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三题

发布日期:2021-03-31浏览次数: 字号:[] 作者:柯继承 来源:《江苏地方志》2021年第1期

探究江南文化,首先要辨明江南的概念。虽然学术界对于江南及江南文化的概念总是时空有别,仁智互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江南,远观有气势,近看有气质,细读有故事,回味有悲喜。我们从“江南”地区的各种方志中,最能读出故事来。

一、江南文化的意象

江南不断在变化。在近现代,人们心目中的江南模样,是小桥流水、春雨杏花的水乡,是稻鱼蚕桑的农副经营,是科举昌盛的簪缨世家,说不尽的才子与佳人,争妍斗奇的工艺与财富,是玫瑰色的浪漫想象和圣洁优雅的文化殿堂。但是,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却总难以完美,难以周密。

在古代,人们按照文化的同质性,辅以山川形势,构建出了许多充满文化意蕴的地理区划:中原、关中、河西、塞北、西域等,其中最为突出的则是江南。之所以说“江南”最为突出,是因为江南所包含的空间和地域因素,不仅没有像其他的地理区划,或已淡化在历史的进程中,或仅仅成为平淡无奇的地理范畴,相反,唯有“江南”,在它的形成传说、历史和经典性思维的艺术空域背景,带着浓厚的文化内涵、思想意念乃至政治寓意,随着岁月的递增,滚雪球般地融合、壮大,成为人们梦寐以求或毕生憧憬的一种美好的企望与目标。在文人之间,方志史乘中,竞相演绎成话题(包括诗文和书画题跋等),形成内涵越来越丰厚的江南文化(又称作“文学江南”),包括了情感寄托、人生心得、家国意念。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政治寓意与感叹,如庾信的《哀江南赋》及其《序》,在《哀江南赋序》中甚至说“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所以连唐代的杜甫也盛赞:“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

对经济文化发达的赞美,则在《红楼梦》中对苏州这个江南代表地域的赞美为“天下第一等繁华之地”,《吴郡志》更说“吴中自昔号繁盛,四郊无旷土,随高下悉为田。人无贵贱,往往皆有常产”。

至于直接赞美江南的诗词,无论是白描还是着意,总是脍炙人口。如汉乐府《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南朝梁·丘迟《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唐代以还,则更是不胜枚举,某种意义上讲,是典型的“诗意江南”:“江南佳丽地,山水旧难名”(唐·孟浩然《送袁太祝尉豫章》);“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唐·岑参《春梦》);“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唐·白居易《忆江南》);“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唐·皇甫松《梦江南》);“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五代·韦庄《菩萨蛮》);“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晏几道《蝶恋花》);“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宋·苏轼《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一年湖上春如梦,二月江南水似天”(元·迺贤《春日怀江南》);“百分桃花千分柳,冶红妖翠画江南”(清·张问陶《阳湖道中》);“昨夜江南春雨足,桃花瘦了鳜鱼肥”(清·孙原湘《观钓者》)等等,艳羡于美景,极尽情感之寄托,江南好、忆江南成为常见的诗赋题材,甚至成为诗词的特定体式。有些未直言江南,其实指的就是江南的,则更多了,其中柳永的《望湖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尤为著名,更有传说:“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把金兵南侵“牵动长江万里愁”,归之于只是对江南景色的垂涎,过于夸张,也理近荒唐,但“江南”之美,令世人艳羡,是毋庸置疑的。

在政治寓意方面,江南文化氛围中的热烈、悠久、丰富、美艳,往往有一种浓烈的悲情意义。但实际上,它凝聚和吸引人们由衷向往、期待抵达的情绪,恰如《红楼梦》中林黛玉、贾母等不时表达出的深埋于内心的“回南”情绪,这恰恰是一种故乡之思,一种乡愁追忆。于是,把江南逐渐处理成一个地理上相对模糊而文化意义和审美诉求上相对宽泛的时空概念,就自然而然地在情深义重的文人中不断变化和深化。在历史上,早期江南固然是指三吴都会或吴越之地,后来或指广大的南朝空间甚至长江流域,而更重要的是指经济繁华、自然形胜的人文空域。于是人们发现,地处长江以北(即地理上“江南”)的扬州,在杜牧的《遣怀》诗中成了“落魄江南”的所在地(“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到了明清,更不用说了,《红楼梦》中林黛玉之父林如海做官和逝世的扬州成了江南,当地的名士也都成了江南名士。

太湖

二、江南文化上的精神本质特征

江南精神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比较常见的说它是刚健、深厚、清明、内敛、宽容、温馨、灵秀,另外,也有归纳为勇于创新、敢为人先、崇文重教、工匠精神、海纳百川、先忧后乐等等。我个人认为其实可用八个字予以概括,即“刚柔相济,行稳致远”。

以江南的标志性文化吴地文化为例。现在公认的吴地文化的源头就是江南最早的泰伯文化。泰伯文化的内核是谦让,但这个谦让,只是表现为低调,是有底线的低调,而不是一味地退让。南来的泰伯,在“蛮夷之地”,固然与原住民“和光同尘”,而且居然也断发文身,但泰伯团队毕竟带来了当时相对先进的中原文化,从此开始了江南地区的早期开发。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谦让(即三让天下)是柔,依当地土著的习俗断发文身也是柔,那么,用相对先进的中原文化感化土著,开始了带有“行政意义”的立国(勾吴)则是刚。刚柔相济,以柔克刚,最后是极大地推动了江南的开发与发展。

当然,说刚柔相济,并不是说吴地文化的特征是从泰伯南来立国这历史一瞬间而形成的。先吴时期,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吴郡志》卷四十八引《禹贡》),考古发掘证实太湖三山岛远古人类遗址,处处都显示了“刚柔相济”的本质特征,包括治水时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方式上以“疏”代“堵”,以及原始的生态生存与祭祀,都表明了敬畏天命(实际上是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理念。建立勾吴国后,商周时期华夏更为主流的文化(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江南土著文化的融合,提供了一个有着行政意义的承载平台,从此正式形成了新的文化类别——吴地文化。

这种文化特征首先与江南的天文地理条件有关——在这点上可以说是先天的。气候上,这里四季分明,有炎夏,有隆冬,但四时交序有常,虽然整个中国,地倾东南,一江春水向东流,但在江南这方土地上,有山,但不陡险;有水,但不湍急,形成了所谓山水相依、山温水软的地理特点,渐进渐变,且行且展,没有顷刻间的山川陵夷、山河变色的大起大落。因为地处水乡,因而形成的风俗习惯以及人事,刚柔相济,外柔内刚,都是以“至软”的水为特点,最终达到的都有柔能克刚、水滴石穿的诉求。日常生活上,在柴米油盐酱醋茶充实的背景下,会有琴棋书画灯酒花,有俗有雅,雅俗共赏。具体在饮食上,就有“不时不食”,“甜中意,咸欢喜”,极尽顺其自然之道;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却有底线;“读《书》取正,读《易》取变”,讲原则,不乏灵活,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持正创新”了。安居享乐,不丢家国情怀,天下兴亡,强调匹夫有责。作为吴方言,苏州话软糯至极,但在它的形成发展中,更多地保存了传统古汉语,同时更多汲取了移居苏州的各方精英带来的语言精粹,因此,在婉转多喻的方言中,别具神韵和精微。在造园上,虽由人作,宛若天开,山石有限,却能奴役岁月;竹木数株,竟尔别有洞天:宜赏宜游宜乐宜居,前承传统,后开未来,没有帝王花园的包罗万象,没有贵族富豪的堆砌雕镂,却是清淡读书、品茗觞咏的城市山林和风雅天地。至于生活用品,寓工艺于日常,演日常为工艺,精细、精美、精巧、精致,小而精,固然是节约原料,不暴殄天物,但芥子中具大千世界,所谓“螺蛳壳里做道场”,小摆设创建了大世界。

至于整体的社会发展,从张家港精神到昆山之路,到园区经验,敢为人先,敢为天下先,但从不事先张扬,事后也低调踏实,没有虚张声势,永远是锁定目标,笃定前行,正如著名作家范小青所说的:苏州的人与事“非常努力,但是低调的努力,一直在进取,却是不张扬的进取。”一边是沉着低调,一边是激情燃烧,这就是江南文化的精神本质特征。

三、江南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人人都赞江南“人文荟萃,风物清嘉”,其中“清嘉”就是美好的意思。这个美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世界在变,观念在变,美好的范围、对象、意蕴也在不断递进与变化。

江南,最初是指“长江以南”,但作为江南文化,则如前文所述,它的崛起与发展不是一时一地之功,而是滚雪球般的,大致以江、河、湖、海为基点的几大城市为核心的板块为标记,可以有五个历史时段,轮番发力,从而将江南的经济、文化推向巅峰。

最早的江南文化如吴文化、越文化、楚文化等,都是纯粹的地域文化,还不足以涵盖现代意义上的“江南文化”概念。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导致“衣冠南渡”——史载从西晋末到南朝后期,仅从北方迁移到江南的人就达百万之多,他们带来了中原文化与生活方式,大幅度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致使拥有长江天堑之利、虎踞龙盘之势的南京,成为在那个时代崛起的地域文化代表,那个时代可称为江南文化的第一个时代——长江时代。“金陵百万户,六代帝王都”“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秦淮河畔,莺声燕语,其实反映的却是繁华经济基础上的六朝烟水。

如果说长江时代是江南文化成熟的第一时段,那么第二时段就是运河时代。隋代南北大运河的开挖,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为一体,特别是它把江南地区河湖密集的天然水系连成了一个“左右逢源”的水网,它连接村落,串起城镇。8世纪的安史之乱,北方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士人南来,更深刻地推动了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扬州,成为这个时代崛起的地域文化代表,“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更是把扬州经济文化的烟云花月,标为了时代特色。

隋唐之后是两宋,在江南文化发展的第三时段,江南的另一条大江钱塘江进入历史的视野,特别是宋王朝的南迁,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于常”,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坊市制遭到冲击,海洋贸易拓展,杭州一跃成为中国最繁华的城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元明以还,江南迎来了第四个发展时段太湖时代。苏州,早在南宋时已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誉,元明以还,更凭借丰富的物产,发达的教育,便捷的交通,睿智的市民,成了精英移民的乐园,它没有行政威权的支撑,却有工商财富的背景,“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

清末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使江南的太湖时代受到重创与限制,但万水朝宗,东去的长江迎来东海,渡尽劫波的江南进入第五个时段海洋时代。上海作为整个水系龙头以及以上海、江苏、浙江组成的长三角地区,带领整个区域进入现代文明的高科技发展阶段,人们从偏爱江南文化到重新认识江南文化,从固守经营一个地域文化到与时俱进,群雄并发。也就是说,江南文化已进入一个创新的天地,江河文明扩大为海洋文明,文化的标识与文脉在提升,在发展。创新是江南文化千年以来的发展内动力,更是今天的提高文化自信,振兴中华的灵魂与源泉。

(作者简介:柯继承,作家、文化学者,1947年生于苏州市。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协会员,苏州市方志文化建设专家库成员,苏州大学中国近代文哲研究所客座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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