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迁特色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谋划刍议﹡

发布日期:2021-01-26浏览次数: 字号:[] 作者:蔡兆银 蔡润民 来源:《江苏地方志》2020年第 6期

提 要:宿迁市是江苏省唯一拥有“大运河三个历史阶段不同主航道”的城市,针对大运河宿迁段的文化内涵,文章提出宿迁段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破题的四点设想:围绕水工文化,建设水利遗址大公园;围绕漕运文化,开辟大运河体验旅游线;围绕安澜文化,打造祈福博爱新高地;围绕戏曲文化,提升非遗资源附加值。

关键词:大运河文化带 宿迁 文化内涵 建设设想


大运河江苏段全长690公里,流经8个设区市、37个县(市、区),共有7个遗产区、28个遗产点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宿迁作为年轻的设区市,是唯一拥有大运河三个历史阶段不同主航道的城市,两岸遗产众多,虽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只有一点一段(即乾隆行宫、41公里中运河宿迁段),但内涵丰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有很多工作要做。

一、围绕水工文化,建设水利遗址大公园

宿迁地处淮河水系中尾、沂沭泗水系下游,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区,冷暖空气交汇频繁。大水年份,承接淮河上中游15.8万平方公里和沂、沭、泗河上中游5.8万平方公里洪水汇集下泄,自古以来就是洪水走廊,历史上宿迁县治曾因洪水而三迁,域内居民更是深受其害。与洪水作斗争,兴利除害,从没有停止过。

历史上,闻名于世的超级水利工程浮山堰、高家堰、归仁堤、中运河等,都在这块土地上,都有宿迁先民的贡献。在黄河侵泗夺淮的661年间,清江浦以北的京杭运河,受黄河改道影响,迂缓难行,非常危险,断缆沉舟事故经常发生。因此,明清时期商人行旅凡是由南向北的,一般都是到清江浦石码头舍舟登陆,北渡黄河,到王家营换乘车马;而由北向南者,则到王家营弃车马渡黄河,至石码头登舟扬帆。所以石码头、王家营为“南船北马”的交会之地。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宿迁中运河开通后,黄运分立,避黄济运,原经宿迁西向的“通京大道”改由永济桥向北、直插山东郯城进京,“南船北马”交会之地由淮安北移宿迁。河道总督靳辅上任后常驻宿迁治河工地,可以说,“南船北马”的机关设在淮安,但运河水利工程多在宿迁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宿迁域内开展了导沂整沭工程和18.4公里的骆马湖南大堤筑堤工程。为了改变苏北贫穷落后的面貌,江苏省委、淮阴地委提出旱改水。为了解决水源,1958年宿迁县委作出战略决策,把骆马湖季节湖改为常年蓄水的水库。之后在“农业学大寨”中,大力兴修水利,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建成宿迁“大控制”工程、皂河水利枢纽、嶂山水利枢纽、刘老涧水利枢纽、泗阳水利枢纽;建成宿迁来龙灌区、皂河灌区、船行灌区,泗阳众程灌区、运南灌区,沭阳沂北灌区、柴塘灌区。

中运河宿迁段水利枢纽工程示意图(江苏省骆运水利工程管理处 提供)

水工文化是宿迁112公里大运河(中运河)的典型特征。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宿迁境内留下了众多的水工遗存,其中水道8项:清代中运河宿迁段、元明黄河故道(古泗水)宿迁段、隋唐大运河之通济渠(老汴河)泗洪段、龙窝塘、龙门口、六塘河、伍家沟、崇河;水源工程2项:洪泽湖、骆马湖;水利工程设施8项:浮山堰、归仁堤、骆马湖大堤、皂河水利枢纽工程、宿迁水利枢纽工程、嶂山水利枢纽工程、刘老涧水利枢纽工程、泗阳水利枢纽工程;航运工程设施2项:皂河老船闸、刘老涧老船闸;运河设施和管理机构遗址3项:顺河大营、林家庄大营、关坝台。

在同大自然的抗争中,宿迁人民也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在工作中表现为穷办苦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了改变命运,过上好日子,始终有一股劲——上下一致的冲天干劲,有一种精神——永不满足、勇于探索、敢于争先的精神。河工的磨难,水工的智慧,造就了“负重拼搏、团结奋进、雷厉风行、争先创新”的宿迁精神。建设水利遗址大公园,就是要体现这种精神,发扬这种精神,传承这种精神。

建设水利遗址大公园,首先要树立样板。2014年,宿豫区启动建设水利遗址公园,以井头翻水站为依托,利用旧机房建成800平方米的水利博物馆,遗址公园地处骆马湖、六塘河口,宿迁船闸东、运东灌溉总渠首,片区水面交织、河网交错,亦是清朝永济桥遗址所在,周边还有人防训练基地、徐海蚌地区红十五军三师纪念园、宿迁唯一的动物园,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应系统谋划、科学规划、提高站位,建设宿迁水工科技展示体验园,提升改造宿迁水利博物馆,挖掘复建72孔永济桥,再现当年“淮北大寨”的壮丽画卷。

其次,要保护水工遗存。设立地理标识,划定保护范围,建立保护制度,明确责任主体。成熟一个开发一个。宿迁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基础研究还没有跟上,当务之急是要抓好保护,善于留白,不能搞破坏性开发。要在基本情况清楚、基础研究扎实、考古挖掘成熟的前提下,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不盲动,不冒进,全市一盘棋,统筹推进,系统建设,突出保护,合理利用。要杜绝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要在全国《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框架下,围绕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理念去思考、去规划、去建设。

二、围绕漕运文化,开辟大运河体验旅游线

大运河的开辟,目的是为了运输,而漕运本义即水路运输。漕运为中国历朝历代所重视,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和管理体系。漕运用的船叫漕船,漕船运载的粮、米,叫漕粮、漕米,驾驶漕船的官兵和民工叫漕军、漕丁和漕夫。

漕粮主要产于江浙地区。唐时建都长安,漕运干线由扬州经邗沟至楚州,再经淮河、通济渠、黄河、洛水等河道,由东往西转运长安。

元代建都北京,漕粮以海运为主。由于船小、无机械动力,海运风险大,遂把漕运目光转向黄淮海东部平原上南北水系。明永乐年间,工部尚书宋礼奉命重开会通河。宋礼用汶上“老人”白英之策,建成南旺分水工程,使汶水“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改善了山东段运河的通航条件。之后海运停止,漕运全由运河承担,大运河便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清康熙六年(1667)14岁的康熙皇帝亲政。当年,黄、淮(洪泽湖)运并决,沿线下游州县,尽成泽国,漕运中断,御案上堆满了各地的灾报,京师陷入混乱和恐慌之中。多年之后,康熙回忆说:“朕自听政以来,以三藩、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1]河务是为了漕运,朝廷用度、官俸兵饷、百姓生计都要靠南方漕运,平三藩也要有粮草作保障,可见漕运的重要性。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巩固和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建立卫所制度,以军隶卫,军户世袭,寓兵于农,守屯结合。“大致成化年间,内河运军共121卫、22所,人数约12万人,漕船1.1万余艘,每年运送漕粮400万石”。[2]清乾隆中后期卫所长期保持44卫、12所,其中江苏有10卫。和民运相比,军队更有纪律 ,漕粮更有保障。加上民船民夫,数十万军民分布于千里运河之上,“随帮有备,到处皆兵。无事则为鸣榔击楫之夫,有事则为荷戈挽强之众,无论漕糈永保,而折冲亦有赖矣。”[3]

每船配以10名运丁,1人领运,9名水手协同挽运。每年万余艘漕船正常行驶在千里运河之上,再加上民间商船,千帆竞发,一派繁荣景象。明清官府为了鼓励漕运,允许漕船沿途招揽货源,代客运输大宗货物,往来贸易,加速了商品流通。南来北往,上百万军民从事运事,促进了东西南北人口流动。南船北马,带来了衣着穿戴、饮食习惯、风土人情的碰撞和交流,促进了文化融合、民族融合。

自古以来,宿迁都是运河绕不开的交通枢纽。明洪武四年(1371),为防御倭寇,明朝颁布“海禁令”禁止海运,使得内河漕运更加繁忙。宿迁作为漕运最重要的枢纽地带之一,汇聚了南来北往的各路商人,南北文化在此交融。明成化年间,闽南商人大量汇集宿迁,福建湄洲人始建娘娘庙;清康熙年间,福建商人按“庙馆合一、人神共处”的规制,兴建闽商会馆、天后宫,作供奉祭祀、商旅客栈之用,妈祖文化遂在宿迁落地生根、广为传播,泗阳县城2014年新建成的妈祖文化园就是历史的见证,妈祖文化成为宿迁漕运文化的一个缩影。加之历史上宿迁的行政区划不断变更,南北各种文化的渗入,形成了宿迁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比如,汉语要表达“OK”(好)这个意思,从全国来看,主要用“管、行、好、中”这四个字,如山东一带用“管”,河南一带用“中”,但在宿迁这四个字通行通用;风俗方面,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朋友都可以在宿迁找到自己家乡的影子。

繁忙的宿迁中运河水运交通枢纽

2019年11月底,宿迁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会组织成员到大运河北线济宁、聊城、沧州等地考察,济宁以北运河断流断航,当地人羡慕宿迁112公里运河水长流,船棹游,那是文化在流淌。而我们却习以为常。我们习惯行走在两岸看运河。建议在宿迁开辟项王故里到皂河乾隆行宫的水上旅游线,出行坐惯汽车、高铁、飞机的人们,坐一坐旅游船,从水上欣赏一下大运河沿线风景,体验一次乘船的慢生活,然后由河入湖(骆马湖),换乘快艇,饱览大湖风光,品尝湖鲜美酒,再登上三台山花海衲田,看不一样的诗和远方。换个视角看宿迁,要求我们要优化城市天际线,美化滨河建筑立面,丰富沿岸景观层次,建设游船码头、生态骑行车道和人行步道等休闲慢道系统,配套建设一批养老基地、旅游民宿和特色小镇。把大运河宿迁段尝试作为一个大遗址、线状遗产进行活化,努力打造一个世界遗产的黄金旅游线。

2020年9月底,大运河文化带宿迁段建设进程中的标志工程——宿迁中心城区运河湾公园正式开园。运河湾公园设计“以河为线,遗址为点,以点串线,以线带点,展运河文化”。公园建筑以运河漕运船为灵感,整体建筑呈船形驶向运河,引领宿迁“新运河时代”。整体空间布局上,体现了沿岸地区的人文特色和历史风貌。南面为绿化公园,北边建设有城市运河记忆馆、靳辅广场、苏玻广场、城市阳台、游客服务中心等游憩服务建筑,集文化、艺术、观赏、休闲为一体,体现了运河湾雄壮独特的特色景观。

三、围绕安澜文化,打造祈福博爱新高地

安澜文化的代表建筑——敕建安澜龙王庙,位于宿迁市区西北20公里处皂河镇。始建于清顺治年间,康熙二十三年(1684)改建,雍正五年(1727)重修后命名为敕建安澜龙王庙。该庙东北濒京杭大运河,与骆马湖毗邻,南临黄河故道,占地2.2公顷,总建筑面积近2000平方米,坐北向南,三院九进,有殿阁亭台20多处。历史上皂河是水陆交通要道,也是洪水走廊,黄河曾在这里多次决口。这是清代皇帝为祈求龙王安澜息波、消除水患而建的祭祀建筑,因乾隆帝下江南驻跸于此,故俗称乾隆行宫。清康熙、乾隆两帝南巡曾到龙王庙祭祀或遣官祭祀。经文物专家考证,这是全国众多龙王庙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千里运河线上唯一保存完好的清代北方官式古建筑群。200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王庙也是安澜文化的典型建筑,宿迁城区就有四处,一处在旧城的东隅、中渡口偏南,有西大殿三间,砖木结构,有山门配屋,占地300多平方米,现无迹可寻。第二处在旧城东南隅、中运河西堤上,宿关以北,大门向东,面对运河,正殿三间,颇为高大,北屋三间为观音殿,南屋四间为客堂和居室,大门三间,中间走道,两边为耳房。现在建筑还在,香火很旺。第三处在旧城的西南隅、古黄河东堤下,称为金龙四大王庙,正殿有大王塑像,东西面均有配屋,大门有门楼走道,占地约1000平方米,早已无迹可寻。此外旧城西北隅还有中天王庙。泗阳旧城杨工堤上,也有大王庙。大王庙里一般供奉着当年治河(水)有功的官员,还有依据民间传说衍化而来的水神、河神。现存宿迁大王庙主祭郑绪、靳辅等人。明清时期,大运河是南北漕运、民运的通道,往来船只众多,遇到各种风险在所难免,在对大自然灾害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人们往往祈求神佑,自然而然,过往船只路过大王庙,皆要烧香祭拜,乞求平安。

天后宫,又称闽商会馆。宿迁城里有一处,在新盛街北首,由福建商人共建,馆内有天后宫殿,奉祀妈祖神。泗阳县众兴镇西骡马街也有一处天后宫,规模宏敞,殿宇辉煌,现扩建成妈祖文化园。闽商通过行运,来到宿迁,建宫供奉海神,求得水运畅通,平安无事,同时也是商旅歇脚、聚会之所。

除了上述龙王庙、大王庙、天后宫等带有明显水运大运河特征遗存以外,宿迁境内众多寺庙也反映了先民在长期同大自然抗争中生存的艰辛和无奈。据旧志记载,民国时期宿迁县城区就有寺庙道观61处之多,运河沿线的泗阳县城亦有40多处。如此多的寺庙、道观、坛阁,方便了船民就近祭拜。晨钟暮鼓响,经声佛号扬。

众多的寺庙道观中,数极乐律院名气最大,香火更旺。极乐律院始建于唐代,原名马神庙,大诗人李白曾游历驻院较长时间。明崇祯十七年(1644)改名极乐庵。因庵内第一代当家和尚法号“占一”,是释氏五派之一的“律”派,因而命名为“极乐律院”。清末江浙一带流行“上有五台山,下有极乐庵”。是西藏黄教喇嘛正宗。清光绪年间,该院获皇帝加封,赐《藏经》一部,并赐封号为“敕赐极乐律院”。庙宇建筑宏伟,殿宇楼台栉比。寺庙鼎盛时曾占地数十亩,房屋近千间,常住僧众六七百人,庙产土地上千顷。

在宿迁大地,特别是运河两岸,无论是儒学院阁还是道家道观,无论是佛家寺庙还是八方会馆,无论是基督教堂还是回民清真寺,三千界往来香客都能找到精神寄托、心灵家园。宗教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恢复一些宗教场所,体现多元文化在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现代融合,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多年来,宿城区已复建真如禅寺(南大寺)、前大庵,整修基督教堂;宿豫区已重建来龙庵、三台山庙宇;泗阳县已建设妈祖文化园、泗水阁。宿迁市区的极乐律院部分建筑也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下一步应复建极乐律院,恢复它往日的雄风,从文化视角建设好新盛街历史文化街区。

四、围绕戏曲文化,提升非遗资源附加值

宿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为丰富,据普查,共有16类、1648项。据2018年统计,宿迁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项目2项,省级非遗项目21项,市级非遗项目91项,县(区)级非遗项目314项。拥有国家级非遗代表传承人1人,省级非遗代表传承人15人,市级非遗代表传承人261人。下面采撷市级以上戏剧、曲艺、舞蹈中与大运河有关的内容介绍如下。

2014年11月,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有宿迁市洪泽湖渔鼓和泗州戏两项。据《中国舞蹈志·江苏卷》记载:“渔鼓源于满族人的风俗——跳神。后来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传至洪泽湖一带,成为湖区渔民驱邪、敬湖神、保佑丰收的民俗。”清末“打端鼓”鼎盛,凡渔民续家谱、祭祀、开捕、灯会时都要设坛举行“打端鼓”活动,其活动地点全部在湖上,用几条或数十条大船在湖中连成一个湖上大舞台,一般要演三到五天时间。后来,湖区艺人对打端鼓的舞姿增加了劳动模拟,“端鼓舞”随之改称“洪泽湖渔鼓”,演出场地也增加陆地舞或广场表演。表演时艺人左手端单面羊皮鼓,右手执细竹签,在挂满神像和驱鬼符的神坛上边敲鼓、边说唱,说唱中跳着舞蹈动作。主要曲目有《钓金龟》《刘文龙赶考》《唐王宫中许愿》《唐玄奘西天取经》等10多部。洪泽湖渔鼓的表演,除了音乐舞蹈、有说有唱之外,在其神坛(舞台)背景布置上离不开绘画、刻纸,舞蹈动作有武术、有杂技,是一门综合性的文化艺术。

宿迁皂河敕建安澜龙王庙

泗州戏,流布于淮河流域,泗洪被定为代表地区,由太平调和猎户腔加工形成拉魂腔,清道光年间粗具戏曲雏形,多在相会、庙会演出。演员不受清规戒律约束,可尽情发挥各自特长,特别是女声唱腔,委婉尽致,尾声翻高,时而轻拨心弦,时而动人心魄。表演以民间舞蹈“压花场”为基础,创出许多独特身段和步法,美不胜收而极富乡土气息。抗日战争期间,淮北行署多次组织泗州戏艺术集训,先后排演了《劝夫从军》《送子参军》等现代剧,陈毅、彭雪枫等新四军领导,在泗洪时都很爱看泗州戏。20世纪50年代,泗州戏首次赴京演出,郭沫若称赞为“淮北人民的一枝花”。梅兰芳称赞泗州戏中的“压花场”这一舞蹈动作,在全国300多个地方剧种中不曾看到过,说它是艺术结晶,值得学习。

拉魂腔名为卖艺实为运河沿线乞讨的曲艺种类,与凤阳花鼓异曲同工,来到一个村庄站在一户人家门口,成串的吉利词,加上苍凉的“拉魂腔”,男人听了笑容涩涩,女人听了心里酸酸。柳琴戏的“拉魂腔”色彩最浓。清乾隆年间,民间艺人刘永富以自制两弦土琵琶在皂河街演唱“拉魂腔”养家糊口,乾隆皇帝下江南,驻跸皂河龙王庙,听过“拉魂腔”很高兴,赏银百两。后名声日隆,逐渐扩展到苏、鲁、豫、皖四省接壤地区,从此柳琴戏就在宿迁扎了根。现在,游客听一曲皂河龙王庙古戏台上演的柳琴戏,成为游览乾隆行宫的标配。

苏北琴书也称宿迁琴书,说唱并重,道具只有坠胡、扬琴、木板,老百姓称之为“唱扬琴”。清同治年间,皂河镇琴书艺人李义成,方圆数百里享有盛名,先后收徒百余人。20世纪50年代全国曲种普查发现,山东琴书、安徽琴书、徐州琴书的传承谱系,都可追溯至李义成。苏北琴书的看家剧目《打蛮船》,是根据发生在宿迁东关口运河上的真实事件编演的。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湖南道运粮官罗恒太押漕粮进京,一路上贩卖私盐,买卖民女,坑害百姓。回程经山东临清,正值此处大灾荒,罗买了灾民刘瑞莲。官船行至宿迁县,停靠在东关口,恰逢刘瑞莲胞兄刘奉先远行至此。奉先认出胞妹,愿出钱赎回,罗拒不答允,宿迁好汉王三楞打抱不平,联络数百人,义愤填膺,痛打官船,救出船上被买民女。《打蛮船》被李义成演唱得声情并茂,豪气冲天,轰动三省,常演不衰,并相继被移植到吕剧、花鼓戏及河南坠子、太平调等曲目中去。“从宿迁、到窑湾,运河之上放眼看,桅如林,帆连帆,到处都是蛮子船……”

省级非遗项目——大兴旱船,最能说明宿迁人与水的爱恨情仇。旱船以竹竿、篾片、彩布、纸花等材料扎制而成,下有船体,上有“船亭”。一男一女配合演出,女的亭内手提船体,边舞边唱地方小调,称“船芯子”;男的在船边撑着竹竿,边舞边用方言说快板,称“篙拐子”。伴舞者少则三四人、多则七八人,“乐队”三五人,分别拉二胡、四胡,敲锣鼓、瓷碟。每逢春节拜年、庙会,都有旱船表演。

宿迁市21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还有淮红戏、淮海戏、苏北大鼓、童子戏、丁嘴跑驴、天岗锣鼓、霸王锣鼓、项羽传说、虞姬传说等,哪一项都能说上三天三夜、唱它个十天半个月。这是大运河遗产,是大运河带给宿迁人的馈赠。没有大运河带来的便利、南北文化交流,这些非遗可能不存在或者不会像今天这样发展成熟、流传深远。

大运河宿迁段,虽然历史上作为洪水走廊,留下的显性建筑遗产不多,但隐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这些遗产加以挖掘整理、传承光大,对提高宿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影响力和首位度,都是不可或缺的。现在市、县(区)两级政府都设立了文化奖补资金,应该把非遗项目,特别与大运河有关的戏曲种类和节目,列为重点扶持项目,加大投入资金,用“真金白银”支撑它们发展壮大。具体说,项王故里要利用琴书、大鼓、淮红戏等形式把《霸王别姬》《鸿门宴》等传统剧目演好、演精,成为景区品牌游览项目。同时,要围绕项羽故事、虞姬传说开发新的剧目;安澜龙王庙要利用古戏台,唱好拉魂腔,唱响柳琴戏;东关口、新盛街等文化历史街区要开发新品种、新剧目,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文旅融合,做大运河文化产业。

*该文是2019年底宿迁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会(依托市委宣传部)研究课题,文中一些观点和建议已体现在2020年宿迁大运河文化带中心城市16个重点项目建设中。

〔作者简介:蔡兆银,曾长期担任宿迁市宿豫区(县)党史(地方志)办主任,现供职于宿豫区政协,兼任宿迁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会副会长;蔡润民,中国传媒大学在校生。〕


参考文献

[1]清圣祖实录卷154:康熙三十一年二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李巨澜.略论明清时期的卫所漕运[M]//淮安历史文化研究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3]马从聘.兰台奏疏[M]//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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