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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盆社酿,石鼎山茶——范成大在石湖

2020-09-15 10:54:54信息来源:浏览次数:字体:[ ]

石湖境阁


淳熙十年(1183)的秋天,范成大得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疾病。他自幼一直体弱多病,但这场病却让他郁郁寡欢了好长一段时间,以至五次上表求归,但均未获批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因政事与宋孝宗意见不合后,心灰意冷,索性卸了资政殿大学士一职,到临安府洞霄宫挂一份闲差,也不用上班(这是南宋王朝政策许可范围内的事,绝非现在的吃空饷)。然后,他就回到了家乡,在石湖之畔开始了心慕已久的退隐生活。

这次回到石湖,直到绍熙四年(1193)去世,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范成大在石湖之畔种梅、养菊、会见朋友、写诗、编纂《吴郡志》,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平静从容又风雅有致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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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田园杂兴》是范成大的代表作。诗前有小序云:“淳熙丙午,沉疴少纾,复至石湖旧隐。”

既然是“复至”,说明此前也返回过石湖,甚至不是一次两次了。事实上,从绍兴二十六年(1156)赴任徽州司户参军算起,他在仕途生涯中有过多次回乡小住的经历。早在乾道七年(1171),他就在石湖之畔破土动工修筑别墅了。这一年三月,宋孝宗欲用奸臣张说,范成大拒不草制,这让宋孝宗既尴尬又为难。几个月后,张说一事持续发酵,范成大顿觉在朝廷难以立足,遂提出请辞,以集英殿修撰的身份担任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一职。赴任之前,他先折返苏州,直到次年十二月七日才从苏州出发,前往桂林。

石湖别墅,大抵就在这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修筑的。

应该说,石湖别墅的修筑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只是这一次,他开始了真正意义的破土动工。在范成大看来,他告老还乡,更是一介书生,他得把自己的房子弄得像模像样。他选了一块地,就在越城之南,随地势高下而设堂、馆、轩、亭等,相继建有“北山堂”“玉雪坡”“锦绣坡”“梦鱼轩”“盟鸥亭”等建筑。以别墅为核心的这个古老村落,因其名望而称为范宅。范村是范宅之南一圃,原是他人七十间房舍,范成大购置后将房屋全部拆除,以其地三分之一植以梅树,构以亭台堂榭,并将此圃命名为范村。

在成书于1173年的《骖鸾录》里,范成大叙及他于丰城观赏芗林、盘园之后,顺势补记了一笔:“始余得吴中石湖,遂习隐焉。未能经营如意也。”据此可知,他当时对石湖别墅的修筑并不满意,但在他的好朋友周必大看来,则已经是“登临之胜,甲于东南”。

所有这些,都佐证了这样一个事实:早在南宋,石湖别墅就已经是一座名闻江南的私人园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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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十年(1183),回到石湖的范成大,算是真正安居下来。他徜徉于石湖山水间,不问时事,写诗、编纂方志。诗是《四时田园杂兴》,地方志就是《吴郡志》。

《四时田园杂兴》是范成大隐居石湖后陆续创作的一组大型组诗,时间跨度大,内容齐全,分为 “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五辑,每辑12首,共计60首。范成大在古代诗坛的地位,也正是由这组诗来确立的。钱钟书在《宋诗选注》里不无夸赞地说,“这是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成大者”。古代的田园诗,其源头要追溯到《诗经》,而东晋诗人陶渊明则是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他的田园诗自成一派,一直影响着后世诗人创作的发展。整体而言,中国古代的田园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陶渊明为代表,描写恬静的归隐生活和自然景物的“田园牧歌”,另一类是以唐代诗人王建为代表的新乐府式“田园诗”,反映农民生活疾苦。而范成大的田园诗,恰好将这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四时田园杂兴》60首之所以是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就因为它不仅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田园诗,实现了由言情志向观民风的转变,并且成功地运用了代言体。在这些诗作中,范成大代人设辞,假托农人身份与口吻,站在底层的立场,为人民发声,跳出了之前田园诗远距离素描的窠臼,因此,《四时田园杂兴》不再是居高临下式的悲悯,而是更深入更真诚地状写农民生活,更具乡村生活气息。除此之外,《四时田园杂兴》独具魅力的地方则在于对吴文化的精彩呈现。范成大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他回到故乡后的创作,处处可见对吴文化的捕捉。以蚕桑为例,《四时田园杂兴》里就有好多相关的句子,无论是“桑叶小新绿未成”还是“满窗晴日看蚕生”,无论是“三旬蚕忌闭门中”,还是“采桑时节暂相逢”,他都在极力抒写着故园的风土人情。当然,这组诗的诞生,固然是范成大大半生的积淀,但石湖之功也不可忽视,因为诗里既有石湖的湖光山色,也有石湖一带的风俗民情,它们经由范成大以一个诗人的敏锐捕捉,构成了一幅南宋的田园生活图。

其实,范成大在石湖,除了写下《四时田园杂兴》60首之外,还写了一组《村田乐府》,虽然关注者甚少,但也是一组风格迥异的作品,正如序中所说,“以织土风”,这些诗生动呈现了石湖一带乃至吴地文化的各种风俗,灯市、田蚕等生活习俗都在他的诗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吴郡志》是流传至今的苏州史志上极具权威的一本书。

作为一介归隐的官员,范成大有着为故土立传的伟大梦想,这也是古代文人的写作立场。况且,他本身就是一位优秀的博物学家,早在广西任上就编纂过《桂海虞衡志》,详细记载了岭南一带的物产与风土人情。而且,他于辗转流离的仕宦生涯中相继写下的《揽辔录》《骖鸾录》《吴船录》,为他后来编写《吴郡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培养锻炼了他志书撰写的敏锐性。

因为是给故乡编志,范成大编纂《吴郡志》更加用心、卖力。他汇辑唐代陆广微《吴地记》、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等旧籍,广采史志,补充新事,于绍熙三年(1192)终于完成这部皇皇巨著。《吴郡志》采用门目体,分沿革、分野、户口税租、土贡、风俗、城郭、学校、营寨、官宇、仓庾、坊市、古迹、封爵、牧守、题名、官吏、祠庙、园亭、山、虎丘、桥梁、川、水利、人物、进士题名、土物、宫观、府郭寺、郭外寺、县记、冢墓、仙事、浮屠、方技、奇事、异闻、考证、杂咏、杂志39门,共计50卷。《吴郡志》的显著特点有二,一是艺文没有单独列出,而是将其分附各门之下——这种志书的写法得到了志界首肯,后人纷纷效仿;二是强化了地域特色,将虎丘单立一门,与山并列,开方志门目“升格”之先河。

范成大像(清道光)

完成编纂《吴郡志》的第二年,范成大就去世了,但丝毫不影响《吴郡志》的广泛传播。绍定二年(1229),经汪泰亨等人增订,《吴郡志》开始刊刻付印,记事亦止于该年。最初谈及《吴郡志》抄本流传的是袁宏道。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他在给董思白的一封信里,这样谈道:“《吴郡志》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乘《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后来,他的弟弟袁中道在《游居柿录》里也论及此书:“继晤董太史思白曰:‘近有一书,名《吴郡志》,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丰。”

显然,《吴郡志》在明代已经是文人雅士的案头之书了。

如果从方志学的发展史来看,《吴郡志》得到了方志学者和文献学家的认可,就连编纂过《姑苏志》的王鏊都称赞“范志竣而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是赞不绝口:“征引浩博而叙述简核,为地志中之善本。”不得不承认,《吴郡志》对中国方志史的贡献是巨大的,它承上启下,是宋代方志体例定型化的扛鼎之作,也是研究苏州地区历史及其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文献资料。而且,倘若从区域文化学的角度来考察,范成大修志看似是一己之为,实则影响深远,开启了石湖一带文人世家对吴中胜景人文渊薮的不停追寻。到了明代,世居石湖的卢氏和莫氏两大家族,其子孙为了“不使先贤故实隐而不彰”,纷纷效法范成大编修志书的文化行为,流传至今的就有卢襄的《石湖志略》和莫震的《石湖志》。其中,前者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后者收入《续修四库全书》。

3

隐居下来的范成大,在石湖别墅跟新朋旧友诗酒酬唱,品茗赋诗,度过了一段快乐而浪漫的时光。

这期间,他与后来同被尊为“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唱和之作最多。早在四年前的淳熙六年(1179)二月,杨万里调任广东,任广东东路提举常平盐茶公事一职时,在待阙回江西老家时专程来到苏州,与范成大相游石湖,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他从常州经望亭到达苏州后,当即写了一首《泊船百花洲,登姑苏台》。两人相见之后,范成大白天陪着他闲逛石湖,一览山水美景,晚上秉烛夜谈,抵足而眠,留下一段佳话。归隐石湖的范成大,常常会忆及这些美好的往事,并赋之于诗。

范成大一边回忆旧日往事,一边在石湖边经历着尘世间的一场场送别。

他任职成都时,与富顺的杨商卿结下了深厚友谊。他离开成都时,执手相送的队伍里就有杨商卿。杨商卿,亦名杨光,四川省遂宁人,淳熙间任富顺知监,有作品《淳熙丁未初伏奉亲避暑中岩》存世。多年后,重情重义的杨商卿专程来到石湖看望范成大,相聚数日,在临别之际范成大赋诗相送,诗题颇长,名曰《富顺杨商卿使君,曏与余相别于泸之合江,渺然再会之期。后九年,乃访余吴门,则喜可知也。今复分袂,更增惘然,病中强书数语送之》。全诗如下:

合江县下初语离,共说再会知何时?

寿栎堂前哄一笑,人生聚散真难料。

青灯话旧语未终,船头叠鼓帆争风。

草草相逢复相送,直恐送迎皆梦中。

昨闻亲上安边奏,玉阶从容移禁漏。

天香怀袖左鱼符,归作双亲千岁寿。

我今老病塘蒲衰,君归报政还复来。

万里傥容明月共,更期后梦如今梦。

姜夔也是造访石湖较多的一位文人。他第一次来石湖,是淳熙十四年(1187)初夏。这一年,经杨万里介绍,他持诗来到石湖,范、姜两人一见倾心,分别后情谊更深。姜夔本是一个不甘贫穷、向往过上富裕日子的浪荡之人,他依萧德藻在湖州生活下来后,经萧介绍,到杭州认识了杨万里。杨万里苦于无力帮助,就把他推荐给了范成大。范成大的生活境况相对较好,算是石湖一带为富一方的名士。姜夔来的时候,杨万里还专门写了一首《送姜夔尧章谒石湖先生》以记其事,结尾的“翻然却买松江艇,径去苏州参石湖”,有种两肋插刀的侠义之情。有趣的是,两人一见如故,范成大特别喜欢这个比他小20多岁的诗人。这段历史,在夏承焘的《白石辑传》里也有描述,“尝以杨万里介,谒范成大于苏州,成大以为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

此后十年间,姜夔一直往返于苏、湖之间,留下了不少有关石湖的诗作。

绍熙二年(1191),姜夔冒雪复来石湖,停留了一个多月时间。姜夔踏雪访友,温一壶酒,赏梅写诗,多么风雅的日子啊。遗憾的是,这一年,“梅开雪落,竹院深静,而石湖畏寒不出”。范成大因为身体欠佳,无法作陪,都是姜夔一个人在园林里玩,像是玩自家的园子,随意且自在。姜夔的《暗香》《疏影》深得范成大喜欢,遂让家中的乐工和歌女演奏。其中,歌女小红特别喜欢这两首词,唱得甚是深情。是年除夕之夜,姜夔要返回湖州,范成大顿生成人之美之意,将小红嫁与姜夔做妾。宴罢,姜夔携小红从石湖行舟启程,途经吴江垂虹桥时触景生情,百感交集,又得一诗:“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

自此以后,姜夔谱曲,小红吹唱,在湖州留下一段佳话。

若干年后,海派画家任伯年画过一幅《小红低唱我吹箫》。

4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谱录作为依事物类别而系统编撰的书籍,是一个光彩熠熠的独特门类。谱录的写作体系大约至唐代已基本形成,而宋代则是一个大放异彩的时代,尤其是与园林花卉、市井生活息息相关的谱录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颇有卷帙浩繁之势,成为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当然,这既与宋代休闲生活的发达、市民生活的深刻变化有关,也与宋代文人的心态有关。范成大退居石湖后,广收梅、菊品种,植于所居之范村,同时他也自觉投入到谱录写作当中,著有《范村梅谱》《范村菊谱》各一卷。

范成大一生爱梅,咏梅、赏梅、记梅之事早就见诸字里行间。据不完全统计,他的诗集里大约有近两百首的诗词跟梅花有关。他在《梅谱》序言中坦言:

梅,天下尤物。无问智贤愚不肖,莫敢有异议。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有无多少,皆不系重轻。余于石湖玉雪坡,既有梅数百本,比年又于舍南买王氏僦舍七十楹。尽拆除之,治为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与梅。吴下栽梅特盛,其品不一,今始尽得之。随所得为之谱,以遗好事者。

随后,他对江梅、早梅、官城梅、消梅、古梅、重叶梅、绿萼梅、百叶缃梅、红梅、鸳鸯梅、杏梅、蜡梅12种梅的名称、形状及其生长规模和观赏价值,作了较为具体的记述。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梅花专著,《范村梅谱》反映出范成大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当然,这也是他在长期种植梅的生产实践中经过深入细致的观察积累而成的。应该说,《范村梅谱》对研究我国古代园艺发展史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我国梅文化的发展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除了《范村梅谱》,范成大还著有《范村菊谱》。古代菊谱的开山之作是刘蒙的《刘氏菊谱》,在菊谱史上另一本比较重要的著作是晚年寓居苏州、自号“吴门老圃”的史正志的《史氏菊谱》。而范成大的《范村菊谱》比前者简略,但弥补了《刘氏菊谱》对菊花栽培技术语焉不详的缺点,又比后者详尽,恰到好处地对范村的36种菊花“悉数谱之”,还分析了世人爱菊的原因。《范村菊谱》最重要的价值则在于,一是记录了吴下老人的艺菊之法,二是记录了菊花摆出造型以供观赏的风雅之事。

《范村菊谱》的序里,有这样一段话:

爱者既多,种者日广。吴下老圃,伺春苗尺许时,掇去其颠,数日则歧出两枝,又掇之,每掇益歧。至秋,则一干所出数百千朵,婆娑团栾,如车盖熏笼矣。

梅和菊,仿佛范成大石湖时光里的两个丽人,有红袖添香之美,抚慰着一个沧桑老人的心。

5

故园,永远是游子的乐土,或者是避难所。

无论是日常返乡,还是遭遇弹劾,范成大只要来到石湖,就会沉醉于石湖的湖光山色中。而这一次,他真正隐居下来,无论外面的时局多么动荡,人事多么起伏,他都要在这里安度余生了。闲下来的时候,他会和友人荡舟石湖,尽享逍遥人生。他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中秋泛石湖记》,另一篇是《重九泛石湖记》。尽管两次出游的宾客不尽相同,但文中都真诚地记录了纵舟石湖潇洒旷达的快意人生。不仅如此,他还在石湖边上放下曾经位居高官的身份,下田耕作,和当地农民一起享受劳作的愉悦与快乐。他甚至一幅农民的模样。他的《检校石湖新田》,记录的就是这段经历:

今朝南野试开荒,分手耘锄草棘场。

下地若干全种秫,高原无几漫栽桑。

芦芽碧处重增岸,梅子黄时早浚塘。

田里只知温饱事,从今拚却半年忙。

但是,归隐田园的人生理想终究还是被南宋王朝的政事牵绊着,盘绕不息。尽管他常常痴迷于朋友的诗酒酬唱,也沉醉于家乡某一场农事的丰收,但时时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飘零之感。毕竟,一个在南宋王朝的政治舞台上滚打摸爬长达三十余年的官员,即使回到故乡,也是无法彻底剪断与时局的所有关系,树欲静而风不止大概说的就是这种苍凉之感。

淳熙十五年的十一月,他就接到了朝廷的一纸诏书,命他知福州。这一年,他已是63岁的老人。已经看惯了石湖的梅花,看惯了石湖的潋滟水色,让他重返官场,继续面对复杂的人事,哪有这样的精力与心思呢。于是,他再三请辞,然而终不得允。于是,次年二月,他动身赴任。庆幸的是,行至婺州(今浙江金华),当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再度请辞时,却意外得到允许。于是,他原路折返,在石湖边继续其归隐生活。

如果说福州之行有惊无险的话,那么,绍熙三年(1192)的范成大终究没有躲过一劫:他加资政殿学士,起知太平州(治所在今安徽当涂)。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出仕了。也许,是因为上次途中请辞,这次他实在不好意思再开口了,于是,咬牙坚持,踏上了赴任之路。上任不久,随行的次女就去世了。一个67岁的老人,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痛苦面前,身体难以支撑,最后,他不得不奉辞返乡。

《范成大年谱》载,是年六月,他复回至石湖边。

6

绍熙四年(1193)农历九月初五,范成大去世,享年68岁。赠少师,追封崇国公,谥文穆,最后归葬石湖以西的天平山仰天坞中。一介内心赤忱的文人,一个在昏庸的王朝里政声清廉政绩颇佳,仕宦足迹遍布桂林、成都、建康(今南京)等地的官员,波澜壮阔的一生终于在石湖边谢幕,留下了视死如归的使金故事以及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而他的临终遗言是让长子范莘向杨万里求序——给自编诗集《石湖诗集》写序。一个病中的人,一个垂垂老矣不久于世的人,临终之际心心念的还是自己的文章与序言,这是多么热爱自己的文章啊。

石湖一带的子民,一直没有忘记他。

明代的卢雍、卢襄兄弟,一直视范成大为自己的乡贤楷模,他们相互勉励:“他日有余力,当作书院以祀公。”明正德十三年(1518),卢雍为监察御史,决定了却当年心愿,与父卢纲、弟卢襄商议,共同建造书院,祭礼范成大。卢襄在《石湖志略》里谈到,“妙音庵之左,茶磨山之右,通衢下临石湖,与盟鸥亭相直,地凡数亩。故为里民张姓所有,榛莽丛荟。家君以数十金购得之,芟薙垦辟,平旷幽迥,而古木修篁,出于冈陇间矣。”“购地之后,作书院一区。郡守永康徐公赞以昆山旧额来揭之。经始于己卯,落成于辛巳。”差不多在正德十四年(1519)至正德十六年(1521)三年间,范成大祠堂建成。

心细如发的卢雍在书院建造时,一直在四处寻觅范成大的翰墨。功夫不负有心人,正德十五年(1520)冬天,有客自浙东来苏,携带一手卷,乃范成大手书《四时田园杂兴》,卷后有范成大跋语,称于淳熙十三年(1186)手书寄同年抚州使君和仲,以启日后两地间的诗作唱和。经反复鉴定,确为范公真迹,这让卢雍欣喜若狂,遂出重金购得。更令人惊奇的是卷末有“卢氏家藏”四字。虽然不能确定抚州使君和仲是否姓卢,但辗转之后终被卢姓收藏,亦是一段佳话。王鏊对此感叹道:“独念兹卷始藏卢氏,复数百年兵火乱离,几经变故而以归焉,复归之卢氏,其不有数乎!岂文穆冥冥之中来歆庙祀,鉴侍御之诚,特以其家故物完璧归之乎?”得此墨宝之后,卢雍亲自临摹勒石,置于祠壁。田园诗碑、宋孝宗御书“石湖”碑和范成大像是祠堂的三大镇祠之宝。但时光流转,唯有诗碑历劫不毁而保存至今。后来被改称为石湖书院的范成大祠,虽然在明代是沈周、唐寅、文徵明等文人才子的读书作画之地,但由于卢氏后人家道中落,无力管理,书院全靠僧人维护。大约在万历四十年(1612),范仲淹十七世孙参议范允临来游时,“得一穹碑于丰草萦蔓之中,宋阜陵手书‘石湖’宸翰岿然在焉。于是始复故址。”后来,崇祯、嘉庆年间均有修缮,但最终却彻底毁于太平天国期间。

现在,世人所能见到的范公祠,系1984年3月重修并于三年后正式对外开放。正门上有砖额“石湖书院”四字,系当代大书家启功笔迹。背后有砖雕门楼,额“越城旧隐”。进门即前院,南侧围墙开有洞门,门外遍植梅花。围墙东北侧呈弧形,嵌有“宠光奕世”石刻。正厅三间,悬匾“范文穆公祠”,中有立屏一块,正面介绍祠堂,背面介绍范成大生平。最后一进悬匾“寿栎堂”,抱柱联曰:“万里记吴船,蜀水巴山经过处;千秋崇庙祀,行春串月感怀时。”联系邓云乡所撰,字系顾廷龙所书。正中一石台,范成大的铜质塑像端居于上,他手执书卷,目光清澈。

儒雅风流的他,望着石湖,会想些什么呢?

(作者简介:叶梓,苏州市吴中区文化馆副研究馆员,中国作协会员,获甘肃黄河文学奖、孙犁散文奖、鲁藜诗歌奖、“飞天”十年文学奖等文学奖项若干。出版有诗集《馈赠》,散文集《穿过》《流浪的诗圣》《天水八拍》《茶痕:一杯茶的前世今生》《山水客》等7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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