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如皋饥疫和《亥子饥疫纪略》*

发布日期:2020-11-12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江苏地方志》2020年第5期字号:[ ]


提 要:清代如皋士子冒国柱在《亥子饥疫纪略》中记载了乾隆二十一年江苏如皋饥疫的具体情况。此次饥疫造成百姓大量死亡、物价腾涌、社会混乱等问题。从档案的角度看,此书不仅还原了如皋亥子饥疫的历史现场,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而且提供了一个考察乾隆朝荒政在基层实践的视角,并且对当下社会应对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如皋饥疫 《亥子饥疫纪略》 荒政 当代启示

亥子饥疫纪略

清乾隆年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疆域辽阔,正值“康乾盛世”之际。然而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乾隆朝60年间,自然灾害的种类多,发生的频率高,被及的范围广,涉及的人口多,产生的危害大。”[1]1据统计,乾隆朝“在上报至中央政府、确定已经‘成灾’或已造成严重危害的自然灾害中,水灾被及的总州县次约为8074个,旱灾为3770个,雹灾为1148个,霜灾为163个,风灾为271个,人疫、牛疫共68个,地震111个”。[1]2其中,乾隆二十一年(1756)的天灾、瘟疫因涉及范围广、死亡人数多而具有代表性。《清史稿》载:“(乾隆)二十年二月至四月,苏州霪雨,麦苗腐。三月,蕲州大风雨,坏民居三百余家;荆门州霪雨两月不绝。五月,澄海狂风骤雨,冲倒城垣五十七丈,民房三百余间。六月,苏州大雨伤稼,高邮霪雨四十余日。七月,赣榆大风雨害稼,石门、桐乡霪雨害稼。八月,东明大风雨拔木,田禾尽淹;沂州恒雨。十月,潮州霪雨损麦。二十一年五月,介休霪雨,淹田禾六十余顷。七月,曲沃霪雨数十日,庐舍多坏;芮城霪雨四旬,房舍多圮;和顺霪雨二十余日,害稼。八月,庆阳霪雨。”[2]1582“乾隆二十一年春,湖州大疫,苏州大疫,娄县大疫,崇明大疫,武进大疫,泰州大疫。夏,通州大疫。十一月,凤阳大疫。”[2]1529这仅是《清史稿》所载,而各地方志中所载灾害的数量、频次则远过于此。在江苏如皋,乾隆二十年(1755)到二十一年(1756)江淮间的天灾也未能幸免。《如皋县志》载:“二十年,自二月雨至八月止,八月江溢,九月海溢,冬大雪,大饥,道殣相望。二十一年春,大饥,升米百钱;夏大疫,比户无免者。”[3]至于这次灾祸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亥子饥疫纪略》作了详实的记录。

一、《亥子饥疫纪略》的内容

《亥子饥疫纪略》由如皋当地士子冒国柱纂。冒国柱,字缔臣,号芥园,乾隆庚戌年(1790)恩贡生,有《万卷楼诗存》。冒氏一族为如皋望族,俊彦辈出,如冒襄、冒沅、冒澄、冒广生、冒可久等。冒国柱“四龄受书,八岁能文,十三列邑庠,有神童之目”。他善吟诗作赋,“兴酣落笔,满纸云烟,酒后诗歌益傲岸恣肆,寿跻耄耋,犹往往握管飞舞,常和三五少年争涂抹于花前月下”,著书数十卷藏于家中。正因冒国柱的才华,县邑邀请他修县志,他“旁搜博引,积数十年苦心,俱堪采录于邑志,大为有功”[4]

《亥子饥疫纪略》记载了发生在乾隆二十年(乙亥)至二十一年(丙子)的如皋饥疫,该书包括纪饥、纪疫、时人诗文、官员奏折四个部分,以时间为序。概言之,此书所载饥疫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持续时间长,自乙亥春日开始,一直到丙子八月终;二是灾害类型多样,春夏之际“霖雨不止”“大雨如注”“城内皆汪洋”“九月十月晴而亢”,十二月地震,十二月“雪下六七寸”“大雪尺余”,第二年二月“瘟疫大行”。如此灾难,“皋人虽年过八九十者,皆云未之见也”[5]。冒国柱以史官的态度、饱含深情的文字记录了一幅乱世血泪图。

首先是人口大量死亡。天寒之时,“冻死普济堂前者二十余人,他处或三五人,或六七人不等,无日无之”“饥民死者相枕藉矣”“正月下旬,道路死者无数,初犹两人肩一尸,久之一人肩数尸矣”。瘟疫盛行时,“死于疫者则不分贫富贵贱,比户皆然。究竟贫贱者十之六七,富贵者十之二三,自三月至八月方息。”死亡率相当高。现和同时期其他地方的灾疫做一比较:

乾隆乙亥冬,吴中大荒,途多饿殍,尸气绵亘。至丙子君相司令之际,遂起大疫,沿门阖境,死者以累万计。[6]

乾隆丙子,岁饥,继以大疫,其时贫不能殓,死者无归者,在在多有。(陈)志学仿古人掩骼埋藏之意,率先倡设会局……一时枯骨收埋不下二千余口。[7]

苏州、镇江在此年间也遭遇灾害,余新忠推论此次饥疫苏州、镇江诸地的死亡率在5%以内,并认为:“(乾隆年间)的这次大疫在一些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人口损失率最多也不会超过5%。”[8]但如皋此次疫情远远超出了5%的测算,富人死亡率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二三十,而穷人死亡率甚至百分之六七十,更甚者如“王家庄三十家,计百人,存者七人。孙家庄计七十家,存者三人而已”,死亡人数令人骇目。

其次是物价腾涌。如皋当地因长时间的水旱灾害,粮食价格上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米价)每石自二两至二两七八钱。十二月则三两,渐至五两余矣。”度过一个荒年后,第二年“元宵后,小麦卖三两六钱一石,大麦二两四钱,极糙米三千二百文,白米三千八九百文,白糯米四千文。丁堰镇米一石,价十三两”。面对这样的物价,冒国柱感慨“真亘古奇闻”。这样的物价超出了常人的想象。资料研究表明:自清朝建立以来,一直到乾隆年间,米价处于每石1两左右,在1750年到1760年间,米价曾经达到近2两每石。如果放眼整个清代,在19世纪末期的一段时间米价曾经超过2两每石,达到3两、4两。[9]而此时如皋竟然达到5两甚至13两每石,“亘古未闻”确乎实情。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对比的话,穷人因为灾荒卖儿鬻女,“自冬徂春,卖子女者无算。十四五岁者一二两,十岁以内者三五百文。”两相对照,何其清晰。

再次是社会秩序混乱。因灾荒导致粮食短缺之后,乞丐盗贼蜂起,明目张胆地当街劫掠,“饥民或三十人、五十人不等,沿店抢食,卖熟食者皆受其害。”“饥民至饭店抢肉,生啖之。”因饥民人数众多,“村中各家,皆备器械,鸣金相救。”又有趁夜盗窃,“正月念(廿)八夜,贼自东门城上系于月城内,从屋而下,于钱铺前后挖洞。”“二月初九夜,贼于西门城限下掘地窖钻入,洞开城门,偷一米铺。失去白米十石,钱十余千,衣数件。”仅仅从十二月至次年三月,“报抢报窃者数百案”,社会乱象可见一斑。更甚者则为了财物或者食物,伤及性命。“丁家所有为人看守车篷者,晡时负千钱归。夜有七八人入其家,劫杀之。又有高士德者,夜被劫,遍体刀伤,得不死。”“南乡有女子,忧其母无食,多作炊饼,畀其夫饷之。道遇饥民,疑其赀也,杀而夺之。”

混乱的社会秩序导致街市萧条,“每薄暮,则行人稀少,鸡犬无闻,荒凉之状,不异村落”;导致农事耽搁,“田麦已枯,无人收割。田主募收割者,愿各分其半,卒无敢应者。故六月初,犹有未割之麦也”;更导致百姓惊恐,“日防窃盗,卧不安枕。”加之对瘟疫缺乏认识,谣言四起,“掘港场神鬼白昼现形,銮舆仪从,人往往有见之者。”“午后,各家闭户不敢出。城中疫鬼夜呼人名,应之者即病。”

《亥子饥疫纪略》目录

最后是胥吏贪腐无为。以上所言数点是灾荒的直接后果,但此后果也和胥吏治理手段有着重要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县官的不作为,“诸生以富户闭粜,故昂其价,请亲查发囤。县官怫然曰:彼贵买贵卖,安能强之使贱乎?众复强请。县官不得已,乃诣各碾坊,封其栈,定价每升二十四文。不二日,而价昂如故。”面对富家操纵粮价,县官不能行使职责,置百姓于水火,“饥民以不能得粥群诉,县官不理。及归署,饥民万人随至。县官命闭县门,以鞭击之。”同时县令不积极上报灾情,欺瞒朝廷,“荒不报州牧”,丧失了朝廷和州府的赈济机会。二是赈救管理混乱,在为数不多的施粥赈民过程中,胥吏滥用职权,“吏胥见妇女少艾者,即倍与之,或出谑言;其亲族及熟识者,先以热粥加倍给之。其鹑衣似鬼者,或被持梃赶逐,候至日上三竿,冷粥半盂而已。”正因管理的混乱,灾民“能奋力拥挤者得食,弱不能前者饿死”,甚至因领粥而丧命,“或行急气喘,须臾而毙。近(粥)厂多有河桥,锣声急,皆争渡桥,或堕桥死。”“然拥挤颠踣,践踏死者甚多。”更可恶者,“粥中皆和石灰同煮,又皆系新锅,故食者多死。”混乱可见一斑。三是县令趁机渔利,中饱私囊。如皋县令杨曾敏不思救灾,“藉捐赈以肥己”“十九日,有米七舟抵北关,县官勒令每百石以十石入官备赈,始许发卖。米艘夜遁。由是远近闻风,米商相戒不入皋境,而米价之昂日甚一日,无所底止。”从而更加造成如皋一地的粮食短缺。如皋士子黄振《如皋县贫民探》一诗记述了县令的贪婪:“几日新官来,假公济私欲。托言办大差,百计致财帛。复设八大家,布成贪婪局。沿门搜富户,遍地起大狱。脂膏银数万,纳作县官禄。”县吏惟思肥己,民众仰赖的地方父母官置灾民于不顾,民众不由感慨“官去民有福”。

二、《亥子饥疫纪略》的价值

1.史料档案价值

翻检档案史料可知,乾隆二十年、二十一年的灾荒瘟疫频见坟典,而且记载颇丰,这些史料主要集中在方志、史书、文人别集中。但是对于如皋此次灾荒而言,〔嘉庆〕《如皋县志》中仅仅50字的篇幅是远远不能反映灾民实际情况的,幸好《亥子饥疫纪略》对饥疫的详情、民众的苦难,胥吏的渎职等作了详细记载,故该书具有相当高的历史档案价值。通过该书,后人得以了解到此次天灾的惨状,更了解到因天灾导致的人祸对百姓的戕害。

有关如皋县令杨曾敏的问题在这里可以厘清。杨曾敏在此次饥疫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后来江苏巡抚庄有恭上《参如皋知县杨曾敏疏》,“讵有到任未及一年,赃法累累,声名狼藉”“此一官者,或藉捐赈以肥己,或因事婪赃而枉法。似此贪污劣员,未使一刻姑容。所当特疏纠参,请旨将杨曾敏革职。”杨的渎职显而易见,需要追问的是为何此次灾情朝廷没有任何赈济措施?前文所言是因为“荒不报州牧”,但也有学者认为是庄有恭向朝廷隐瞒了此次重大饥疫,导致如皋得不到朝廷赈济。[10]按史料记载:“癸酉(1753)夏秋之交,淮阳诸郡水,公(庄有恭)亲往察勘抚恤”“乙亥大江南北复以灾告,公草奏……并陈救荒之策,上皆允行,所费内府白金凡千余万,督率属吏检视,胥役不得侵渔。明年夏,民多病疫,公首捐俸钱,令有司察民,病者与药,死者与槥,并檄管内推其法行之。”[11]在乾隆二十年、二十一年的这次大饥疫中,巡抚庄有恭所作所为是符合需要、符合职责的,这些措施对缓解灾情必然起到一定作用,如果以其一以贯之的做法的话,对如此重大灾情采取隐瞒不报大概不符合庄有恭的行事风格,故应该是杨有灾不报,庄事后知晓后立即上折请求革职杨曾敏。而庄有恭又要求辖地内(包括如皋)推行他的救济之法,但是很显然如皋县令杨曾敏对上级命令置若罔闻,视民众生命为儿戏。退一步说,就算庄有恭真有瞒报之实,杨曾敏如果按照上级的要求,如皋饥疫的惨状也不至于如上文所述。又按〔嘉庆〕《如皋县志》记载,乾隆二十一年秋天,如皋又发生水灾,杨曾敏积极动员乡绅徐建杓、范选、张铎、孙承基等捐米1529石,又令四乡设厂煮粥,“以食饥民,全活无算”。杨的形象和数月之前呈霄壤之别,原因应该是庄有恭所上《参如皋知县杨曾敏疏》对杨警醒触动较大,杨由原先的贪腐无为转变为积极作为,在后面的水灾中做了县令职责范围内该做的事。

2.审视乾隆朝荒政的基层实践

乾隆皇帝执政期间既是天灾频发的时期,也是荒政较前朝完备的时期。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乾隆皇帝对赈灾的重视。天灾发生,他常言“以拯灾恤困为国家第一要务”“宁可国家多费帑金,断不可令闾阎一夫失所”“然实无别法,救饥在施惠。”[12]在他统治期间,清朝形成了一整套完整、固定和法定化的救荒程序:地方遇灾后,经报灾、勘灾和审户,然后才进行赈济、蠲免、借贷、缓征等。二是大量的荒政专集的出现,如万维翰《荒政琐言》、方观承《赈纪》、吴元炜《赈略》、姚碧《荒政辑要》等。史料中关于此次饥疫在苏州、镇江、嘉兴等地均有朝廷、官民赈救活动的记载,但是如皋此次饥疫并未上报朝廷,那么朝廷的赈灾也就无从谈起。冒国柱作为一个当地的士子,以详实的数据、生动的案例记载了饥疫的情况,反映了该书的民间立场和民间视角。又士子冒春林《丙子纪事竹枝词》:“《蚓庵琐语》记当年,千古奇殃事骇然。不道传疑今信目,好将新语补遗编。”《蚓庵琐语》为清代嘉兴士子王逋所作,当中记载了明朝末年特大饥荒的情况,冒春林意为效仿《蚓庵琐语》,以诗歌来记录如皋的此次饥疫,诗歌反映了以底层士子的眼光记录此次饥疫的创作目的。饥疫发生之后,以县吏为代表的官方难孚众望,不但民众赖以生存的食物无法通过赈济实现,而且随之而来的混乱秩序更使民众不满、惶恐。书中反映的受灾程度在其他史料中难得一见,而这恰恰反映了民众的心理期待和对以县令为代表的政府的失望和愤恨。该书可谓是乾隆朝荒政因官吏渎职无法在基层实践的典型范本,也是考察乾隆朝荒政在基层的落实执行的一份重要资料。

三、结 语

虽然人类文明不断进步,但人类与灾祸、瘟疫作斗争的时候,不仅需要汲取古人的经验,而且也需要吸取古人的教训。比如如何维持灾祸时的社会秩序、如何阻止瘟疫爆发蔓延、如何安抚疏导灾区群众的心理、如何督促属吏履行职责等,当然还有如何树立正面形象、舆论引导的问题。总体看来,《亥子饥疫纪略》几乎全是灰暗的灾情,但也偶有亮色:“庠友陈光泗,煮粥三四石,至普济堂给饿者,顷刻而尽……明日又买炊饼数千给之”“冬末春初,死者犹获一芦席裹尸。久之,二三人同裹一席矣。南门王生、北门卢生,各以银二十金买芦席千片施之。”这些义举体现了社会的温情和人性的善良,弥足珍贵。当下,我们再次审视如皋饥疫的这份历史档案,在感慨、怜悯的同时,更需要考察饥疫何以发生,为当今社会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突发灾害提供历史的殷鉴,唯有此,人类方可不断前行。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诗史典型事件的文献考辑与研究”(项目编号:18ZDA254)。

(作者简介:马国云,男,江苏扬州人,江苏开放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张祥稳.清代乾隆时期自然灾害与荒政研究[M].北京: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10.

[2]赵尔巽,缪荃孙,柯劭忞,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如皋县志:卷二十三[M]//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2195.

[4]如皋县志:卷十七[M]//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1353.

[5]冒国柱纂,李文海点校.亥子饥疫纪略[M]//中国荒政书集成:第四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6]邵登赢.温毒病论[M]//吴中医集.南京:江苏科技出版社,1989:406.

[7]丹徒县志:卷三十六[M]//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687.

[8]余新忠,赵献海,张笑川,等.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4:115.

[9]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M].刘迪瑞,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0.

[10]白丽萍.盛世中的灾荒书写——以乾隆二十至二十一年江苏省如皋县饥疫为例[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18(4):118.

[11]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四十二[C]//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06.

[12]彭元瑞.孚惠全书:卷四一[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597.

注:本文凡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的《中国荒政书集成》第四册《亥子饥疫纪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3月版,恕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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