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江苏段的历史演变及其深远影响

发布日期:2020-06-28浏览次数: 字号:[] 作者:贺云翱 干有成 来源:《江苏地方志》2020年第3期

提 要:江苏是中国大运河的起源地。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引江水北行至山阳湾末口(今淮安)入淮河,将江、淮两大水系连接起来,成为后世中国大运河的滥觞。而江南运河开凿的历史则更早,始于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开凿的沟通太湖和长江的古吴水。隋大业年间,拓宽浚深江苏省内联系江淮的山阳渎(今里运河),开通济渠连接洛、黄、汴、泗诸水汇至江苏境内的淮河,拓宽浚深江苏和浙江省内的江南运河以达杭州,同时由洛阳附近凿永济渠通卫河,经临清转今天津,形成隋唐大运河。今中国大运河河道总长度约2700公里,京杭大运河1794公里,江苏段大运河总计达到690公里。随着2014年中国大运河申遗的成功,加上南水北调工程的进行,中国大运河迎来了新的春天,无论是其历史文化的研究,还是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经济与生态效益的结合等,都引起国家与社会对大运河的再次瞩目,古老的大运河又将对中华民族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大运河江苏段的历史文化影响则尤其深远。

关键词:中国大运河 江苏段 历史变迁 文化影响


一、中国大运河江苏段的千年华章

1.江苏是中国大运河的起源地,发端于先秦时期。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的人工运河,它源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筑邗城(今扬州),城下凿河,引江水北行至山阳湾末口(今淮安)入淮河,将长江、淮河两大水系连接起来,成为后世中国大运河的滥觞,江苏也因此成为中国大运河的起源地。秦汉统一王朝建立后,重视经营水运系统,决通川防,疏浚鸿沟,沟通济、汝、淮、泗等水道。其中,“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1],疏浚由姑苏(今江苏苏州)至钱塘(今浙江杭州)的水运通道。他还令赭衣(囚徒)三千人开凿由镇江到丹阳的曲阿河(今江南运河镇江段),即在古江南河和百尺渎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浚江南运河。西汉初年,吴王刘濞开挖茱萸沟,西接邗沟,东达滨海地带,以收鱼盐之利,有人称之为“东邗沟”。这一时期,沟通全国的运河体系初步形成,由漕渠、黄河、鸿沟、汴渠、邗沟等构成的东西水运通道成为交通大动脉,每年由此运道输往关中的漕粮在400万石左右,多时达600万石,形成了保障首都长安生活及战略物资需求的全国性水路物流网。东汉末年,广陵(今江苏扬州)太守陈登在江苏境内开“邗沟”新道,使运道更为畅通。东吴政权为方便都城建业(今江苏南京)和三吴地区(今太湖流域、钱塘江流域、宁绍平原一带)的水运联系而开凿了破冈渎,缩短了绕道长江的航程。

隋唐大运河示意图

2.隋唐时期大运河江苏段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手工业中心等逐渐向南中国转移,为确保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一体化,巩固中央集权国家的统一,需大规模地开挖、整治联系南北方的大运河,推动全国性大运河运输网络的形成及航运繁荣,当然其基础是过去历代开凿形成的局域运河。隋唐时期的中国运河网络由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五段组成。其中,通济渠自洛阳(今河南洛阳的隋唐洛阳城遗址)城西开始,引谷、洛二水过城南,东北经偃师,至巩县洛河口入黄河;又自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东北的板渚引黄河水东南入汴渠,至浚仪(汴州,今开封);又东南行,经今河南杞县、睢县、宁陵、睢阳(今河南商丘),行古蕲水旧道,经夏邑、永城、安徽省的宿县、灵璧、泗县,在今江苏盱眙淮河北岸(古泗州城遗址)入淮河。今天在宿迁境内还保存有通济渠的部分遗迹。

山阳渎则是利用春秋时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旧道改造而成,北起山阳(今江苏淮安),南到今江苏仪征东南的扬子,沟通江、淮水系。为南下灭陈,隋文帝重浚邗沟,名“山阳渎”(今里运河)。炀帝大业元年(605),又发淮南民10余万重修山阳渎,引故渎由扬子入长江,并全线加宽加深。隋炀帝还进一步开挖西汉吴王刘濞的茱萸沟,使之向东延伸,到达今南通的如东滨海地带,史称“掘沟”。

江南运河沟通长江与钱塘江水系。炀帝大业六年(610),重浚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引长江绕太湖之东,直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400多公里。

隋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西抵长安,北通涿郡,南达杭州,全长2700多公里,沟通了海、河、淮、江、钱塘五大水系(有学者认为钱塘江不是独立的水系),流经今天8个省、市,连接华北、黄淮和长江下游三大平原,形成以长安、洛阳为轴心,以黄河为基干,以洛阳为起点,向东北的永济渠、东南的通济渠辐射的“y”形的庞大水运河网。发达而完善的运河系统为唐代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奠定了基础。

3.宋元时期江苏大运河的地位愈发重要。北宋建都开封,称东京,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完全转移到南方,大运河成为首都的生命线。为保障江淮地区的运道畅通,北宋重点整治了邗沟故道(宋代又称楚扬运河),并在其两端开凿避江、避淮的延伸线,淮河南岸由淮安至泗州的沙河、龟山运河等即为避淮河风涛而开凿的辅助运河。

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经济上依赖南方,明清时代依然如此。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元政府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治与开发,重新开通了大运河河道,自南而北先后开凿了三条新河。至元二十年(1283),开济州河,自济州(今济宁市)至东平之安山。至元二十六年(1289),开会通河,从山东梁山县安山西南至临清。后又将临清与徐州之间的运河,包括安山以北至临清的原会通河、安山与微山县西北鲁桥之间的原济州河以及鲁桥至徐州间的泗水,统称为会通河。重新开通的南北大运河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自大都经通惠河至通州,由通州沿御河至临清,入会通河,南下入济州河至徐州,由泗水和黄河故道至淮安入淮扬运河,由瓜洲入长江,再由丹徒入江南运河,直抵杭州,沟通河、海、江、淮、钱塘五大水系。至此,完全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形成。

4.明清时期大运河江苏段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动脉,也是河道治理的重点地区。明清时期,政府在元代京杭大运河基础上不断改造、完善和疏浚,沿用元代大运河作为连接北方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重心、北方陆上丝绸之路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水运通道。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开通泇河,自夏镇南李家口至邳州直河口,黄河运道湮没后,泇河成为沟通南北的唯一通道;清康熙十九年(1680),靳辅开中皂河,自窑湾接泇河至皂河口接黄河;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于成龙、张鹏翮先后开中河,自宿迁张庄至淮阴杨庄接淮扬运河。

为确保这一关系到国家命运的交通大动脉的畅通,两朝政府都不遗余力地经营运河,使运河的功能和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将古代运河的发展推向最后的高峰。明代后期开清江浦河,即淮安淮阴区杨庄至淮安楚州区运河。自此,南起扬州、北至淮阴(今淮安市码头镇)连接江淮的运河新河段形成。清代改称淮阴(今淮安市)到扬州间的运河为“里运河”,目前功能以航运、灌溉和区域排涝为主。

明清两代,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运河漕运,设置“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分别掌管运河漕运管理和运河水利管理。运河沿线的城市也因漕运而繁荣,东南地区的淮安、扬州、苏州、杭州成为繁华的都市,并称运河沿线“四大都市”“东南四都”。

明清两代对大运河的治理,主要围绕解决水源、保护河堤、疏浚河道、治黄保运、利用河闸围堰以控制调节水量等问题展开。其中“治黄保运”是主要目标。这是因为徐州至淮安清口一段运河需借助黄河河道作为运道,黄河经常决溢、迁徙,一方面要防止以河害运,即黄河北决,冲断北段运河,淤塞运道;一方面又须“以河利运”,即防止黄河脱离运道,不至于水源涸竭。淮扬运河是大运河南段治理的重要河段。明永乐十三年(1415),陈瑄主持疏浚宋代所开沙河故道,由管家湖引水入河,并更名为清江浦。清口运河枢纽工程是淮扬运河治理的重点工程。洪泽湖出口处的清口为黄、淮、运三河交会处。为防止黄河淤塞清口运道或倒灌洪泽湖,保持清口运道畅通,清代实施了逼黄引淮、南运口改建、灌塘济运三大工程。为调节水位、保障运道畅通,明清两朝还在运河上广筑堤坝、堰闸,著名的有淮安运河段的仁、义、礼、智、信五坝;淮安运河长堤;淮扬运河西岸的高邮、宝应、氾光、白马诸湖长堤;瓜洲通江口15座过船闸坝等。这些工程都有效地保障了大运河功能的充分发挥。

5.近现代以来大运河江苏段的延续与复兴。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从利津入海,结束了它长达700余年的夺淮入海的局面,京杭运河被拦腰截断,黄淮分离,安山至临清间运道涸竭,淮河下游河道淤塞,淮南运道受到较大影响。清同治十三年(1874),漕船由海轮代替。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漕运全罢,漕粮改折现金,海运、河运全部废止,大运河作为国家漕粮物资运输大通道的历史使命也就此终结。不过,运河功能废止,并不等于运河的消亡。在江苏,就有些运河城市如苏州、常州、无锡、镇江等因江南运河航运而继续发挥作用,又因近代铁路继续沿运河一线修建而获得新的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于航运水利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视,不仅提高了航道标准,修建了大量的现代化闸坝桥梁,而且每年都对运河进行疏浚与维护,从而使其运输能力大为提高。这种状况一直到21世纪头十年才获得改变。

大运河江苏段位置示意图

二、大运河对江苏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

1.大运河在江苏发育和发展过程中,并非一条南北单线,而是形成了以大运河为主轴、支河为分支的网状分布。江苏不仅是中国大运河的起源地,也是大运河河道路线最长、流经城市最多的省份。大运河江苏段北起徐州市沛县龙固镇、南至苏州市吴江区桃源镇,依次流经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 8 个设区市的37个县(市、区),沟通长江、淮河、故黄河,串联太湖、高邮湖、洪泽湖、骆马湖等湖泊,是连接南北水系的重要通道。

大运河江苏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通过人工开凿的分支运河及长江、淮河等河道与江苏其他城市相连通,江苏没有一座有地位的城市能够离开运河讲自己的文化。如通过盐河、淮河与连云港、阜宁相联系,通过老通扬运河、串场河与泰州、南通、盐城相联系,通过仪扬运河、长江将仪征及南京与运河相连,通过胥河、胭脂河与高淳、溧水及南京主城相连,通过浏河、盐铁塘与太仓、常熟、昆山等地相连等。江苏境内以大运河为主干形成了运河网络,这些支线运河也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大运河江苏段沿线兴起了众多城镇,深刻影响了江苏城镇分布格局。如“汴泗交汇”处的徐州、“南船北马”的淮安、因运河而起的扬州、进入江南运河的第一城镇江、“太湖名珠”无锡、“人间天堂”苏州,包括“十朝都会”南京等,它们在发展进程中都离不开大运河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大运河不仅流经江苏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8个中心城市,大运河重要支线又连接了南京、泰州、南通三市,还流经包括邳州、泗阳、睢宁、宝应、高邮等县级运河古城,沿线城市在提升城市品质、塑造城市特色、展现城市魅力,都可以发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作用。此外,运河沿线还兴起过龟山镇、古邳镇、皂河镇、码头镇、邵伯镇、浒墅镇、同里镇、惠山镇等运河古镇;直接以“运河”命名的多个“运河村”,如扬州邗江区槐泗镇运河村、宿迁泗阳县李口镇南运河村、苏州市浒关镇运河村、镇江丹阳市吕城镇运河村、淮安市楚州区上河镇运河村等;河下、东关街、南河下、南门大街、西津渡、新河街、清明桥、青果巷等历史文化街区,在运河沿线的大走廊空间内,每一个特色文化空间都是运河多元文化的重要载体,都是需要关注和建设的对象。

3.大运河对江苏海洋文化及海洋区域开发的意义。以盐业为例,自唐代至清代,国家财政有30%—50%的盐税征自泰州运盐河,所谓“天下盐赋,两淮居半”。宋元以来泰州所辖盐场又居两淮盐场首位,因此有“两淮盐税,泰州居半”之说,这条运河不但繁荣了一座城市,而且对国家财政甚至国家稳定举足轻重。南通盐业从西汉发轫,历代延续不绝。海盐通过运河运送,明《嘉靖惟扬志》载:“吴王濞开邗沟,自扬州茱萸湾通海陵仓及如皋蟠溪,此运盐河之始。”[2]运盐河的开通,促进了南通的繁荣,一座新型的城市在长江、黄海和运河的交汇处萌芽生长。

4.大运河对江苏地域的经济、文化发展有重要作用。江苏大运河的工程实施、治水管水、水上交通、水运经济、涉水城乡建设、水文化资源开发等实践成就突出。通过各支流的开挖、疏通,逐渐形成江苏运河网络,将大运河的线状功能扩大为网络状动能,促进城乡之间深切互动,形成合力,协同发展;确保沿海食盐、海产等向全省及全国的辐射;农业和手工业精致化程度不断加深,促进了江苏的发展水平和能力的持续提高。

大运河起源自江苏,在国家力量的介入下,通过不同方向与全国运河水道联通,把江苏运河放大为中国大运河,使得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相连通,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相连通,放大了江苏特色和江苏效应,拓展了江苏文化创新的来源,丰富了江苏的文化成就,提升了江苏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江苏文化特色。

在发达的运河交通条件下,沿运城镇商业繁荣,多元文化融入,在相对富裕的经济生活带动下,江苏人高度重视办学和教育,重视书籍刻印流通,重视文化艺术创造,使江苏成为全国人文发达之地,尤其沿运城市更是如此,这一优良传统一直传承到近现代。

5.大运河对江苏水运、水利、水生态系统的塑造发挥了深远的影响。大运河江苏段沿线有微山湖、骆马湖、洪泽湖、高邮湖、太湖等众多湖泊,泇河、皂河、张福河、仪扬河、白塔河、新孟河、德胜新河等众多河流,它们要么因运河而生,要么与运河有密切的历史和现实关联,都通过运河网络在水体系统、生态系统以及文化系统等方面相互影响。同时,大运河串起和打通了江苏大地上所有的大型水系,包括长江、淮河、太湖、黄海、东海以及秦淮河、泗水等,同时把江苏的大小水体以及城乡聚落编织成网络体系。

6.大运河让江苏成为古代海上丝路和陆上丝路交汇地。大运河不仅将江苏的楚汉文化、淮扬文化、吴文化、园林文化、红色文化等地域文化有机串联起来,也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江苏几乎所有的古代沿海港口都离不开大运河的陆海沟通、联动作用。如扬州、如东、南通、太仓、连云港、南京等。838年,一支来自日本的船队在海上遭遇风暴,偏离航线,最终在今天南通市如东县掘港镇搁浅。这是东瀛派出的第18次遣唐使团,使团成员在掘港国清寺住了15天,之后再次登舟,由“掘沟”、运盐河转入大运河,最终到达大唐的首都长安。1180年后的2018年7月20日,如东掘港镇国清寺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公布。经过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一年多的发掘,国清寺遗迹呈现在世人面前。国清寺是中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历史见证,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的重要见证地,也是联系日本、东海、掘港运河及运盐河、大运河及扬州、长安等文化交流线路的重要节点。

7.千年流淌的大运河为江苏留下了众多璀璨古今的文化瑰宝。在现代交通方式诞生之前,大运河是江苏几乎所有主体城市的主要物流通道。大运河形成了兼收并蓄、包容多样、独具魅力的江苏运河文化系统,是富含江苏文化特质的传统文化大宝库、爱国主义教育的大走廊、文化创新转化发展的大空间。无论是江苏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建设发展以及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文化旅游发展、文化品牌建设等,还是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海上丝绸之路、江南水乡古镇等,都离不开大运河的独特作用。

苏州宝带桥

江苏大运河沿线分布有13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29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7座省级历史文化名镇,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6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有14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大量的省市县级文化遗产,沿线水利工程科学遗产也极其丰富。这些丰硕的文化遗产资源演绎出漕运文化、盐业文化、水工文化、工商文化、园林文化、水乡人居文化等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人文荟萃、高峰迭代,形成了兼收并蓄、包容多样、独具魅力的江苏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带和文化发展带。

江苏大运河沿线文化遗产积淀深厚,是列入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点段最多的省份,共有28项。整个大运河江苏段的遗产包括隋唐大运河遗迹通济渠江苏段(主要由苏皖省界经泗洪县流入洪泽湖)、元明时期从徐州市区至淮安杨庄的古黄河段运道,以及明清大运河遗迹包括中运河、淮扬运河和江南运河江苏段。遗产河段长度325公里,占全线的1/3。各类文化遗产内涵丰富,品位价值最高,运河淮安段水工遗迹(清口水利枢纽)、苏州宝带桥柔性墩工艺等均代表着当时行业建设的先进水平。

(作者简介:贺云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决策咨询基地·江苏历史文化研究基地主任和首席专家,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主任;干有成,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研究部主任。)


参考文献

[1]越绝书:卷2[M].

[2]盐斤储运[M]//张荣生.南通盐业志:第八章.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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