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下琐言》是清代甘熙所著的一部笔记,专记金陵(今南京)掌故,内容上溯六朝,下逮明清,特别是乾隆、嘉庆至道光间的社会内容多有涉及,且“地属乡井则闻见较真,时非久远则流传可据”,真实可信,史料价值丰富,与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并称金陵“笔记双星”。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同治、光绪之际,金陵开局修志,汪士铎、朱桂模、陈作霖“诸子索观是帙,佥云翔备,甄录最夥,于焉征信,洵乎不诬”。

甘熙(1797—1852),字石安、实庵,号二如,江宁(今南京)人,其家为金陵世家大族。甘熙“少颖悟,善属文”,道光十九年(1839)考中进士,在户部为官,“殚心综画,请罢不急之务以充馕需,条举京东水利屯垦事宜以固本计”,受到高层激赏,认为“才可大用”,纷纷向上举荐。为此,两次受到皇帝召见,听取他的治国之策。甘熙精于地学,咸丰二年(1852),因勘定皇陵积劳成疾,卒于北京邸所。甘熙一生勤于收藏与著述,著有《金石题咏汇编》48卷、《白下琐言》8卷、《日下杂识》14卷、《桐阴随笔》10卷、《寿石轩诗文钞》4卷、《重修灵谷寺志》12卷、《忠义孝悌祠传赞》4卷。可惜英年早逝,生前只有后两种刊刻出版,余则藏于家。

《白下琐言》完成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前后,刊刻于光绪十六年(1890),历经40余年方才面世。原稿8卷,付梓时将《日下杂识》中跟金陵有关的两卷内容抽出,经陈作霖点勘,合在一起,共10卷。甘熙早年即有搜集金陵掌故、以备修志采摭的想法,“于一方利病尤所究心”。其弟甘元焕说,他“早岁里居,耽志掌固(故)”“睹记日多,笔札尘积”,《白下琐言》收录的只是其中部分而已。他还与同里名家金鳌、朱绪曾共同搜集乡邦文献,援引旧志,考证源流。因此,他发现《〔嘉庆〕江宁府志》《〔乾隆〕江宁县新志》等志书,或失之草率,或收入“小说家言”,给后世应用留下隐患。对此,甘熙在《白下琐言》中不仅一一予以记录,并就此引申,提出了志书不得收入“小说家言”,修志宜本土化并“留心掌故者”等观点,对后世修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志书“为一方掌故”,不得收入“小说家言”

甘熙“耽志掌固(故)”,缘于他对志书的认识,那就是“志乘为一方掌故,攸关一切”。所谓“一方掌故”,甘熙未作解释,但从他所记述的内容看,均与山川形貌、典章制度、学校科贡、世家故事、市井烟火等息息相关,事涉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收入志书则是翔实的地方史料,传之后世则是“存史、育人、资政”的宝贵经验,让人记得住乡愁、产生归属之感的文化积淀。换句话说,“一方掌故”是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善恶劝惩,有裨风化”185,不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更不是人们无聊之余的消遣读物。

基于“志乘为一方掌故,攸关一切”的认识,甘熙提出“小说家言焉可拦入”志书的修志想法。什么是小说家言?甘熙举例作了阐述:

袁简斋先生所修《县志》引《板桥杂志》云:“行酒纠觞,留髡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真欲海之仙都,升平之乐国。”又引《稗海》云:“郑合敬及第后宿平康,赠妓诗云:‘春来无处不闲行,楚闰相看别有情。’”楚娘、闰娘,妓之尤者,以及唐杜秋娘,宋杨爱爱等事,虽语涉风雅,何关纪载?后有修者当芟削之。

袁简斋就是袁枚,清代大诗人,主张“性灵说”,影响甚巨。乾隆年间,他曾在金陵为官,主修过《〔乾隆〕江宁县新志》。在这部志书里,他把明代商濬《稗海》和明末清初余怀《板桥杂志》中记载的文人狎邪游的风流韵事,也就是“小说家言”,收入志中。甘熙认为,这些描述性、抒情性的“小说家言”无关“一方掌故”,史料价值不大,不能“资政”,也不能“育人”,志书不应该收入,今后修志的人应当把这些内容删削掉。这一修志思想,摒弃奢华,务求实用,不仅对同治、光绪间修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我们今天而言也是十分有益的修志箴言。

二、“一方掌故”源自“四亲”,传之后世站得住脚

梳理《白下琐言》记载的“一方掌故”,可以发现,甘熙对“一方掌故”的去取、采摭,颇为苛刻,有严格的评判原则,“琐言”不琐,非“四亲”不收,传之后世皆一时之史,不是冗言碎语。所谓“四亲”,即“亲历、亲见、亲闻、亲证”之意也,来有所据,据有所本,“本本而元元”。以下特举数例,试作说明。

“亲历”之例:

县学魁星阁,建自乾隆乙未。是后,科甲日盛,形家所谓巽方文峰特秀也……(道光)丁酉六月诹吉重修,将阁身牮过六尺有余,末层五方墙通身拆砌,浇以糯浆;顶之裂缝,用油灰补平,庶免渗漏。于阁旁沿河处添造廊屋,为朔望洒扫会憩息之所。外门一道,平时扃闭,以名滋扰。时予董其役焉。

魁星阁,在夫子庙东南角,今存,为改革开放后在原址上复建之物。历史上,它是何时所建,为何而建,建成后对上元、江宁两县儒学学生参加科举考试有何影响,甘熙均有交代。从乾隆乙未(1775)到道光丁酉(1837),魁星阁建成60多年后,政府组织人力重修,由甘熙具体负责,扶正阁身,补平阁顶,添造廊屋供人憩息。亲历结合史传,作为县学的重要附属建筑之一,魁星阁这条“掌故”从建到修,清楚而了然,凿凿可传。

“亲见”之例:

明初牧马皆在外郭门以内,如麒麟门至观音门一带地方,有黄马群、青马群、红马群、白马群。朝阳门外东二十里,有马房山,为枣骝群,又有马巷口,皆其所也。今附郭民田纳银无米,其地租有黑白草、黑白苜蓿诸名目,盖沿前代之旧也。

今天,南京中山门(旧称朝阳门)外有马群、青马、黄马、红马(今称上五旗)、马房山、马巷、苜蓿园等地名,即缘于此条“掌故”记述的事迹。明初“外郭门以内,如麒麟门至观音门一带地方”所养的马,均隶属锦衣卫下面的牧马千户所管理,主要为皇城举行各种仪式提供战马。这一带农民不种粮,而是种草,为养马提供饲料。沿至清代,旧习仍存,农民向政府交纳的地租不是粮食而是“黑白草、黑白苜蓿”。甘熙这里所录的亲眼所见,此前未见他书记载,应是来自一手的调查资料。

“亲闻”之例:

族人凤池,拳勇之名遍天下,其辈行不得其详。尝闻诸族祖容斋公曰:“昔驻防城旗人有欲试其技者,令于小门口横肱石上,经牛车数十轮,了无伤痕,观者骇服。”又醉后与人较艺,以酒瓮倒立于庭,两指持竹竿,一足立瓮底,令众曳之,屹然不动,及手一松,曳者咸倒。又于十庙前观剧,立人丛中,莫敢近者……墓在凤台门,表曰“勇士甘凤池之墓”。有一孙在安庆充马兵。

吴敬梓《儒林外史》中有一位侠义人物凤四老爹,武艺高强,爱打抱不平,爱帮人排忧解难,其原型就是甘凤池。现实中的甘凤池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呢?甘熙也想弄清楚,于是他向本家族祖容斋公了解情况。上面所引这段“掌故”,就是他亲闻于容斋公的记录。后世关于甘凤池的介绍,或志书,或笔记,大多脱胎于此。陈作霖《金陵通传》《上元江宁乡土合志》中关于甘凤池的传记,亦是抄自《白下琐言》。

“亲证”之例:

钟楼及倒钟厂二钟,乃明初所铸。吕修《府志》谓为“景阳故物”,非也。又,志据元赵世延《钟山万寿寺碑记》云:“聚铜数万斤铸大钟”,并疑即此钟。讵知元铸之钟,在太平兴国寺,见《梵刹志·虞集碑记》。赵世延并作钟铭,今灵谷寺钟楼是也,岂可混耶?

钟楼,在今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北大楼位置,已无踪迹可寻。倒钟厂,即今大钟亭位置。清嘉庆年间,江宁知府吕燕昭聘请钟山书院山长、著名学者姚鼐纂修《江宁府志》(《金陵全书》定名《嘉庆江宁府志》)。在这本志书中,姚鼐把钟楼、倒钟厂里的明初铸造的大钟,判定为六朝台城景阳楼里的故物。对此,甘熙作了详细考证,明辨是非。吕燕昭是河南人,嘉庆十六年(1811)聘请安徽人姚鼐担任主纂时,因为即将离任,故要求姚鼐尽快成书,“三月开局,八月成书,又三月而镌之版,其成之速如是”,所以志书中许多关于地方“掌故”的记述失之草率,颇有张冠李戴之嫌。姚鼐在与友人的信中也说,“仅五六个月之功,不能甚佳,亦无可如何矣”,只能“草草成之”。甘熙在《白下琐言》中对新修府志中的错误颇为不满,多有订正。“以惜抱轩之鸿笔,后人犹多訾议,正坐此也。”光绪六年(1880)重刻此志时,增加《校勘记》1卷,订为1册,说明后人对姚氏的错误已有所认识。

以上所选,皆属“四亲”之例。通观《白下琐言》全书,甘熙记载的“一方掌故”,或亲历,或亲见,或亲闻,或亲证,各归其属,属界分明,“洵乡邦文献不可少之作也”。这样的资料,为后世修志采摭提供了极大方便。同治、光绪间修《上江两县志》时,汪士铎等人认为“于焉征信,洵乎不诬”,确是的论。

三、修志应本土化,并且“留心掌故”者方可参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唯一方人才对一方水土最熟悉,最热爱,最有发言权。作为居住金陵的世家大族的一员,甘熙继承了从祖辈那里流淌下来的家族基因,热心慈善事业,热心乡土文化,关心一方利病。来自内心深处的历史自觉,使他自然而然地扛起一种责任,“以一代之书,考一代之事,确实可据”,不仅自己了解,还要让后人了解。让后人了解最好的方法和形式,就是修志,把史实清楚、考订明白、耳闻目见的“一方掌故”在志书中固化,以新的生命形式化身千百,传之后世。

由“古迹”一门的考订,甘熙认为,“修志乘者之宜慎选也”。进一步说,修志重要,而选择合适的人修志则更重要。前面提到,《〔嘉庆〕江宁府志》错误很多,姚鼐认为太草率,而甘熙则认为这是缘于修志者吕燕昭、姚鼐皆非金陵土著,对金陵掌故不熟悉所致。其后不久,嘉庆二十四年(1819),杭州人陈文述刻了一本《秣陵集》(又名《金陵历代名胜志》),“皆题咏古迹,诗词瑰丽”,因为名人效应,影响非常大,流布颇广。但是,其中“事实讹误,考正颇疏”,后世修志如果不加辨析,照单全收,贻害无穷。甘熙在《白下琐言》中将《秣陵集》的部分讹误之处列举出来,以明是非:

如谓:吴鲁肃墓在上新河,乃沿王葑亭《金陵图咏》之误;以覆舟山为太平门外仓山,乌龙潭为颜鲁公放生池,杏花村在城南信府河,乃沿吕太守新修《府志》之误;东南佳丽楼,今江宁县治,而谓在内桥西街;汉府在西华门外,而谓在今驻防城;神乐观在正阳门外,而谓在驻防城内;南冈在城东南周处台下,而谓为城西南花盝冈;明武宗幸徐霖宅,尝钓鱼失足湿龙衣,有浴龙池,在油坊巷,而以东水关钓鱼巷当之;史墩在冶城西北小仓山侧,为史痴翁故里,而以史阁部当之,皆未得其实。

甘熙认为,以上史实,即使是本土人,如果“非经考订,犹失其真,况异乡人乎?甚矣”。所以,开局修志,具体从事修志人员“宜慎选”,他倾向于修志选择本土人为上。这一想法,在另一条掌故“大山寺”中说得更明白:

大山寺,在牛首山西,见《江宁县志》。今西善桥之东,田陇间有方墩,大可数十亩,凡牛首以西诸水,悉由此出,形家所谓水口罗星也。其上有古寺,俗呼曰太冈寺,有香楠树一株,大数十围。以其地考之,盖“大山”而讹为“太冈”也。《县志》又载:“团林庵在凤台门外小丹阳地,元顺帝三年建。”今庵尚存,然小丹阳距聚宝门九十余里,安可以“凤台门外”四字概之耶?故修志非土著人而留心掌故者,断不可以从事。

甘熙态度坚决,“修志非土著人而留心掌故者,断不可以从事”。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修志者必须本土化,宜以本地人为主;二是本地人不是文化程度高就行,必须是熟悉乡情、谙于“一方掌故”者,方可以从事修志工作。否则“断不可以从事”。

“修志应本土化”主张,今天依然有一定借鉴意义。目前,或是修志,或是整理旧志,或是编写地情书,流行以服务外包形式聘请体制外的团队去做。体制外的团队五花八门,有的来自其他省份,对“一方掌故”的了解,比之本土人士,真是天壤之别。另外,本土化亦可延伸,可以扩展到行业化,即本行业的人士修本行业的志。举例而言,前两年某市所修简志,关于文物部分的内容记述大多有误,原因就在于所聘人员皆是行业外人士,隔行如隔山,对文物界的真实情况不甚了解所致。

四、修志先收志,资料储备非常重要

从明代陈沂、盛时泰、焦竑、顾起元,到清代黄虞稷、甘熙、金鳌、陈作霖,金陵本土文人修志,积极性高,责任心强,且具有前瞻性,能够花大功夫做好资料储备工作,尤其是关于地方的历代志书和乡邦文献,纤悉俱收。通过甘熙《白下琐言》,我们可以领略、感受到金陵修志先贤的执着与努力。

甘家大院藏书楼—津逮楼(宋耀生 摄)

甘熙家有一藏书楼,名津逮楼,藏书3万余卷,其中不乏珍本秘籍。1949年南京解放后,曾发现一套宋版龙舒郡本《金石录》,30卷,为传世孤本,引起轰动。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而在甘熙和他父亲甘福那个时代,津逮楼藏书名震江南,大学者孙星衍、程春海、胡镐、朱兰坡等,均到甘家拜访,于津逮楼读书、抄书,讨论学术。在嘉庆、道光年间,津逮楼是金陵的一大文化地标。因为甘熙和他的父亲甘福有心于地方志书的编纂,因此津逮楼藏有大量的金陵志书和乡邦文献,为一时巨观。其中失传、稀见的秘籍,甘熙在《白下琐言》中还特别作了介绍:

前贤著述有关乎是邦考证者,近多失传。家大人留心掌故,凡此类之书搜访尤殷,如:唐许嵩《建康实录》二十卷;宋陈彭年《江南别录》一卷,郑文宝《江表志》三卷,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二卷,周应合《景定建康志》五十卷,曾极《金陵百咏》一卷;元张铉《至大金陵新志》十五卷。

明朱之蕃《金陵图咏》一卷、《金陵雅游编》一卷,王一化《应天志》三十二卷,顾起元《客座赘语》十卷、《金陵古金石考目》一卷、《金陵卧游六十咏》一卷,周晖《金陵琐事》四卷、续二卷、三续四卷,万文彩《后湖志》十卷,盛时泰《栖霞小志》一卷、《金陵泉品》一卷、《祈泽志》一卷、《牛首山志》一卷,姚履素《市隐园诗文初纪》一卷、二纪一卷、三纪一卷,陈沂《金陵古今图考》一卷、《金陵世纪》四卷,葛寅亮《金陵梵刹志》五十三卷、《金陵玄观志》十三卷,释可浩《灵谷志》二卷。

国朝张怡《金陵私乘》八卷,吴云《灵谷山志》十六卷,刘思敬《芻询录》二卷,先著《遗民行略》一卷,刘旂锡《白下馀谈》一卷,周榘《清凉小志》一卷,陈毅《金陵闻见录》六卷、《摄山志》八卷,安镜湖《金陵先贤祠记赞》一卷,严观《江宁金石记》八卷,陈文述《秣陵集》八卷。

以上诸书皆津逮楼所藏者。陈静人虞部仍有秘本十余种,朱述之大令尝欲择其尤者汇刊为“金陵丛书”,亦盛举也。且以竢诸异日。

由此可见,甘熙之所以能完成《白下琐言》的写作,能完成《灵谷寺志》的编纂,以及《日下杂识》《桐阴随笔》等书的著述,是以丰富的资料积累为基础的,加上自己勤奋好学,“平生爱著述,长自手一编”“几案累数尺,力疾犹钻研”,故能卓然有成,为一时之大家。这也再次说明,修志先收志,从无白手起家之说。

时代在变,社会在变,甘熙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今天已然大不相同,但是他体现在《白下琐言》里的修志思想,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熟悉它,了解它,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读懂《白下琐言》,以及甘熙家族对金陵文化的贡献。当前,我们正在积极推进新时代方志事业的发展,在指导思想上,既要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又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方志人而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最好的办法就是熟读旧志,深谙《白下琐言》一类的“掌故”笔记,充分吸收其中丰富的养分,为我所用,推陈出新,纂修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新时代地方志。

(作者简介:徐智明,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地情研究利用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