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含辛茹苦,哪来锦绣江南?

发布日期:2021-04-15浏览次数: 字号:[] 作者:徐刚毅 来源:《江苏地方志》2021年第1期

人人都说江南好。然而,人们可曾知晓,如诗如画一般的锦绣江南,它又是怎么来的呢?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因为上帝特别眷顾,给了江南这片好山好水好地方。事实果真如此吗?让我们翻开历史长卷,来看看数千年来,江南岁月究竟是怎样才走到今天的。

一、江南水土的治理

在3100年前的殷商后期,泰伯、仲雍千里南奔,在太湖之畔建立了勾吴国。然而那个时代,江南还是蛮夷之地,土著居民断发文身,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农业生产水平与中原相比极其落后,人们过的是“半生为食,以棚为窝”的生活,文化上更是不值得一提。一直到数百年之后的春秋战国时期,江南的田野大半还属于尚未开发的滩涂,一片洪荒。秦汉之际,关中地区已是沃野千里,财富涌流,而吴越之地还是地广人稀,火耕水耨,十分原始。同属于这片土地的江南,古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在农耕时代,农业收成的好坏,全都仰仗于水利事业,而在江南,依靠的就是太湖。数千年来,江南老百姓对于太湖,其实充满了复杂的感情,真的是既爱又怕。三万六千顷太湖“包孕吴越”,位于江南核心地段的苏州,东临大海,西傍太湖,周边江河纵横,湖泊密布,其地形恰恰又是沿江沿海,三面地势高耸,中间低洼,所以这个地方向来被称作是太湖的洪水走廊。太湖洪水,就像是一把时刻高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突然落下,泛滥成灾,淹没土地,冲毁家园。因此江南和苏州历代有识之士,都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从春秋战国、秦汉六朝、隋唐五代直至宋元明清都在这里兴修水利工程,把“水乡泽国”的“沮洳之地”,逐步改造为“膏腴兼倍”的“鱼米之乡”。

江南之所以能够沃野千里,五谷丰登,依靠的就是无数灌溉河道和沟渠,这就是太湖的溇港。溇、港,是太湖沿岸除自然形成的泄水河港外,随环湖滩地的开垦,为灌溉排水通舟所需而由人工开挖而成的河道。史载,太湖周边有36溇72港。用一句通俗的话来形容:太湖溇、港就好比是人身上四通八达的毛细血管,将太湖水滋润养育了江南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村镇。

自古以来,人们不断沿太湖开凿溇港,疏通水系,然后在两岸建设村落,营造家园,劳动生产,繁衍生息。唐末至五代,吴越王钱镠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兴筑海塘,垦殖土地,并开挖河网,形成了“五里七里一纵浦,七里十里一横塘”的棋盘式格局,用开挖沟渠的泥土修筑塘堤,并设置堰闸斗门,形成圩田相连、水网密布、区域协调的庞大排灌系统,将太湖流域大面积的低洼地改造成高产良田。为此五代时候的吴越国在太湖旁还特地成立了水营,名为“撩浅军”,有七八千人,专门负责治湖筑堤,疏浚河道,维护水利设施的正常运作。

太浦河开挖

两宋期间,苏州围田垦殖继续发展,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太湖流域由此产生了一种具有江南特色的塘浦圩田农田耕作方式。塘,就是河塘;浦,就是荡浦;圩,就是沿河修筑堤岸,内以围田,外以隔水,每块方圆数十里,如一座小城,沿堤岸又设置许多闸门,用以灌溉农田和防涝防旱。塘浦圩田又同时催生出了桑基鱼塘这一独特的蚕桑种植和养殖方法,即池埂种桑,桑叶养蚕,蚕蛹喂鱼,塘泥肥田的生态循环生产方式。随着农桑水平不断提高,乡镇丝绸纺织业日益发展,最终使江南和苏州成为天下闻名的鱼米之乡和丝绸之府。我国水利界泰斗郑肇经教授在其名著《太湖水利技术史》中认为,塘浦圩田系统是古代太湖劳动人民变滩涂淤泥为肥沃良田的一项独特创造,它在我国水利史上的地位可与四川都江堰、关中郑国渠媲美。

北宋景祐年间,江南遭遇严重水灾,范仲淹受命于危难之际,来到苏州。他针对太湖出水不畅、严重淤塞的状况,除了加紧疏浚太湖仅存的那条吴淞江之外,还在苏州北部的常熟、昆山一带沿江地区组织民工,在福山、茜泾、七鸦、许浦、白茆等地开挖了五条河流,将太湖积水迅速导入长江。灾区有大片低洼良田,大家就在田亩四周修筑挡水堤岸,使之成为围田,以确保这些田地今后无论旱涝,都能保证丰收。在临江临海的河流入口处,范仲淹又要求建立闸门,以防潮沙堵塞,江水倒灌。在采取这些措施之后,灾情迅速得到了控制。范仲淹将这次苏州治水的经验,概括为“修围、浚河、置闸”。明代著名农学家徐光启评价说,修围、浚河、置闸,三者鼎立,缺一不可。它妥善地解决了蓄水与泄水、挡潮与排涝、治水与治田的矛盾,是属于江南水网地区进行水利建设的有效方法。

范仲淹关于修围的主张,同时得到了宋仁宗的重视,后来在长江以南广大地区进行了推广。范仲淹的“三位一体”整治太湖水患的方法,也一直被后世所采用。范仲淹在苏州的治水业绩,对于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影响重大,为太湖流域农业持久保持欣欣向荣奠定了基础,“苏湖熟,天下足”,苏州从北宋后期开始蓬勃发展,成为江南的经济中心和朝廷最重要的税赋重地,历元、明、清三代而不变。

明永乐元年(1403),苏州、松江、湖州、嘉兴四府水灾,明成祖朱棣十分重视,屡令当地官吏治水,却无成绩,只因水利工程是一个综合工程,靠一府一县是无法完成的,于是朝廷派户部尚书夏原吉赴江南治水,这次工程征调苏州、松江等多府民工达十余万人,历经三年,终于平息了水患,稳定了国家财政收入和百姓生活。夏原吉因见吴淞江下段已淤成平陆,他采取的方法是开通了上海境内的范家浜,让黄浦江日益扩大,因此形成了“黄浦夺淞”的局面,于是太湖下游诸浦之水,大都东趋黄浦江出海,形成黄浦江替代吴淞江成为太湖泄洪主干的格局。第二年,夏原吉又浚白茆、浏河、千灯浦等,导阳澄水入江,九月工程完毕,苏淞水利得益匪浅。

由此可见,治理好江南水患,直接关系到明王朝的生存和发展,于是设立巡抚衙门这一省级管理机构的制度便应运而生,江苏巡抚衙门就设在苏州,而江苏巡抚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江南治水。自此如宣德年间的周忱、隆庆年间的海瑞、崇祯年间的张国维,以及清代的汤斌、宋荦、陶澍、林则徐等人,都对江南的治水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然而,尽管历史上人们在治理太湖水患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面对大自然的力量,人们还是战战兢兢,丝毫也不敢掉以轻心。1949年夏季,苏州全境受台风暴雨袭击,决堤破圩,淹没农田300万亩,溺死民众3000余人,人民财产损失无数,逃荒乞食者3万余人。幸亏当时已经解放,党和政府全力以赴,投入抗灾抢险斗争,以后连续以工代赈,全面修堤筑圩,实行联圩并圩,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第一个高潮。

从1958年开始,苏、浙、沪两省一市统一规划行动,有计划地整治太湖流域大中型骨干河道,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第二个高潮,其间开挖拓浚了57公里的太浦河和全长60公里的望虞河,同时拓浚了76公里的娄江与浏河。20世纪70年代,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全面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又掀起兴修水利第三个高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则着重对原有水利工程进行治险加固,调整配套,改造更新,以充分发挥现有水利工程的效益,同时增加一些新的水利设施。

4200多年前,一场大洪水摧垮了太湖流域璀璨的史前良渚文明。后来大禹治水,“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即开凿了娄江、吴淞江和东江,太湖水患才得以平息。数千年来,江南人与洪水抗争的步伐,一直都没有停歇下来。正是因为历朝历代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投入了巨大的力量,耗尽了无数人的生命,才终于使江南成为天底下美好的地方。

二、江南人的性格

江南人,尤其是苏州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或许并不为外界所知晓,那就是特别吃苦耐劳。明代弘治《吴江志》中说道,“四民之中,唯农为最劳,而吴农又劳中之劳也”。意思是说,在古代“士、农、工、商”四种职业中,唯有农民最辛苦,而在农民之中,又数吴地的农民最辛苦。这话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吴地农民耕种的是湿地水田,种植的是水稻和水生作物,一年四季,无论阴晴雨雪寒暑,也不管蚂蟥叮、蚊虫咬,都要在水田烂泥地里赤脚劳动,这种劳动强度不知要比旱地劳动辛苦多少。况且吴地人多地少,又是朝廷的漕粮之都和税赋重地,如遇天灾,江南地区雪上加霜,为了完纳苛重的税赋,农夫们饿着肚子还在耕作,妇女们忍着寒冻仍要纺织。为了朝廷,当然也就是为了这个国家,江南人只有拼命地干活,这日子才能撑得下去。

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衣冠南渡”,北方人不断南迁,当年宋太宗就大力提倡在江南种麦,这就促进了太湖地区稻麦两熟制的发展。到了北宋末,由于当时规定“稻田种麦不收麦租”,由此农民竞相种麦。到了清代以后,为了提高粮食产量,苏州有的地方甚至还要一年三季,即一年之内要早稻、晚稻以及其他经济作物轮番种植,如此繁重的农田劳动,是一年一熟制耕作的人们根本无法体验到的。

桃雕

这些都还不算,吴地人除了耕种稻麦,还要养殖畜禽湖鲜,还要种植许多经济作物,比如棉花、油菜、茶叶、蔬菜以及四时瓜果和水中八鲜等等。除此之外,他们还要从事其他各种劳动,比如种桑养蚕、缂丝刺绣、植棉纺纱、织布染练、烧窑制砖、开山采石、建筑、木作、雕刻、编结等等。这些过去时代手工技艺的东西,后来人们将它归属于工艺美术,到了现在则又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数量之多、技艺之精,苏州也独领风骚。由于苏州生产的手工艺制品美观精良,即便是旧了,人们也还舍不得,因此民间就有了“破虽破,苏州货”的谚语。

在过去,苏州吴县曾有“十万绣娘”之说,意思是说苏州的手工艺品不仅精致,而且从业人员众多,即便是在农村,许多乡镇也都是家家养蚕,户户刺绣。故宫博物院苑洪琪研究员就曾说过:“苏州文化底蕴深厚,相关物产在宫廷里是最多的,故宫现有186万件文物,其中有三四成都是苏式的、苏造的。”还有一位张琼研究员也说:“目前故宫所藏的18万余件织绣产品,一半以上都由苏州造,其中成衣产品就有2万多件。”

还是这块土地,凭着人们的吃苦耐劳,呕心沥血,这才有了天下闻名的锦绣江南。数千年的江南历史,就是这样,可歌,可泣!

(作者简介:徐刚毅,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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