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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染病学的先驱——江南名医吴有性

2020-04-03 09:54:02信息来源:《江苏地方志》2020年第1期浏览次数:字体:[ ]

乱世疫情

自明末崇祯帝登基到清顺治帝入关问鼎中原,这短短的三十年间,中国战乱四起,局势动荡。明朝自万历帝之后开始逐渐衰落,“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 ,当时的明王朝已是“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 。张献忠、李自成及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山海关外的清军虎视眈眈,加上天灾不断,当时的大明王朝已是摇摇欲坠,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被打破,而各地接连不断爆发的疫情似乎成为压垮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关于明代瘟疫的暴发次数,许多学者都进行过统计。其中,邓拓记载明代有疫灾64次,陈高佣在《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中记载的瘟疫为69次,张志斌在《中国明代疫病流行年表》一书中共收录明代疫病176次 。由于各位学者的统计口径和掌握的资料不同,其统计结果难以统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明朝是我国历史上瘟疫高发、热病肆虐的一个时期。明代瘟疫发生的次数不仅多,而且还具有突发性和剧烈性,一旦暴发就会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明英宗实录》记载:“泰昌元年十月,南京淮安疫,十人九病。”甚至更为严重的有“苏松常镇嘉湖等处,有一家连死至五七口者,有举家死无一人存者”。

崇祯年间,江南一带的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据明末郑廉《豫变纪略》记载:“按崇祯元年,章无乐岁,旱蝗相继,灾异频仍。” 当时的明王朝自然灾害连年不断,旱灾、蝗灾、涝灾、地震、雪灾,轮番来袭,有的灾难相互交织在一起,为病毒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导致江南一带疫情频发。加之江南水乡人口的密集,贸易流动的往来频繁,更为当时的疫情传播提供了条件。同时,江南一带气候相对温暖,容易造成外感发热性疾病的流行。在《明代瘟疫灾害史论》 中就指出,明代南方的疫情要远远重于北方,当时涉及南方的疫情先后有129次,涉及北方的疫情有80次。

青史留名

苏州洞庭东山,位于太湖最大半岛的顶端,这里物产丰富、风景秀美,名医吴有性就生活在此。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对于这位名医的记录十分有限,仅在《清史稿》《四库全书提要》《吴县志》等文献中有简单的介绍。

《清史稿·列传》卷五百二记载:“斋吴有吴有性,字又可,江南吴县人。生于明季,居太湖中洞庭山。当崇祯辛巳岁,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大疫,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著《温疫论》。”短短的64个字,就概括了这位名医的主要事迹:吴有性,字又可,江苏吴县人。主要生活在明末清初这一时间段,居住在太湖的洞庭山。崇祯辛巳年,也就是崇祯十四年(1641),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地发生了大规模疫情。乾隆《吴县志》记载,吴县在崇祯十四年、十五年连续两年大灾之后又大疫,是“宋建炎金兵惨掠后,未有此奇荒”。“十四年辛巳正月二十日至三月,多大风,扬沙昏蔽天日……五六月,亢旱无雨,蝗来,米价每石贵至三两有奇。秋初,蝗,复生蝻,禾稼食尽。复生五色大虫,啮菽,米益腾贵。自四月至冬,比户疫痢。知县牛若麟市药设局,延医诊视,疗者什三,死者什七。推官倪长圩与若麟日收露尸,给槥瘗土以万计。”医生们都以治疗伤寒的方法来医治患者,却没有效果。吴有性追根溯源,并根据他自己所亲身经历及体验,写下了《温疫论》这一著作。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吴有性这位名医,行医一开始只是他的“副业”,他的本职工作是担任里长这一职。据资料记载,崇祯十七年(1644)前后,吴有性曾任吴县二十六都一图的里长。当时明朝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里长主要负责掌管户口、赋役等事务。吴有性在担任里长的时候,曾组织一些有名望的乡绅和商人,为一名席姓寡妇建庙。由此可以看出,吴有性在当地是一位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长者。而根据现有的《温疫论》的序分析,吴有性主要是因为疫病流行而开始走上行医之路的。

由于历史资料记载有限,关于吴有性师从何人、学习过什么,读过哪些医学著作等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苏州在明清时期出现过很多名医,如明代外科医学家王维德就是洞庭西山人,清朝的叶天士、薛雪都是吴县人,这些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在吴县一带医学水平发展较高。

身体力行

古代对于疫病的流行,大多认为是某种灾异,一般用求神问卜的方式来祈求疫病不再发生。每当疫情发生时,皇帝往往会下令中央和地方官员“修省”,即反省自己的过错,甚至皇帝也曾经下过“罪己诏”。据载,明崇祯帝就下过“罪己诏”,希望通过发布诏书,来祈求上天结束疫情,让患者早日康复。到了民间,地方官员与百姓则举行各种祈神、驱鬼、祭祀等活动。苏州诗人高启曾在《里巫行》中写道:“里人有病不欲药,神君一来疫鬼却。”由此可见,当地是请巫师来降神驱鬼,而不是通过药物来治疗。此外,民间还有喝屠苏酒来预防瘟疫的方法。如郎瑛在《七修类稿》卷二十五中记载了一则故事:“予闻山东一家五百余口,数百年无伤寒疫症,每岁三伏日,取葶苈一束阴干,逮冬至日为末,元旦五更蜜调,人各一匙以饮酒。”还有让小孩在清明节戴柳圈,食橘叶,饮井水等预防瘟疫的土法。尽管方法很多,但这些都没有真正了解疫病的根源,对防治疫病没有多大的作用。

吴有性在行医治疗期间,发现很多疫病患者往往是被误诊为伤寒而被夺去性命的。明朝是一个程朱理学十分流行的朝代,流传着“非通儒理不能为医”的观点,当时的医生一般要先知儒理,然后再学医术。这一观点严重影响了当时医生们的实践行医,很多医生往往照本宣科,不从实际病例出发,反而致力于古医书的考据。仅《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注释文献就有七十多本。吴有性对这一套纸上谈兵、固步自封的行医态度十分反感,他批评道:“业医者,所记所诵,连篇累牍,俱系伤寒,及其临证,悉见温疫……不知屠龙之艺虽成而无所施,未免指鹿为马矣。”

面对当时的这种医风,吴有性不墨守成规,而是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不断积累自己的经验,敢于对古医书提出质疑。吴有性不惧疫毒,对当时临疫“心疑胆怯”的医风提出了批评,“已知吉少凶多,临证更须审决”,主张治疗患者时积极果断。通过长期临证实践,吴有性观察到伤寒与温疫的区别,使温病从伤寒体系中分离出来,成为温病病因学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他打破了一直以来《黄帝内经》中关于六淫致病的病因学说,突破性地提出“戾气”致病学说,并指出瘟疫之邪由口鼻而入。提出“邪伏膜原说”和“疫邪九传说”,揭示了疫邪入侵的部位和传变特点;创立了疏利膜原、分消表里的治则及达原饮、三消饮等方剂,同时剖析了温疫与伤寒的相同点与区别,并结合自己的行医案例写成了《温疫论》一书。因此,吴有性被誉为“治温证千古一人” (清·周魁《温证指归》)。

后世评价

吴有性所著的《温疫论》提出的疫邪侵犯膜原之说,对于温疫的病因、发病、传变、治疗都有创新性的见解,充实了中医理论中关于传染病的内容,在中国医学史上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录。《温疫论》不仅丰富了温病学说的内容,对后世温病学说的发展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后世给予吴有性及其所著的《温疫论》都有很高的评价。

《清史稿·艺文志》:“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著《温疫论》……其间有与伤寒相反十一事,又有变证、兼证、种种不同。并著论制方,一一辨别。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

当代著名医家任应秋在《中医各家学说》教材中评价吴有性,认为他“创立温疫学说,给温疫病建立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辨证论治纲领,不仅对当时的广大群众起到了救死扶伤的作用,而且对祖国医学的内容也有一定的充实”。

这位乱世的名医,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束缚,还开创性地提出温疫学说,值得后世之人所景仰。可以这么说,医学上的一个小小进步,推动的是整个人类文明前进的一大步。

(编辑:则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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