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丘“三花”的前世今生

发布日期:2020-07-01浏览次数: 字号:[] 作者: 沈 骅 王 泽 来源:《江苏地方志》2020年第3期

白茉莉图(绢本) 宋 佚名 

“阿要买茉莉花……”“阿要买白兰花……”对中老年的苏州人来说,这是两句充满了儿时记忆的熟悉吆喝声,往往从身板硬朗、健步行走的老妪口中传来,依然柔糯悦耳。伴随着悠扬的叫卖声,映入眼帘的先是一只精致竹篮,篮里的茉莉花、白兰花洁净素雅,三、五朵相缀,嫩绿枝叶相衬,格外清新,一股浓郁的清幽香味也扑鼻而至,沁人心脾。是的,茉莉花、白兰花,还有玳玳花,这就是令苏州人颇为自豪的、以“三花”为代表的虎丘花卉,也是虎丘山下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苏州地处江南水乡,气候温暖,水分充足,自古以来就是花卉栽培和种植的重要地区之一。宋元时期,种植观赏花木已经成为一个可以谋生的重要行业,盆栽花木买卖颇为流行。元末明初的著名诗人、“吴中四杰”之一的高启有《卖花词》称:“绿盆小树枝枝好,花比人家别开早。陌头担得春风行,美人出帘闻叫声。移去莫愁花不活,卖与还传种花诀。余香满路日暮归,犹有蜂蝶相随飞。买花朱门几回改,不如担上花长在。”苏州人喜爱花卉,鲜花兼具观赏性和香气扑鼻的特点,常成为女性钟爱的佩饰物。据《崇祯宫词》记载,明代崇祯皇帝的妻子周皇后是苏州人,独爱茉莉花,远在京城皇宫内院,却常常思念故乡的茉莉花,为此还在所居住的坤宁宫手植60余株,晨起摘花,簇成小球,“缀于鬓髻”,还用茉莉花熏染衣物,“凡服御之物,亦俱挹取其香”[1]。清人沈复的《浮生六记》以为,茉莉形色如珠,女性戴后可以助妆压鬓,且茉莉花沾上油头粉面之气后,“其香更可爱”。李渔的《闲情偶寄》在“声容部”和“种植部”两处提到,茉莉花、珠兰花就是“助妆而设”的花卉,“花中之茉莉,舍插鬓之外,一无所用”,“珠兰亦然”。尤其是茉莉花,独受女性青睐,“其天生以媚妇人者乎?”康熙时苏州昆山人章法作《苏州竹枝词》,历数吴门诸多风俗,女性买花戴花亦是其中之一,“临门日有卖花声,压鬓高妆态更轻。哪见侍儿不插朵,多情手下学多情。”[2]时至今日,苏州乡郊上了年纪的女性仍喜欢在发间戴一朵雅致幽香小花,白色最佳,黄色次之,淡红再次之,忌大红。

随着苏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有闲阶层以及城镇居民还喜好以鲜花入茶、入食,极大地促进了苏州地区花卉栽培业的蓬勃发展。如顾禄在《清嘉录》卷六“珠兰茉莉花市”条称,城中市肆的茶叶铺,喜欢到苏州市郊山塘去购买珠兰、茉莉等作为配茶,珠兰只取其子,称为“撇梗”,茉莉花去蒂,称为“打爪花”。另外春季的玫瑰花和膏子花、夏季的白荷花、秋季的木樨米等,都可作为舂膏、酿酒、钓露诸般之需。

虎丘栽培花卉的历史则可以上溯到北宋时期。北宋徽宗酷爱奇花异石,蔡京奉迎上意,专门推荐苏州人朱冲前往浙中搜求珍贵花石。朱冲办事得力,由此得到宋徽宗的赏识。1105年,宋徽宗在苏州设立应奉局,由朱冲之子朱勔负责。朱勔父子进奉的花石都通过大运河和汴河运往开封,称为“花石纲”,一纲为十船。朱勔为取媚宋徽宗,极尽搜罗之能事,更借“花石纲”之名搜刮民脂,甚至毁人室庐,令东南民间百姓苦不堪言,《宋史·方腊传》称:“吴中困于朱勔花石之扰,比屋致怨。”惹下民怨的朱冲、朱勔父子未得善终,宋钦宗继位后,朱勔先被流放、后被斩首。由于朱勔误国,连累后代受排斥,于是其子孙辈干脆移居虎丘山麓,并以种花叠山为业,世代相传,明人黄省曾《吴风录》谓:“朱勔子孙居虎丘之麓,尚以种艺垒山为业,游于王侯之门,俗呼为花园子。其贫者,岁时担花鬻于吴地。”乾隆《元和县志》卷十“风俗”也称:“相传宋朱勔以花石纲误国,子孙屏斥,不与四民之列,因业种花,今其遗风也。”

花卉种植业的劳动强度较之农耕要轻得多,获利却更高,逐渐吸引了当地更多的居民。到明清时期,虎丘花农名声日显,虎丘一带也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香花产区之一。清人石韫玉有一首《山塘种花人歌》,其中写道:“江南三月花如烟,花艺人家花里眠……试剑陂前石发青,谈经台下岩花紫……司花有女卖花郎,千钱一花花价昂……城中富人好游冶,年年载酒行花下。青衫白祫少年郎,看花不是种花者。”清初礼部尚书、名相张廷玉之父张英撰有《吴门竹枝词》,也称“吴市花儿半塘住,小山盆景索千钱”。[3]虎丘、山塘本就是苏州人的旅游胜地,城中子弟遇晴好天气或节日期间便会前往,遇到夺人眼球的珍奇花卉,舍得一掷千金的不在少数。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十二的描摹更生动,每逢游船云集、游人如织的节会,花农就会携带摆满数层不同品种鲜花、总名为“茉莉花篮”的篮蝶,乘小艇到虎丘山浜或专门停泊游船的野芳浜(位于山塘半塘桥和普济桥之间的河面,又称冶坊浜),拦舱售卖给游人,“一篮一蝶,动索千钱”,即便售价高昂,仍然有不少游人慷慨解囊,这也是虎丘花农精心培植的珍奇花卉售格不菲的原因所在。

由于产销两旺,虎丘地区的鲜花种植业、花木园圃业日益兴旺,还出现了专门的花场、花会。明时虎丘花市已经颇为兴盛,初夏季节最为热闹,文震亨《长物志》卷二记载称:“花时,千艘俱集虎丘,故花市初夏最盛。”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十二载:“花场”“在花园弄及马营弄口。”每天拂晓时,当时俗称“花园子”的乡间花农户挑筐负精心种植的各类花卉,麋集于场,供外来行商山塘桐桥西侧的花树店老板挑选优者,挑剩下来的,花农再担入城中售卖。桐桥以西的花树店有十余家,售销各类盆景、花卉、草木等,店后还辟有专门养花的园圃、放置畏寒花树的暖室等,所售花木来自虎丘本地的,也有来自光福、支硎、洞庭诸山的,慕名而来的行商则南北均有。之所以要到这些花树店购买,是因为“惟必经虎丘花农一番培植,而后捆载往来”[4],虎丘也因此成为供应南来北往客商的花卉集散地。由于需求旺盛,加上南方花卉成熟早于江南,于是就有很多外地花卉运到售卖,或干脆充作虎丘花卉售卖的情形。清人蒋宝龄的一首《吴门竹枝词》也有描摹:“蘋末微风六月凉,画船衔尾泊山塘。广南花到江南卖,帘内珠兰茉莉香。”[5]《百城烟水》引胡梅诗作《仲夏沈壁甫移居虎丘和史弱翁同访韵》也称:“君住城南已数年,今移花阜寺门前。红疎未补蔷薇架,绿满初停茉莉船。”[6]这“茉莉船”所载茉莉花即从南方运来。清代画家徐扬创作的《姑苏繁华图》上,也能看到虎丘斟酌桥与半塘桥堍间,有两家三开间门面的花行,其中半塘的一家花行前,还有挑夫向山塘河中的二艘大船挑运花树。

明清时期虎丘花卉业兴盛的原因还和茶叶消费有很大关系。包括苏州在内的江南地区民众喜好吃茶,茶叶消费在江南地区日益流行,于是,本来主要用于观赏、佩戴和庭园装饰等的虎丘香花,更多用于窨(熏)茶,即把鲜花等放在茶叶中,使茶叶染上鲜花的芳香,成为花茶,称为“虎丘茶花”。由于花茶大受市场欢迎,虎丘花农的香花栽种比重也逐年提升,香花品种则主要为适合的窨(熏)茶之用的茉莉、白兰、玳玳花三种,也就是虎丘“三花”。随着花茶的流行,“虎丘茶花”甚至比“虎丘香花”更加闻名,虎丘山脚下的茶花村也因此而得名。

含苞欲放的茉莉花

苏州地区自明清以来先后出现过7座花神庙,其中有4座分布在虎丘和山塘区域。其中,桐桥内花神庙颇为知名,《桐桥倚棹录》卷三称该庙建明初洪武年间,由花农和茶商共同筹资建立,“祀司花神像……为园客赛愿之地”。说明桐桥内花神庙敬奉的“司花神”本属自然崇拜神,后来衍生演变成“行业神”,即花茶行业的行业神。嘉庆十四年(1809),桐桥内花神庙重修时,曾勒石刻碑,记载下了多位捐资士商,茶商如德盛号、大彩号、新源号、凤和号、永成号等;茶行如公泰行、怡春行、东盛行、昌盛行、聚兴行、允隆行、人和行、德昌行等;茶叶店如乾裕号、聚泰号、怡盛号、德盛号、益美号等,各类茶商多达40余户,捐资纹银总数约400两。

清代还出现了花商公所,位于虎丘山塘街下塘的花神庙,道光十二年(1832)重修,据《重修花商公所捐款收支碑》记载,该庙创始于乾隆年间,“其时地窒庙小”,到道光四年(1824),有董事唐启祥劝募同业众姓捐资,因钱款不足未能完工,再次募款改造后的花神庙朝南,较前宽大整齐,又添补照墙,全部完工后花神庙全铺方砖,“庙宇巍峨,福泽靡涯矣”。此碑记录下的捐资者,有三山、长乐两个花帮,景隆、宝元两个花行,止足堂、珊荗堂两个堂号,以及以个人名义捐款的共68人。光绪十九年(1893),花商公所再次经同业劝募重修,修葺过后“合堂焕彩灵现”[7],捐款碑刻记录下的捐款者包括18家花行、8家茶行,还有约80余家个人花圃,甚至还有广东2家和福建1家花圃,说明清末苏州花木贸易的兴盛,并与外地花商的关系密切。

清光绪年间,虎丘一带花农约150户,年产花茶五千余担,清末民初花农有600余户,年产花茶量也翻了三倍。每年5至10月逢窨制花茶旺季,各路茶商云集虎丘、山塘,车船臃塞,各茶庄也纷纷招临时拣茶女工,昼夜开工。到1949前后,虎丘、长青周边花农达到两千余户,花茶产量更远远超出明清时期。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本侵略者同样对虎丘“三花”青眼有加。当时日本一些女性不仅好喝花茶,也好把“三花”当作佩饰。

新中国成立后,虎丘“三花”的栽培技艺并没中断。改革开放前,虎丘花农的年收入可以达到6000元左右,这在当时是较为可观的年收入。笔者在口述采访虎丘区“三花栽培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46岁的黄剑先生时了解到,他小时候每天清晨跟随家人采花,之后拿着花和其他孩子追赶着到集市上去卖,0.5公斤白兰花最多可以卖到十块钱,说明当时的“三花”很受市场追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虎丘“三花”重新恢复种植,1978年茶花村的茉莉花产量达到3.5万公斤。位于留园路的苏州茶厂窨制的一级茉莉花茶,还曾荣获过国家银质奖,二级和三级茉莉花茶荣获过农业部优质产品奖。据《苏州郊区志》《虎丘镇志》等记载,1984年虎丘、长青两乡从事茶花生产的农户达到5100余户、13500余人,种花用地达到3413亩。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苏州地区的工业化程度迅速提高,更多土地被用于工业开发,再加上福建、广东地区采用规模化生产,白兰花、茉莉花等的产量极高,于是虎丘地区的“三花”市场逐渐萎缩,到80年代末就停止了“三花”的收购。幸运的是,2017年,虎丘“三花”成为苏州市虎丘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据传承人黄剑介绍,和福建、广州地区相比,气候是虎丘“三花”的短板,技艺则是虎丘“三花”的优势,尤其是虎丘花农对“三花”的栽培格外精心,每年3月到11月都要把花放进花房,保证合适的温度、湿度,浇水、施肥都很讲究,浇肥都用有机化肥,确保花的养分充足,这样栽培出来的“三花”,花叶更加肥厚,花朵更加饱满,香味更加馥郁。

断不了的“三花”香,了不却的“三花”情。历史的变迁,使得诸多传统技艺被工业化大潮湮灭,有些成为人们的记忆,有些则历经沧桑,依然传承不歇,散发着缕缕幽香,虎丘“三花”就是其中之一。

(作者简介:沈骅,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王泽,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本科生。)



参考文献

[1]崇祯宫词[M]// 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九.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444.

[2] 丘良任,等.中华竹枝词全编(三)·江苏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296.

[3] 雷梦水,等.中华竹林词[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1188.

[4] 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十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66.

[5] 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卷六[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211.

[6] 徐崧.百城烟水:卷一[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28.

[7] 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辑[M].北京:三联书店,1959: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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