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古通今 立言著史——《常州史稿》编著记

发布日期:2019-07-25浏览次数: 字号:[] 作者:李亚雄 来源:《江苏地方志》2019年第3期

常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从已有考古成果和历史古籍看,常州拥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2560多年的建邑史。秦代开郡设县,置有延陵县,成为郡府级城市也有1700多年历史。自古至今,常州都是江南乃至全国知名的区域中心城市。

作为吴文化和长江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常州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十分突出。历史上曾出现过春秋吴文化、南朝齐梁文化、清代常州文化等文化高峰;常州学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常州画派、孟河医派等学派,独树一帜、引领世风,在中国思想和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常州科第兴盛、名士辈出,常州历史名人总数在全国城市中名列前茅。

常州历史辉煌,还十分重视历史的记载和传承。清代以前就编纂过26部郡县志,其中《〔咸淳〕毗陵志》《〔永乐〕常州府志》都具有重要史学价值和典籍意义。改革开放后,常州新修两部市志均为精品良志。其中《常州市志(1986-2010)》还获得“中国精品志书”,为全国第四部、江苏第一部。

但是千百年来,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崛起的近现代实业重镇和屡创经济奇迹的明星城市,常州却一直没有一部贯通古今、系统权威的地方通史,这对一个悠久、厚重且注重人文传承的城市,对一个究因解密、正谋划再度崛起的城市,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尽早编著一部《常州通史》,成为常州人心目中共同牵挂的一个文化心愿。

2012年9月,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

这一年,深藏常州人心底的“通史梦”与另一个同样期待的“申名梦”一起酝酿成长,那就是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真抓实干,有名有实,名实相符,这是常州人“申名”的基本和真实心态。国字号“名城”,对常州来说,不仅是一个荣誉、一种标志,更是对家乡“千年大郡、文化名城”的历史肯定和圆满交待;对常州人内心执守千年的人文信念和情怀,也是一个积极回应。

然而,“申名”门槛并不低。除了“保留城市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外,还必须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独具的历史价值,且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具有全国影响或较高历史地位。“申名”的评估体系也十分严格,有“硬件、软件”“定量、定性”两大评估体系,有5类17项49个评估子项300分值的具体指标。常州是这样认识的:“申名”必须“真抓实干,名实相符”,必须“硬件、软件一起抓,定量、定性逐一对表”。常州尤其强调:注意力不能只集中在硬件,软件同样重要。

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常州启动了“历史文化名城建设软件工程”,由市委宣传部牵头、市社科联组织实施。而《常州通史》赫列其中。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写史,因“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所以写起来很难;而写“通史”就更难。它要全面系统、贯通古今、观点精准、史料丰富;它要对城市历史的基本轨迹、成因和规律,有敏锐的洞悉和独到的观察;它要具有一定的学术理论见地。真正意义的通史,是一部学术性很强的史学专著。环顾周边城市,他们启动通史编撰,无不“兴师动众”。而常州相比有些城市,似为更难。

一是史料不足。尽管历史上常州有20多部存世的郡县志,有一定史料基础,但对编著一部系统叙述“完整历史”的通史仍杯水车薪。尤其因史籍记载局限,汉晋以前史料极少,隋唐宋元也只粗略记载。加之常州以前没有进行过大规模、较充分的史料收集整理工程,现有史料积累难以撑起一部通史。

二是基础不厚。城市史研究,也像城市历史一样需要长期积淀。像苏州、南京、扬州,都有一批领衔的知名学者和学术团队,有文科传统深厚的高校基地,有长期稳定的研究规划。而常州,工科院校为主,多元化综合化转型的过程较短、积累不多。而社会层面的学者,多以重大时间节点和重要历史人物为重点,研究的覆盖面较专。

三是前期不够。理想状况,编著通史最好有完整的断代史作基础,至少前期能对城市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关键历史结论都有深入研究和成熟定论。通史主要是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前人成果越丰富和成熟,通史的质量水准就越好越高。遗憾的是,常州没有这种充分的前期基础,需要一边搜史料,一边梳理;一边抓研究,一边撰稿。

四是组织不易。通史编著是一项文化系统工程。谁来领衔?邀谁撰写?如何顶层设计?如何借智借力?如何把控把关?这些都需要整体思考和设计。成功的通史,必须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和智慧、必须充分吸收前人的既有成果、必须经过专家前期的专业指导和后期的反复审改、必须借力作者不厌其烦的提升打磨。

千斤重担,最终落在市地方志办公室身上。作为政府主持编史修志的部门,当然责无旁贷,但也诚惶诚恐。

2012年9月,初步明确任务后,市地方志办公室立即召开全市文史工作者座谈会,开始项目调研。同时马不停蹄赴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登门拜访、求教专家。先后拜访了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上海通史》主编熊月之,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许辉,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茅家琦、范金民,南京博物院原院长梁白泉,著名江南史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家范,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钱杭,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卫平和九十多岁高龄的常州籍著名史学家汤志钧等。同时向温州、苏州等兄弟城市学习。

思路逐渐明朗,方案逐步聚焦。2013年5月,市地方志办公室提出实施方案和篇目框架;6月,通过市软件项目工程专家组的立项评审。2014年2月,在前期充分调研基础上,市地方志办最终拿出通史编著的基本运作框架和实施方案,突出明确五条:

一是《常州通史》定位为学术性史学专著,目标是对常州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一次系统梳理,要求内容系统、体例完备、结构严谨、史料详实、文字精炼,突出区域特色。

二是《常州通史》编撰体例参照中国传统史书,采用《上海通史》《苏州通史》相近的编撰方式。分古代、近代、现代三卷,上起史前,下迄2010年。

三是实行“专家主持、专家撰写、专家评审”全面以史学专家为参与主体的成书思路。学术主编由“申名工程”省级专家组集体推荐产生,撰稿人通过“赛马机制”竞标遴选。具体人选“三兼顾”:兼顾国内专家与本土专家、院校学者与地方学者、史学专家和实战行家,尤其是优选具有常州历史研究基础的常州专家或常州籍专家。

四是实行“项目合约管理”。市地方志办作为承办单位,确定工作方案、形成运作机制、督查完成进度、组织成果评审、推进项目实施;学术主编提出全书框架和要求,对研究编著进程和质量全面负责;学术主编与各撰稿人签订任务合约,明确责任、落实措施;常州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软件项目省级专家组对项目最终成果进行终期评审。

五是建立“量、质、进度综合考评机制”。对所有参与撰稿的专家都实行目标、进度、质量与经费拨付的绩效挂钩,实行分段验收、分段拨付经费。同时实行经费透明管理,除事先扣除刚性的印刷出版费用,其余预算支出全面倾斜撰稿环节,且主要经费由学术主编掌握分配,运营费用也由学术主编提出预算意见。

由于一开始就采取“顶层设计、透明机制、规范管理”,有效理顺了各方关系,明确了思路原则,尊重了学者,赢得了专家和项目组的认同,“通史”由此迎来了曙光和亮色。

从2012年9月到2018年5月,从市委、市政府交办项目,到百万字通史文稿飘着墨香摆上桌台,前后经历五年半。这五年半,马不停蹄;这五年半,责任在肩;这五年半,披甲枕戈。

立项阶段。从2012年9月至2013年5月,以市委、市政府正式将项目交办市地方志办公室为标志。这一阶段,召开了市文史工作者座谈会、市地方志部门会议,总体听取通史编著的思路和意见,起草通史大纲,形成基本框架。2013年5月,立项报告通过市委宣传部和市社科联组织的省级专家组评审。

调研阶段。从2013年6月至2014年1月,以连续走出去拜访求教为标志。这一阶段,先后赴上海、南京、苏州等地,向熊月之、王家范、汤志钧、梁白泉、许辉等一批史学大家登门求教,广泛听取意见。同时启动对学术主编的荐邀,酝酿参撰人员的入选标准和办法,了解南京、上海、北京等馆藏常州文献史料的情况,为项目全面启动作前期准备。

启动阶段。从2014年2月至4月,以向市委领导递交《关于加快推进〈常州通史〉编撰进度的报告》和选定学术主编为标志。这一阶段,确定了项目推进的思路和原则,明确了通史的定位和体例,形成了编著的方式和流程,制订了撰稿人遴选的条件和方式,细化了项目推进的措施和规则,确定了成果验收的标准和办法。这一阶段,在“申名”项目省级专家组的一致荐邀下,最终邀聘熊月之担纲学术主编,并在学术主编的主持下,论证形成了通史大纲,竞标组建了撰稿团队。

撰稿阶段。从2014年5月至2015年7月,以学术主编与18位撰稿人签订撰稿合约为标志。这一阶段,通过递交撰稿计划、形成撰稿提纲、扩大资料征集、举行专题座谈、开展学术研讨、加强目标管理、强化进度考核等工作和环节,逐次展开通史工程。为提高专业和学术水平,选配撰稿团队强调“两突出”:突出研究专长与分工章节的契合、突出参撰人员的既有研究成果。古代部分主要由史学博士、教授承担,改革开放后的当代史部分均请市委、市政府研究室原任和现任领导主笔,各展所长。

审稿阶段。从2015年8月到2016年8月,以举行第一次审稿会为标志。这一阶段,边审边改,反复审反复改,邀请各方专家分类分次审,组织撰稿人不厌其烦改。2015年8月首轮审稿,印发书稿100套,覆盖在常高校、相关部门以及本土的学者和领导,大范围征求意见;2016年5月,在上海举行第二轮审稿。邀请史学界的行家权威,包括上海社科出版社原社长承载、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钱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施建中,南京大学教授茅家琦、范金民、马俊亚、万灵等,由他们提出专业意见;2016年7月,第三轮审稿再回常州,再度邀请文史专家精审细审,包括薛锋、薛焕炳、邵志强、张戬炜、陈吉龙等;2016年8月,市地方志办公室作为承办单位与学术主编一起接受省级专家组验收终审。至此,常州通史基本成型。

定稿阶段。从2016年9月至今。这一阶段,凤凰出版社全程介入,对全书进行长达一年半的“严苛把关”,对行文规范、观点表述、史实细节、引文注解等都提出再修改意见。编著团队则集中进行统稿、通稿,同时解决重点扫尾工作。

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通史书稿,共3卷14编5个附录,112万字,附图232幅。作为一部学术性通史著作,它以现行的行政建置常州市为基本地域范围,以历史的常州为记述范围,系统叙述了常州地区文明产生、演变、发展的历史。作为一项开创性工程,它第一次将常州的历史从史前文明一直贯通至2010年;第一次将常州历史的记述范围从政治、文化等主要方面拓展到经济、社会、市政、生活等更宽领域;第一次从学术角度总体梳理和概括了常州城市发展的基本脉络与规律;它填补了千百年来常州的史学空白,实现了通史类著作“零的突破”。

当然,这部厚厚的通史著作,还有方方面面的问题和不足,但从修史实践看,它成功实现了一系列难能可贵的摸索和突破。

从史学角度看,它首次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学术等综合视角,对常州历史的基本脉络进行了学术性梳理,比较立体地呈现了常州城市发展的历史全貌。尤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常州史”的撰写,让当代人看到了当代历史。

从史学站位看,它首次把常州历史作为中国历史大图景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来看待,把常州历史放到了中国历史长河,突破了地域史偏于内视的束缚。这次通史编著,始终把常州的现象、事件和人物与整个中国的发展进程、脉络结合起来,由中国看常州,由常州关联全国。

从史料运用看,它运用了大量一手新资料,实现了史料的新拓展,同时也带动了常州基础史料的深入挖掘、整理等基础性工作。这次通史编著三管齐下,从正史、文集和基础性社会经济资料三方面入手,全面运用新史料。像民国时期报纸、杂志上的大量一手史料被吸收运用,一些生动详实的“社会调查”也被选用,这在之前是没有的。

从史学评价看,它对常州历史上的重要时代、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都进行了深化和拓展研究。之前史料运用和观点表述上存在的一些谬误与偏差,这次通过大量史料论证进行了修正;之前着墨不多的重要历史人物如苏东坡、杨时,这次都给予一定笔墨、加重分量;一些历史上或学术界有争议的人物像盛宣怀等,也依据充分史料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对齐梁故里、南兰陵萧氏的文化成就、清代出现文化高峰的原因以及近代常州纺织业对民族工业的带动等,都用最新研究成果给出了鲜明结论。

从社会影响看,它开拓了常州史研究的范围和领域,形成了常州史研究新的社会氛围和基础团队。之前常州地方史研究偏重政治、学术和名人等主要方面,这次拓展到经济、社会、生活等诸层面,常州的历史图景更立体、更饱满。同时基于全社会对通史工程的关注和参与,形成了一定范围的研究和学术氛围。而一批史学大家和江南史、江苏史研究学者的被邀撰审,也大大增强了史学界对常州地域史研究的关注。

通史编著是一项严肃严谨的学术工程。发挥专家作用,是项目成功的基石和质量水平的保证。在常州通史成书过程中,始终坚持“专家主持、专家撰写、专家评审”全面以史学专家为参与主体的成书原则。“请专家、用专家、靠专家”成为集体共识。

在推进环节上,坚持依托专家、依靠专家。调研环节,专门向茅家琦、王家范、汤志钧、梁白泉、许辉等史学大家求教。撰稿环节,突出作者的史学背景和学术层次,或博士,或教授,或专家。审稿环节,广邀各领域各方面评审专家,学者有茅家琦、承载、钱杭、范金民、夏维中、马俊亚、施建中、万灵等;本土有薛锋、薛焕炳、邵志强、张戬炜、胡竹、顾春平、叶英姿、沈建钢、陈吉龙、包树森、薛奇达、徐瑞清、郑德舫、宗清元、周晓东、池银合、王荫槐、李饮水等。可以说,尽可能集中了国内和本土的各方专家。

在撰稿人选上,做到专业契合、专长对口。远古部分,由常州博物馆考古专家主笔;先秦、南北朝、隋唐宋元和清代部分,分别由先秦史、齐梁史、隋唐宋元等各朝代史专家主笔;社会主义建设部分,由史志部门专家主笔;改革开放后的历史由市委、市政府研究室的原任和现任领导主笔。18位主撰中95%是常州(籍)人。

在运作机制上,实行撰审分开、赛马选人。项目组由学术主编、学术顾问和编撰人员组成。学术主编邀请知名学者担任,负责制订大纲、体例,把握全书的学术观点;学术顾问由国内知名专家组成;撰稿人由对常州地方史有较深研究的专家学者担任;终审验收由“申名软件工程”省级专家组成员担纲。而对撰稿人,则广发“英雄帖”公开竞标。

当然,对于城市的首部通史,专家的覆盖范围、组合程度以及作用的充分发挥,仍有许多需要总结和探索的地方。

大家知道,如今面世的书版,最终并没有使用《常州通史》的书名,而被改为《常州史稿》。在最后定稿阶段,项目组作出这样的决定。

因为手捧书稿,编著者清醒地认识到,史学是一个严谨的学问。史学著作所有的观点都要建立在扎实、充分、全面的史料基础之上。科学严谨的史学工作,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资料准备,需要先做若干年艰苦、细致、寂寞的资料长编等基础工作,需要展开一定范围、层次和专题性的学术讨论与观点争鸣,需要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收集、梳理、消化。

编著者也深深感到,史学研究需要时间。在短短几年时间,就要拿出成熟的通史是困难和不现实的。目前的《常州通史》,从史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到文稿的撰写、修改都同时交由作者在短时间内完成。尽管所有参与者都作了百倍努力,对每一史料、每一观点都作了最细致、用心的求证。但资料收集占据的时间越多,用于研究的时间就越少,遗漏和遗憾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增多。写史是细工慢活,史学工作者对此都深知和恭敬。

同时,史学研究也是一项开创性工作。它需要更多的探索精神、更开阔的胸襟视野、更高的历史站位、更丰富的滋养积淀、更纯熟的专业素质,它要给公众广泛关切的问题以答案,给疑惑不解的问题以观点。“史学”不遗余力地揭示历史真相,而“史学”又永远只在揭示真相的路上。对常州这样一个“内涵底蕴非常丰富,而史料文献又十分欠缺;文化影响十分深远,而剖因解密又相当不足”的城市,写好一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通史是极具挑战的。

相比“通史”,编著者认为“史稿”的定位,似有更大的宽容度和包容性。它给现在的作者,一种笃实;它给未来的作者,一种空间;它给现在的读者,一份理解;它给未来的读者,一份尊重。所以,当有人提议将百万字的“通史”成果改称为《常州史稿》时,无论是评审专家,还是主管领导;无论书稿作者,还是周围同道,都给予了一致的肯定和点赞。

一位撰稿专家说:我们没有降低我们肩上的责任,“通史”一直是我们的定位和目标。《常州通史》最终改名,本身就是一种史学态度、史学境界和史学精神。

吃水不忘挖井人。

每当一个大工程要画上圆满句号的时候,我们总会感念其间作出关键和特殊贡献的人。如果没有当年阎立书记、姚晓东市长的决断,也就没有通史的立项和成书;没有费高云书记和丁纯市长的接续重视,也就没有连续五年的稳定关心和支持。

一个成功项目,方向方法有时比经费还要重要。通史项目究竟以什么模式推进、用何种机制运作,宣传部徐缨部长在四年前就指明了路径;能不能多给专家两到三年的时间精打细磨,徐光辉部长给予了坚定支持。张云云副市长、方国强副市长更是年年督进度、每每解难题。

“学术主编负责制”是这次通史工程的创新之举。它体现了通史项目的开放精神和对学术项目的科学态度,也使这个常州项目提升到了全国层面和学界平台。明知常州项目基础较薄,熊月之院长仍然在力荐力邀下,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样的重职。在建章立规、组建团队、修订大纲、总揽全稿的同时,还亲自执笔撰写了导论,用宏观的史学视野,梳理和概括了常州史脉。他的牵头和参与,也凝聚了一批史学名家,使得常州项目获得了学界的全国影响。

百万字的《常州史稿》,每字每句都凝结着心血。成果最终面世,就是对所有关心和支持的人最好的谢意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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