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代影像技术传承方志文化——《中国影像方志》的传播价值与启示

发布日期:2021-04-08浏览次数: 字号:[] 作者:王志迁 来源:《江苏地方志》2021年第1期

提 要:《中国影像方志》以现代影视手段和全新的视角,从方志着眼,关注县域文化挖掘和历史表达,意欲为中国每个县都制作一部40分钟的影像方志,在地方特色中彰显民族精神,用鲜活故事表达家国情怀,打造一部了解和认识当代中国地方社会影像版的“百科全书”。《中国影像方志》将凝结成中国人共同的记忆,其史学价值及对后代影响不可估量。

关键词:《中国影像方志》 文化传播 史学价值


取文字方志之精华,开影像方志之先河。从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大型纪录片《中国影像方志》。该纪录片以我国行政区划中的县和县级市为拍摄主体,每个县或县级市拍摄1集,每集40分钟,计划摄制2300多集。它借鉴了地方志的体例来构建节目,分成引言、地名记、地理记、人物记、风俗记、手工记、后记等多个板块,讲述一个县独有的、最具特色的风土人情、地域特点、风俗习惯、建筑美食,展现当地的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中国影像方志》追求的是从史志编纂到影像历史和国脉文脉的创作飞跃,兼具方志“官书”和电视纪录片的双重性质,是对传统地方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更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当代提供历史智慧、为后世留存历史证据的重要载体。

中国影像方志

一、《中国影像方志》的产生背景

新的传播方式能够跨越时间、空间、疆界实现即刻、海量、互动传播,改变了传统传播过程中的特性。而《中国影像方志》的产生正是基于媒介环境变化,经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生产物。

(一)地域文化传承的需要

“县”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中是基层的行政单位,同时也是我国历史悠久的行政单位。在历史文化、时光流转的浸润下造就了如今不同县份的山川、样貌和文化。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农业开国的民族,从县级层面看,不仅创造且保留着当下具有非凡价值和意义的耕作技术,还在农业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相对独立的价值、情感、文化体系。除了延续千年的精耕细作的传统耕作方式,在小农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先人们总结出了一套“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道法自然”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对世界文明发展贡献了不可估量的力量。但是在新时代的传播环境中,由于受各种各样的条件限制,县级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只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播。

(二)建树地方形象的需要

一个地区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人文精神,不仅是对外的形象“窗口”,也是判断一个地区影响力和美誉度的重要标尺,更是一个地区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普通民众对于自己从未去过的地方的了解、印象往往是各种因素相互叠加的一种综合印象。正如陆晔所说:“人们对于自己生活的城市,往往只与某些部分发生关系,对于它整体性的感知和理解总是基于各种各样片段叠加,从而形成综合印象。”[1]但是,大多数人对于未涉及地方的认知是模糊的、碎片式的,甚至还带着刻板印象。实践表明,一个良好的地域形象,不仅能够提升该地区的美誉度、认知度和影响力,还能够促进该地区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乃至带动整个地方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三)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距离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愈来愈近。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相比差距却越来越大,除了城乡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体现的不平衡、不充分以外,忽视农村文化建设,也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一味追求经济增长,使得农村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丧失,农民在城乡中“游走”,精神观念上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

二、《中国影像方志》的传播特征

影像方志是融媒体时代的产物,与传统的纸质方志相比,具有可视性、大众性特征,在其短暂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大众喜爱。

(一)传播主体多元化

影像方志的传播主体是媒体和方志工作者,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以《中国影像方志》为例,该节目的传播主体是中央电视台成立的中国影像方志项目组,打破了古代由史官担任编撰者、国家主导的方志编修模式,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电视台为发起者,导演作为主要编写者,各地宣传部策划,地方志办公室(或地情资料办公室)、档案馆等多家机构与知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地方志专家对内容进行审核,汇集多方力量,采用“与地方电视台联合制作或委托当地影视制作机构联合制作的运营模式”[2]最大程度上发挥我国各级电视台的传播资源,并调动社会影视机构的力量,相互学习,相互补充。在新媒体环境下,微博、微信的兴起,网络也成为影像方志传播的重要渠道,通过二次传播,成几何级数式爆发性地增长,使得影像方志的传播范围、规模及其影响力越来越大。

(二)传播对象大众化

影像方志的传播对象是面向社会大众的,与纸质方志相比较,影像方志的传播媒介、传播手段相对而言是直观的,与其所指代的对象具有一致性。影像方志所传递的信息与受众的文化背景、文化阶层基本无关,受众在接受影像方志所生产出来的符号的过程中,可以不用经过思维和意识的再一次加工,通过画面传递的内容就能直接理解其意义。影像方志借助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和产业的规模,以社会上普通大众为传播对象,进行信息大规模的生产、传播活动,因此影像方志的传播对象具有大众化特征。

(三)传播方式多样化

方志借助影像的声音、画面与方志进行深层次的视听融合,影像的直观性、动态性弥补了纸质方志吸引力不足的缺点,增强了方志传播过程中的渗透力与亲和力。影像方志的出现使得大众了解一个地方的过去、历史、风俗习惯、文化内涵不再是一件枯燥的、无聊的事情,也开创了方志编修的新模式。从文字方志到影像方志的变化,方志从沉睡中逐渐苏醒,成为受众了解一个地区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重要途径,因而影像方志的传播方式具有多样化的特征。

中国影像方志·宝应篇 

三、《中国影像方志》的传播功能

在融媒体时代,《中国影像方志》除了具有传统方志“存史、资政、教化、育人”的功能外,还具有新的传播功能。

(一)传播手段新颖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我们所处的“整个社会正在经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以‘语言’为中心向以‘视觉’为中心的转变过程”“‘视觉’和‘听觉’正在逐渐取代原有的以文字阅读为主的消费习惯,成为受众在精神领域消费的主要渠道”。[3]在传播手段逐渐进入以图像为主的传播时代,方志也被“裹挟”进来。在传统文字方志的编修模式、传播模式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影像方志实现“修、用”并举,边修边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方志编修、传播模式,不仅为方志编修人员提供一种新路径和新方法,而且帮助不同地区以新的形象走出去,扩大地区的影响力。《中国影像方志》的出现,为方志的传播与创新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媒介平台,改变了传统方志的单一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将平面的、枯燥的方志转变为集声音、画面于一体的电视纪录片,让静止在方志中的县级城市形象转化为动态的影像,提升了方志在传播过程中的趣味性与观赏性,让传统的方志以文字表现形式的略显枯燥的地区发展史,成为让普通大众接受、理解的电视作品,实现了方志传播、编修手段的创新。

(二)地域交流增强

方志在编修过程中必须体现时代精神、文化取向,这是编修原则和内容的一种具体体现,一个地区的方志就是一个地区的灿烂发展史。方志记载内容完整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各个方面,保存着社会发展的“历史记忆”。《中国影像方志》也通过电视等大众媒体传播,在扩大方志传播范围与影响力的同时,使得观众在潜移默化中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同时,《中国影像方志》将不同地域间的差异通过影像记录和展现,为生活在不同地域之间的观众架设一座了解与沟通的桥梁,大大地增进了地域之间的交流。

(三)民俗认同提高

民俗技艺是我国劳动人民在漫长的生产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民俗精神的象征,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技艺中蕴藏着普通民众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审美观念和美好愿望。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民俗技艺离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远,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但是《中国影像方志》通过“民俗记”“地名记”“手工记”“美食记”等讲述民俗技艺的前世今生,帮助我们把集历史价值、审美价值于一体的先人的智慧结晶“拣了起来”。通过影像记录民俗技艺与地方故事,唤起受众的保护意识。同时,对于民俗技艺中的演唱、杂技、绘画等不易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影像方志的记录更有利于其保护、传播与传承。

四、《中国影像方志》的传播成效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方志中除了经世致用的经典外,还为后世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史实。作为地方文献的方志蕴藏着丰富而有价值的历史细节,方志不仅是青灯黄卷、筚路蓝缕,也应该有情感、有温度、有筋骨。

(一)以史实为基础呈现地方特色

一个县城,对于有着广袤地域的中国来说只是沧海一粟,但对于《中国影像方志》项目团队来讲,要想在短短的一集40分钟内阐述清楚其千年的发展史,厘清其历史脉络,考验的是创作者的历史观,对于不同县城独特个性的呈现,也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程。为了确保节目的严谨性,充分体现其历史价值,创作团队在策划选题阶段,与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密切合作,坚守历史阵地,用辩证的眼光进行筛选。节目中出现的人物基本是当代历史的见证者,每期节目的文稿都会邀请专家审核,所有人都带着使命感投入到工作之中,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负责,更是对子孙后代负责。同时,节目每期拍摄之前都要进行现场调查,并力求搞清楚所要拍摄的县市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特色,以及在历史中该县(市)还有哪些代表性的人物事件,该县(市)在改革的大潮中发生了哪些变化等问题。在此过程中,不仅要进行客观叙事,而且要学会讲故事,在对历史的解读中寻求其背后的独特性。这样,节目主题和框架就逐渐形成了。此外,节目一直强调讲故事的生动语态,追求故事中人物和事件的曲折性、细节化呈现。简单来讲,在节目策划选题阶段重点考虑的是,所选用的故事是否可以为观众提供新鲜信息,是否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及典型的时代内涵,能不能有效调动起受众的积极性。其中,最难做到的就是处理好集与集之间的逻辑关系,梳理出一条主线,并用其框架全篇结构确保整部纪录片的完整性。对于那些含混不清的信息,导演们会进行反复核查,如陕西洋县在地方群众眼中就是蔡伦的故里,这个说法对吗?有哪些文献或文物能够佐证这一说法?为此,每一位编导手头都有重要的史学著作,如《史记》《汉书》等,以便能够随时查阅相关知识,确保史料严谨与真实。导演在创作时,要不断地去寻找、挖掘、查阅、问询,利用各种手段去收集相关史料,搜索相关线索,同时还要真正去思考、去架构、去设计,用生动故事讲述地方的个性独特文化。

(二)创新拓展文化传播途径

有别于影视剧的故事创作,纪录片必须真实客观地记录对象,这就限制了镜头的使用空间,为其拍摄带来许多不便。为此创作团队需要灵活应对,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创新,在确保纪录片主题和方向不变的基础上,积极融入创新元素,以增强纪录片的艺术表现力。节目站在文化传承的高度,以地方志为根本依据,采用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深奥难懂的地方志用影像艺术进行具象化、艺术化表达,创新背后是文化传承之“志”,而这一份价值定位与诉求,不仅有效地提高了节目的文化品格,而且大大拓展了地方文化传承的发展路径。

(三)在地方特色中彰显民族精神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方水土中,总有一个代表作不仅伴你长大,而且让你抖擞精神,甚至成为信仰的标配。竹子是有风骨、有气节的。苏东坡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郑板桥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这些保留在国人心中的文化记忆,在《中国影像方志》之《浙江卷·安吉篇》中都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影像和故事得以呈现。讲述安吉前世今生的起点,不再是人们熟悉的安吉白茶,而是鲜为人知的安吉大竹海。这样的创意与表达让处在吴侬软语腹地的安吉有了血性担当的底色[4]。也让影像方志超越了一般的地理风光片,有了精神和灵魂,该片代表性“人物记”是出生在安吉的现代书画大家吴昌硕,代表性“考古记”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典故,还有战火纷飞给安吉带来的思想冲击。一介书生吴昌硕,绝不仅仅在画布上让竹子的“虚心向上、高风亮节”栩栩如生,他敢于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在甲午战争爆发后北上参战,耳朵被大炮震聋。影像方志解读得如此到位,令人信服:乱世之秋,吴昌硕选择保护国家;和平年代,他选择守护安吉。讲好中国故事,关键是讲好中国人的故事,是讲好那些历史的、当代的、名垂青史的、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的故事。把竹子与人物、风俗、美食、音律等联结起来,把那些能够跨越时空而又接地气的人物和故事表现出来,创新的意味十分明显。

(四)用鲜活故事表达家国情怀

如果说白茶让安吉小有名气,那么四川的富顺可能鲜为人知。这就给影像方志创作者带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大量地处偏远的小城故事该如何讲起?这里的家国情怀又该如何表达?好在富顺有盐。在一定程度上,盐这种生活必需品太普通,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盐的作用和价值就非比寻常了。富顺盐的价值上升到社会意义层面有两次:一次是19世纪中期,富顺盐的热销使这里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手工业市场;一次是抗日战争期间,在海盐遭封锁无法进入内陆的危难时刻,川盐为抗战军民解了燃眉之急。如果说前者是在农耕文明土壤里造就了富顺异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工业社会形态,那么后者则是富顺人深明大义,彻底排除盐商经营的暴利,这不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家国情怀吗?小城故事多,这些故事在方志的视域中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位置,有的是血与火、灵与肉[5]。与影像方志家国情怀的立意相匹配,《中国影像方志》之《四川卷·富顺篇》的“人物记”选择了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其实六君子中知名度最高的当数“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但刘光第同样光彩照人。体量巨大的《中国影像方志》要为中国的每一个县都制作一集节目,每一集都有一位人物出场,这种历史文化传播力该是何等了得。

中国影像方志·沛县篇

五、《中国影像方志》对方志文化的传播启示

方志文化在追古溯今、孕育人文、凸显地方形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全媒体时代,如何实现方志有效传播,让方志文化活起来,让观众从中得到新知新悟,如何让地方传闻成为众所周知的民族故事,需要我们进一步发掘与思考。

(一)注重主动传播,实现方志文化普及

一要深入系统挖掘中华特色和地域特色,关注鲜活事例,推出更多类似名镇名村志丛书、《中国影像方志》等优秀作品,为方志文化传播提供基础。二要争取相关部门支持,现在《乌镇志》已被列入国家“一带一路”出版工程和“丝路书香出版工程”,我们应该努力将更多的地方志文化作品纳入国家对外传播重点文化项目。此外,还要给来华的外国人员提供外文版方志文化普及本,利用国内外各种场合主动宣传,不仅要在他们参与的旅游和其他文化活动中进行推介,而且可以在投资洽谈和商务活动中作为背景材料赠送。如《乌镇志》在世界互联网大会的重要位置放置了中英文版;《成都精选》英文版配置在旅游窗口、涉外班列上。三要主动发声,加强与国外学术机构的交流合作,利用好国际图联大会等国际舞台,通过召开国际学术论坛、互派访问学者、翻译出版志鉴成果等推动方志文化走向世界。[6]四要实现国外的属地化发展和本地化传播,以更好适应国内外出版在理念制度到市场需求、销售渠道的较大差异。如方志出版社可以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实现志书形式从大部头到口袋书的转变,并针对政用、商用和民用的不同需求,提供差异化的方志版本,建设地方志“丝绸之路”[7]

(二)丰富视觉语言,强化方志文化看点

传统的方志在影像化之前,在受众的印象中是“高冷”“晦涩难懂”,与受众有距离,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传统方志的传播与扩散,即使它本身具有非常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所以,方志在传播的过程中要从硬的元素找到软的切口。视觉呈现是当前受众较为喜闻乐见的一种传播方式,通过画面语言的合理使用,彰显地域的个性。不同景别的镜头语言,赋予方志多维度的视觉体验;具有地域特色的声音语言的使用,增加了方志的魅力;多种视听语言的综合运用,增强了方志在传播过程中的可看性。而且采访与记录的都是时代进程中的普通人,这样既能凸显叙事的个性化、语态的平民化,又将硬的元素找到了软的切口。“个体的受众千差万别,但作为整体的受众是具有共性的。”[8]环境、饮食、文化这些都与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且是能够引起受众关注度的要素。将视点集中在受众所关心、关注的话题上,利用新颖的选材、多样化的内容、通俗化的语言表现形式,这样的传播才能被观众接受、认可,从而激发文化自信,增强方志传播渗透力。

(三)讲好地方故事,浓郁方志文化趣味

传统的方志“无人问津”最主要的原因是内容太过枯燥。方志记载的内容包含了一地经济、政治、人文、风俗、地情等多方面的内容,受众主要是从中查资料而非通读。由于缺乏吸引力,这种志书久而久之便被束之高阁。但是在引入影视化后,在节目的制作与编排过程中,使用故事化的讲述,通过一个个的小故事,将一个地方具有代表的事物或者发展历程讲述出来,这样的传播内容与方式更容易获得受众的青睐。例如禹州的“钧瓷”,通过钧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任星航的讲述,既能了解到钧瓷的发展历程,还能通过钧瓷的发展窥探出禹州的社会发展状况。而会宁的“洋芋”则在西北人民的餐桌上展现出多样的变化,烤着吃、炸着吃、拌面吃,原本普通的“洋芋”在会宁人的餐桌上成了一块宝,这与当地的水资源匮乏有关。在“洋芋”中,受众既了解到了会宁的地情资源,还能在故事中感受到会宁人民积极乐观的心态。这些故事化的讲述能够帮助观众充分了解事物本身,增强方志的趣味性。禹州篇的“钧瓷记”、沛县篇的“音律记”、安吉篇的“异物记”,通过故事化的讲述,将趣味性延展至整体,进而展现地方的整体风貌。这种叙事方法继承了远古时期结绳记事的记录规则,虽然从大体上看每集的风格大体一致,但是通过故事化的讲述表现出来的内容却迥然不同,这样既能引发本地域受众人群的情感、文化共鸣,又有利于非本地域受众人群的信息接收与鉴赏。

(四)运用多屏联合,转变方志传播方式

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移动新媒体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传播的主动权,电视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受众可以利用互联网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观看,传播模式也从以“传播者”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转变。据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29亿,全年新增网民5653万,互联网普及率59.60%,手机网民规模8.17亿,网络视频用户6.12亿”。[9]面对如此庞大的网络用户,《中国影像方志》却没有开通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移动端的传播也仅限于“央视网”“央视影音”等以央视为主的传播平台,将传播的重心放在以央视科教频道为主的电视传播平台,忽视了电视传播是一种线性传播手段,“缺乏双向交流和受众反馈”。《中国影像方志》是边拍边播,电视传播“在某种程度上会制约节目的及时调整。”[10]这种不可主动的选择使得受众只能被动接受节目的播出,长此以往,受众的忠诚度必然会持续下降。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但这句话已经无法适用于现在的传播环境。“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媒体和受众都在经历持续的分化、演变并且互相影响,人们与媒体的接触行为和媒体的消费日益呈现多样化趋势。最典型的现象就是媒介调查机构的兴起,他们依靠测量和分析受众群体的差异来服务于媒体的调试和变革”[11],所以方志的传播不能再固守传统的电视传播途径,要重视“两微一端”的开发,不仅要将节目放到网络播出,同时还要与其他的视频网站合作进行节目的网络投放,实现更为广阔的传播覆盖。同时增强策划意识,注册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进行传播、宣传与互动,最大限度地提高方志的影响力、传播力。在快速发展的时代下,“慢记录、微传播”成为一种新的传播趋势,要充分开发《中国影像方志》每期节目中“引言”“美食记”“音律记”这些小的板块,这些小的板块的时间并不长,但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可以通过微博、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上单独传播,既实现了移动端的大范围传播,又满足受众的需要。

(五)借助社交媒体,拓展方志传播领域

在融媒体时代,社交媒体作为二次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渠道之一,其传播的范围和影响力不可小觑。方志在传播过程中,可以尝试充分发挥社交媒体在二次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扩大方志传播的影响力。例如在短视频社交平台“抖音”或者社交媒体“微博”上,发起以“我的家乡”为主题的类似话题,通过用户的参与,不断扩大方志传播的范围,并建立长期的传播关系。也可以向国内的一些综艺节目学习,发挥明星或者KOL的传播影响力,通过向用户介绍自己的家乡,继而扩大方志传播的影响力与范围。简而言之,方志的传播要发挥媒介的力量,借助不同的传播渠道,建立在受众的兴趣基础上,将方志通过这些渠道传播出去,实现更为广阔的传播覆盖。

《中国影像方志》是从文字方志到影像方志的突破,是新时代地方志内容呈现形式的变革创新和拓展延伸,更多地肩负起文化传承与思想传递的庄严使命,成为记录历史文化、见证当代社会的文明档案,为强有力地推动方志事业转型升级,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必将发挥着越来越深远的作用。《中国影像方志》 强有力地证明只有创新才能更好地实现传统文化与大众传媒的深度整合,才能创造出既有文化厚度、又有教化价值的方志事业新篇章。

(作者简介:王志迁,响水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江苏省地方志学会理事。)


参考文献

[1]黄旦.城市传播:基于中国城市的历史与现实[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127.

[2] 杨秀芳.打造为新时代立传的国家影像巨献——央视科教频道总监阚兆江访谈录[J].新闻战线,2018(10).

[3]徐葆耕.电影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7.

[4][5]《中国影像方志》新一季开播:用影像修志、为人民立传[EB /OL].澎湃新闻[2018-03-12].

[6]冀祥德.冲锋拼搏,攻坚克难,决胜地方志“两全目标”——2019年全国地方志工作安排及要求[EB /OL].中国方志网[2018-12-15].

[7]田丰.中国地方志跨文化传播的受众意识[J].中国地方志,2020(1).

[8]王志勇.从个性表现出发到传播共性回归——地域特色纪录片的传播学解读[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4(6).

[9]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 //www. cac. gov. cn/2019-02/28/c_1124175677. Htm.

[10]王贵亮.互联网时代电视线性传播的优劣势分析[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7(3).

[11] [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 媒体与都市艺术[M].赵国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7.

上一篇:
下一篇:
Produced By 大汉网络 大汉版通发布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