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冶山道院与朝天宫关系考

发布日期:2021-02-20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江苏地方志》2020年第6期字号:[ ]


提 要:南京朝天宫虽定名于明代,但其所处冶山之名尚早于其地宫观之建。南京本地的文史专家常以冶山道院与朝天宫互称,认为朝天宫实质上有“地处冶山的道院”的性质。虽然这一提法与今日城市地理中两个地名的大致位置有相符之处,但在朝天宫发展的过程中,两者所指代的宫观范围和发展历程都存在差异。厘清朝天宫和冶山道院之间的关系,对了解今日城市中这两个活地名的由来,以及回溯冶山范围内明清道观发展历史均将有所帮助。

关键词:朝天宫 冶山道院 南京道教 地名文化


引 言

南京朝天宫是明清以来南京地区最为重要的道教宫观,清代同治以后其地道观的性质虽然发生了改变,但周边的宗教氛围依然长久地影响着冶山地区的城市文化。目前尚能见到的地名“朝天宫”和“冶山道院”等,就是对这种城市文化记忆的反映。学界对南京朝天宫历史发展的研究已经积累了诸多成果[1-4],特别是对明初朝天宫高道群体的研究,揭示了其明代官方道观的性质。但是对朝天宫清代发展的情况,目前还没有细致的研究,对清代开始出现的冶山道院宗教建筑和朝天宫的关系,也未能得到准确的叙述。南京本地的文史记录常常以民间的说法来解释冶山道院和朝天宫的关系,认为两个地名之间几无差异[5]。这种解释虽然也符合地方民众对地域与建筑关系的认识,但是很难解释朝天宫附近出现的以“冶山道院”为名的建筑官方命名的过程。实际上,冶山道院是清代晚期,特别是同治年间朝天宫主体建筑改建成学宫之后,冶山一带持续保留的道教建筑群的代表,它一度以朝天宫下院的形式发挥着宗教、旅游、居所等多重作用,见证了朝天宫地区隐而不衰的道教传统。本文尝试在梳理冶山道院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将作为具体道教宫观的“冶山道院”从笼统的“地处冶山的道院”(朝天宫)的性质中分离出来,这对理解朝天宫地区宗教建筑群变迁和城市地名文化发展均将有所裨益。

一、明清以来朝天宫建筑的发展

冶山,位于今南京城之西,本吴之冶官治。筑城卫之,故曰冶城。朝天宫是明代洪武年间对地处冶山的道教宫观的赐名。洪武十七年(1384),朝天宫经历重建,“至是重建,赐名朝天宫。设道录司于内。”[6]这是明代对南京朝天宫的首次重修,观名由永寿宫正式改为朝天宫,开始兼有道教宫观与全国道教管理机构的双重身份。但是赐额之后的朝天宫建筑,尚不能承载百官习仪的功能,断续的重建工作又持续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二十八年底,“重建朝天宫成,先是建是宫,凡正旦、圣节、冬至群臣习朝贺礼于其中。上以其制度未备,故命重建之。至是成,诏右演法曹希鸣住持。”[7]至此,朝天宫建筑的皇家宗教、习仪、官署三大功能都已具备。洪武二十八年的重修也奠定了朝天宫明清道观建筑的基本格局。

朝天宫建成之后,其主轴建筑主要集中于山南,包括三清正殿,威灵、景德、显化、宝藏傍殿等重要的殿阁[8]。同时,朝天宫山北(后山)的道观建筑也开始逐渐发展。成化年间是明代朝天宫规模最大的一次重修,在恢复此前焚毁的前山建筑的同时,在后山建立了全真堂。《奉敕重建朝天宫碑》对成化年间重修后的朝天宫后山建筑即有记载:“山后,全真堂。”[9]全真堂建成后一度衰败,万历年间,礼部祠祭司郎中葛寅亮(1570—1646)又主持了对山后全真堂的重修。根据《金陵玄观志》所载,重修后的全真堂包括“大门三楹,一楹作门,左右作住房。正殿三楹。左右静室六楹,厨库等房四楹。”[10]《金陵玄观志》前附有“朝天宫左右景图”,可见万历重修后的朝天宫后山,有全真钵堂、圜堂和园池等建筑,已经初步具备了道院的规模,并尚有隙地可供拓展之用。全真堂的道士虽然在万历末年被迫迁出朝天宫,但是全真堂建筑应未随之损毁。长远来看,朝天宫道教建筑向后山的拓展为此后冶山道院在后山的建立提供了基础。

清初的朝天宫,依然是南京最重要的道观,康熙、乾隆二帝均曾亲临,并屡次重修。“康熙三十年,南巡临幸,皇太后赏银一千两修葺庙宇。”“乾隆二十一年,南巡临幸,大吏鸠工改作,重门直达,二十九年发帑重新。”[11]明代遗留下的山南的中轴道观建筑从清初到道光年间得到了妥善的维护,康熙六年(1667)《江宁府志》中“冶城图”与天启初年朱之蕃等所编《金陵图咏》“冶麓幽栖”相比[12-13],山南的主要道教建筑基本没有改变。南京本地文人陈作霖(1837—1920)幼时所见朝天宫主体道教建筑的场景,宛然明代的建筑格局:“前重为神君殿,中为三清殿,后为玉皇殿,皆高台纳陛,翼以长廊。飞云、飞霞、景阳三阁,矗立于其东。”[14]陈作霖也提到上述三阁是道士所谓“房头”,可知朝天宫内根据师承关系、派系等,分为若干道士群体,各个院落之间有相对独立的管理系统甚至经济能力,此后冶山道院的情况可能也与此类似,因此在民国人的追述中冶山道院被称为朝天宫所附道院。冶山道院建立之初大约和三阁一样,具有类似朝天宫下院的性质。

清代朝天宫最重要的变化是山南道观的绝大部分被改造成府学。早在清代嘉庆年间,已有改建朝天宫为府学的建议,“嘉庆间,府学大成殿灾,时有建议者请迁冶城,改朝天宫为府学,而移道家神像于府学,未为无见,惜不果行”。[15]嘉庆、道光间改造未成的原因主要是朝天宫其地道士聚集,一时难以搬迁。“嘉庆道光中,宫观尤盛,黄冠数百人,连房栉比,鼓舞甿庶。”[16]此时道士的人数也从侧面说明了清代中期朝天宫道教兴盛的景象。咸丰、同治年间,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朝天宫已不复当年气象,仅存门堂、飞云阁、水府行宫数十间[17]。同治四年(1865)八月,在李鸿章(1823—1901)的主持下,移建府学、文庙于朝天宫遗址[18]。这次重建,修造了大成殿、棂星门、戟门、两庑、库房、官厅等,次年九月建成。曾国藩(1811—1872)于同治六年后,又增建崇圣殿、尊经阁、明伦堂、宫墙、泮池,名宦、乡贤、忠义、孝悌等祠,教官衙署、牌坊等。同治八年七月,工程正式完成。经过这两次重建,朝天宫道观的性质实际上已被改写。原本最为核心的三清殿等中轴建筑被文庙取代,东麓的宗教建筑也基本上被府学取代,在原朝天宫前山道观范围内,已经很难再见到宗教建筑,但原道观所在区域依然被泛称为“朝天宫”。

康熙六年《江宁府志》中“冶城图”

实际上,朝天宫其地经历了长期的宫观文化的浸润,道教氛围浓厚。虽然冶山的大部分区域被改造成学宫,但是其周边依然保留了部分道教空间,其中原本不被重视的后山即成为朝天宫道士得以拓展道教活动空间的区域。朝天宫道士对朝天宫后山的经营从明代以来持续进行,后山的道教建筑在清代也得到了断续的发展。其中的一些建筑很可能由于地处冶山,曾被笼统地称为冶山道院,但是真正被命名为“冶山道院”的道观建筑出现的时间要晚至清末,其出现与冶山宗教积淀和建筑发展密切相关。

二、清代“冶山道院”的建立

在明代的官方记录中,目前尚未见到对冶山道院的记载,即使今日的口述材料也很难证明冶山道院之名在明代已经开始流传,“冶山道院”之名是否在明代民间出现需要更多材料的佐证。作为独立道观的冶山道院建立的时间应不早于太平天国,同治年间朝天宫山南建筑的改造可能进一步推动了朝天宫道士群体向冶山附近道观的转移[19]。道观建筑的消失并不意味着道士群体的湮灭,以“飞云阁”“飞霞阁”等为身份认同的道士到了清末依然存在,《莫愁湖志》中就记载了朝天宫道士沈春龄、许静宁等与在地文士的交游活动,并称他们为“飞云阁羽士”“飞霞阁羽士”[20]。冶山道院得名的时间有可能略晚于发展更为成熟的前山三阁,“冶山道院”匾额的出现为其独立的道观身份提供了证明。

作为独立道观建立的冶山道院的建立大约可以追溯到光绪年间。陈作霖《运渎桥道小志》对冶山道院有详细记录:“由王府巷西出迤南,道西有甓门,额曰‘冶山道院’。一径曲入,丛树幽深,剑池山房之所在也。旧从飞霞阁历阶而下,今已隔断,留为羽士之居。殿宇高凉,房廊虚敞。星冠霞帔,嘘吸仙灵。过之者有飘飘凌云之致焉。院东月门中为竹居,合肥张氏所筑之精舍也。寥天一碧,润滴琴书。逭暑延秋,此焉憩息。七贤六逸,把臂入林。”[21]《运渎桥道小志》成稿于光绪九年(1883),至十一年刊印[22]。从陈作霖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冶山道院悬有明确的匾额,是道士生活场所,环境幽静,院落宛在。本与朝天宫飞霞阁相通,但随着周边环境的变迁,其内部的发展也愈加丰富[23]

陈作霖提及的冶山竹居是晚清官员张士珩(1857—1918)的别墅。张士珩,字楚宝,晚年自号因觉生。安徽合肥人,是李鸿章的外甥。根据《清授光禄大夫四品卿衔张公墓表》,张曾“侨江宁,假冶山道院隙地,诛茆种竹,诵习其中,命曰竹居。既归自天津,增筑韬楼,围棋啸歌,偶然自得。好静坐,日有程限”。[24]张士珩《弢楼遗集》曾记,竹居最终建成的时间在光绪十年(1884)[25],此时张士珩尚不足30岁,冶山道院的宗教氛围很可能影响了他的生活,他在道观中养鹤、修道,出版了一些道教养生的书籍。在《竹居外录序》中他曾提及,“欲以道之真治身”,《外录》多述佛道感悟,墓表中提及张士珩“晚耽佛老”,正与他在竹居悠闲的宗教生活相照应。

民国25年(1936),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在提请办理南京悟善社侵占冶山道院的公函中也叙述了这段历史。该函称朝天宫基地房屋年代久远,因为经营不善,常被人占为私有。其中特别述及冶山道院被南京悟善社主持人徐悟禅侵占的情况:“南京悟善社主持人徐悟禅者,即前学宫(即朝天宫)奉祀官,声名狼藉,夙为地方所恶,悟善社亦即其任内之遗物,早已名存实亡,徒供一二善棍招摇聚敛,如现被该社占用之冶山道院,明明为朝天宫附设道观,年久荒圮,于清光绪九年合肥张芝宝[26]氏租借宫地,建筑竹居别墅时,曾一并捐资兴修,并另出资赎回盗卖洲田,以作香火,县谕碑记,班班可考。”[27]在公函中,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明言冶山道院为朝天宫下院的事实,并详述了冶山道院被学宫奉祀官侵占的过程。光绪年间张士珩在冶山道院左近兴建别墅时,冶山道院尚有香火之需,应也有在观道士的活动,可知至少在清末冶山道院依然保有宗教性质。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根据张士珩之子张佛昆提供的契约,要求收回朝天宫附属的冶山道院和洲田,可知冶山竹居与冶山道院关系紧密,正与陈作霖在《运渎桥道小志》中所述的情况类似。

《金陵省城古迹全图》上的冶山道院

民国年间,也出现了民众以冶山道院为居所的记录,可知民国年间道院的性质已经很难维持,土地被贩卖、侵夺和挤占的情况多见。民国17年的《新都游览指南》甚至有冶山道院已改为文庙的记录,虽然该书对文庙改造和冶山道院建立先后叙述不确,但是可以作为了解冶山道院存续状况的脚注[28]。根据南京本地的口述史,“民国时期,每值荒年由北方逃荒至南京的外地人,有一部分暂栖于朝天宫冶山脚下的冶山道院”。[29]冶山道院范围内由此聚集了大量贫苦民众,开始从道观建筑转变为密集的民居。1965年,南京市建邺区政府重点改造了冶山道院,草房改瓦房2175平方米[30]。这可以作为估算当年冶山道院片区棚户面积的参考。

综上可见,作为道教宫观的“冶山道院”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晚于作为道观的朝天宫,有可能是同治年间朝天宫改造成学宫之后,才助长了其发展。光绪九年,冶山道院的一部分被租与张士珩建设别墅,张氏别墅的景致与道观的环境相互掩映,流露出浓烈的宗教气氛。同时,至少在光绪年间冶山道院中尚有道士活动,而冶山范围内的道士活动直到清末仍有记录。民国之后关于冶山道院道士活动的记录较少,但是借助地图等数据,依然可以看见冶山道院的相对位置,在民国年间较为稳定地传承下来。

三、冶山道院的位置

关于冶山道院的地理位置,有东、北等不同的说法[31]。庄严(1899—1980)在民国年间过访冶山道院时曾记录“冶城东麓,别有小苑,甓门北向”,并指其即冶山道院所在[32]。庄严的文章发表于1966年,但他自述文章作于民国26年,描写的应该是民国23年后行政院将朝天宫故地拨归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建筑新址时的景象。更多的记录还是倾向于描述冶山道院在山北,结合朝天宫山后宫观发展和今日地名范围来看,山北应该是更为核心的位置,或者说冶山道院相对于前山处于北偏东的位置。本节利用明清到民国时期的城市地图数据,尝试对冶山道院的具体位置进行分析。

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上江两县志》中收有《二县城内图(第十三)》,朝天宫前山注明“朝天宫/新府学”,后山的位置标注有“剑池观”之名,位于小王府巷偏西[33]。这是自晚明全真钵堂之后对朝天宫后山道观较为明确的记载。参冶山道院也有剑池之景,其中并有剑池山房之称,这一剑池观所在位置很可能与冶山道院有所重合。并且剑池观与朝天宫分别标注,也暗示了朝天宫后山道观在清中期以后相对独立的地位。同治十三年,朝天宫已被改造为学宫,剑池观的创建或为适应这一转变,〔同治〕《续纂江宁府志》即称:“剑池道院,在朝天宫旁。同治中建,以处朝天宫羽流者。”[34]

地图上明确出现“冶山道院”字样是在同治末光绪初绘制的《金陵省城古迹全图》中,位置在朝天宫东北,大王府巷和易驾桥之间,虽然具体的区域不明,但是可以明确冶山道院和朝天宫分属两个地名[35]。但在光绪十一年(1885)刊印的《运渎桥道小志》中附有一幅《运渎桥道图》,其中在冶山的背后,明确标出了“剑池山房”四字,山前标为“府学”,处于易驾桥与铁塔仓之间[36]189。《运渎桥道小志》作者陈作霖曾访冶山道院,也明确知道剑池山房是冶山道院的一部分,不知未标注冶山道院而仅标出剑池山房,是否是因为在此前后张士珩等对冶山道院的改造,已经部分改写了道院的性质,围绕地理景观“剑池”而存续的地名反而更为稳定地保留下来。大约完成于光绪末年的《陆师学堂新测金陵省城全图》系中国人采用近代测绘技术实测的最早一幅南京城市地图[36]99,其中在朝天宫东北方向,较为明确地标示了冶山道院的位置,西侧与冶山山麓稍有距离,而东侧则紧贴街道,形状狭长。冶山道院的建筑在清末的范围由此可以进一步明确。

20世纪30年代《南京市市区一万分一图》上的冶山道院与朝天宫

进入清末和民国年间,冶山道院在地图上持续出现。1910年日本松尾逸朗绘,重诚舍印刷的《南京览胜指迷针》图基本上继承了《陆师学堂新测金陵省城全图》中朝天宫和冶山道院的位置。在朝天宫的东北方向,标出了“冶山道院”,并且两者之间有街道相隔[37]。《南京览胜指迷针》是一幅旅游地图,对景观位置的标注有时并不准确,但却说明此时作为景观的冶山道院是存在的,其与朝天宫之间也被分列为两个景点。民国年间的南京地图也多标注有“冶山道院”,如1928年8月南京共和书局发行的《最新首都城市全图》,即在朝天宫之后注明冶山道院,与今日区域名称方位类似[38]

对冶山道院与朝天宫位置关系表述最为详细的是大约绘制于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市市区一万分一图》,其中明确标注了冶山道院与朝天宫的相对位置,与今日的冶山道院片区基本重合[39],显示了冶山道院在民国年间的稳定发展。相对于此前地图中的冶山道院,其与朝天宫的联系更加紧密,边缘也较为清晰:北达秣陵路一线,南抵朝天宫东麓,西边与秣陵村相邻,王府巷一侧与街道略有间隙。这一位置范围就是今日冶山道院街道与秣陵路之间包围的被称为冶山道院的区域,今日冶山道院街道东段、冶山道院小区和安乐园菜馆的一部分应该是冶山道院曾经的范围。

由晚清以来的地图和文献资料观之,冶山道院的建筑在清末的发展似乎并不稳定,反而是进入民国时期,道院的范围被更为明确地记录下来,其建筑范围进一步向北扩张,逐渐形成了冶山道院区域的基本框架。民国以后,冶山道院的道士活动日趋沉寂,但是“冶山道院”之名通过街巷和小区持续的存留下来,其覆盖的区域与道院曾经的位置高度重合,冶山的宗教历史随之成为长久的城市记忆。

结 语

通过对冶山道院发展历史的梳理可知,今日冶山道院的地名是从晚清道观“冶山道院”而来,此观的位置在朝天宫东北,属于朝天宫道教文化圈的一部分,有相对独立的院落和匾额。随着同治年间朝天宫改造为庙学,冶山道院成为朝天宫地区仅存的重要道教宫观,对传承朝天宫明清以来的道教传统有所贡献。民国以来,虽然朝天宫所在冶山一带已经逐渐消除了道教痕迹,但冶山道院在城市记忆中无法抹除,今日南京尚有以“冶山道院”命名的街巷,且先后建立了以之命名的小区、住宅区、公园和商业经营场所,冶山道院小区辖于朝天宫街道之下,正是这种长久的宫观关系的反映。

(作者简介:贺晏然,东南大学历史系讲师,博士。)


参考文献与注释

[1] 庄严.南京朝天宫古迹考[J].故宫季刊,1966(1):51-59.

[2] 李显光.南京朝天宫的探索[J].宗教哲学,2008(43):158-170.

[3] 吴阗.朝天宫的历史沿革与建筑特色[M]//南京市博物馆.朝天宫古建筑群修缮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10-29.

[4] 贺晏然.明代南京朝天宫建筑格局的变迁及其意蕴[J].道教研究学报,2019(1):107-133.

[5]汪晓茜.南京历代经典建筑[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8:36-39.

[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太祖实录:第163卷[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2523.

[7]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太祖实录:第243卷[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3535.

[8]山南的卞壸祠墓等虽然不是道教建筑,但是直到明末还是由朝天宫道士参与管理,故姑且算作朝天宫道观建筑的范畴。

[9]奉敕重建朝天宫碑[M]//葛寅亮.金陵玄观志:第1卷.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15.《奉敕重建朝天宫碑》中未提及的明代朝天宫重要建筑主要是明初高道刘渊然住坐的西山道院。

[10]葛寅亮.金陵玄观志:第1卷[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2.

[11]吕燕昭,姚鼐.重刊江宁府志:第10卷[M]//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28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404.

[12]陈开虞.江宁府志[M]//金陵全书:甲编 方志类 府志 康熙江宁府志 1.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274-275.

[13]朱之蕃.金陵图咏一卷附金陵古今图考一卷雅游编一卷[M].刻本,天启三年:39.

[14]陈作霖.运渎桥道小志[M]//陈作霖,陈诒绂.金陵琐志九种:上.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24-25.

[15]甘熙撰.白下琐言[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32.

[16]曾国藩.江宁府学记[M]//曾国藩全集:文集: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75.

[17]也有的记录称朝天宫经乱之后“扫地无余,惟三清殿下银杏一株仅存”。金陵琐志九种:上[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25.

[18]莫祥芝,甘绍盘.同治上江两县志:第8卷[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集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116.

[19]有研究称朝天宫清代咸丰年间改称冶山道院,惜未提供史料来源。徐四海.江苏文化通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57.

[20]马士图.金陵莫愁湖志:附莫愁湖图[M].南京:翰文书店,1933:31.

[21]陈作霖,陈诒绂.金陵琐志九种:上[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23.

[22]卢海鸣.陈作霖父子与《金陵琐志九种》[J].江苏地方志,2008(3):26.

[23]庄严论文对“今已隔断”有按语,“《运渎小志》所谓今已隔断,不确。”又考剑池山房景况曰:“考冶城旧传有剑池,谓系吴王铸剑处(《金陵玄观志》)在冶城西,吴王夫差铸剑处,此说殊不足据。惟至今山之西北,犹有池塘,山房之名,取意在斯。门外半亩方塘,菜圃错落,每当夕阳在山,牧童竖子嬉戏其间,颇饶野趣”。庄严.南京朝天宫古迹考[J].故宫季刊,1966(1):59.

[24]卞孝萱,唐文权.民国人物碑传集[M].1995:260.

[25]张士珩.弢楼遗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78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33.

[26]张芝宝应为张楚宝之误,即张士珩。

[27]邢建榕.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4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309.

[28]方继之.新都游览指南[M].上海:大东书局,1928:103.

[29]徐艺乙,高安宁.南京传统手工艺术[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158.

[30]中共南京市建邺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南京市建邺区地方史(1949—1978)[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263.

[31]对民国时期琴师王生香(1902—1975)的记录中有寓居“朝天宫西冶山道院”的说法,应该是城西朝天宫冶山道院的误记。南京晨报·人文南京丛书编委会.南京往事50年(1949—1999)[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176.

[32]庄严.南京朝天宫古迹考[J].故宫季刊,1966(1):58.

[33]胡阿祥,范毅军,陈刚.南京古旧地图集:上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185.

[34]续纂江宁府志:第7卷[M].刻本.光绪十年(1884):3.

[35]胡阿祥,范毅军,陈刚.南京古旧地图集:上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243.关于地图绘制的时间,地图集作者认为可以早至同治四年,但从地图中行台已建而龙蟠里马、曾、沈三祠未备的情况推断,很可能是作于同治十二年至光绪六年之间。

[36]胡阿祥,范毅军,陈刚.南京古旧地图集:下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

[37]胡阿祥,范毅军,陈刚.南京古旧地图集:上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243.关于《南京览胜指迷针》的研究,参见《南京古旧地图集》下册,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06页。日本制作的南京地图,对冶山道院和朝天宫相对位置的记录前后较为一致,均认为两者之间有街道相隔,又如日本铁道部主持编纂的旅行指南《朝鲜满洲支那案内》(1922年增订版)。

[38]胡阿祥,范毅军,陈刚.南京古旧地图集:上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249.

[39]南京市市区一万分一图[E/OL].地图数字典藏整合查询系统[2020-10-30].http://map.rchss.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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