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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工国宝”李承干

2020-10-15 16:13:00信息来源:《江苏地方志》2020年第5期浏览次数:字体:[ ]

李承干像

提及中国现代兵工发展历程,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武器生产的杰出贡献,绕不开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李承干。这位著名的爱国兵工企业家,率先对清朝遗留下来的兵工企业进行彻底改造,使之成为中国重要的轻武器生产基地,为抗战时期中国前方军火供应起了支撑作用,赢得“中国兵工界国宝”赞誉。

负笈立志 实业兴国

李承干,字直卿,光绪十四年(1888)生于湖南长沙清泰镇一个普通人家。父亲李悦陶开设私塾,后赴外省谋事,母亲郭氏为人善良、热心助邻。李承干从小性格沉静、少言寡语,最初就读私塾,受传统科举教育,15岁起先后入学乡间所办新式学堂、长沙省立实业学堂,接触新兴科技知识,眼界为之大开。其时正值孙中山在国内外开展民主革命活动,李承干的长沙同乡黄兴积极从事相关发动与组织工作,追随者张继、秦效鲁、苏曼殊、杨吉荪等正执教于李承干所在学校,李承干受他们的革命思想影响甚大,得以形成“非推翻清朝专制政体不足以致治,非振兴实业不足以图强”理念,从而确立实业报效国家的志向。

促使李承干开始将理想付诸实践的是竭力推行洋务运动的张之洞。光绪三十二年(1906),湖广总督张之洞又一次选派大批学生赴日留学,李承干因成绩优异得以名列其中,与郭沫若、吴玉章、成仿吾等同期东渡扶桑,张、李二人由此相识并有往来。他到日本后,先入日本大阪预备学校、关西中学,完成中学阶段学业,继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时逢李承干最为仰慕的张继已在日本,任同盟会本部司法部判事,并兼负同盟会直隶省分会之责,还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他受其影响常参加同盟会组织的活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中国留学生精神大振,李承干认为国家兴废在此一举,个人学业当居其次,毅然回国赶往武昌投效黄兴所率革命军,在汉阳前线与清军作战二十余日。短暂的军队战斗生活,令李承干接触到手枪、步枪、机关枪、迫击炮等各种武器,有了同这些兵器打交道的契机。

翌年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李承干感到清朝腐败政府已被推翻,国家共和基础已定,又返回日本继续完成学业。191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日本著名高等学府——东京帝国大学的电气工学科,这是当时世界上比较热门的专业,吸引了许多留学人员。1916年7月,他以优异成绩毕业,日方教师对这位留日学习长达十多年之久、勤俭朴实、刻苦研读的中国学生给予很高评价,将其毕业论文长期保存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鼓励他成为一名企业家。

经过一年多的日本制造工场实习,李承干于1917年底回归祖国,满腔热忱开始报效国家的人生之旅,先后辗转于湖南省长公署政务厅、湖南省电灯公司、湖北汉阳兵工厂、汉阳兵工学校、福州电气公司、九江兵工试验厂,担任过实业课长兼技正、工程师、电机课长兼教官、厂长等,直到1926年5月来到金陵制造局,出任工务科长,由此真正扎根于中国兵工事业。

革故鼎新 初显身手

金陵制造局的前身是清朝洋务派重臣李鸿章于同治二年(1863)在上海松江设立的制造弹药的洋炮厂,次年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洋炮厂随之移至苏州,扩建为苏州洋炮局。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升任为两江总督后又随之移驻南京,机器设备与工人全部迁到聚宝门(今中华门)附近,改建为金陵制造局,亦称金陵机器局,鼎盛时期拥有职工1170人,能生产8种后膛枪炮,且能仿造第一代捷克式马克沁机关枪(当时称“马克沁赛电枪”),与江南制造局、湖北枪炮厂等中国最早的主要兵工企业齐名。后来由于清王朝衰落,处于停产状态。辛亥革命后虽恢复生产,但因实际处于北洋军阀控制之下,经费短缺,管理混乱,生产时断时续。北伐军占领南京后,由于需要加强兵器生产,于1928年改为上海兵工厂金陵分厂,一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军政部,又划归兵工署独立建制,更名为金陵兵工厂,欲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生产,使之担负武器制造重任。但在治理上仍沿袭陈规旧制,由不懂兵工生产且只知肆意中饱私囊的官僚任厂长,致使厂纪废弛、歪风盛行,厂房破乱不堪,设备陈旧失修,生产效率甚低。

李承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金陵制造局的。他所负责的工务科亦即后来的工务处,是全厂生产技术要害部门,下设制枪、制弹、制药三股。他工作极端认真踏实,总是穿一身蓝布制服在各部门巡视,与职工一起解决生产技术上所遇到的问题。原先主产品马克沁重机枪的生产,每个零部件不是按照设计图纸制造,而是由工人采用“依葫芦画瓢”方式,依照枪械实样制作,导致一枪零件只能配一枪使用,不能调换,更不能互换,不利于实际使用。他发现后主持改进,详细订定每个零部件的统一尺寸,以达到生产出来的同一零件或部件能够互换,使生产逐步走向规范化。由此他察觉到厂里生产管理的问题,并有心致力于兴利除弊,升任工务处长后更是有心于此,“于研究械弹制造之余,间探究数十年来中国兵工之积弊,妄冀有所匡济”。[1]

然而,李承干所作努力,触动了工厂由来已久的管理混乱、厂纪废弛的积弊,追根溯源又在于厂里主要领导人的贪污腐败。他的抗衡不但毫无效果,反而招致忌恨。1931年,因厂里结余经费使用问题,矛盾公开爆发。李承干力排众议,主张将这笔款项用于扩大再生产,对兵器生产虽是“外行”,却不放过任何可以中饱私囊的厂长黄公柱等人的私利,他们便以“李承干反对给工人发双薪”和“破坏机器”为由,在工人中挑动对其不满情绪,甚至煽动工人罢工,喊出“打倒李承干”口号。幸时任军政部次长兼兵工署长的陈仪,也是留日归国学生,对李承干有所了解,得悉后立即派人到厂调查,弄清了事实真相。众多职工称赞李承干尽职尽责、公正无私,表现甚为良好。至于所谓的“破坏机器”,实际上是李承干将一些几十年前的破旧而不堪使用的机器加以淘汰或改装使用。陈仪遂责令黄公柱平息事态,将其调任他处,并破格任命李承干为金陵兵工厂厂长。

李承干接任厂长后,立即整理厂务、锐意革新。他提出新的治厂精神,就是“厘定法规以明职责,革除陋习以防中饱,慎选材料以合规格。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出品质量,鼓励员工研究;扩大工余教育,以培养其品格知识;改良员工生活,以勉其精诚合作”[2],还特别颁发了“亲爱精诚、忠实职守、公正廉洁、勤俭求知”十六字厂训,要求全厂职工,无分上下,切实遵行,不因人废法,并且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树立榜样。

针对原先纪律松弛、贪污成风、生产不振的严重状况,李承干从加强管理着手,大力进行整顿,建立健全组织机构,订立各项管理制度,如《本厂办事一般条例》《同人公约》等,革除经费、物资管理与购置、技术革新和生产等各个环节存在的弊端,惩恶扬善,赏罚公正,不管其人来头多大,一旦违反均予严厉处理。他常常告诫员工说:“对机器材料、人力、经费及一切设备,应知为国家财产、人民脂膏,务须珍惜爱护,妥慎节用。当以一钱作数钱用,一物作数物用,一人作数人事。处处留神,切忌浪费。”[3]在他的严加督管之下,过去厂内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的劣行大为减少,忠于职守、奉公守法的风气得到发扬。这些做法受到广大工人称许,尤其是他本人公私分明、一尘不染,加之平易近人,经常到工人中间征求意见,员工对其更是拥护爱戴,以厂为家之风逐渐树立起来,全厂由此开端,从奄奄一息中逐渐恢复过来,开始迈向正规。

为了谋求对金陵兵工厂实行根本改造,李承干十分注意寻觅和聚集优秀人才,他从辗转老旧兵工企业实践中感悟到,没有一批志同道合、踏实努力、精明能干的合作者,难以振兴中国兵工这一艰巨事业。就任厂长后,他按照德才兼备标准,对相关部门重要岗位人事进行更换调整,同时积极招聘引进人才,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杰出同事和精锐骨干,如因钦佩而追随李承干调入金陵兵工厂、对改革起重要作用的周治同,曾留学美国的铸造专家、将炮弹弹头从铸铁改为铸钢功劳卓著的朱洪健,与李承干一样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电器专业、后又继任工务处长的虞绍唐,毕业于黄埔军校、担负全厂警卫重任的宋克谟,原是李承干在汉阳兵工学校任教时的得意学生、后受邀来厂担任总务处长的孙学斌,曾就学日本长崎医科大学、理财管物好手的何振廉,英国伯明翰大学机械系毕业后放弃外资企业优厚待遇投身民族军工事业、后来成为李承干最为信赖继任者的俞濯之,以及毕业于湖南机械专科学校,不仅擅长机械工程而且对于建筑工程设计与制图亦颇有造诣的易万之,就读过北京铁路大学、专攻经济管理的熊宇岑,新从汉阳兵工专门学校第二期毕业的赵国才,随同李承干由福州电器公司一同到南京的技术人员邵焌等,后来这些人都成为厂里机械工程、兵器制造和财务管理等重要部门的负责人。

由于厂里不乏留学日、法、英、德、美等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李承干极有远见地从基础工艺入手,提出很多课题,组织开展一系列专题研究,涉及产品加工工艺及旧设备改造,铸铁、铸钢、铸模,锻造工艺设备及锻模,木材加工及处理,金属材料热处理及防腐,材料试验及理化试验等。同时,又从瑞士、美国选购了一批制造工具和专用精密机床和光学测试仪器,设立工具样板厂,对生产工艺改进和产品质量提高起了重要作用。

李承干所采取的一系列祛除积弊的重要举措收效显著,接任厂长职务短短两三年时间内,不仅扭转了长期存在的生产不正常状态,还结余经费二三百万元。利用这笔经费,他又添置更新机器设备,修建扩大厂房,并盖起职工宿舍、职工医院和职工子弟小学,改善职工生活,为进一步发展和扩大生产创造了条件,使原来一个奄奄一息的老旧兵工企业,面貌焕然一新,成为生产门类比较齐全、组织机构比较完备、设备比较先进的现代化的兵工企业,为中国兵工界提供了主要依靠本厂力量自主进行改扩建的成功范例。

艰辛搬迁 再建奇功

正当金陵兵工厂扩建工程完成、生产有所发展之际,抗日战争爆发了。李承干奉命率厂西迁重庆,历尽艰险组织抢运,与员工同仇敌忾,以最快速度、最高效率、最短时间,完成自南京至重庆的迁厂任务,创造了为避战乱完好保存工厂并率先复工生产的奇迹。

早在李承干就任厂长之初,就遇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和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他预感抗日战局会有发展,在加紧组织生产的同时,对工厂出路有所筹划。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6日金陵兵工厂首次遭到日机轰炸,李承干一面带领员工坚守岗位奋力生产,一面着手进行应变准备。9月24日接军政部兵工署命令,金陵兵工厂子弹厂率先西迁重庆,11月16日又接命令全厂搬迁,李承干旋即全力组织实施。当日他即派遣成本计算课长黄兆瑄飞往重庆寻觅厂址,指派总务处长孙学斌负责主内,督率拆装机器设备及物资,他自己则主外,探听战情,接洽车辆。

由于时间紧迫,拆卸和装箱的工作量又很大,职工们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孙学斌等精细地作出安排,在机器设备拆卸装箱的同时,就顾及未来重新安装,全厂各部门机器设备的拆卸、零部件和半成品的装箱,都按工序编号,并且有秩序地交付车船运输,这样就可做到运抵一批、安装一批,为到达新厂址后迅速复工创造有利条件。

复建的金陵制造局外观

在忙而有序地进行拆卸装箱的同时,运输工作也在加紧展开。李承干以金陵兵工厂名义对外发出公告:南京市所有运输部门,不论卡车、马车、人力车均可来厂帮助运输,厂里将以最简便快捷的方式支付运费。很快厂区内就汇聚各种车辆,将数千吨装箱物资搬运到指定地点。因此时日军已沿沪宁线向纵深进犯,南京形势非常危急,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商团体和大专院校都在紧急搬迁,广大市民亦纷纷逃难,李承干亲自担负外运交通工具组织重担,带领负责迁运人员日夜奔波,辗转中华门外厂区、下关长江码头与火车站,交涉运输车辆和船只并督促设备与物资的搬运。

为减轻厂里组织搬迁运输工具压力,在机器拆完或装箱之后,厂里安排大部分职工及家属各自设法离京赶赴汉口集中,按员工每人发给10元作为费用。后来李承干曾这样记述难忘情景:“十一月廿五日以后留在厂中工作者,仅为办理运输之员工十余人,良以交通工具既无把握,为未雨绸缪计,不得不如此分途西上之后,再谋集中,尝闻生离甚于死别,惜别为人之恒情,而况国破家亡之痛,猛袭亿万人之心,当同人离京之日,江干与车站之哭声震耳,不能挈将西上之眷属,痛极号跳,呼天抢地,此别无殊椎心,旅人千百均深蕴悲壮之情绪,萧萧易水,其景差复相同,为赴国难,遑计家庭,回首白门,吾人之肝肠寸断矣。”[4]

在李承干亲自督率下,经过全厂职工16个昼夜的紧张拆卸和装运,4300多吨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外加6000余副防毒面具、若干军火,以及从前方运回待修的18门大炮,悉被装上4列火车、30辆卡车,4艘轮船和6只木船,分头运出南京。12月1日,日军大本营陆军军部正式下达对南京总攻的命令,李承干到厂区作最后巡视,向苦心经营已逾10年的金陵兵工厂告别,带领在场员工齐立于厂门口,脱帽向工厂三鞠躬,洒泪而言:“再见了,我们还要回来的!”然后,登上装载机器设备的“松浦”号轮船溯江西上。

李承干到达武汉后,立即投入紧张而繁杂的转运工作。厂里由南京向重庆迁运的陆路和水路物资及人员,都先在武汉集中,然后再陆续沿长江航运至重庆。李承干专门在此设立了转运临时办事处,派员分头在车站和码头负责办理转运,迅速溯江而上,经宜昌至重庆。同时,设法借得武昌北城角的职业学校宿舍,暂时解决来武汉员工的食宿,使之得以稍事喘息。为适应战争环境,厂里奉令在武汉遣散了一批员工,原则是汰弱留强,使工厂在迁移过程中能够更加精干。

在武汉时,李承干作出两项部署,一是根据兵工署内部决定,汉阳兵工厂之步枪厂迁往重庆,与金陵兵工厂合并。李承干周密安排了接收工作,指派专人主持设备器材与人员迁运。二是预判敌人会对中国大后方进行封锁,派遣当时正在宜昌指挥迁厂的孙学斌,立即赶赴香港购置机器设备和重要原材料,抢抓时机紧急采购以作储备,为迁厂后能继续维系兵器生产提供保障。

正是在李承干运筹帷幄之下,员工们不顾艰辛、奋力有序地加紧展开转运工作。全部设备物资在武汉分装至“鸿贞”“鸿利”号两艘轮船,经宜昌进入长江三峡水域,又换用多艘木船继续西上。时值寒冬枯水季节,常需人力、耕牛背纤帮助拖运前行,押运工人和警卫都是一身泥水,肩背磨破,脚起水泡,途中雨雪连绵,又遭敌机频繁空袭,遇上触礁还要下水,但无论困难再大,没有喊苦叫累,历尽各种磨难,终于陆续安全运抵重庆江北簸箕石新厂址,于1938年3月1日正式复工,成为抗战时期内迁速度最快、复工最早的兵工企业。

坚强苦斗 屹立不动

随着在嘉陵江畔簸箕石沙滩恢复生产,金陵兵工厂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已届半百之年的李承干,为了中国抗战大业,在极其困难条件下,勇担不断扩大工厂规模、发展兵工生产重任,以“坚强苦斗,屹立不动”精神,营造了中国抗战时期最大兵工企业和模范工厂,登上其兵工生涯的峰顶。

按照兵工署更改全国兵工厂名称训令,出于战时保密需要,金陵兵工厂迁入重庆后,编为第21工厂,代号“宁和信箱”,对外称“宁和茶社”。随后又接管、合并了汉阳兵工厂的步枪厂,第20兵工厂的轻机关枪厂,重庆武器修理所,第11兵工厂在铜罐驿隧道内的所有厂房、部分机器设备和人员,并在云南安宁建立分厂,在四川兴文县袁家洞建立岩洞厂房,接管迁至綦江的第40兵工厂等,形成炮弹厂、工具、机器、动力、药厂、修枪等11个生产单位,拥有各种机器设备3000多部,职工14300多人,所生产的武器弹药达20多种。

作为中国抗战大后方规模最大兵工厂的当家人,李承干在工厂规模扩大的同时,相应加强管理举措,主持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调整组织系统,确立办事原则,公文、人事、建设,制造、物料、薪资、责务、会议等均有严格办事程序,各个层级领导的职责范围十分明确。为了有效执行规定,配套设计了300多种表格。这些做法对确保全厂有序运行,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当时工业管理极为混乱和落后的情况下,殊为独特而难能可贵。

为了有力支援抗战,从恢复生产一开始,李承干除了积极完成下达计划,还大力组织职工进行超额生产,给前方抗日将士英勇杀敌提供更多武器。据统计,自1938年初到抗战胜利,第21工厂出产的各种型号的机枪2.79万余挺、迫击炮7760门、步枪29.33万余支,此外还有其他十多种轻武器和大批弹药,其武器产量占全国兵工企业武器总产量的一半,被列为战时中国“最重要的轻兵器生产工厂”。

在李承干的倾力推动下,这些武器的制造技术都精心予以改进,质量、性能等提升显著。其中,以原汉阳兵工厂所造汉式步枪为基础,改造为通用的中正式步枪,不仅枪筒质量、瞄准和击火性能等更为优异,而且穿透性强于日本的三八式步枪,一举改变了中国军队原有步枪型制杂乱、口径不一、子弹各异的状况;已生产20余年的马克沁机关枪,在原有设计基础上进行改进,增加练习弹、枪口罩、高射和纵扫射装置,改良击火与保险装置及三脚架,使其结构灵巧、机件坚牢、经久射击、操作便捷等优点得到更好发挥;引进捷克式轻机关枪达到制造标准化,各种零件可以互换使用,能立、跪、卧射,成为优良轻兵器;设计和制造12厘米迫击炮及炮弹,最大射程5000米,兼有直射和曲射功能,重量仅为外国同类产品一半,运动性能大为增强,操作简单灵便,发火更为精确;八二迫击炮弹亦由原先人工铸造改为机械翻砂,弹壳以化铁炉熔炼半钢性铁代替生铁,强度与装药量俱增,威力大大提高;成功研制出破甲枪榴弹、八二黄磷弹及黄磷手榴弹等,为抗击敌军坦克车增添利器。对于国际战场出现的火箭弹、卡宾枪等新式武器,也积极筹备制造。

这些卓著成就是在极为简陋困难的条件和敌人飞机狂轰滥炸的环境下取得的。最初之所以勘定重庆簸箕石为新厂址,是因其位于嘉陵江北岸,物资运输方便,且原址裕蜀丝厂和燮和火柴厂已停业,旧厂房稍加修理可利用。当各路船队所运机器设备等以及员工陆续到达,发现原有的厂房并不够用,附近市镇很小,安顿家属住房更是困难,只好一切从零开始。李承干提出“先生产后生活”口号,一切都给生产让路。按生产单位划分区域,各分得几间破旧房子,然后再在空地上自行修建。建房均为统一标准,都是锯齿形简易竹墙瓦房,外抹泥巴和石灰。为了早日恢复生产为抗日前线提供武器弹药,职工人人干劲十足,不少家属也主动参加建厂义务劳动,仅半个月的时间,就建起大片厂房,并把一千多台机器、设备安装就绪。吃饭睡觉则因陋就简,全厂按人头发一些竹条和稻草,按指定地点搭棚安身,又抽出一些年青人在江边搭了四面透风的棚子作为食堂。李承干在江边石坝上和单身职工一起睡地铺、吃食堂。在工厂恢复生产之前,暂不发工资,每月每人一律发伙食费6块钱,当时物价低,每月只交伙费2块多钱,还可有点零用钱。虽然十分艰苦,但上下一致,不分级别职务,同甘共苦渡过难关。

最为艰险而且持续很长的,是应对敌机狂轰滥炸。第21工厂是日机轰炸的重点目标之一,有记录显示,仅1940年至1941年的两年间,第21工厂遭受敌机轰炸14次,敌机投弹数百枚,地面厂房、设备及宿舍炸毁数十处,损失800万元,死伤职工40余人。每当厂里遭受敌机轰炸,他总是亲赴现场指挥抢救,在他的带动感召下,职工甚至家属小孩都争先恐后投入抢救工作。

物资极度匮乏,敌人封锁购运困难,为维持武器生产量,职工们千方百计寻求代用材料,呕心沥血地改进加工工艺。如用旧柴油桶作为蒸锅,用桐油自炼汽油和柴油,用土设备纺棉纱自织帆布,将包装箱用的木板在摄氏80度的桐油中蒸煮以作枪托。又如经多番试制,找到嘉陵江洗焦除硫方法,攻克由于生铁质量差,影响八二炮弹弹壳质量难题。轻重机枪的机匣、枪闩所需合金钢进口不易,为合理使用,将原来整块钢料直接铣制改为先以锻模锻成毛坯,然后再进行铣切加工,从而节省钢料三分之一左右,减少浪费,多产枪支。同时对产品加工工艺普遍予以改进,以增加枪炮主要零件的互换性,对提高使用效率很有成效。

正己正人 以为大众

李承干之所以在抗战期间功勋卓著,被誉为“中国兵工界楷模”,乃是践行其人生座右铭“正己正人,立己立人,以为大众,以利民生”所致,正像他为激励职工斗志,邀约郭沫若作词、贺绿汀谱曲的《第21工厂厂歌》表达的,以“骨肉般的友爱,金石般的至诚,熔炉般的热烈,钢铁般的坚韧”,带领员工“创造犀利的武器、争取国防的安宁”。

早在金陵兵工厂厂长任上,李承干就主张全厂员工“无劳资之分”“无高下之分”,倡导“以厂为家”。这一治厂理念至第21工厂更为明确,强调“我们不论厂长、处长、主任,以及职工兵伕都是为国家民族所雇用”,“如一家的父子兄弟,应该休戚相关,患难相助”,以此作为处理厂务与职工关系的准绳,坚持“一面谋厂务之改进以达到(产品)价廉物美之目的,一面谋工友衣食住之改进,以期身心之安定”。[5]

撤迁重庆一俟恢复生产,李承干便抓生活,建造宿舍、食堂及合作社等,真心实意为职工办实事、谋福祉。职工无论单身或带眷,厂里均分配住房,不收房租,水电费全免,而且职工和家属每人每月所需粮、油、柴、煤、盐,以及毛巾、牙刷、肥皂、火柴等日常生活必需品,亦平价定量供应。除此之外,厂里每年为职工和直系亲属发给定量衣料,凭购物证到职工合作社平价购买。厂里还设置了职工医院,员工和眷属看病和住院一律免费。李承干自己虽然一直独身,却非常关心职工的婚姻问题,在厂里成立“婚姻期成会”,倡导“集团结婚”“晚婚晚育”。年老员工死亡,则有火葬场与公墓。他还在厂内发动组织“互济会”,每人每月交会费100元(法币),凡会员生老病死,可得补助,死亡者除抚恤外,会内还再送赠金。对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同样关怀备至,俱乐部、运动场、游泳池、溜冰场、露天剧场等文化娱乐和体育设施一应俱备,每年举办一次厂际运动会。在职工及其子女教育方面,他的贡献尤为突出,针对年轻职工和技术人员的需要,设立有不同层次的补习学校和培训班,为了使职工子弟受教育,厂里兴建多所小学,还创办了技工学校和宁和中学,一切入学费用均是全免,对技工学校和宁和中学的学生,每年还免费提供两套校服。所有这些职工福利经费,全都是李承干呈请获准实施军品生产“额定单价”制度,以结余经费支付,在艰苦的战时环境之中,为职工营造了一个吃穿不愁、劳逸结合,并保证子女能够获得受教育机会而无后顾之忧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得以全身心投入工作和生产。

令全体职工深为尊崇与由衷信赖的,是李承干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带头恪守“亲爱精诚、忠实职守,公正廉洁、勤俭求知”的厂训。他与前任兵工厂长迥然不同,一心忙于公务,遇事身先士卒,凡有危急总是奋不顾身、居于前列,而且廉洁自律、生活朴素。迁厂重庆后,他没有属于自己的宿舍,一直以办公室为家,白天办公、晚上住宿,全都在仅有14平方米的斗室。而且这间办公室并非由他一人独用,里面放有三张写字台,其中两张面对面侧放在窗前,李承干和主任秘书孙学斌相对而坐,另一张办公桌是工务处长虞绍唐的。另有一张他的单人床,床边有一口木箱,以及一个木制立式衣架和一个普通的洗脸架,此外别无长物。只要是第21工厂的职工,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入,没有任何阻拦。他的一日三餐,都是与职工一起在厂里食堂解决,除了夏天外,终年所穿也就是一套蓝布中山服。虽然他自任工务处长起,每月就有370个大洋薪俸,担任厂长增加至400多元,但他却一直支取原薪。李承干未婚单身,但家庭负担仍然不轻,需赡养尚健在的父母,接济在国外留学和国内读书的弟妹,却不仅连分内的钱也宁愿少拿,分外之财更是绝对不要。其时按照国民政府惯例,各单位高级主管官员享有“特别办公费”,作为厂长按例应月支“特别办公费”大洋500元,但他从未支取过一次,而是全部拨归职工福利之用。最后离厂时,所穿还是20多年来常常穿的那身蓝色布料的中山服,所携全部家当就是一只网篮和一只箱子,里面装着他的书籍和换洗衣物,真的是两袖清风。但他给全厂职工留下了两件殊为宝贵的纪念品:一是由他多年来在厂里发表的讲话、文告、书信和传略等文稿汇编而成的一部《直公嘉言录》;一是由他倡议建立的,奖励升入大学的职工子女的“直公奖学基金”。全厂上下无不为之感动,他所培养出来的企业奉公守法的良好风气,更是在兵工界有口皆碑。

如其自述,李承干一向“以勤俭自持,淡泊名利”,而且生性“直爽耿介,不肯作伪,不尚虚文”“入世以来,未逾此旨”。当局曾规定各兵工厂的职员都须是国民党员,否则即行免职。他带头拒绝加入,就连对其深为赏识的蒋介石亲自动员,他也不理会,曾三上辞呈宁愿不当厂长,也不加入国民党,对受命前来劝说的国民党元老、也是其中学老师的张继坦言:“余曾见若干党员,所作所为均未遵照国父遗教,违反三民主义。余虽非党员,但敢自誓所行所言,迄今未违反遗教及三民主义。”当局只好规定“技术人员应笃信三民主义,不必一定入党”加以变通。相反,他却做了很多有利共产党的事。曾有国民党稽查人员要他出告示,不准职工订共产党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他依理拒绝:“《中央日报》《新华日报》都在出,我这个厂长怎么能干涉职工订什么报,不订什么报呢?”国民党特务四处抓共产党员,李承干制定了规矩:“凡是要抓我厂的人,必须先向我报告。”一旦他接到要抓人的通知,就会立即让庶务部开除此人,地下党组织藉以知道此人已经暴露,立即做出安全转移布置。在他的保护下,厂内共产党员及外围组织多人得以及时脱险免遭杀害。

仿造的马克沁重机关枪

抗战胜利后,李承干虽“愿出余所知与余所经验,从事于工业建设”,谋求第21工厂转型为制造机器和工具为主,以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但在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的现实面前,他遂毅然选择辞去厂长职务,于1947年春夏之交,彻底离开已服务了20多年的第21工厂,转向民营工业。应赴美考察所结识的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侯德榜邀约,至南京出任永利化工公司协理兼铔厂厂长,在那里工作到1949年解放初。

自最初任职汉阳兵工厂电机科长,至主管金陵兵工厂以及迁渝后的第21工厂,李承干在兵工界长达30年之久,未尝一日间断,是贡献于国防工业为时最久、建树最多者,尤其抗战时期于御敌武器生产功莫大焉。自1939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曾先后为李承干颁发4枚奖章和勋章,蒋介石还亲自予以条谕嘉奖。中国工程师学会亦在抗战胜利后,向李承干颁发了1枚金质奖章,此前获此殊荣的有詹天佑、茅以升等著名工程技术专家。中共对李承干一直十分关注并给予充分肯定,常驻国民党统治区的谈判代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董必武,在延安作报告曾讲:“谁说国统区无好人?李承干就是一个。”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周恩来曾派专人到国统区寻找李承干,争取这位“工程界有名望的国民党兵工厂厂长”到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建立,他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参与南京人民政权建设,获任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首任国家计量局局长等职。1959年1月15日不幸因病溘然长逝,董必武、黄炎培、李维汉、习仲勋等组成治丧委员会并举行隆重公祭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送了花圈,其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作者简介:朱安平,《中国妇女报》高级记者,原任江苏记者站站长,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业余从事文史等研究。)


参考文献

[1] [2]李直卿先生自传[M]//直公嘉言录.第21工厂印行,1947:2.

[3]金陵兵工厂同仁公约[M]//纪念李承干诞辰120周年专辑.晨光集团公司党委工作部编印.2008:108-110.

[4] 李承干.抗战中服务兵工回忆录[M]//直公嘉言录.第21兵工厂印行,1947:7.

[5]李厂长嘉言摘录[M]//直公嘉言录.第21兵工厂印行,1947:24.

(编辑:朱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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