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麋鹿寻根到世遗落地

发布日期:2021-05-25浏览次数: 字号:[] 作者:王海燕 来源:《江苏地方志》2021年第2期

“春笋”(孙华金 摄)

300万年以前,麋鹿就和人类共同生活在地球上。在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就有关于麋鹿的记载,这是一种中国所特有的吉祥“神兽”。麋鹿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而它与盐城的不解之缘,缔造了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重返大自然野生麋鹿自然保护区,成就了盐城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的金字品牌。

据考证,远古时代,地球曾有三次大的寒流期,北方的麋鹿被迫南迁,西方的麋鹿逐年东移,数以千万只俗称“四不像”的麋鹿成群结队,披星戴月,翻越丘陵山峦,东征远行,散布于中国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带。历史上的江苏沿海地区,海陆交接,滩涂广袤,湿地无垠,沼泽密布,水草丰茂,成为麋鹿自由繁衍的家园,它们纵横驰骋,来去如风。两三千年前,麋鹿家族进入繁盛时代。据中国最早的地理博物志《山海经》记载:大群的麋鹿足迹遍及中国大地。西晋张华《博物志》称,“海陵抚江接海,多麋兽,千百为群”,麋鹿“掘食草根,其处成泥,民人随此而略种稻,不耕而获。”简略的文字,可见麋鹿与人类毗邻而居、和谐共处的和美画面。古代的志书与近代考古资料均显示当时麋鹿数量以千万计。此后,麋鹿愈显高贵,逐步从蛮荒的旷野,步入皇家林苑,被当成宠物供人观赏。唐、宋以后,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广阔的自然草甸被开垦,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加上人类滥捕,野生麋鹿数量日益减少。元、明时,麋鹿仅生存于皇家猎苑之中。至清代,北京南郊皇家猎苑仅存200多头麋鹿,这是当时世界仅有的麋鹿群。

1865年,法国博物学家兼传教士爱尔文·大卫在北京南海子皇家林园偶然发现了这一新物种后,将麋鹿标本送抵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经鉴定为鹿科动物中独立的一个种属。由于大卫关于发现新物种的论文轰动世界动物研究界,麋鹿因此多了另外一个名字“大卫鹿”。此后,欧洲各国纷纷通过各种手段,从北京南苑掠去几十头麋鹿。麋鹿逐渐出现在各国著名的动物园里,而在中国,却已所剩无几。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生存于皇家园林的最后几十头麋鹿,终于像战俘一样被掳走,远离故土,开始了长达80多年的流浪生涯。从此在中国的国土上,再无麋鹿的踪影。而流落异国他乡的麋鹿,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种群规模逐渐缩小,越养越少。与人类几乎同时起源,一度与人类数量相当的麋鹿,最终存世的仅有18头,几乎到了灭绝的边缘。就在麋鹿濒临灭绝的时候,一位酷爱动物的有识之士、英国的贝福特公爵,用重金从法国、德国、荷兰和比利时4国收买了世界上仅有的18头麋鹿,以半野生方式集中放养在乌邦寺庄园。而这18头麋鹿也就成为地球上后来繁衍的所有麋鹿的祖先。

20世纪中叶,在江苏盐城大丰沿海出土了大量麋鹿骨骼,此后又陆续出土麋鹿亚化石12处,这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经过中外专家大量考证和沿海实地考察,位于黄海之滨的大丰境内、川东港以南的黄海冲积平原沼泽地,最终被确定为麋鹿的故乡,也是最理想的麋鹿放养地。这里东临黄海,河海港汊蜿蜒交错,盐土沼泽星罗棋布,草甸裸滩、芦苇蒲荡,一派海滨原始风貌,与麋鹿的原始生存环境极其相似。此后,国内外专家学者多次呼吁,“让海外游子麋鹿回家”“让麋鹿回归故里野生放养”,并提出“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倡议。

20世纪80年代,中英两国领导人会晤时,英国撒切尔夫人说,香港回归和麋鹿回家是中英外交史上的两件大事。不久,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中国政府,联合达成在麋鹿的原生地恢复其野生种群的共识。1985年,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同中国林业部决定,在多次出土麋鹿化石、自然条件最适宜麋鹿生长繁衍的大丰县海滨建立了当时世界唯一的野生麋鹿保护区。1986年8月14日,中国林业部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从英国伦敦动物学会下属7家动物园将39头麋鹿,经上海虹桥机场,辗转运抵大丰。至此,麋鹿结束了他们大半个世纪海外漂泊、颠沛流离的生涯,重回故土家园。经过专家组反复选址考察和严格论证,其中,上海自然博物馆曹克清教授,最初以严密的科学论证权威地推荐保护区应在大丰建立。正是在盐城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与推动下,在众多有识之士和专家的支持下,是年10月,林业部和江苏省人民政府联合批准建立江苏大丰麋鹿保护区。

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位于黄海之滨,原为大丰林场的一部分,在川东港与东台河之间,占地面积2667公顷(4万亩),核心放养区为353公顷(5300多亩)。从英国归来的39头麋鹿从此在此安家,开始野生放养的尝试,这成为当时轰动世界的新闻。1987年,大丰麋鹿保护区以每张0.3元的票价对社会开放,让中国特有的“海外游子”麋鹿走进公众视线。

保护区创建之时,滩涂满目荒野。无路,无饮用水,无住房。白天虫蛇出没,夜晚漆黑一片。人们从10公里外的川东用拖拉机拉来饮用水。首批建设者们在盐碱地上盖起一个简易工棚。炎热的三伏天,为防蚊虫,大家裹着雨衣,穿着长筒靴,靠毅力和耐力,硬生生拉起67公顷(1000多亩)范围的围栏。职工们每天在齐腰深的苇荡穿沟过汊,行走15多公里路程,巡看网栏,观察麋鹿。当他们一头钻进芦苇荡,往往难辨东西,恍如隔世,更别提离开荒滩回家或进县城。丁玉华是保护区首批建设者之一,他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子弟、农村青年兽医,为了研究和保护濒临灭绝的麋鹿,坚守荒凉滩涂30余年,培育了世界最大也是唯一的野生麋鹿种群,在崎岖的科研道路上攀登求索,创造了惊人奇迹。为了观察记录麋鹿的踪迹,他常常爬上4米高的槐树,一干就是10个多小时,锋利的树杈在他的脸和手上留下一道道血痕。隆冬腊月,他踏进冰冻的河港或伏在积雪草丛中,观测麋鹿的生活习性。保护区至今流传着丁玉华“六月穿大衣”的故事。就这样,他搜集了100多种麋鹿食谱,记下了世界上唯一关于麋鹿的20多万字的珍贵资料,撰写了大量麋鹿保护方面的专业论文,多项科研项目获得国家和省科技进步奖,成为湿地国际中国项目专家、最具权威的13个中国麋鹿专家组成员之一,被誉为“麋鹿之父”“麋鹿的守护神”。

在一代代保护区建设者的艰辛奋斗下,大丰麋鹿保护区面貌日新月异,麋鹿茁壮成长。1995年,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被列入“人与生物圈自然保护区保护网络”;1997年,经国务院批准,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由省级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对保护濒危物种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改善生态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2002年保护区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此后被列入“东亚—澳大利亚鸟类保护网络成员”,被命名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基地”,成为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野生麋鹿种群数量最多并拥有最大麋鹿基因库的自然保护区,麋鹿总数已由1986年建区时的39头增至2020年的5681头,其繁殖率、存活率、年递增率均居世界之首。为恢复麋鹿的野性,1998年,保护区挑选8头麋鹿,进行野生放养试验。这是100多年以来麋鹿第一次冲出围栏,奔向大自然。2003年,麋鹿在野外成功产下3头幼仔,成为世界上真正意义的野生麋鹿。野生放养试验的成功,结束了全球千年以来无完全野生麋鹿群的历史,为人类拯救濒危物种提供了成功范例。2020年11月6日,保护区举办第八次麋鹿放归自然活动。25头麋鹿穿过密密的盐蒿地,奔向千米以外的茫茫滩涂。通过佩戴项圈、放归麋鹿的方式,保护区实现了实时监测麋鹿活动轨迹的网格化管理。至此,野生麋鹿种群总量达到1820头。

保护区以保护麋鹿及其生境为主,也保护其他濒危物种及栖息地和黄海滩涂湿地生态系统。经过30多年艰辛探索,保护区自觉担负起依靠科学维护生态,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的重要责任。2013年,为解决冬季麋鹿“口粮”问题,大丰麋鹿保护区首次实行全程机械化青贮饲料新模式,保障麋鹿冬季营养供给和安全越冬;建成沿海生态湿地定位站,实施科研课题,多项发明专利获国家重大奖项,多项成果填补世界空白,在物种保护科研探索中提升科学研究价值。为保护湿地功能,2012年,保护区改造修复麋鹿栖息地生境500公顷,恢复人工沼泽地30公顷,绿化植树造林20公顷,扩大栖息地。2013年,实施麋鹿栖息地24千米围网建设工程。麋鹿保护区还在保持湿地调节水土和营养物质、清除毒物,控制寄生虫滋生及检疫监测等方面,进行大量调研,有效发挥湿地应有功能。2014年,中华麋鹿园景区获批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从39头到世界最大野生麋鹿种群,这背后有人类保护濒危物种、守护生态环境甚至牺牲发展机遇的生动故事。大丰麋鹿保护区的建设实践,使盐城人民生态文化意识的空前觉醒。此后,无论是在沿海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还是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无论是在城市化进程中,还是在旅游业发展红利的诱惑下,盐城市委政府和盐城人民始终坚守生态红线,敬畏自然,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坚定不移追寻绿色发展道路。2019年,大丰国家级麋鹿自然保护区作为盐城湿地重要组成部分,为盐城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最终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出了重要贡献,麋鹿保护区全境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地。

(作者简介:王海燕,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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