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城捍海堰的追忆和仰望

发布日期:2019-05-08浏览次数: 字号:[] 作者:宋本竞 来源:《江苏地方志》2019年第2期

盐城地处黄海之滨,周以前为淮夷地,先民多以渔盐为生。距今7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海面基本稳定,长江、淮河搬运入海的大量泥沙在浅海湾底部逐渐堆积,形成了呈西北至东南走向的岸外沙堤。其中最为有名的西冈(即今阜宁废黄河边起向羊寨、施庄、冈西、龙冈、再越兴化,东入东台西至海安青墩接长江古沙堤)、中冈和东冈(今阜宁阜城镇、上冈、伍佑、刘庄一线),分别成为距今4000年前、3000年前、2000年前海岸线的自然标志。

远古的农耕文化时代,古之盐城,因其特定的地域环境,海水给人带来财富,昔日淮夷地尤以产淮盐著名。同时也带来灾难。几千年来沿海人民饱尝海啸之苦,情形至惨至极。地方有文献记载,每逢海啸来临之时,飓风海潮肆虐,暴雨逞凶,“屋庐遇浪而摧,人畜随波以逝。不闻呼号声,死在须臾,悉作含冤魂……昔之烟火万家,今悉荡为平地……”盐丁百姓祖祖辈辈盼望,能有一条坚固的捍海堰挡住那肆虐的海潮,让人们有个温暖的家,安居乐业。

古代,修堤筑堰是一项巨大的民生工程,需要得到朝廷的认可和支持。翻阅史书,在盐城境内几百里长的海岸线上,曾出现不少贤人志士为治水而奔波,他们带领百姓栉风沐雨与海水搏斗,建成了一道捍海的百里长堤,留下一段可歌可泣筑堰故事。这其中最重要的有李承、范仲淹、宋乃德修建捍海堰,留下了一曲锁海之歌,成为盐城捍海堰史上的三座历史丰碑。

战国时期,盐城境内制盐的方式是“煮海为盐”,即用海水直接煎煮成盐。西汉时,汉武帝采取“募民煮盐,官与牢盆”的政策,招募民众到沿海制盐,盐业生产逐渐兴旺。盐业生产的发展,使人口逐步向沿海转移,渔猎及种植等生产活动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海涂上开挖了原盐外运的驳盐河道,把上游的淡水引进了海涂,海涂垦殖业得以发展。

唐代,境内制盐采用开沟引潮,铺设亭场,晒灰淋卤,煎熬成盐的“煎煮”法,盐业生产进入鼎盛期。由此诞生悠久绵延的海盐文化。唐代诗人李白、杜甫在两淮地区留下了踪迹,从李白“吴盐如花皎白雪”到杜甫“万斛之舟行若风”的绝句中可以看出淮盐粒大色白,闻名遐迩。可见当时盐城是因制盐成为兴旺发达的上等之县。

古代的两淮,依照淮河大致的南北流向分为“淮东”“淮西”,按照现时的地域划分就是淮南、淮北,泛指苏北、皖北、河南、湖北的广大地区。初唐时期,一方面海面上升,淮河和长江三角洲不断向东推进,海水依然是时高时低,时进时退,对海边煮盐以及离海较远的农业生产造成很大威胁。另一方面,这期间淮河一带人口增长,经济繁荣。而这一时期,又是中国政区史上道和府建制的开端。唐贞观元年(627)太宗分天下为十道,贞观十四年(640)为十五道,淮南道是其中之一。唐大历年间(766~779)楚、扬二州设屯,各道设黜陟使(黜陟使是唐代官名,“黜”是废除,贬斥的意思,“陟”指晋升。“黜陟”指官吏进退升降。黜陟使即是对地方官吏进行考察推荐或贬免的重要长官)。此时李承在淮南道出现。李承(722~783),唐代赵郡高邑人,出生于官僚世家,其祖父曾任唐朝礼部侍郎,其父为国子司业。广德一年(763)安史之乱结束后,李承为淮南西道黜陟使。初到淮南,放眼望去,海水给这一代提供无尽盐资源的同时,又经常带来了水灾祸害,特别是台风季节,常有海潮漫溢,卤水充斥、淹没良田、毁坏盐灶,遂于唐代大历二年(767)奏请朝廷于楚州(辖今淮安、盐城两地区)之境内束水不致伤盐,隔外潮不伤稼,主张修捍海堰以御海潮。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又是一位指导地方工作的官吏,李承所关注的是民众的福祉,一方的平安。他把治水作为治政的一个方略,作为一个政治生态和民生工程来做,只有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于是获准后逐步开筑,堰址北起楚州沟墩(今阜宁沟墩)南至海陵(今大丰刘庄镇北)大体依沙堤一线沿东冈而筑,四年始成,堤长约141里。查阅《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五《李承传》中只说,楚州海岸修建了常丰堰。而在《地理志》中则说明楚州山阳县,山阳县的沿海就是现在的阜宁滨海境内。这是历史上阜宁县滨海县境内有史记载的第一条捍海堰,史料上没有详细记载当时筑堰的经过,只留下了以御海潮的字样。

这条捍海堰建成后,百姓又称“常丰堰”。顾名思义是保障农田常年丰收。因为建这座捍海堰使用皇家拨款又称“皇堤”。后人赞美李承的治堰功绩,称之这座捍海堰又为“李堤”。他的形象一下子凸显出来,因为这也是历史良知的一项民生大计。《旧唐书·李承传》中对李堤评价颇高、称常丰堰“屯田瘠卤,岁收十倍,至今受其利”。其实李承早在唐大历年间(763~766)到海门余东地区视察,提倡围垦筑堤,设灶煮盐,以后余东一带移民增多,逐渐成为产盐区。当地百姓把李承在此设灶煮盐的地方称为李灶。

李堤筑好之后,后世多有修缮增筑。南唐李升、北宋开宝九年(976)王文佑加修过常丰堰,并由此延伸到东台安丰镇。安史之乱之后,国力受损,很少有人参与李堤的修建。李堤建成的二百年间江淮地区人民免受海潮袭击,保护农田。其中北宋《胡公神道碑铭》记载:“兹邑之田特为膏腴,春耕秋获,笑歌满野,民多富实……”特别是为盐场煮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盐税收入大增。大历末年(779)通天下之财而计其收入1200万贯,而盐利过半达600余万贯。由此可见,李承兴建的捍海揠,既发展了农业,也在中国盐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年李承新建的一条长达百里的捍海堰经过250年海水不断冲击,已是满目疮痍,历史在它身上刻满了伤痕和沧桑。到了宋代,盐城海岸线仍沿东冈一线,“去海不过一里”,那滔滔的黄海,汹涌澎湃,喧啸不息。每逢海潮泛滥,“远听若天崩,横来如斧戕”,民不聊生。

盐城实在是太幸运的,这期间又迎来了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范仲淹。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任西溪盐官时,目睹李承主持筑建的捍海揠,经过几百年海潮冲刷,致使多处溃决。作为盐官收不到盐,那是失职,筑堰挡潮,也是分内之事,遂决定重新修捍海堰。

范仲淹在这里展现的,不是一个盐官形象,完全是一个治水专家的风姿。天圣元年(1023),范仲淹上书江淮制置盐运使张纶,建议修复捍海堰,以避海水倒灌。张纶三次为民请命,奏请朝廷后,得宋仁宗恩准。范仲淹遂被任命为兴化县令,主持修筑捍海堰。堰址北起大丰大团经刘庄、草堰、东台至虎墩(今富安),并与李堤交接在今大丰区大团、刘庄一带。

天圣二年(1024)年秋,范仲淹征集通、泰、楚、海四州4万余民众开始筑堤。

范仲淹是一个小小的县令,站在茫茫海边思绪万千,偌大的工程需一步步开始实施,首先要完成一个“定线”的计划,这是重中之重。在其选堤址时继续沿用李承修建的常丰堰西退0.5公里重修捍海堰。而在有的地方他采纳乡民建议,在海潮到来之前,亲自带领一批民工,将数以万担的稻壳沿海滩倒进海里。入夜涨潮,稻壳随海浪涌向岸边,海潮退后,稻壳留于海滩,于是便出现了一条漫长而明显的标志。范仲淹随即率民工沿稻壳线打上树桩,堤址就此而定。这就是史上所谓“稻壳定线”。“稻壳定线”在古代是一种测海滩的方法,手段很简单,但道理又很深奥,确实是一个治海方略,而范仲淹又成了一个实践科学家。天圣四年(1026),范母谢氏去世,离任回乡守丧。天圣五年(1027)二期工程由张伦接替,负责捍海堰工程指挥,于当年秋天继续施工,海堤施工历时4年多,至天圣六年(1028),终于筑成了堤脚宽10米、堤顶宽3.3米、堤高5米、全长181华里的大海堰,遏制了沿海一带的海潮之患。堰成一月,即有1600余户盐民百姓恢复生产,3000多逃亡的居民返回家园,从此“农子盐课,皆受其利”。堤东煮海为盐,盐业生产得以进一步发展,产盐量为淮南第一。堤西麻桑遍地,役牛、生猪为代表的畜牧业也迅速发展。世居于黄海之滨的盐民百姓避免了海潮倒灌之苦。大海东去,沧海桑田,这显然已不再是文人墨客发出的感叹,而是盐民百姓眼前的现实,成了历史上沿海人民护命堤。范仲淹这个人不是抗敌名将、华夏英烈,只是一个地方小官。但他主动承担捍海堰工程,并亲力亲为所表现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境界,终究造成大业,成为百世楷模、一代名人。

时隔不久,北宋至和年间(1054~1055)海门知县沈起,又分将范公堤向南伸展70里,人称“沈公堤”。两堤对捍卫苏北农田及盐灶有重要作用,受到后来历代的重视。对于重修这条捍海堰,史书上没有过多记载,但我们可以从范仲淹《张侯祠堂颂》《张刺吏纶神道碑》《宋故卫尉少卿分司西京胡公神道碑》《滕待制墓志铭》四篇文章中将修筑海堤的真实情况作了详细记载,但说到自己很少,这也让我们知晓了1000多年前修筑捍海堰的全部过程。

“前后筑堤非一人,至今众口推仲淹”。捍海堰整个工程其实并非一时一人所为。这其中江淮制置发运使张伦上书朝廷,荐举范为兴化县令。中途停止,没有淮南转运使胡令仪的支持,也是不能开工的。还有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在修筑海堰出现险情的关键时刻临危不惧起到了安定人心的重大作用。但重修捍海堰,范仲淹为首倡导者,也是实际促成者。回顾历史,虽然修堰是天圣年间的事,当时的范仲淹在仕途上才刚刚出道,官位不高,也没什么名气。但到了后来,范迁升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相对参与修堤的张纶、胡令仪、滕子京三位来说,官位最高。更重要的是范仲淹57岁时,写出了著名文章《岳阳楼记》。其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成为范仲淹一生的光辉写照和政治理想,更成了千百年来响彻中华大地的名言,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捍海堰修成后,兴化民众受益最大,受灾群众得以重返家园,很多人将自己的姓改成姓范,视范仲淹为他们的再生父母,甚至是自家的祖先,缘于此因,将范仲淹当年参与修筑的捍海堰称为“范公堤”,在被兴化人倡议后,也能为国人所接受。

范公堤是一项很大的捍海工程,而范仲淹却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实景舞台,这个实景舞台永远不会拆卸,年年岁岁提醒人们,丰碑不是土丘,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说。

查阅史料,范公堤的名称,在宋元两代尚未曾出现,几乎全都称之为捍海堰。到了明代后期,便主要成为淮南各段捍海堰的统称,最后甚至淮北部分堤堰也被冠以“范公堤”。对于范公堤的名称演变,史籍中,史学家们说法不一,但归纳起来有两层含义:其一为狭义范公堤,专指北宋天圣年间范仲淹修建的捍海堰。其二为广义范公堤,泛指唐代、宋代历次修建的捍海堰。但我们不能片面认为“范公堤”只能代表淮南堤堰,实际上在大量文献错讹记载的推动下,其指代对象也被泛用到淮北捍海堰(即李堤)。对于这种提法很大程度上受司马光“通泰海”说之影响,大量官私文献记载了天圣年间泰州捍海堰地跨“通、泰、楚、海”四州。和常丰堰正是这种概念逐渐通用,泛用的结果。因此范公堤指代整个苏北捍海堰经历了从狭义到广义,个别到一般,特指到统称的发展过程。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以来“范公堤”的名称流传最广。最先出现的“范公堤”名称的,是在明成化十三年(1477),高宗本(进士、曾任两淮运盐副使)所立的《修捍海堰记》,文中载有:“至天圣初,泰州刺史张纶专图修复。时范仲淹监西溪盐仓,悉力助之,谓当移捍海势而西,庶避其冲;仍叠石以固其外,延袤迤逦如坡形,不与水争,虽有洪涛巨浪,岂能奔激?堰成于五年之春,长一百四十三里零一百三十六丈,仍置海陵兵专防罅漏。民蒙其利,三州皆立张范祠。然人皆以‘范公祠’名,以多出仲淹之所为也。”

时光跨过990年,沧海桑田,随着海岸线的日渐东移,元明期间续修范公堤最终形成北至天赐沟(今滨海天场)南达通州吕四,绵亘400多公里,为当初范公堤5倍。清代堤外滩涂淤展,范公堤逐渐失去了御潮作用,昔日素有“海防长城”之誉的范公堤终于退役,解甲归田。1932年,范公堤阜宁至东台一段,被改造成通榆公路;海安境内的范公堤也有一段改作栟角公路。后来公路又演变成204国道;再后来204国道拓宽,有些地段不得不离开了古范公堤。有的地段残迹犹存,有的旧堤已削平拉直,仅有大丰区的草堰镇至草堰的丁溪一段约3公里,仍保留范公堤原貌,它是苏北唯一的现存的一段范公堤。

捍海堰的修筑是一场生生不息的接力,范仲淹、张伦、胡令仪都为捍海堰的修筑付出心血,于是便有了射阳河南岸的范公像,有了仿古庙湾城中的三贤祠。三贤者,范仲淹、张纶、胡令仪也,可见恩功自在民心。

从盐城出发,沿着204国道一路向北,约30公里处向东阜宁黄海边,又一条新海堰展现在眼前,海堰高大坚实如一条巨龙蜿蜒飞向远方。然而这是一片净土,更是一片热土。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宋乃德,一位阜宁县县长。

时间:1940年冬的一天,寒风凛冽。

地点:阜城商会所在地。

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这里举行一个座谈会,主持会议的是八路军第5纵队供给部长,阜宁县新任县长宋乃德(1905~1967),山西沁源人。座谈会涉及话题很多,当宋乃德提出修筑海堰一事,会场上顿时响起一片窃窃私语声,一幕幕往事又在人们心头掠过。

据旧《阜宁县志》记载,从鸦片战争后的近百年间,阜东沿海先后发生灾难性海潮啸涌、咸水倒灌达数十次之多。1939年8月29日,黄海沿岸地区遭罕见的海潮侵袭,飓风暴雨交加,从山东到长江口,沿海地带发生大海啸,滔天巨浪,排山倒海,铺天盖地,吞没了良田,荡平了村庄,淹毙了人口。苏北沿海数百里,纵深尽成泽国,潮水退后,伏尸满野、遍地哀鸿,光是阜宁一县,死亡人口就达一万余众。

在人类历史上各种灾难无所不在。抵抗、躲避灾难的方式很多。多年来沿海民众日日拜水,年年盼修堤,让人管住海,让水在人的脚下变得服服帖帖。然而,历届地方当局对民众生计漠不关心。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官吏更借修堤为名,趁机搜刮民财,中饱私囊。1939年冬,在阜宁开明士绅杨芷江等人的吁请下,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代主席韩德勤花费20多万大洋,费时数月,最后仅修了一条一米多高的小堤,经不起海潮一击,群众讥称其为“韩德勤小堤”。

座谈会上代表们各抒己见议论不一,宋乃德静静地听着代表们的不同意见,揣摩着人们内心的想法。修堰,不仅事关民生大计,更关系到抗日民主政权的威信。座谈会场静了下来,轮到宋乃德表态了,此时宋乃德真的动感情了,他说:“无情的海啸年复一年地摧残、毁灭着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百姓家破人亡,奔走呼号。抗日政府不能坐视不管,共产党为大多数民众谋利益,不会不体察民情、体恤民情。这海堰一定要修!”

宋乃德的讲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许是军人的魅力,军人的风范,他的目光看得很远,神采那么自信。修筑海堰,引起各方关注。同时得到八路军、新四军的大力支持。

1941年2月阜宁县第一届参议会召开,修筑海堰的提案最终通过。宋乃德代表县政府表态,修堰全部费用不由人民负担,以盐税抵修堤费用,同时决定发行修堰公债100万元,日后归政府偿还。5月15日一场空前浩大的沿海工程,在黄海边拉开了帷幕,民工如潮,前呼后拥,运输牛车、络绎不绝。劳动号子,此起彼伏,荒寂冷僻的黄海滩头沸腾了。开始时,民工仅千余,日后猛增计9000余人。海堰工地区乡带队干部,身先士卒吃苦在前。工程管理、技术员与民工同甘共苦,这一切令农民、盐民、渔民耳目一新。开工仅15天时间北堤(头罾至废黄河口)即宣布竣工,堤长27公里、底宽18米、顶宽2.5米、高3米,计动土83万立方米。

6月19日南堤(废黄河口至扁担港口)开工,又碰上国民党顽固派摩擦战和地主的暴动,接着就是敌伪顽三方面破坏修堤的政治谣言,同时又遭遇连日的梅雨,加之工地上蚊虫飞舞,时疫流行,许多民工病倒了,人心惶惶。关键时刻,宋乃德一锤定音,民工不能撤,工程不能停,必须一气呵成。宋公的一双手实在是粗壮、细腻而有力,对于这样一个捍海工程,他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不会面对眼前困境而声声悲叹,步伐永远是坚定的,目光是自信的。指挥和力量只能在关键时刻凸显人格的魅力,方显英雄本色。历经种种艰难险阻,沿海捍海堰终于在7月5日胜利竣工,新堰建成数日恰逢海啸翻腾而至,但新堰高大坚实,屹立不动。

宋公堤,从头罾至扁担港口全长45公里,高三米,挖土200余万土方。工程结束不日,阜宁县政府向参议会和全县人民公布了整个筑堤费用等情况,韩堤工程费20万元,新堤仅费法币51.69万元。拟发行公债100万元,实际仅用了一半多一点。所发债券次年全部由政府兑现收回。

巍然崛起的大堤,融注了烈士和民工们的鲜血,更显神圣、庄严。海堰筑成后,阜宁民众特立“宋公堆碑”一座,勒石建祠。其碑文云:“……筹费,则给券期还。督工,则忍饥力疾。节用,则堆工外,不得支堆费一文。并不准堆工人员,侵蚀或滥用一文……”

宋乃德是一个军人,一名共产党人,又是一位地方长官,站在荒凉的原野上完成了一个“捍”字的原始造型。海水在这里变得更加乖巧,是人治理了水。而实际上却是人领悟了水,顺应了水,才会融会贯通,孕育出千古风流的文章。阜宁人民真正钦服崇敬的是共产党,他们把宋乃德看成共产党人这一群体的化身。此后,在苏北沿海一带,久久传播着一首民谣,生动和真切地表达了人们的朴素情感:“由南到北一条龙,不让咸潮到阜东。从此无有冲家祸,每闻潮声想宋公。”

历史从来就是这样,代代相传,人人受益。时下问及盐阜人,能准确说也历朝历代皇帝姓名,恐怕不多,但对李承、范仲淹、宋乃德为政,为官,为民能说者则众多。何以如此,盖因其关注民生的民本思想依然,人心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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