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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南京地区的水灾、兵灾、疫灾

2020-06-05 15:58:16信息来源:《江苏地方志》2020年第2期浏览次数:字体:[ ]

提 要:近代以来,由于长江上游地区生态平衡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长江下游包括南京地区在清道光年间连续遭遇特大水灾,数年的灾荒以及由此造成的灾民遍地、民变四起、社会动荡,为太平军进入南京并在长江流域地区迅猛发展提供了条件。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南京地区成为清军与太平军激烈战争的最重要战场,长期的战争给南京人民带来多次可怕的疫灾,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战争后期,攻入南京的湘军对太平军与南京人民残酷的屠杀与劫掠焚烧造成“兵灾”,给南京留下巨大创伤,历经数十年未能恢复。1913年,北洋军在镇压孙中山、黄兴领导的“二次革命”后,攻入南京,南京再次遭到浩劫。这些水灾、兵灾与疫灾,对南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近代化进程造成惨重的破坏。

关键词:清末民初 南京 水灾 兵灾 疫灾


清末民初,南京从清政府的两江总督衙门所在地,先后成为太平天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都所在地,时间长达数十年,地位更形重要,成为全国名列前茅的大都市之一。同时,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断加剧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尤其是严重的水灾、兵灾与疫灾,对南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近代化进程造成惨重的破坏,给南京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与痛苦。

一、近代南京地区灾害频发的原因

南京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城市紧邻长江,所辖区、县分布于长江南北两岸,自古以来就与长江水情有密切的关系。清代乾、嘉以前,长江上游两岸山岩矗立,原始森林覆盖严密,植被保存完好,水土流失现象难以发生,因而江水清澈,长江自宜昌出三峡以后,进入广阔的中下游平原地区,水流比较平缓,两岸有洞庭湖、洪湖、鄱阳湖等湖泊,吸纳与调节水量,此时的长江不易发生水灾,即使偶有发生,与北方几乎连年泛滥的黄河相比,则是轻微的。南京更是水灾较少,且不严重。据《中国历史大洪水》一书记载,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到清道光二十年(1840)的258年间,长江流域仅发生两次大水灾。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进入动荡与多灾多难的近代社会,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灾情迅速加剧,特别是水灾更加严重。据《中国历史大洪水》记载,自清朝道光二十一年(1841)到1949年的109年间,长江流域发生大水灾9次,超过同一时期黄河重大灾害性洪水的次数;至于范围与危害较小的水灾则次数更多。

长江中下游在近代以来水灾增多的原因很多,除了天气异常等自然因素外,人为破坏的社会因素则更为重要。

首先,明、清以降数百年来,长江流域生态平衡逐渐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1644年清朝入关统治全国以后,历经200多年的承平时期,人口激增,土地不足,大量移民进入人烟稀少的长江上游流域,开山毁林,开荒种地,安家落户,破坏了大量植被,既削弱了上游水源的涵养功能,洪水无所阻挡,滚滚而下,洪峰不断增大,又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使江水含沙量剧增,由清变浑,河床不断垫高,河道逐渐淤升,在中下游部分江段形成高出两岸陆地的“悬河”,迫使长江两岸的护堤不断加高,风险加剧。而在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官府与民众为扩大耕地面积,大兴围湖筑圩造田,使洞庭湖、洪湖、鄱阳湖等大小湖泊面积日益缩小,失去吸纳与调节长江水量的功能,堵塞了水路,使各河、湖不能顺畅其流。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更趋严重,引起的巨大危害日渐暴露。

对于此种人为破坏长江流域生态平衡而引起长江水患不断加剧的情况,有识之士早有觉察。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就指出,山地垦殖使“山谷泥沙尽入江流”,造成江河湖泊的淤积之状。道光年间长期在南京担任两江总督的陶澍也指出:长江下游的水患,是“因上游川、陕、滇、黔等省开垦太多,无业游民到处伐山砍林,种植粮食,一遇暴雨,土石随流而下,以至停淤接涨”[1]。鸦片战争时期的启蒙思想家魏源更深刻地指出:“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但到鸦片战争前后,长江水患却日益加剧,“乃数十年中,告灾不辍,漂田舍,浸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几与河防同患,何哉?”就是因为在长江上游大量移民盲目伐木垦荒,使得“泥沙随雨尽下,故汉之石水斗泥,几同浊河”;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官府与农民在江湖洲渚上大量筑圩垦田,“泽国尽成桑麻”。[2]他们的分析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二,中国君主专制社会在清朝到了末世,统治者日益腐败,内政不修,官吏贪黩,经济落后,生产力低下,水利荒芜,控制、驾驭与利用自然的能力日益减弱,越来越被自然界的野性力量所压服与支配。近代著名思想家薛福成揭露清代“河工”(水利工程)的官场黑幕,说:“每岁经费银数百万两,实用之工程者,十不及一。其余以供文武员弁之挥霍、大小衙门之应酬、过客游士之余润……”[3]孙中山更尖锐地指出:“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4]

而从晚清鸦片战争的爆发到民国初期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失败的70余年间,中国人民在饱受清朝和北洋军阀统治压迫之时,屡遭外国侵略与蹂躏,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更加频繁与惨重。南京地区地处长江之滨,控扼南北东西交通要冲,作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中心之一和军事战略重镇,更是成为长江流域乃至全国遭受各种灾害最严重的地区,多次遭受严重的洪水侵害以及战争与瘟疫等人为灾难。

二、鸦片战争后南京连续三年的大水灾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被迫在南京与英国侵略军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古城南京蒙受巨大的耻辱。与此同时,以洪水为代表的自然灾害接连向南京肆虐。1840年、1841年与1843年,南京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水灾,其中一年甚至江潮短期涌灌入城,但造成的灾害尚不重。1848年至1850年,即道光皇帝统治的最后三年,东南各省与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连续发生特大水灾。

道光二十八年(1848),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苏、皖、浙、鄂、赣、湘六省及豫、鲁两省,发生大面积水灾,史称“东南八省之水”,以江苏灾情尤为严重。此年夏间,连降暴雨,长江盛涨,加之海潮汹涌上托,高达丈余,使苏南、苏北地区圩破堤塌,遍地皆水,南京受害最深。时人姚莹(桐城派大师姚鼐之孙)记载说:“道光二十八年七月,霖雨,湖南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滨江海诸郡县患水……而江宁被水尤甚。”[5]《上元江宁两县志》记载:“道光戊申大水,金鳌家桐树湾门扉不没者只三板,人无过问者。”洪水进入南京城,居民家的门扉已大半淹没,大街上可行船。当时在北京做官的仪征人张集馨接到家信后,记道:“接南中家信,金陵、仪征一带,居民皆架木栖止。余家天安桥宅亦复水深数尺,哀鸿遍野,百姓其鱼。”[6]直到第二年(1849年)春,姚莹来到南京,仍处处看到、听到前一年南京水灾的惨痛遗迹:“见城中门扉水迹三四尺不等,咸相告曰:某某市中以船行也。”[7]

1848年水灾给南京与江苏各地民众带来沉重的经济困难。据次年上任江苏巡抚的傅绳勋在1849年四月给朝廷的奏章中所说:“上年江海湖河并涨,各坝齐开,江(宁府)、淮(安府)、扬(州府)、常(州府)等属,被灾地方较广,商贩稀少,粮价日增。”[8]

1849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更加严重的三江(江苏、浙江、江西)、两湖(湖南、湖北)与安徽大水灾。长江暴涨,破堤淹没两岸城乡。当时人记载:“己酉,江水泛涨……沿江飘胳如麻……”[9]南京与苏南的水灾灾情超过苏北,在南京地区,“江宁省城已在巨浸之中”[9],而且时间长达数月之久。南京城南夫子庙旁的贡院,水深三四尺,导致原定农历八月举行的科举乡试被迫展期举行;城中的两江总督衙门(今长江路“总统府”所在地)也有一二尺深的积水;糖坊桥一带平地“水深三尺”,许多居民被迫举家迁居到钟山、清凉山上。

关于此年南京大水灾,当时人留下生动而凄惨的记载。姚莹《江宁府城水灾记》写道:“闰四月,久雨不已。五月,复大水,阛阓深六七尺,城内自山阜外,鲜不乘船者,官署民舍胥在水中,舟行刺篙于人屋脊,野外田庐更不可问矣……连年船行市上。”南京著名的地方文化人士陈作霖在其所著《炳烛里谈》中写道:“道光己酉,金陵水灾为数百年所未有,通城行船。东花园、王府园等处,水逾屋脊者数尺。船行其间,为水中树枝所挂,辄至覆。”魏源则在《江南吟》一诗中,用沉痛的语言描述了南京的水灾惨景:“江潮挟淮城倒灌,一闸难回万马奔。城南移家走城北,月华照城如泽国。船撑桥顶鸡栖树,父老百年未传说。一岁潦尚可,岁岁淹杀我。南北六朝都江左,几见金陵之城水中坐?”1850年,江苏许多地方包括南京,仍有水灾,虽较上年为轻,但造成很大损失。

连续数年的灾荒使南京地区与江苏南北各地“民情困苦异常”,农村不断发生“抢大户”“借荒”等群众自发斗争,社会动荡不安,为太平天国起义军进入南京并在长江流域地区迅猛发展提供了条件。

三、战祸、疫灾与湘军、北洋军血洗南京

1853年初,太平天国起义军沿长江而下,经过战斗,攻入南京并在此建立政权,向全国进军。清政府先后调重兵围攻南京。南京地区成为清军与太平军激烈战争的最重要战场。长期的战争给南京民众带来多次可怕的疫灾,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太平天国战争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入南京。接着,清军在孝陵卫建江南大营,在扬州城外建江北大营,包围南京地区,与太平军多次作战。南京城四周山野间,到处裸露着大量的双方阵亡官兵与牲畜的尸体,来不及掩埋,恰又遇上“天大旱,赤地千里”,很快造成“疫气流行”,各种传染病在城内外迅速传播,使得太平军与清军官兵以及南京当地百姓大量感染,“均多死者”。[11]

十余年间,南京地区的战争绵延而激烈,并在1860年、1862年、1863年、1864年多次发生瘟疫。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的湘军对南京形成合围之势时,湘军官兵染瘟疫而死者众多,“秋八月,江南大疫,南京军中尤甚,死者山积”[12]。“溧水大疫,时寇乱方剧,民皆乏食,死者无算”[13]。军营中人员集聚,生活卫生条件更差,最易感染瘟疫。同年曾国藩奏称:“大江南岸各军,疾疫盛行。……近日秋气已深,而疫病未息。宁国所属境内最甚,金陵次之,徽州、衢州次之。水师及上海各军,亦皆繁兴,死亡相继。”[14]曾国藩后来记述湘军在南京城下遭受疫灾情形,说:“我军薄雨花台,未几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毙,数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殕……”[15]官兵的大量染疾与死亡,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和军事部署的顺利实施。曾国藩在奏折中说:这年七八月间,“金陵贼匪未扑官军营盘,曾国荃因营中病勇过多,亦未进攻”[16]。他无可奈何地感叹:“今岁夏秋以来,疾疫大作。昔时劲旅,顿变孱军。”[17]湘军如此,太平军与南京民众感染疫病的严重情形就可想而知。当时清廷在对相关奏折的答复中,就指出:“至天灾流行,必无偏及,各营将士,既当其阨,贼中岂能独无传染?”[18]确实,在这一年,太平军中同样疫疠流行。

与疫灾相比,清政府官兵对太平军与南京民众残酷的屠杀与劫掠焚烧造成的 “兵灾”更为可怕。

太平军初入南京时,军纪严明,“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19],但围剿太平军、包围南京的清政府军队,抱着对起义军民的强烈仇恨,在曾国藩发出的“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20]的号召下,对南京太平军与民众进行长期残酷野蛮的烧杀抢掠,他们打胜仗时这样,打败仗时也是如此。咸丰十年(1860)四、五月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从南京东进,一直打到上海郊区。战败的清军自南京东郊向东溃败时,对沿途的民众烧杀抢掠,形成所谓的“庚申之难”。家住南京东郊江宁县的一个名叫李圭的士绅,愤恨地写道:“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21]湘军在1864年7月19日攻破南京后,对全城进行血洗屠杀。据曾国藩向清廷上奏所说:湘军攻入南京后,“……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22]被湘军杀死的,绝大多数是南京本地的民众,其中又多是老弱妇幼。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当时随湘军入城,他在日记中记载:“老弱本地人民……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23]湘军萧孚泗等部在劫掠天王府、忠王府等地后,“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24]结果,“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25],壮丽的古城南京经此浩劫,变成了一片瓦砾。一年后,到南京就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所看到的是:“金陵一座空城,四围荒田,善后无从着手……实则无屋、无人、无钱。管、葛居此,亦当束手……似须百年方冀复归也。”[26]李鸿章的友人竟劝他将两江总督衙门移往扬州。

经此浩劫,南京城居民锐减。到1867年,朝天宫以北的南京广大地区,“极目百里,不复见一民一物,惟瓦砾满前,荆榛塞道,天阴鬼哭,正不待夕阳时也”[27]。20年后,南京所辖各郊县,耕地仍有一半以上荒芜。1882年2月,左宗棠到南京就任两江总督,他描绘当时的南京:“江南克服廿年,而城邑萧条,四野不辟,劫窃之案频闻。金陵向非贸易埠头,人烟寥落,近则破瓦颓垣,蒿莱满目,虽非荒歉之年,而待赈者恒至二万数千之多,较之四十年前光景,判若霄壤。”[28]1897年,距湘军屠城已30多年,湖南的维新志士谭嗣同因任江苏候补知府来到南京,他见到的南京仍是一片破败凄惨景象。他气愤地写道:“顷来南京,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29]湘军洗劫南京,给南京留下巨大创伤,历经数十年未能恢复。然而旧伤未平,新伤又起。1913年9月2日,袁世凯部北洋军在镇压孙中山、黄兴领导的“二次革命”后,攻入南京,各部按照其长官们大掠三日的许诺,立即划分地盘,肆意进行抢劫、杀戮、奸淫、焚烧,连续三天。据上海《时报》报道:“北军进城后,即肆行淫掠,几乎无兵不抢。冯国璋兵在下关抢,雷震春兵在南门抢,张勋兵在太平门抢。冯国璋且在下关纵火焚烧,全埠化为焦土”;北洋军“抢掠后所有赃物皆运往浦口,由火车直运天津、北京或运至上海矣”;劫掠后的南京,“被劫一空,虽家具什物,亦搬运全尽。各等人民皆体无完衣,家无一餐之粮”[30]。三日后,北洋军称有军令到,严禁扰民,违令者斩。此时,南京全城居户已经十室九空,省行政公署瞻园内,死人倚树,军马倒地,到处血迹斑斑。所有妇女人等,或死或逃,掠无可掠,淫无可淫,自然应令即止。据事后江苏省警察厅调查核定,南京兵燹,共使商民4万余户受损,价值高达1600万银元。

晚清的流民一家

北洋军在南京烧杀淫掠时,南京城内的美国传教士、鼓楼医院院长马林(William E. Macklin)、金陵大学校监韦理生(William F.Wilson)与其夫人、金陵中学任教的Mary Rowley,以及宝珍三、夏伟师等西方人士,一起救护和帮助了许多的中国难民。由于教会学校与医院中有许多外籍人士,北洋军有所顾忌,因此成为难民的聚集地。“各教会虽有兵士入内,概未扰及,各教堂及各医院均改作留养妇孺之所,避难金陵大学者数逾千人,圣经学校亦有六七百人,鼓楼红十字会医院,庭无隙地,盖近段居民皆逃入,以求庇护也,各医院避难者亦为人满,皆席坐露宿,家中虽有巨厦,不愿居也,西人亦均竭力保护妇孺,每一宅内概容留五六十人不等”[31],文中提到的“鼓楼红十字会医院”,即金陵大学附属医院,南京民间俗称鼓楼医院,当时被红十字会借用;此时金陵大学校址是现在的金陵中学,校区面积有限,收留千余名难民,亦属难能可贵;“圣经学校”是指金陵神学院。1913年11月,金陵大学校刊《金陵光》第4卷第6期,刊登此次难民救助活动的亲历者侯宝璋的文章《二次革命声中之金陵大学》,比较完整地记述了金陵大学在南京陷落后救助难民的情况,原文如下:

避难:自二次宣布独立,徐州战争,消息不佳,宁人以孤城可危,将被兵祸,故避居本校者,络绎不绝。

停课:本校洪、陈诸君,曾开夏日学以饷学者,一时俊秀之士,负笈来游者,实繁有徒,嗣以徐州失败,张军进逼,学生恐兵祸将及,乃相率归家,学校亦因之停课。

人满:张军进逼,炮声隆隆彻昼夜,城军无粮,岌岌不支,人心乃大乱,于是避于本校者益众,校中所有各房皆满,且有卧于地上者,有坐以待旦者,盖是时已达千二百人矣,本校以拥挤难容,恐有碍卫生,乃禁止续入,门前万头攒动,几欲破门而入,司阍者竟不敢启阍,有本校学员友人刘、董二君立待竟日,卒不得入。

调查:人多易杂,洪君乃订立章程,以为范围(如夜间不准外出,禁止灯火等条)。而又恐宵小间入,乃制出入凭证,凡已入本校者,人给一张,有此方得出入……

匿名书:当二十八夜十一句钟时,忽有匿名书由墙外传入,大意谓本军队无粮难支,闻贵校储财甚多,望借用一二,其早筹出,免致临时动手云云,比时人已丧胆,哪堪更闻是语。及夜深,而枪声又大作于四周,难人心胆俱裂,竟有膝行入礼堂地道下者,其居房中者,已呆若木鸡,惟坐听天命而已,次日难民中之有声望者,联名请兵保护,司令部乃发兵一队于前门,以资防守……

绝粮:当冯、张诸军未入之先,避难者亦不过以饘食充饥已耳,而犹系千辛万苦,自外间送来者也,比兵已入城,其留于家者皆逃匿无余,堂中又无宿粮,人尽饥,计不得食者凡二日,其苦可想见矣。

雨绝:天气酷热,难人需水孔多,堂中仅有三井,即不旱而水亦不丰,况又月余未雨,以此三井均涸,日惟乘隙外出,取水一二次,以资饮焉。

巷战:张军入城,本堂附近各处,如北门桥等街,皆有两军互相搏击,枪声如施连珠炮,竟日始息。该时适有东洋人某,由城南赴该领事署,取道本校门首,为张军所见,乃发枪射击,死其一,其他则由五台山后绕道,至该领事署始免。盖倭人与我,原系同种,张军以为汉人而西装者,故残之。倭人被残后,张军乃群集门首,欲斩关而入,难者闻此,惊骇万状,不知命在何时也,嗣由本校监学韦理生君,亲至门首,谓此系美国学堂,幸勿拦入等语,始各行散去,然亦险矣。

弹裂:当时城军犹未尽出,仍于虎山施弹,本校适当战线内,其险何如,午时,倏有一弹落校舍外,入地约尺许,隆然一声,尘土纷飞,地为之震,难者心惊胆悸,莫知所措,以为不死于兵,亦将死于弹也,正亡魂间,又有一弹,瞥如飞鸟,自西南来,冲空气作嗤嗤声,越二校舍而射至墙外,崩然大声以裂……

摄影:宁垣秩序稍整,难者乃同拍一照,以志不忘。

展期:平定后,本校乃遍请避难者归家,以将开课也,嗣以避难者之请缓,不肯重违其意,姑展限半月,然外间抢掠一空,其中户而变为赤贫者,不知凡几,当轴者若无善后之法,将见饿殍载途,不知伊于胡底,本校乃颁面以赤贫者,自此饿者得食,而秩序又为之一变矣。

赠匾:难者尽出校后,复同赠一匾,上颜“慈云普护”四字,以垂纪念。

开师范:此次受难,惟文人为最苦,盖家既被抢一空,而事业又难图,本校蒲洛克君有(鉴于)此,特开师范专科于陶园,并每月津贴学者三元,以作零用,才士联袂而来,除甄别外,计得八十一士,可谓盛矣。

文中还写道:“继又得上海红十字会函,谓有轮舟一艘来宁,专载无依之难民及老弱不能自卫者赴申,其健者留焉。”这是指上海红十字会租用“大通号”轮船,两次到南京,运送难民及伤员3000余人,到上海救治。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民不断蒙受灾难与耻辱的历史,但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英勇奋斗、前赴后继,与各种灾害作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走向民主、繁荣与近代化的历史。南京地区的近代史也是这样。难忘的1949年4月23日,南京人民终于摆脱了漫漫长夜,迎来了她光辉的黎明。

(作者简介:经盛鸿,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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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曾国藩.附录廷寄 答李元度军请奖及各营疾疫盛行并请简派大臣会办诸务等折片[G]//曾国藩全集:奏稿五.长沙:岳麓书社,1994: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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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谭嗣同.上欧阳中鹄[G]//谭嗣同全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466.

[30]时报(上海),1913-09-09,1913-09-21.

[31]申报(上海),1913-09-09.

(编辑:经盛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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