,魏灭蜀;265年,晋代魏,280年,晋灭吴,至此三国归一。可惜西晋统一有如昙花一现,内部争权夺利的八王之乱,与外部异族的猛烈攻击,很快使建都洛阳的西晋政权土崩瓦解。中原衣冠士族纷纷南渡,王导辅佐晋元帝司马睿以建康(南京)为首都建立了东晋政权。这标志着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南移,此前主要在北方发展的中华文化根脉,由此开始,转移到南方大地上继续生根成长。东晋之后,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相继更迭。东吴、东晋、宋、 齐、梁、陈,这六个朝代皆以建康为首都,历史上合称为六朝。江苏位于六朝政权领土的核心区域,在六朝文化更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将这个时期的江苏称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传承中心和复兴基地,是当之无愧的。

在政治与文化方面,六朝是典型的贵族社会。这时期的贵族,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皇室贵族、自北方南下的士族(简称侨姓)、南方吴郡的士族(简称吴姓)。这些贵族以及以这些贵族为中心而形成的贵游文士集团,是这一时期文化传承与创造的核心力量。六朝皇族之中,除了东晋司马氏是南渡的北方人,其他五朝皇室都是江南人。其中,孙权是吴郡富春(今浙江杭州富阳区)人,陈朝皇室陈氏是吴兴长城(今浙江吴兴)人,另外三朝君主都是在江苏生长起来的:宋高祖刘裕的祖籍是彭城(今江苏徐州),生长于晋陵郡丹徒县京口里(今镇江);齐、梁二朝皇室萧氏都是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刘宋皇帝与宗室中,颇有能文之士,如宋孝武帝刘骏、临川王刘义庆、南平王刘铄等。齐、梁两朝宗室对于文化学术的兴趣和热情尤其高涨,齐竟陵王萧子良在西邸招集文学之士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人,讲论文义,时号“竟陵八友。梁武帝及其三子昭明太子萧统、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都好读书、藏书、著书,在文化学术上有很高的天分,并且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以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为代表的侨姓士族,以及以朱、张、顾、陆为代表的吴姓士族,都为六朝文化史贡献了许多精英人物。这些精英人物的成长,一方面有赖于其家族内部优越的文化环境和父兄指导,另一方面则有赖于其世代相传的知识和图书资源。以陈郡谢氏为例,谢灵运自幼好学,参加以谢混为中心的谢氏家族内部的乌衣之游,与叔伯兄弟辈朝夕共游,在良好的文化环境中薰陶成长,又曾任刘宋王朝的秘书监,编撰当时宫廷藏书目录,得以博览群书,开阔眼界。再以吴郡陆氏为例,六朝人才辈出,南朝萧齐年间的陆澄好学博览,行坐手不释卷,其家中有藏书万余卷,故记诵甚博,著述良多。总之,这些贵族家庭得天独厚的条件,其子弟中往往颖脱出很多青年才俊,诞生了很多文学家、艺术家和学问家,是造就六朝文化辉煌的主要力量。六朝是一个泛文学时代,各体文字皆讲究文学美感,诗赋二体尤其绚烂至极。魏晋之间,玄学独盛,开拓了时人思维的深度与广度。齐梁之间,经史弥盛”(《隋书·经籍志》)。总之,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在六朝时代都有了长足发展,《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金楼子》《文选》《文心雕龙》《世说新语》等文化名著应运而生。这些名著不仅烙上了时代的印记,也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江南地域文化的特质。

在图书文献整理传承方面,六朝时代主要贯串着两条线索。一条是文献存毁和聚散的线索。一方面是各种天灾和历次战乱,带来大大小小的“书厄,造成图书的损毁散佚;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搜聚抄藏,朝廷和民间图书数量持续增长。刘裕攻克长安,收聚后秦图籍,共有五经子史四千卷。侯景之乱后,建康文德殿图书仍有七万余卷,可见其时江南图书搜聚典藏之一斑。555年,梁元帝萧绎被围困于江陵,他无法接受政治失败、王朝覆亡的命运,走投无路,伤心至极,将数量达十四万卷之多的皇室藏书付之一炬,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文献浩劫。这些图书是自六朝以来经过千辛万苦积聚起来的,刚从建康运到江陵不久,竟毁于一旦,令人叹息!另一条是文献整理的线索。晋安帝元兴二年(403),桓玄代晋自立,曾下令以纸张取代竹简,作为书写和书籍收藏的主要载体。这说明当时纸已广泛流传,为文献生产及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从五世纪开始,书籍史正式进入纸本时代。这是文献传承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另一方面,东晋李充编定《晋元帝四部书目》,他在西晋荀勗《中经新簿》提出的甲乙丙丁四部分类体系的基础上,调整乙丙(子史)两部的次序。在李充之后,南齐王俭《七志》和萧梁阮孝绪《七录》皆采用七分法,《七志》仍然基本延续《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中的分类体系,但阮孝绪《七录》分内外两篇,其内篇五录依次为经典、记传、子兵、文集和技术,前四录相当于经、史、子、集,与四部分法颇有相通之处。以经、史、子、集标目的四部分类体系,由唐初的《隋书·经籍志》确立,被唐宋诸家书目所继承,并在清代中叶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得以完善,成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中最为正统的图书分类体系,影响深远,直至今日。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晋元帝是晋室南渡的第一个皇帝,李充是在东晋首都建康为晋元帝整理宫廷藏书时确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序次的。这一分类体系植根于东晋初年的文献传承现状,从新的图书整理与知识管理角度出发,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这是江苏这片土地对于中国文化传承作出的又一贡献。

隋唐两代,南京不再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隋灭陈之役中,江南文化图籍也多有毁损,同时许多公私藏书被运往长安。初盛唐时代的江苏,虽然处于政治和文化的边缘,却不改人杰地灵,涌现了许多杰出的诗人和学者,如扬州张若虚、江都李邕、江宁王昌龄等。安史之乱后,天下衣冠士族,“荐绅先生,多游寓于江南”(权德舆《王公神道碑铭》),促进了江南文化的发展。中唐以后,江苏境内诗人明显增多,无锡李绅,金坛戴叔伦,丹阳许浑,苏州顾况、陆龟蒙,彭城刘商,山阳(淮安)赵嘏等便是其中的翘楚。晚唐时代,苏州大藏书家徐修矩“守世书万卷,陆龟蒙与好友皮日休在苏州唱和,曾经借用徐家藏书数千卷。在学术方面,彭城刘知几著《史通》,创建了史学编纂与批评的理论体系。扬州人曹宪学问渊博,《博雅音》传世至今。曹宪号称文选学的开山祖师,其弟子李善完成了对《文选》这部经典著作的注释,与《文选》这部文化经典同垂不朽。李善注引书之富博,可以印证当时当地书籍之流传,扬州文选楼亦由此名扬天下。苏州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则是群经总义类的经典著作。《文选注》和《经典释文》有一共同点,即弘扬经典、会聚文献、集其大成。

介于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中分裂割据的时代。建都南京的南唐李氏王朝,是当时南方“十国之一,只传三世三帝,享国三十九年,其疆域核心区域是江苏,至其后期亦拥有江南之地。这样一个短命王朝,却因为有南唐二主、冯延巳、徐铉、徐锴等在文学、学术上熠熠闪耀的名字相伴随,而在文化史上留下了不磨的痕迹。

宋代以靖康之难为界,分为北宋和南宋。就北宋而言,苏州范仲淹、晚年隐居镇江的沈括、高邮秦观、徐州陈师道、迁居楚州的张耒,或立功,或立德,或立言,而同臻不朽。南宋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南京一度作为行都,江苏尤其苏南毗邻政治中心,环太湖流域是当时文士往来最活跃的区域之一。籍贯江西的南宋著名词人姜夔曾在扬州、苏州一带活动,留下不少名篇。在宋代文学史上,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被合称为“南宋四家,其中,尤袤是无锡人,范成大是苏州人,两位都是环太湖流域的文学家。

宋代江苏官学教育发展迅猛,府、州、县三级官学全面覆盖,这些学校不仅是开展教育、培养人才和商量学术之所,往往也是藏书和刻书之地,因而也就成为知识汇聚和文献传承之区。从宋代开始,江苏学子在科举考试中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北宋大观三年进士科考试,常州府被取中进士53人,占当年全国取中进士总数17.6%,受到宋徽宗降诏褒奖。江苏地方文献的编纂,从三国开始,在唐代延续,至宋代异军突起,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唐代有许嵩《建康实录》,宋代有龙衮《江南野史》、朱长文《〔元丰〕吴郡图经续记》、范成大《吴郡志》、鲍廉《重修琴川志》,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卢宪《〔嘉定〕镇江志》、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史能之《〔咸淳〕毗陵志》等名著。这些地方文献有的出于本地人之手,有的出自流寓或者任职江苏的人士之手,于传承江苏历史文化功绩卓著。当文献知识积累到一定数量,一般人较难记诵、掌握和使用时,类书就应运而生了。类书是中国古代整理文献和管理知识时使用的一种有效著作方式。类书出现于六朝,唐代初年编有《艺文类聚》等,玄宗时编有《初学记》,宋代初年编有《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于文献整理与传承,厥功甚伟。这些类书大多是官修,由一个编纂团队完成。而北宋丹阳人吴淑以一人之力,编撰《事类赋注》,以骈赋方式编撰类书,以文学创作方式来进行文献整理和知识管理,自出机杼,又使人赏心悦目。

六朝时代,书籍的生产与传播主要靠抄写,那是文献传承的写本时代。江苏是六朝写本生产传播的中心。中晚唐以后,开始有了雕版印刷,文献生产与传播也逐渐进入刻本时代。江苏人文底蕴本来丰厚,自六朝时代,公私藏书日益丰富,苏南一带尤其出类拔萃,为刻书业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例如,南宋诗人尤袤就是著名藏书家,其藏书楼名为“万卷楼。他编有《遂初堂书目》,共著录图书3000多种,分为44类,经史要籍简要著录版本。这是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目录之一,也开创了书目著录版本的先例。另一方面,唐宋时期经济迅猛发展,为刻书奠定了经济基础,而江南发达的造纸业,为刻书抄书提供了物质条件。从宋代开始,苏州、南京、扬州很快成为全国性的印刷出版中心,这一盛况延续至今。《〔景定〕建康志》就是在建康(今南京)刊刻的,当时建康府学中保存了很多书版。《吴郡志》《吴郡图经续记》等都是在苏州刊刻的,至于宋元之间在平江府(今苏州)碛砂延圣寺雕印的《碛砂藏》,更是一部闻名中外的佛教经典总集,其延续时间长,规模大,足以体现宋代江苏民间刻书的水平。

明清以后江苏文化的发展,在前代文化积淀和当地经济积累双重力量的助推之下,进入了加速前进的轨道。以科举考试和书院教育为制度保障,以诗书传家和家学家风为社会基础,以文献传承与文化创造为核心目标,广大文士积极投入抄书、校书、藏书、刻书、读书、编书、著书、注书等活动,为全社会营造了浓厚的书文化氛围。读书是中心,抄书、校书、藏书、刻书等,既是读书的准备,也是读书的方式;而编书、著书、注书等既是读书的延伸,更是对书的利用和再生产,也是书的传播流通的另一种方式。

清代藏书家张金吾在《爱日精庐藏书志序》中说:人有愚智、贤不肖之异者,无他,学不学之所致也。然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人要成才,必须读书。藏书、读书、治学,构成文献传承的三部曲。范凤书曾对历代藏书家做过统计,自汉至清,凡4716人,其中明清两代即有2900余人,占总数的60%有余;在地域分布上,江苏为967人,占20.5%,其中苏州268人,常熟146人,南京60人。以清代常熟为例,其著名藏书楼就有赵琦美脉望馆、毛晋汲古阁、钱谦益绛云楼、钱曾述古堂、张海鹏借月山房、张金吾爱日精庐、瞿氏铁琴铜剑楼、翁氏彩衣堂等。藏书聚而还散,散而复聚,楚弓楚得,聚散无常而又有常。张海鹏就搜集了毛晋汲古阁散出的藏书,瞿氏也继承了前代本地藏书家的收藏。明清两朝数百年,常熟藏书家后先相继,奕世传承,形成了藏书史上独具特色而又声名显赫的一派,被称为常熟派藏书家。这无疑是常熟文化发达、文脉深厚的重要体现。

有的藏书家就是著名学者,如钱谦益。绛云楼中大量的明代文献收藏,是钱谦益编撰《列朝诗集小传》不可或缺的文献基础。有的藏书家则热衷于抄书、校书和刻书,如毛晋。他一生为书,以文献流播和文脉传承为志业,汲古阁藏书刻书皆独步一时,名扬大江南北,甚至远播海外。吴伟业《汲古阁歌》中“鸡林巨贾争募印,说的就是汲古阁所刻书在朝鲜半岛受到追捧的情形。

崇文重教,是江苏人才辈出、学术文化日进的重要基础。江苏各地兴办了很多书院,或官办,或民办官助,为国育人才。扬州梅花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尊经书院、惜阴书院,江阴南菁书院,常州龙城书院,苏州紫阳书院,等等,都是十分著名的书院。这些书院一方面规模宏大,有良好的办学空间,能给学生提供读书学习的便利条件;另一方面经济实力雄厚,能够聘到学养深湛、著述丰富的学者出任山长,他们不以科举文战为目标,而能在读书方向与治学方法上给学生以正确而切实的指导。沈德潜、钱大昕、卢文弨、姚鼐、刘熙载、石韫玉、缪荃孙等人,都曾经担任过书院山长,倡导治学风气,教育人才无算。

人文荟萃、流派繁多,是明清江苏文化发展的一个亮点。这些学派散布于苏北、苏中、苏南各地,遍及各个学科领域,不仅显示了江苏各地的文化实力和影响力,也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近三百年学术史上,乾嘉学派影响最大,其中又分为皖派、吴派和扬州学派。一般认为,徽派最精,吴派最专,而扬州学派最为通达。吴派以苏南松江学者为主,其代表人物有惠栋、江声、余萧客、洪亮吉、孙星衍、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等,其远源则可以上溯到清初顾炎武;扬州学派则以高邮王念孙、王引之,江都汪中、焦循,仪征阮元、刘文淇,宝应刘宝楠,甘泉江藩等人为代表。他们致力于经史考据之学,崇尚实事求是之学,校书、编书、著书,影响广及全国,远至当代。泰州学派在学术思想史上影响也很大。文学史上,以诗词而论,明代有“吴中四才子,清代有袁枚的性灵诗派和沈德潜的格调诗派,有阳羡词派和常州词派;以散文而论,明代有常州唐顺之、昆山归有光等人倡导的唐宋派,清代有阳湖文派;以戏曲而论,有发源于昆山的昆曲,有以沈璟为代表的讲究格律和本色的吴江派。至于美术史上,明代有以苏州为中心的吴门派、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派,还有以太仓为中心的娄东派、以常熟为中心的虞山派、以常州为中心的常州派,以扬州为中心的扬州画派(扬州八怪)、以南京为中心的金陵画派(金陵八家)。乾嘉以来,江苏治金石之学的学者层出不穷,仪征阮元提出北碑南帖南北书派论,遂孕育了近代金石书派,影响直到二十世纪。总之,江苏在文化各领域形成的流派名目繁多,不胜枚举。每一个流派后面,都蕴藏着特殊的文化影响和创新,都有大量的杰出人物、精品佳作和文献著作的支撑。

地域化和家族化,也是明清江苏文化发展的一个亮点。上述各种流派,多以地域名,即是江苏文化地域化的最好证明。六朝时代,以朱张顾陆为代表的吴郡四姓贵族,其人才已经呈现家族化的特征。家族化的特征,在“献(人)方面的体现,是明清江苏涌现的众多文化家族,如宝应刘氏、朱氏,高邮王氏,仪征刘氏、阮氏,江宁邓氏,金坛于氏,江阴缪氏,武进庄氏、刘氏、钱氏、袁氏,阳湖董氏、吕氏、恽氏、汤氏、张氏、左氏、赵氏,无锡华氏、秦氏,金匮杨氏,宜兴储氏、任氏,常熟翁氏、杨氏,吴县潘氏、吴氏,长洲文氏、顾氏、彭氏、王氏,吴江沈氏,昆山徐氏,如皋冒氏,太仓王氏、吴氏,等等。在文(书)的方面来说,就是各种家集、家学和学术著作的出现。徐雁平《清代家集叙录》收录家集共1244种,其中江苏就占有405种(可查阅的有349种),名列第一。在经学方面,清代江苏学者尤其成就卓著,家学渊源深厚,名家名著层出不穷。例如,元和惠栋及其曾祖惠有声、祖父惠周惕、父亲惠士奇,都研治经学,四世传经,家学传统深厚。仪征刘师培也出身于一个四世传经的经学世家。翁氏耕读传家,世泽绵延,最为重视藏书和读书。翁同龢曾撰对联云: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靠读书。这副对联其实是对翁氏家训、家风的精练概括。

书是文脉的骨干。盛世修典,就是通过编纂整理出版大型文献丛刊,以传承文脉。每个时代都抓住国力强盛之时,修纂大典,守先待后。乾隆中期,清朝臻于鼎盛,遂开四库馆,征求天下遗书。江苏扬州马裕(马曰琯)一家独自进书716种,名列第一。《四库全书》所依据的书本中,两江两淮公私进书,占三分之一强,最称大宗。江苏的文献家底,由此可见一斑。《四库全书》修成后,抄成正本七分,分贮七阁。北方四阁,南方三阁。南方三阁亦称江浙三阁,集中在江南,即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和杭州西湖行宫文澜阁,可见清廷对江南文士的偏爱。江苏一省独占二阁,尤为难得。可惜文汇、文宗二阁所贮存的这部超大型文献丛书,皆在太平天国战火中焚毁。

丛书是中国古代文献的重要类型,是对群书作有体系、有意义的整合,规模可大可小,专题灵活多变。其中以地域为纲者,就是地域丛书,也称地方文献丛书。或以一省为范围,或以府州县为范围,或以某一名胜古迹为题。这类地域丛书的编纂,首先需要以省府州县方志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为基础,摸清地方文献的家底。江苏人文荟萃,文献资源极其丰富,历来重视对地方文献的整理,清点自己的文献家底,积蓄自身的文化资源。这不仅包括域内各府州县方志的修撰,也包括对各府州县人士文献著述情况的调查整理和编印出版。江苏独立建省,始于康熙六年(1667),此前与安徽合为江南省。《〔乾隆〕江南通志》中有《艺文志》五卷,收书数千种,虽然涵盖苏皖两省,但乾隆以后的著述有待增补。清末至民国先后三次修撰《江苏通志稿》,但由于工作量浩大,数据搜集统计费时,其中的《艺文志》或未完稿,或较为粗略。直到1991年,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组织编撰《江苏艺文志》,才对江苏古今著作文献家底作了全面清理,编制目录,卷帙宏大。最近,此书又增补修订,在原有基础上考辨存佚,编成《江苏现存著述总目》,为《江苏文库》编纂奠定了基础。

《江苏文库》是涵盖江苏省域的地域文化丛书,其下又分书目、文献、精华、史料、方志、研究六编,可谓包容全面,规模宏大,前无古人,后待来者。这是第一次对江苏各类文献资源进行全面、综合的整理研究,是传承江苏文脉的根本之举。唐宋以来,以省内各地市县为中心的郡邑文学总集、地方文献总集,林林总总,卷帙多寡不等,但涵盖全省的文献全书则尚付阙如。新时期以来,“江苏地方文献丛书”“江苏人物传记丛刊等陆续出版,近年来,省内各地地方文献总集,如《金陵全书》《扬州文库》《无锡文库》《泰州文献》等也相继问世,显现了越来越突出的文献传承和文化自觉意识。《江苏文库》后来居上,囊括全省,总览全局,集其大成,以文献的形式诠释江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江苏文库·文献编》是《江苏文库》中体量最大的一部分。《文献编》收录历代江苏籍学人的代表性著作5000余种左右,集中呈现自历史开端至1911年出版的江苏文化文本,呈现文化江苏的整体景观,勾勒一以贯之的江苏文脉。这5000多种书目是从近十万种江苏现存书目中择要选优的结果,兼顾学术性和文献性,涵盖各时段及各学科门类。

分条析理,截伪续真,守先传后,守正出新,以翔实深厚的文献整理,奠定学术创造和文化复兴的坚实基础。这是《江苏文库·文献编》的目标和使命。

最后,简要说明一下《江苏文库·文献编》的编纂原则及其提要撰写凡例。

第一,《江苏文库·文献编》的编纂原则。

《江苏文库·文献编》收录江苏籍学人的经、史、子、集各部类著作,但江苏籍学人所编有关江苏方志、地方史料之类的文献著作,因另有《江苏文库·方志编》《史料编》,故本书不重复收录。

《江苏文库·文献编》所指的江苏之地域范围,以现行江苏省行政区域为准。历史上曾属于江苏而今已分立或划归其他省市(如钱大昕、王鸣盛等人的里籍嘉定,今属上海),一般不予收录。原籍不在江苏、而长期在江苏生活的学人,则酌情收录。

历代汇集成编的江苏地方性丛书,包括今人编撰的地方丛书,如《金陵全书》《扬州文库》《泰州文献》《无锡文库》等,视具体情况,收入其中单种著作,并重新分类编排,不整套丛书收录。其他丛书亦准此处理。

《江苏文库·文献编》只收录文字作品。历代江苏籍学人的书画散页或书画作品集、碑刻拓片,一般不收。但书画题跋文字集、金石文字汇编及其考释等著作,则择要收录。

现存历代江苏籍学人著作浩如烟海,《江苏文库·文献编》以学术价值与文献价值(如稀见本、稿钞本、孤本)为标准,择要选优。在确定入选各书的底本之前,对各本认真比较鉴别,择善而从。

《文献编》采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经、史、子、集各 部之下,根据《中国古籍总目》的分类体系,进行二级分类。近代以来逸出传统 四部分类体系的著作,如新学、诸教著作,亦酌情收录,以求全面体现江苏历代 文化发展的全貌。同一部类各书之间,以著者时代先后为序。不能确定其成书时 间者,大致根据作者的生活年代排列。

第二,《江苏文库·文献编》提要撰写凡例。

《文献编》为所收各书撰写一篇提要,介绍其作者、版本、学术源流及其文献文化价值,列于各书卷首。各书提要撰写完成之后,汇集为《江苏文库·文献编·总目提要》,单独成册。《江苏文库·文献编·总目提要》后附列所收录各书的作者人名索引与书名索引,以方便查核使用。

每篇提要包括目录项和提要项两大部分。目录项依次著录书名、卷数、著作人(朝代与人名)及著作方式等。书名一般以首卷卷端题名为主要依据,卷端题名与正文其他处有出入,酌加说明。也可以依据通用的书名。卷数以目录所标者为主要依据,如目录与正文卷数不合,则按《文库》所收版本实际卷数著录,并作说明。原书未标卷数(或篇、章)者,一般视为一卷或不分卷。著作人朝代加方括号,如[]赵翼。西汉、东汉统一标为[],北宋、南宋统一标为[],不再区分。著作人用其通用姓名,如有异名或以字行者,在小传中加以说明。皇帝著录其姓名,如梁元帝萧绎,著录为萧绎。其皇帝身份及庙号等,可在提要小传中

介绍。僧人著录其法名,法名前不再加“”“字样。再次提到著作人时,可只称名,以求简省,如王锡阐省称锡阐,或称某氏(尤其遇单名者),如苏颂省称苏氏

若著作出自多人,则介绍其主要著作人。著作人有争议而无从考实者,遵从 旧题。同一著作人有多种著作收入本书者,各篇提要皆对著作人作简要介绍,不避重出。收入《江苏文库·文献编·总目提要》时,再根据情况,详情略后,并标注参见(“参见《江苏文库·文献编》某书)。

著作方式包括纂、修、撰或著、编、辑等,主要根据原书目录页所题,同时参考序跋及其他相关文献而定。

提要项一般分为三段。

第一段为著作人简介,依次介绍著作人姓名(生卒年)、字号、籍贯、功名、仕履、著述情况、传记文献出处。正史有传者可略之,反之可略加详。籍贯标注以今日江苏行政区划为准。本书只收江苏籍著作人,故籍贯中的“江苏省一概省略。缕述著作人的多种著述时,尽量按四部序次排列。择要列举著作人之传记文献出处,以正史本传、碑志行状、方志传记为序。

第二段为著作内容介绍,主要叙述各书之卷次结构、各卷内容、体例特点以 及序跋刊校情况等。以客观描述为主,兼及学术评价。

第三段为版本流传情况介绍,择要介绍主要版本,版本信息包括朝代及年号、版本类型(刻本、活字本、石印本、铅印本、油印本、影印本,或稿本、抄本、影抄本等)或收藏单位。最后交代《江苏文库·文献编》影印所依据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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