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札:一位作用于吴文化基因的贤士*

发布日期:2021-04-08浏览次数: 字号:[] 作者:周 群 来源:《江苏地方志》2021年第1期

提 要:季札是生活于春秋时期吴国鼎盛期的文化俊杰。季札的贡献是伴着对吴文化基本特征的形塑过程而展开的,是一位作用于吴文化内核形成期的贤哲。季札的逊让之德既有承祧泰伯的一面,又有循礼守制的特点,是逊让与原则的结合。无争乃无兵之根,让德关乎祥和安宁的生活。谦让是吴民深为自豪的“吾吴”之文化特色。季札践履心诺堪称是诚信的最高境界,为吴地创造了良好的商业伦理氛围。吴地敏学尚文的传统隐然有季札的影响。季札对吴文化的作用是与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相联系的,季札观乐知政,美尚中和,对儒学文艺思想有先发之功。祭祀与诗词歌赞是季札影响吴文化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季札 吴文化 让德 诚信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诸种不同的区域文化共同融汇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丰厚内涵。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曾对诸种学术流派与大道之间的关系有这样精彩的比喻,云:“夫道犹海也,江、淮、河、汉以至泾、渭、蹄涔,莫不昼夜曲折以趋之,其各自为水者,至于海而为一水矣。”[1]其比喻中国传统文化与各地区域文化的关系同样颇为合适,这种总分而混一的关系,共同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斑斓画卷。各地不同的文化形态与特征是客观的历史存在,《礼记》有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这种异致也引起了为政为教者的注意,即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2]因此,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特征,是社会治理的必要前提。吴文化是颇具特色的一种地域文化,吴地素称文物之邦,君子尚义,庸庶敦庞,衣冠礼义之俗浸盛,尤其是文教昌盛,布衣韦带之士,多能摛章染翰;闾阎畎亩之民,山歌野唱,亦成音节。人和俗美,世所瞩目。吴文化特色是经历了悠久的历史积淀而成的,与吴地一批杰出贤哲的历史贡献密切相关,其中春秋晚期的季札影响尤为卓著,“东海之先民,慕季子之风绩”[3]是吴地文化形成与发展不可忽视的动因之一。

一、季札是生活于吴国鼎盛期的文化俊杰

季札生活于吴国走向极盛的时期,他对吴文化的影响产生于吴文化内核形成阶段。虽然泰伯(《史记》等作“太伯”)、言偃等人都对吴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俊杰,但比较而言,泰伯的功业主要在于吴国的建立上,对于文教事业方面的记载几乎阙如。相反,有的仅是关于泰伯披发,仲雍文身,亦即对于吴地土著文明的认同。

周群 著 《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季札》

有“道启东南”之誉的言偃虽然也与季札一样对于吴文化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晋袁宏《东征赋》有言:“言偃以文学遗风,季札以让国称仁。高节显于华夏,端委行乎海滨。”[4]但言偃的主要贡献在于“因文学以得圣人之一体”[5],亦即儒学的南传,诚如明人姜渐《吴县修学记》所言:“自言偃北学于圣人,而吴知有圣贤之教。”[6]孔子自己也说过:“吾门有偃,吾道其南。”且季札早于言偃70年,据《重修常昭合志》载,言偃“殁于贞定王二十六年”,亦即公元前443年。但公元前473年越灭吴。而孔子在世时言偃则在鲁国,孔子去世后又居丧三年。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经居丧三年,言偃当是在前476年才回到吴国。其后三年,吴国即为越国所灭。因此,言偃对于吴国文化的影响相对有限。吴灭国之后,吴越文化的交融则更加深入,如果言偃这一时期在故吴之地开坛讲学,传播儒学,影响的也是吴越文化的融通之后的吴文化。与其不同的是,季札则生活在吴国最为强盛,越灭吴之前。而季札则是发论于孔子之前的一位吴文化贤哲。季札的贡献是伴着对吴文化基本特征的形塑过程而展开的,是一位作用于吴文化内核形成期的贤哲,季札以其德行、才禀等,给吴文化基因赋予了丰富的内涵。

二、逊让之德内涵的丰富及其意义

让德,是季札承泰伯、仲雍之脉而影响于吴文化的重要精神资源,英风澡俗,令德在民,成为吴地文化标识性特征之一。如,左思赋云:“高节所兴,由克逊以立风俗。”这一潜德幽光,风行草偃,世代相禅,对于化育崇谦让而薄争竞,尚节俭而少纷华的士庶各个阶层的文化心理、民情风俗具有重要的意义。尚礼逊成为深蕴于吴文化的内在基因,诚如前人所云:“此土有泰伯季子之化,本以礼逊为国,良心善性,当不以今古间。”[7]这种德化之功,绵延久远,他们追慕泰伯、季札,主要是逊让精神,《咸淳重修毗陵志》云:“毗陵人性朴直,俗习淳逊,盖自泰伯、季子以来,流风胥渐尚矣。”[8]

季札的逊让之德既是对泰伯、仲雍精神的承祧,又是循礼守制,目的是防君位传嗣过程中宫门喋血的灾难。因此,季札之让,既体现了其德行之洁,更体现了其守制之严。从这个意思上说,与泰伯、仲雍之让又有本质的不同,季札之让是逊让与原则的结合,这为自泰伯以来吴文化中的逊让传统增加了新的含义。季札的逊让之德对于吴文化有更深入的泽溉。蒋超在《重建延陵季子庙碑记》中云:“自君以让德显天下,被其教者,无智愚贵贱,皆知重伦义轻禄位以推梨让枣为足钦,夺刍攘骨为可耻。由其道可以无争,无争无刑,无刑无兵,君所造于后世者,岂止疗疾苦而御铠凶也哉?以此思爱庙食千万世可也。”[9]季札的影响如惠风甘雨,福泽于千万世。不难看出,季札已被奉若祐民之神。祭拜季札亦是重伦义、轻禄位,以推梨让枣为尚,夺刍攘骨为耻的教育。这种教育又不仅仅囿于乡俗,而是具有更广阔的社会意义。在蒋超看来,无争是无兵之根,让德可免受兵燹之灾,关乎社会的平安祥和,这是对让德社会政治意义最充分的推论与评价。

以季札为代表的吴文化的这一特征,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对此,清代吴人石韫玉云:“儒有难进而易退者,圣门所尚也。吾吴自延陵季子辞千乘之封而退耕于野,流风所被,廉让之士多而贪位慕禄之人少,往往行为世则,才为国华。”[10]作为吴人的石韫玉,深为吴地两千多年来承季子之流风余韵而自豪,且将其敦化民俗之功与圣门成德之教相比较。从石氏所论可以看出,吴地民众之承润季札的廉让之德,又隐然是与圣门所尚相比肩的另一种文化系统。“吾吴”因有季札而与“圣门”气象稍有不同。石氏所言又隐然透视出这样的事实:“吾吴”的廉让之风更加突出,原因即在于季子的克逊之德见之于实在的“辞千乘之封而退耕于野”的行实,因此,流风更著,影响更远。其“廉让之士多而贪位慕禄之人少”,显然是与圣学广遍的华夏其他地区而言的。亦即,在石韫玉看来,吴地的廉让之风更加浓厚。“行为世则,才为国华”的传统更加清晰,原因显然亦在于季札让国之行,为吴地立下的世则与高标。

三、季札挂剑与诚信之德及其影响

季札出聘心许徐君宝剑,返归之时,徐君已成故人,季札挂剑于徐君墓树,以践心诺。挂剑意象具有独特的意义。通常的诚信因言辞文字之诺是双方均已明确的约定,季札挂剑则与此稍有不同,季札与徐君的赠剑之约,其欲与许,两人都无言辞表现。徐君“色欲”而无语求,季札“心许”而无言约。可见,季札所守之诺乃不言之信,仅是主体的“心”诺而已,是否履约,客方对主方没有信义规约,仅凭主体的无形之约,所践之约乃是一种不自欺、纯粹主体的意识活动,是道德的自我约束,显然,这是一种更高的道德标准。

江阴申港的延陵季子之墓

严格来说,季札的挂剑之举,诚为主,信为次。从这个意义上说,季札的“心许”“心诺”,堪称是一种圣人境界。季札以自己的行谊,为中国古代的诚信观念提供了一个至高标准的范则。同时,诚信是商业伦理的核心价值,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与基本规则,是经济活动健康有序实施的基石。因为交易双方只有恪守诚信的人格,商业活动中授信人对受信人的偿传承诺才能得到实现。虽然季札作为吴国贵胄,未有范蠡、子贡等人的殖货经历,但季札履心诺而挂剑徐君墓树的义举,被视为诚信的典范以及吴文化的重要表征。季札所彰显并被广泛传扬的诚信之德,为吴地商业活动的形成与繁荣提供了重要的道德氛围。

四、季札与吴文化敏学尚文传统

吴文化曾经历了尚武好勇、轻死易发,而渐至柔美和雅、衣冠殊胜的变化。季札于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聘问中原之时,观乐识微,讽评时政,体现出深谙诗乐的学植与才禀深受时贤叹服。季札的好学敏求为吴文化植下了尚文基因,并被后世广为传颂,而成为吴地主导性的文化品格。

季札之前,吴国在与中原列国的交流之中,因其“蛮夷”之域而具有明显的文化自卑心理,最为显著的当数季札的父亲寿梦于鲁成公十五年(前576)钟离之会时,闻中原礼乐,三代之风时,发出的“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的感喟,曾有身处夷蛮,不习礼仪的尴尬。可见,当时的吴国质朴少文,对于中原的礼乐文明还知之甚少。因此,《左传》称叔孙乔如等人“会吴于钟离”是“始通吴”[11]

但是,当季札聘问中原时,在鲁国观乐知政,时贤为之叹服,季孔已是一位深谙诗乐、礼仪,名闻诸国的贤者。观乐所论堪称是先秦文艺思想史上最为系统的论述。吴国经过多年兵戎相向,在物质层面取得了与楚国分庭抗礼的国力之外,季札为吴国文化注入了丰富的人文、精神的元素。正因为这一元素,使得中原诸国逐渐消减了对吴国蛮夷之邦的认识,在文化上已平等相待,渐至在此后的黄池之会中能与晋侯一争雄长,从而为吴国的霸业奠定了文化基础。其后吴地经过不断的积淀,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诗乐文明,使吴地充盈着性灵的光泽,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文化。这与季札等先贤开启的重文尚教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五、季札对吴文化的作用是与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相联系的

晋代吴郡文人陆机云:“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诸华。”[12]季札是吴地的文化魁杰,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揭示季札与吴文化的关系,需要从季札之于中国文化的贡献这一更加宏阔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这是更深刻地理解季札,并准确厘定其历史地位的必要条件。

季札稍早于孔子,他观乐之时的精彩论说具有诸多“启圣”的作用。观乐知政、美尚中和,对儒学文艺观的形成贡献尤多。孔子对季札的“天民”之叹,是对季札品德的钦敬,更是对季札思想的礼赞。

季子出使中原“观乐议政”

季札之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与作用,还体现在其后之于中国文化核心观念的诠释、演进的过程之中,是推助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有机因子。季札的这一贡献通过与孔子的关系得到了证明。明人薛应旂在考天台县学时曾作策问以试士:“知人则哲,尧舜所难,而言貌取人,孔子失之,何季札聘于上国,一倾盖之间,于齐得管仲、晏婴,于郑得公孙侨,于卫得史、蘧瑗,于晋得叔向,之数子者,果皆一时之才,而安内攘外之功,尊主庇民之略,历历可指,岂札之知反出于圣人之上,而以言以貌亦可得人乎?”[13]薛应旂将季札与尧舜、孔子进行比较,提出了“札之知反出于圣人之上”的问题。薛氏这一直接尖锐的提问,是对季札之于中国文化史上重新定位的一次大胆尝试。在中国古代文化系统中,“圣人”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至高人格。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薛应旂将季札出于圣人之上为试子问,其理路清晰难诘: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但季札历聘诸国之时,一倾盖之间而得诸贤。在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时代,薛应旂的试问,堪称是对季子的至高之评。尽管其主观目的当是在尊圣前提下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思考,但问题既被提出,圣化季札即已是题中应有之意。倾盖知人,以补圣人之不足,这本身即体现了季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六、季札影响吴文化的途径

文化是不断积淀的历史存在,吴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伴着吴地后世民众的接受而实现的。由于季札对吴文化的影响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对士庶各阶层的泽溉方式也不尽相同。

总体而言,季札对民风习俗的影响以祭祀活动为主,对士林风气的润泽则主要是通过文士们不绝于史册的诗词歌赞以及理性评说为主。前者通过对季札的崇仰追怀活动,将其精神化成于民众的日常习俗之中。后者则将对季札的礼赞与理性评说相结合,并成为传承与发展吴文化的动因之一。吴地文人对季札的崇奉,产生了重要的社会作用,推助了民众对季札精神的承传。他们对季札歌赞的维度,理性分析的取向,可以看到季子文化遗产通过后世文人的汲取与发展,为吴文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因此,季札对吴文化的影响是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吴地民众对季札精神资源创造性改造得以实现的。

如果说民众对季札墓、庙、祠的祭祀主要是社会心理层面对季札精神的缅怀,以民风教化润泽为主,那么,吴地或仕于吴地的杰出文人对季札理性或审美的论析与承继,则是对季札文化价值的深层次的发展。这些文士们通过著述,阐论或颂扬季札之于吴文化的贡献,并将其与自己的文化观念融合开新,成为吴文化历时变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了吴文化的发展以及季子精神意脉的传衍。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季札与吴文化关系研究”(16ZD010)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黄宗羲.明儒学案序[M]//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7.

[2]孙希旦.礼记集解:卷十三王制第五之二[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9:358.

[3]陈樵.鹿皮子集:卷一八咏楼赋[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艺文类聚:卷二十七[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平江府常熟县学吴公祠记[M]//朱熹.晦庵集:卷第八十.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

[6]钱谷,辑.吴都文粹续集:卷四学校[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宝祐乡饮小录序[M]//吴都文粹续集:卷四.同上.

[8]史能之.〔咸淳〕重修毗陵志:卷十五[M].明初刻本.

[9]赵宏恩,修.〔乾隆〕江南通志:卷三十九[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

[10] 严少峰墓志铭并序[M]//石韫玉.独学庐稿·四稿:卷五.清写刻独学庐合稿本.

[1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六年[M]. 北京:中华书局,1981:876—877.

[12]吴趋行[M]//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第二十八.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309.

[13]薛应旂.方山先生文录:卷二十策问[M].明嘉靖东吴书林刻本.

上一篇:
下一篇:
Produced By 大汉网络 大汉版通发布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