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品年鉴基本属性初探

发布日期:2020-07-08浏览次数: 字号:[] 作者:柳云飞 来源:《江苏地方志》2020年第3期

提 要:中国精品年鉴既是地方综合年鉴精品化的标识,也是一部精品化的地方综合年鉴。探讨中国精品年鉴基本属性和本质特征,可为推动中国精品年鉴工程实践活动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文章将中国精品年鉴基本属性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加以分析,概括为十二种特性,即综合性、系统性、逻辑性、科学性、历史性、时代性、地方性、年度性、资料性、连续性、可比性、文献性。

关键词:中国 精品年鉴 基本属性 初探


2015年8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其中提出要“将精品意识贯穿于地方志编纂出版工作全过程”。作为落实《纲要》的实施举措,2015年12月中指办印发《关于公布首批全国年鉴工作试点单位的通知》,确定2016年至2020年首批10家全国年鉴工作试点单位。以此为主要标志,中指办开始推开中国精品年鉴试点工作。2016年12月22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指办”)印发《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正式提出实施中国年鉴精品工程战略。截止到2019年6月,全国有《南京年鉴(2017)》等16部年鉴被中指办确定为“中国精品年鉴”。这16部“中国精品年鉴”,已经成为全国年鉴的标杆和范本,代表全国年鉴高质量发展方向。中国年鉴精品工程的实施,标志着全国年鉴事业由数量型的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向质量型的年鉴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虽然中国精品年鉴工程在试点层面取得了进展,但是,方志界对中国精品年鉴基本属性问题缺乏系统研究和深入探讨。一定意义上讲,对中国精品年鉴基本理论范式的研究不够直接导致“中国精品年鉴工程”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理论缺失问题。从实践角度看,理论缺失深刻影响了中国精品年鉴工程的预期目标和路径选择。

任何事物的本质特征都是通过其基本属性表现出来的。同样,中国精品年鉴的本质特征也是通过其基本属性表现出来的。中国精品年鉴的基本属性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分析,即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进而可以归纳为十二个特性。

一、从宏观维度来分析,中国精品年鉴基本属性主要有综合性、系统性、逻辑性和科学性

(一)综合性

综合性是中国精品年鉴记述对象及其内容的内在规定性,是地方综合年鉴的基本属性之一,当然,也是中国精品年鉴的基本属性之一。中国精品年鉴的综合性有宏观上的综合性和微观上的综合性,具体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映在其框架结构上的综合性;二是反映在其记述内容上的综合性。如果一部年鉴在框架结构方面和年鉴内容记述方面明显存在缺项或者缺乏综合性,那么,这部年鉴首先就有悖于《条例》对“地方综合年鉴”内涵的科学界定,首先就不是一部规范化的地方综合年鉴,更谈不上是一部中国精品年鉴。一定程度上讲,综合性是一部地方综合年鉴成为中国精品年鉴的基础性条件。

从年鉴框架结构上分析,年鉴的综合性要求年鉴记述的基本对象必须涵盖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这一点,是比较宏观的,基本上是通过年鉴的类目设置来实现。简言之,年鉴综合性就是要求年鉴记述基本对象全覆盖,具体要反映在年鉴框架结构中的类目设置的全覆盖。

从年鉴记述内容方面分析,年鉴的综合性要求年鉴记述的基本内容是由一个地区(城市)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信息和大事要闻(大、要、新、特)所构成。其中,基础性信息要“全”,大事要“大”,要闻要“要”,新事要“新”,特事要“特”。有学者用一个公式来简单表示年鉴记述的基本内容,即年鉴记述重点=基础性信息+大事要闻。[1]从微观层面看,主要是通过建构分目下面的条目结构体系来实现。年鉴的综合性要求分目下面的条目结构体系应该为1+X+Y的结构体系,即“1”个综合性性条目(面)即“概况”+“X”个功能性(又称常规性)条目(线)+Y个动态性条目(点)。这样的条目结构体系才能实现年鉴记述内容在“点”“线”“面”的有机结合,从而彰显“中国精品年鉴”的综合性。如果某个分目下只有“1”个“概况”,而没有“X”和“Y”,或者只有“X”“Y”而没有“1”,或者只有“1”“X”而 没有“Y”,或者只有“1”“Y”而没有“X”,那么,这个分目下的条目结构体系显然不是最佳的结构体系,这样必将导致年鉴记述的基本内容缺乏综合性。当然,从宏观层面上看,中国精品年鉴的综合性也是整体上的综合性和局部上的综合性的有机统一体。可以说,对年鉴综合性的认知,不仅为框定年鉴记述对象及其内容提供基本思路,而且为评价一部年鉴是否是“中国精品年鉴”提供思想基础。

(二)系统性

系统性是中国精品年鉴整体结构体系的内在规定性。系统性可以简单理解为系统所具有的特性。从结构和功能的角度分析,年鉴显然是一个系统。

年鉴是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系统性是中国精品年鉴的基本属性之一。系统性主要反映在中国精品年鉴的框架结构之中,基本要求是其框架结构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或者形成内在的逻辑结构体系,可以从横、纵两个角度来分析:

一是从横向角度分析。系统性是指中国精品年鉴框架结构所反映的整个社会系统中相对独立且彼此联系的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内在逻辑结构关系。比如,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可以分为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其中,政治系统可以分为党政系统、群团系统、法治系统、军事系统等;经济系统可以分为产业系统、区域经济系统、经济管理与监督系统等;文化系统可以分为教育系统、科技系统、卫生系统、文艺系统、体育系统等;社会系统可以分为社会生活系统、社会建设系统、社会管理系统等;生态系统可以分为生态资源系统、生态建设系统、生态保护系统等。

二是从纵向角度分析。系统性是指中国精品年鉴框架结构所反映的某一个子系统内部相对独立且彼此联系的各个子子系统之间的内在逻辑结构关系。如,产业系统可以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其中,第一产业,又称之为农业(大农业),可以分为种植业(小农业)、林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等等。第二产业,可以分为机械工业、电子工业、钢铁工业、石油工业、汽车工业、电力工业、食品工业、纺织工业、医药工业、建筑业、船舶工业、智能装备制造业等。第三产业,可以分为交通运输业、邮政业、物流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技服务业、商贸服务业、旅游业、会展业、房地产业、中介服务业、餐饮服务业、家政服务业等。

因此,系统性就要求中国精品年鉴的框架结构必须是具有一定的内在的逻辑结构体系,年鉴的系统性使中国精品年鉴具有“生命体”的特征。

(三)逻辑性

逻辑性是指中国精品年鉴中使用的所有概念的内在规定性。逻辑性一方面反映在年鉴类目设置等方面的基本逻辑关系,如类目设置及其排列顺序就是逻辑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逻辑性主要体现在年鉴类目、分目和条目所使用的概念上。目前,年鉴类目、分目和条目所使用概念的最大问题,就是概念的逻辑性问题,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问题。

一般而言,事物名称,仅仅作为一个符号,主要是用于区分不同的事物。概念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抽象表达,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和本质性。概念具有两个基本特征: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概念的内涵就是该概念所反映的事物对象所特有的内在属性。例如,“地方综合年鉴,是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2]那么,“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就是概念“地方综合年鉴”的内涵。概念的外延就是指这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对象的具体范围。例如:“地方综合年鉴”包括省(直辖市)级综合年鉴、市(州)级综合年鉴和县(区)级综合年鉴,这就是从外延角度说明“地方综合年鉴”的概念。如果我们把“专业年鉴”或者“行业年鉴”归入“地方综合年鉴”,那么,就产生了逻辑问题。另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具有反比关系,即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大,外延就越小;反之亦然。

目前,年鉴中使用概念的逻辑性问题,可以分为三种情况来分析:

一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非常明确。比如,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概念,那很显然应该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领域;“金融业”概念,应该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其他金融服务业;“人民团体”概念,应该包括特指在全国政协中有常设席位的8个人民团体,即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社会保障”概念,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五个方面。还有“港澳台事务”“外事”“侨务”“海内外”“境内外”“对外贸易经济合作”等概念。

二是概念的内涵清楚、但外延不太明确。 如“党政机关”概念,使用时也容易犯逻辑问题。因“党政机关”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还有特指之义。这样,它的外延就不相同。狭义上“党政机关”是指党的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广义上“党政机关”指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监察机关,还包括各级党政机关派出机构、直属事业单位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特指之义的“党政机关”是指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监察机关。

三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不非常明确。这个问题,大多与目前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专业体系、行业体系、话语体系和分工体系存在着密切关系。比如,在公共管理话语体系中,“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公共服务”“城市管理”等概念广泛使用,但是,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至少目前还存在没有完全界定清楚。如“城市管理”概念。广义的城市管理是指对城市一切活动进行管理的行为总和,主要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市政的管理行为。狭义的城市管理通常就是指市政管理,即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及城市运行相关联的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行为。一般城市管理所研究的对象主要针对狭义的城市管理,即市政管理行为。就这一概念的内涵而言,主要是指狭义的城市管理内容。但是,如果年鉴设“城市管理”类目,且记述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内容,则显然不符合“城市管理”内涵,且超出其概念的外延,这就存在一定的逻辑问题。在团体分类方面,“社会团体”“群众团体”“人民团体”“社会组织”概念经常被使用,但是,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明显存在交叉重复问题。在产业方面,“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主导产业”“支柱产业”概念经常被使用,但是,这些概念的内涵非常不清晰;因为这些产业不仅有对应存在问题,而且有一个成长程度问题。一般而言,“传统产业”对应于“新兴产业”,“主导产业”对应于“普通产业”,“支柱产业”对应于“基础产业”。在人物方面,“重点人物”“新闻人物”“公众人物”“模范人物”这些概念广泛使用,但是,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无法界定。

年鉴的逻辑性问题是一个隐形问题,也是中国精品年鉴无法绕开的一个现实问题。在年鉴编纂实践中,对于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非常明确的概念最好不要作为类目、分目和条目的名称使用,避免犯逻辑性的错误。现在,方志界有一种倾向,就是有些人喜欢使用一些类似这样的“新概念”,这是一种非常不严谨的做法。比如,作为现代话语体系中的“现代服务业”概念。如果对应于“传统服务业”,那么“现代服务业”作为一个新概念,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一旦作为类目、分目和条目的名称使用在年鉴之中,就会导致一系列的逻辑问题。因为“现代服务业”目前至少可以分为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管理性服务业。这里还存在一个分类标准问题,比较复杂。在实践中,尽可能地避免使用此类概念。

(四)科学性

科学性是中国精品年鉴记述对象在分类学意义上的内在规定性。主要体现年鉴框架设计上分类的科学性和记述内容分类的科学性。 

就框架设计上分类的科学性而言,2017年12月21日,中指办印发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第八条规定:“年鉴框架应做到分类科学,层次清晰,领属得当,编排有序。”应该承认,这个规定,作为一个描述性的年鉴框架结构设计的价值目标,提出了年鉴框架设计的科学性问题,但是,这个规定并没有给出实现年鉴框架结构设计上分类科学性的基本路径和具体方法。严格意义上讲,分类学是一门科学。年鉴框架结构设计上分类的科学性应该建立在一定的学科体系、知识体系、专业体系、行业体系、现代话语体系和现代社会分工体系基础之上,否则,就谈不上年鉴整体上的科学性。这个问题,长期以来被淹没在“分类科学”这一描述性的价值目标之中。其实,“分类科学”这“四个字”并没有彻底解决分类的科学性问题。当然,中国精品年鉴记述对象的综合性和多样性,的确很难给年鉴框架设计分类的科学性提供统一的标准和尺度。但是,这一点,并不能否定我们对年鉴框架结构设计上分类科学性的反观和考量,更不能说年鉴框架结构设计没有一定的科学基础或者科学依据。最早,年鉴界提出年鉴分类要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但是,随着对年鉴分类科学性的探索,其局限性就“浮出水面”了。因此,在实践中,参照不同的分类标准是有益的,但切忌机械地照抄照搬某一种分类标准。

就记述内容分类上的科学性而言,年鉴记述内容涉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方方面面。年鉴的科学性要求记述内容的分类,无论是整体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应该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换言之,一部年鉴,大致上分多少个部分,究竟设多少个类目,每个类目下面设多少个分目,每一个分目下面设多少个条目,如何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上来统一建构这个体系,凡此种种问题,都涉及到年鉴的科学性问题。答案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科学依据之上。长期以来,虽然有一些相对固定的做法,但是,其科学性在何处,并没有太多人去考量它,也没有人可以说明清楚,更多的是依照习惯性思维或者参照前人的一些习惯性做法相互“模仿”。其实,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年鉴记述内容的分类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学科体系、知识体系、专业体系、行业体系、现代话语体系和现代社会分工体系基础之上。一部年鉴,无论是在框架结构设计上的分类,还是在记述内容上的分类,如果均不具有或者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那么,这部年鉴就一定不可能成为一部精品年鉴。

二、从中观维度来分析,中国精品年鉴基本属性主要有历史性、时代性、地方性和年度性

(一)历史性

历史性就是中国精品年鉴历史传承性的内在规定性。长期以来,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加之受时空条件的限制和约束,就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地方综合年鉴在编纂思想、编纂思路和编纂方法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从历史的角度看,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修志编鉴成绩斐然,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化的年鉴编纂之路。因此,在推进中国精品年鉴实践过程中,必须承认一部城市年鉴的历史性。现在,方志界有人试图探索建构一种全新的年鉴编纂思想、理念和模式,是谓“创新”。这本身没有错,也是一种进步的标志。但是,从目前中国年鉴编纂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来看,有许多问题仍然是规范性问题,而非创新性问题。如果这些规范性问题没有规范到位,那么,必然在追求创新性中裹挟着规范性问题。这样,不仅无法解决规范性问题,也无法解决创新性问题。讲历史性,一条基本原则在于中国精品年鉴一定是“遵循规范,崇尚创新”的产物或者说是“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产物。具体而言,就是深刻总结近40年中国年鉴编纂工作的基本做法和基本经验,深刻理解中国年鉴的概念、功能和作用,准确把握中国年鉴的基本属性及其本质特征,自觉遵循中国年鉴编纂的基本规律,坚持中国年鉴的正确做法,保持中国年鉴的基本风格,使年鉴编纂实践建立在一整套可认知、可操作的科学规范之上,而不能离开历史性谈创新性,把中国精品年鉴的历史性作简单化、虚无化的处理,更不能把中国精品年鉴神秘化、主观化、抽象化。中国精品年鉴,无论在编纂思想、风格上,还是编纂思路、方法上,一定镌刻着历史的印记。

历史性是由年鉴的共性与个性之间关系所决定的。首先,历史性体现在年鉴的共性方面。比如,从一部年鉴的整体结构上看,一般有三个部分组成,即卷首、正文百科、卷尾。[3]现在看上去,虽然这是一个非常简单问题,但是,这一定是历史的产物,充分体现一部年鉴的历史性。再如,年鉴的综合性就决定了年鉴在分类上一般采用综合分类法,实际上就是主要参照国内外的一些成熟的分类法,同时,考虑事物的实际存在状态,包括社会分工和社会存在,不能简单化、机械化、绝对化。再如,年鉴栏目一般分为类目、分目和条目三个层次,相对简明扼要、一目了然、层次分明。其中,条目是年鉴记述内容的基本单元。再如,年鉴的基本记述方法就是开门见山、直陈其事、事实说话,述而不论。作为共性,这些规范性的东西,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换言之,年鉴的历史性主要是通过年鉴的规范性表现出来的。

其次,历史性还体现在年鉴的个性方面。比如,《杭州年鉴》《广州年鉴》《南京年鉴》《成都年鉴》《深圳年鉴》《哈尔滨年鉴》等所有副省级城市年鉴之间一定存在个性特征。这些个性特征,就是年鉴的特色所在。历史性中蕴含着丰富的个性特征,将为年鉴创新提供历史之源。

综上所述,中国精品年鉴应该是规范性和创新性的统一体、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体、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

(二)时代性

时代性指中国精品年鉴框架结构体系和记述内容时代特征的内在规定性。时代性是年鉴“官书”性质所决定的,也是“时代”本身所决定的。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精品年鉴,作为“官书”,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准确、系统记述一座城市在贯彻落实党中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生动实践情况以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作为神圣职责和主要任务。

年鉴是标准的“应时之作”,其时代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年鉴的框架结构设计集中反映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状况和主要特征;二是年鉴的记述内容集中反映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和主要成就。对于任何一部年鉴而言,不可能有超越于时代的年鉴框架结构体系,也不应该有落后于时代的框架结构体系;同样,不可能有超越于时代的年鉴记述内容,也不应该有落后于时代的年鉴记述内容。可以说,中国精品年鉴,一定是一部时代之作,富有鲜明的时代性。时代性是中国精品年鉴的特质所在。

(三)地方性

地方性是中国精品年鉴记述空间的内在规定性。地方性就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个性特征的总和。《条例》规定:“地方综合年鉴”的记述范围是指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地方之间的差异性、特殊性决定“中国精品年鉴”具有浓郁的、鲜明的地域特色。

“中国精品年鉴”的地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年鉴框架结构设计要具有地方性特征;二是年鉴记述内容要有地方性特征。

就年鉴的框架结构而言,一座城市地方性的特征,要充分体现在一部年鉴的框架结构之中。沿海城市年鉴框架结构就要具有与沿海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相对应的特征,比如上海自由贸易区、港口经济。产业聚集城市的年鉴框架结构就要具有与城市产业发展格局相对应的特征,比如中国软件谷、中关村。区位优势比较明显的城市年鉴框架结构就要具有与其相对应的区域优势特征,比如,雄安新区、江北新区。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比较明显的城市年鉴框架结构要具有与其相对应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特征,比如秦淮风光带、大理古城。

就年鉴记述内容而言,要构建与城市个性化特征相对应的年鉴的类目、分目,同时,通过设立具体条目记述这座城市的个性化内容,使年鉴地方性物质化、具体化和鲜明化。如产业、教育、科技、文化、国际活动等。

作为一部中国精品年鉴,框架结构和记述内容除了具有一个地方的共性特征之外,必须具有一个地方的个性特征。这是由地方性所决定的。

(四)年度性

年度性是中国精品年鉴记述时间的内在规定性。一方面,表明年鉴记述内容在时间跨度上的约束性。一般而言,“所谓‘年度性’,就是选题选材以‘年’为限,上限是当年的元旦,下限是同年12月31日。”[4]年鉴不宜记述过往年度和未来年度的内容,这是年度性最基本的表征。但 “专记”中的必要背景资料和“城市概览”中“历史文化资料”除外。另一方面,表明年鉴记述内容必须以年度信息为主,从而使年鉴具有鲜明的年度特点。这里主要包括年度的基础性信息和年度重要信息。比如,年度奋斗目标、重大项目、重大举措、重大活动、重要成就、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等。现在,部分年鉴记述历史性内容太多,严格意义上是不符合年鉴年度性要求的。比如,设置“辉煌‘十二五’”类目,系统记述“十二五”期间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这种做法,富有创意但有悖于年鉴年度性的基本属性。可以用“专记”这种体裁形式记述相关内容,而没有必要设置一个类目。这样,就比较符合年鉴的年度性规定。

三、从微观维度来分析,中国精品年鉴基本属性主要有资料性、连续性、可比性、文献性

(一)资料性

资料性是地方综合年鉴的根本属性[5],是年鉴的生命力所在。一部年鉴,丧失资料性,就等于丧失生命力;缺乏资料性,就等于缺乏生命力。年鉴的资料性是衡量一部地方综合年鉴能否成为一部中国精品年鉴的终极标准。

资料性是中国精品年鉴记载内容的丰富、翔实和实用程度的内在规定。一是丰富的程度。一部年鉴,系统记述一座城市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基本情况,可谓是包罗万象;所以,其年度资料信息的丰富程度是一般读物所望尘莫及的。这也是《条例》所规制的。二是翔实的程度。年鉴的官方年度资料信息的翔实程度是一般读物所无法比拟的,这也是作为“官书”的权威性所在。三是实用的程度。年鉴,作为一部年度资料性文献,具有丰富、翔实的内容,加之年鉴的特殊体例,为读者及时查阅一个地方年度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提供一个有效信息载体。其年度资料信息的实用程度也是一般读物所无法想象的。

年鉴资料性体现在多样化的体裁之中。其主要体裁是年鉴条目。除了条目之外,还有专题图片、特载、专记、大事记、随文图片、表、录等多种体裁,充分反映年鉴的资料性。当然,这些形式的使用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要求。如专题图片,要紧密围绕一个地方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主线来选题,各专题之间要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每一个专题要点、线、面结合,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地充分表现主题、主线。只有这样,专题图片才富有资料性。专题图片,要主题主线突出、时代特征显著、地方特点明确、年度特色鲜明、骨神兼备,而不是杂乱无章、一盘散沙。随文图片,要人随事走,图随文行,互相映衬,相得益彰。“专记”必须选择一个地方年度经济社会发展中有代表性、典型性、价值性的重要内容,包括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项目、重大荣誉等。“专记”一般以三次文献为宜,且可以收录一些历史性的有关资料,从而丰富“专记”内容,提高年鉴的资料性。

(二)连续性

连续性是彰显中国精品年鉴功能和作用的内在规定。连续性,一是记述一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使然。连续性的资料可以历史地反映一座城市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如果年鉴资料没有连续性,那么,就无法反映一座城市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以及总体情况。只有在富有连续性的资料中,才能总结一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而把握一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预测一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方向。无论是创新驱动发展,还是产业转型升级;无论是公共管理领域,还是公共服务领域;无论生产领域,还是生活领域;事物发展变化的连续性均是客观存在的。二是年鉴的功能和作用使然。简言之,年鉴的功能和作用是以资料的连续性为基础的。在连续性的资料中可以揭示一座城市的发展轨迹,尤其是可以看出一座城市的兴衰起伏之规律所在。

连续性主要反映在年鉴框架结构体系、年鉴记述对象、年度基础性信息和功能性条目等方面。一是年鉴框架结构体系的连续性,框架结构体系具有一定稳定性,而稳定性又是以连续性为基础的。中国精品年鉴要建立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具有一定连续性的框架结构体系。二是年鉴记述对象的连续性。这是由事物发展变化规律和我国政治话语体系所决定的。从整体上讲,年鉴的记述对象虽然有一些年度性的变化,但是,其连续性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三是年度基础性信息的连续性。除非有新生事物的诞生,年鉴综合性条目中的关键记述要素或者信息单元必须具有连续性。三是年鉴功能性条目的连续性。为了准确反映不同年鉴条目类型在年鉴中的功能和作用,年鉴中常规性条目或者静态性条目称之为“功能性条目”或者“结构性条目”。这样,年鉴作为一个系统,其功能性条目必须具有连续性,在年鉴功能性条目的设置上必须具有连续性。

(三)可比性

可比性是中国精品年鉴资料价值的内在规定性。连续性、可比性都是年鉴资料性的基础。年鉴资料性首先表现在资料信息的密集程度,其次表现在资料信息的连续性和可比性。年鉴资料信息,主要包括文字、数据、图片、表格等等,不仅要有连续性,而且要有可比性。年鉴资料的可比性,包括纵向可比性和横向可比性,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微观基础。一是纵向可比性,是年度之间所有记述要素之间的可比性。如年鉴综合性条目中所有记述要素必须要有可比性。所有类目中的功能性条目(常规性条目)必须要有可比性。还有一些新生事物,上一年度也许是空白,但是,本年度产生了,他们之间同样存在一个对比问题。二是横向可比性,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选择一些具有可比性的城市,对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主要方面进行对比。这些内容可以可比性资料集中放在附录之中。

(四)文献性

文献性是中国精品年鉴文献价值的内在规定性。文献是记录、积累、传播和继承知识的有效手段,是人类社会活动中获取情报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来源,也是交流传播情报的最基本手段。年鉴是一个资料信息载体,也是一个知识传播载体。年鉴是一部系统记述一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或者基础性信息的权威的年度资料性文献。

年鉴的文献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主要反映在年鉴的历史价值、知识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四个方面。历史价值就是年鉴具有存史资政育人之功能和作用;知识价值就是年鉴具有传播知识的功能和作用;学术价值就是年鉴具有揭示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功能和作用;社会价值就是年鉴具有为社会提供资料信息服务的功能和作用。

一般而言,从文献性来看,一部年鉴均由一次、二次和三次文献组成。其中,一次文献约占10%、二次文献约占40%、三次文献约占50%。[6]所以,中国精品年鉴,作为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文献性。

综上所述,探讨中国精品年鉴基本属性问题,不仅有利于准确把握中国精品年鉴的本质特征,而且有利于推进中国精品年鉴的实践过程。中国精品年鉴一定存在一个相对科学、相对统一和相对稳定的评价体系。建构这个评价体系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中国精品年鉴基本属性问题的认知程度。这个问题,伴随着中国精品年鉴工程的实践过程,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

(作者简介:柳云飞,江苏六合人,管理学博士,教授,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南京市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南京年鉴》副主编。)

参考文献

[1][6]王守亚,主编.年鉴论坛:第五辑[G].北京:长城出版社,2015:11、6.

[2][5]杨军仕、王守亚,等.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教程[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6:10-11.

[3]唐剑平.年鉴撰写与编辑[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3:77.

[4]许家康.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M].北京:线装书局,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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