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是著名的水乡，江、河、湖、海，诸体皆备，水域面积接近全省的17%。全国五大淡水湖，江苏有其二：太湖居第三，洪泽湖居第四。长江、淮河自西而东，横穿全境。长江、淮河等河流泥沙的反复沉积，孕育了江苏大地。秦汉以后，境内江南、江北常常表现出不同的文化面貌，人们戏称为“散装江苏”。但江苏先民自古就对中原文化高度认同，又表现出“形散神聚”的文化特质。

一、水孕江苏

根据古地质学的研究，约在距今2.3亿年以前，今江苏地层大部分还是一望无际的浅海和大陆架。今黄海、东海所在大陆架自西北向东南由高到低倾斜，但坡降极小，从上游流水中带来的泥沙极易在此沉积。在长江口以南，古长江与古钱塘江之间原本是一个巨大的海湾。由于古长江、古钱塘江泥沙不断沉积，堆积成断断续续的沙堤。后沙堤不断拓展、延伸，最终相连，继而在沙堤以西形成一个封闭的潟湖。潟湖的水质本来是咸的。大约数千年前，在上游诸多支流注入的影响下，泻湖的水质逐渐淡化，成为淡水湖。这就是今天的太湖。在长江口以北，古长江与古淮河之间本来也是一个巨大的海湾。由于古长江、古淮河泥沙的类似沉积，形成水网密布的里下河地区。

江苏古海岸线的不断东移，为我们勾勒了“水孕江苏”的历史轨迹。距今六七千年前，长江口以北海岸线大致北起赣榆，绕过中云台，过涟水古淮河口，经建湖以西，南至海安沙冈，再折向西，经泰县、泰州，最终到达扬州一带。北宋天圣间，范仲淹在唐代海堤常丰堰的基础上修建“泰州捍海堰”（明代后称“范公堤”），自海陵东新城至虎墩（今大丰小海），越小淘浦（今东台安丰）以南（〔嘉庆〕《东台县志》）。以其南端东台为坐标，此时已西距扬州一百数十公里。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2载，清海岸线又进一步东移，范公堤（后世续有增展，北起阜宁，南至启东吕四）已经“（东）去海远者百里，近者数十里”。今天贯通我国东部南北的交通大动脉204国道江苏段就是利用范公堤改造而成的，其东距今天的海岸线更远了。

宋金对峙期间，黄河侵泗夺淮入海。黄河泥沙的沉积使得陆地不断向东淤长。2004年，《江苏地名溯源》编者曾经对当时全省市县一级行政实体的设置年代进行过统计，结果显示，建于明清的市县有6个、民国的市县有7个、1949年以后的市县有9个，合计22个，占全省市县总数的32.84％。书中《江苏明及其以后所置县（市）分布示意图》显示，明清及其以后设立的政区绝大部分分布在全省南北中轴线的东半部，恰好是当年洪水肆虐的“黄泛区”。

地名是时间的见证，历史的化石。常熟原名海虞县，因县境傍倚虞山、东邻沧海，故名。虞山古名隅山，一名海隅山，因位于海隅而得名。苏州虎丘古名海涌山，据说当时此处为茫茫大海，虎丘自海中涌出，故名。太仓东北古有穿山，本为海中孤岛，山有石洞高十余丈，往来舟楫举帆过其下，由此得名。但现在的常熟、虞山、虎丘、穿山（已在1952年铺筑沙溪至璜泾公路时，开山取石，毁为平陆），无不是远离海岸线的内陆腹地。

二、“孤岛社区”的成陆特点

江苏“新大陆”主要是由泥沙的反复沉积形成的，其形成的过程往往表现为：反复沉积的泥沙慢慢发育为出露水面的沙洲，沙洲进一步发育，成为面积较大的沙洲，再发育为与邻近沙洲并连的沙洲群。沙洲与沙洲群成为“鹤立鸡群”的陆地、高垅，分布在茫茫沼泽水网中。当这些沙洲或沙洲群适宜人居时，第一批上洲开发的勇士，便成为沙洲的主人。对于这种分布在沼泽水网中的居民点，笔者曾在《江苏古代人文史纲》中称之为“孤岛社区”。考古工作者在考察高邮龙虬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人类生存环境时就发现：该地区既有茂盛的河谷草地，灌木丛林，又有芦苇丛生的河湖沼泽，是集陆地、河谷、湖沼、湿地为一体的自然景观，人类占据其中的部分陆地，从事生产作业，在陆地周围有着大面积的淡水水域，尤以湖沼、池塘为主。

这种由沙洲发育为陆地的景观在江苏十分常见。如靖江原为长江中流的沙洲群，面积最大的沙洲相传在三国为吴大帝孙权牧马之所，故名马洲，又叫马驮沙、骥江、骥洲、骥渚。后江中诸洲逐渐并连，最终形成屹立滔滔江水中的数块陆地。其中面积较大的两块沙洲之间只有一泓江水相隔，东曰东沙，西曰西沙。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两沙并连。其地南缘当时与江阴县毗邻，最初上洲开荒拓土者多为江阴人，行政隶于江阴县。成化七年（1471）建县，隶属常州府。约天启五年（1625），靖江才与长江北岸接壤，成为濒江内陆县。

再如南通、海门等。南通原为江海之际的沙洲，名壶豆洲，又叫胡逗洲，初属海陵郡（治今泰州市海陵区）。唐代始与大陆并连，后周显德五年（958）置静海军，不久升为通州（略当今南通市）。海门原为长江入海口附近的沙洲群，后沙洲并连成陆，五代时置海门县（治今启东市南阳镇附近），因地处长江入海口，故名。清康熙十一年（1672），海门县治及大部境域坍于大潮，因裁海门县。后来长江主泓道南移，北岸陆续涨出诸多沙洲，并渐次并连成陆。乾隆三十三年（1768），设厅管理沙务，借古海门县之名，称“海门直隶厅”，治茅家镇（今海门镇）。

这些独特的“孤岛社区”，空间上比较分散。自内部言之，较为封闭；自外部言之，相对独立。这为后来“散装江苏”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三、历史上长期分属不同行政实体

“山川形便”是我国古代行政区划设置的重要原则之一，它以山川作为行政区划的边界，使行政区域和自然地理区域大体一致。《礼记·王制》：“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新语·道基》：“后稷以立封疆画界畔，以分土地之所宜。”《新唐书·地理志》：“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史记·河渠书》举例说，齐、赵“以大河为境”。东汉应劭《汉官仪》说，“秦用李斯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山陵，太山、山阳是也；或以川源，西河、河东是也”。今山西与河北的边界是太行山，陕西与山西的边界是黄河。不胜枚举。长江、淮河江苏段将全省分割为江南、江淮、淮北三个地理单元，这在交通手段落后的古代，很难被同一个行政实体所容纳。

秦统一全国以前，今江苏地区先后分属东夷、淮夷、荆蛮，大彭、留、邳（下邳）、钟吾、邗、宜等方国，吴、徐、宋、越、楚、齐等诸侯国。秦一统天下后，长江以南大部属会稽郡（郡治在今苏州市区）；长江以北地区，东部属东海郡（治今山东郯城），西部属泗川郡（旧讹泗水郡。初治沛县，后移治相县。相县，今在安徽省境）；另有东北部的赣榆县属琅邪郡（治琅邪县，今在山东省境），今南京附近的秣陵、江乘二县属故鄣郡（治故鄣县，今在浙江省境）。西汉初年实行封国、郡县并存的二元体制，汉郡与王国均为一级行政实体。西汉末年，今江苏分属临淮（郡治在今泗洪县境）、琅邪、东海、会稽、丹阳（郡治在今安徽省境内）、沛（郡治在今安徽省境内）六郡，广陵（都今扬州市区）、楚（都今徐州市区）、泗水（都今泗阳县境）三王国。

东汉地方行政区划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到东汉末年，江苏分属徐、扬、豫三州。隋代地方行政区划实行州、县二级制。开皇九年（589），分属苏、常、蒋（略当今南京市）、润（略当今镇江市）、扬、方（治今南京市六合区）、楚（治今淮安市淮安区）、邳、泗、海、徐十一州。唐分属河南道、淮南道及江南东道，西南一隅的溧水、溧阳属江南西道。北宋末，分属江南东路（治今南京市）、两浙路（治今杭州市）、淮南东路（治今扬州市）、京东东路（治今山东青州）和京东西路（初治今兖州；后移治应天府，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南）五路。元代实行行省制，江苏先后分属江淮行省（治今扬州市）、江浙行省（治今杭州市）、河南行省（治今开封市）。至顺元年（1330），又以长江为界，南属江浙行省，北属河南行省。

元末明初，江苏分属不同行政区划的面貌才有所改观。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置江南行省，治应天府（今南京）。至正二十四年，又置江淮行省，治庐州府（治合肥县）。1368年，朱元璋创建明王朝，定都南京，裁江淮行省入江南行省，不久罢江南行省，其所领十四府四州由中央直辖。明成祖迁都北平后，仍以南京为留都，其下直辖江淮南北如故。此为今江苏、安徽、上海广大地区隶属同一行政区之始。

不过“散装”的因素并未彻底消散。清光绪三十年（1904）底，清廷宣布设置江淮行省，以淮安为省会，巡抚由漕运总督恩寿改任。后来虽然裁撤，但“划江分治”的意图显而易见。1927年，南京升格为特别市，直隶国民政府，江苏省会迁到镇江。抗日战争期间，江苏分属不同政权。日伪政权还曾设立“江淮省”，以徐州为“省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原江苏省境分设苏北行署区、苏南行署区和南京市三个省级行政区。直到1953年1月，才恢复江苏省建制。至此，江苏终于再次成为一个完整的行政实体。

自秦统一中国，至今2200多年中，江苏分属不同政区的时间达到1589年，即今江苏地区历史上超过70%的时间分属不同的政区。清末两江总督周馥在奏折中这样概括：“唐之十道，宋之十五路，于江南江北皆截然分为二。”可谓一语中的。

上面只是从历史地理角度考察得出的结论。如果从政治地理的角度考察，江苏还曾长期分属不同的敌对政权，其“散装”的性质较之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划更加严重。三国、东晋、南北朝、五代、南宋诸朝，江苏分属不同政权的时间长达540多年。

四、江苏南北的区域差异

自然、历史、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使得今江苏地区在生产、生活、语言、风俗、文化等方面，大体以长江为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文化风貌。

江南是典型的水乡，农业以水稻为主，副业、手工业以蚕桑、丝绸为胜。行则凭借舟楫，娱则龙舟竞渡，居则临水筑屋，因河成市，户户码头。日常交流，绝大部分地区通行“吴侬软语”（吴语），声调曲折多变，语势、语调逶迤婉转，富于一种音乐美。江北地区愈往西北，地势愈高，农作物自南向北由稻、旱间作，逐渐向旱作物过渡。行则骑驴推车，娱则城乡老幼争看“玩旱船”。现代方言除极个别地区外，通行北方方言，音节铿锵，语势、语调刚劲有力。

在文化特征上，以徐州等地为代表的江北文化主要表现为雄豪，以苏、锡、常为代表的江南文化主要表现为内秀。同样是武，江南睿智儒雅，长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江北叱咤风云，惯于披坚执锐，冲锋陷阵。同样是文，江北汉赋称雄于前，写得巨丽壮美，气势恢宏，如奔腾的江河、振奋的战鼓，有霸者的风范。江南散文、诗歌闻名于后，写得精致缠绵，气韵沁人心脾，如一汪清泉、余音袅袅的春箫，有西子之美。同样是小说，江北的长篇远胜于短篇，题材常为广阔的社会，人物形象多是英雄豪杰，诸如《西游记》《水浒传》等。江南的短篇远胜于长篇，题材常为爱情、家庭，人物形象多是才子佳人，诸如《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

以人才而论，江南是进士之乡，状元为苏州“特产”。据《江苏通志稿·选举志》资料，全省自唐至清共取中进士8481人，其中江南7143人，占84.2%；江北1338人，占15.8%。三鼎甲即状元、榜眼、探花，位于进士人才的“塔尖”。清代自顺治三年（1646）到光绪三十年（1904）共进行112科进士考试，总计取中三鼎甲336人，江苏有117人，占全国的34.9%，其中大部分都是江南人，尤以苏州为多。清代状元中，江苏49人，其中苏州26人，超过全省的一半，相当于全国状元总数的22%。

苏北的徐州是帝王之乡。汉高祖刘邦，沛县丰邑中阳里人。后凉太祖吕光原籍沛，后迁居略阳。三国蜀先主刘备，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南朝宋武帝刘裕，是汉高祖弟楚元王刘交之后。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都是汉相国萧何的裔孙。魏文帝曹丕，是西汉相国曹参之后。南唐开国皇帝李昪，徐州人。明太祖朱元璋祖籍沛国相县（今江苏沛县与安徽宿州符离集一带），宋际迁句容县，元初再迁泗州（略当今泗洪、盱眙间）。总共十几个王朝，开国、继位帝王77人，累计维持统治1000余年。

以饮食文化而论，江南酷好品茗。喝茶主要是精神上的享受。一壶上好的新茶在手，人们先观其色、赏其形，次凝神定气，饱嗅其香，然后轻轻呷上一口，含于舌端，慢慢品味。连僻处乡隅的老妇，也定期聚在一起吃“阿婆茶”；发生争执的双方，则由中间人召至茶馆吃“讲茶”，评判是非，调解矛盾。江北则酷爱饮酒。诸凡嫁娶、丧葬、来客、过节、祝寿、上梁、乔迁、生孩子、子女入学、工作调动等，都可以成为宴请的理由。即使没有由头的自斟自饮也很普遍，谓之“独酌乐”。二人对饮叫“哥俩好”，三人以上同饮叫“逢知己”，老人共饮称“耆年会”，多人共饮叫“蟠桃会”。老百姓戏称“皇帝万万岁，小民天天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五、“形散神不散”

水本是无机物质，但我国古代哲学家往往将其人格化。老子《道德经》第八章称水有“七善”，其第五善为“政善治”。苏辙《道德真经注》：“洗涤群秽，平准高下，善治也。”《荀子·宥坐》载孔子论水有“九德”，其第五德为“主量必平”。意思是将水注入量器，无论量器如何倾斜，水面一定在同一水平线上，绝不会出现高低不平的现象。《管子·水地》也说：“水者，万物之准也。”《尚书大传》亦云：“非水无以准万里之平。”《太平御览·地部》引刘熙《释名》：“水，准也，平准之物。”都纷纷赞美水平衡、均衡、公平的美德。旧时称测定水平面的器具为“水平”，今称水平仪，又叫水准仪，也是这个道理。

对江苏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发现它也有“主量必平”“政善治”，亦即公平、平衡、均衡的“美德”。可以说，“散装江苏”其实并不“散”。在“散装”的外表之下，蕴涵着深刻的“形散神聚”“形散神不散”的文化内核。

（一）中华文化共同体形成前，吴地对中原文化高度认同

公元前585年，吴王寿梦在即位的当年，就迫不及待地访问楚国，目的是“观诸侯礼乐”。虽然楚国所展示的礼乐并不一定是最有代表性的中原礼乐，但寿梦仍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中原礼乐，实际上就是西周的礼乐制度，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之一。其时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周礼尽在鲁”。为此寿梦又向鲁成公“深问周公礼乐，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因为咏歌三代之风。寿梦曰：‘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因叹而去，曰：‘於乎（呜呼）哉，礼也！’”（《吴越春秋·吴寿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寿梦之子季札奉命出使鲁国，系统观摩鲁国演出的周王室乐歌与乐舞。观摩一结束，季札深为周王室的乐歌乐舞所震撼，连呼“美哉，渊乎”“美哉，荡乎”“美哉，泱泱乎”“美哉，沨沨乎”“广哉，熙熙乎”“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史记·吴太伯世家》），对博大精深的周王室乐歌乐舞给予极高的评价。

（二）中华文化共同体形成后，积极践行、捍卫以儒学为中心的汉文化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加速构建形成中华文化共同体。自此以后，儒学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以及中华民族公认的道德伦理观念与判断是非曲直的最高标准。永嘉之乱后，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入主中原。其间，原本植根于北方的汉文化受到巨大冲击。幸而中原精英纷纷南迁，东晋、宋、齐、梁、陈先后建都南京。数百年间，以吴地为中心的南方政权成为汉文化的正统，延续着汉文化的命脉。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共识。《北齐书·杜弼传》载，北齐奠基者高澄都说：“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宋金对峙之际，江南再次成为汉文化的避风港湾，挽救、保存、复兴汉文化的基地。

（三）江苏先民具有开放包容的性格基因

江苏位于长江入海口，缘江上下，可以接受楚文化、巴蜀文化的影响；渡海远航，可以接受海外文化的影响。又地处长江与大运河的交汇点，沿大运河北上南下，可以接受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越文化等兄弟地域文化的影响。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养成了江苏人宽广的胸怀、包容的性格。吴人始祖泰伯、仲雍本为我国西北的周族人，迁来江南梅里，土著荆蛮“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史记·吴太伯世家》）。徐国的政治中心原本在今山东曲阜一带，西周初辗转南下，定都今江苏省泗洪县。徐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国君是徐偃王，深受百姓爱戴，“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即使后来兵败逃亡，百姓依旧不离不弃，“随之者以万数”（《后汉书·东夷列传》）。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为齐国人，吴王阖闾拜为将军；著名政治家伍员（子胥）是楚国人，吴国用为太宰（略当后世宰相）。东汉以后，我国屡次分裂为南北不同的政权，北方人口多次大规模南迁，南迁的目的地通常是今南京、苏州、常州、镇江等地。统治者为安置南渡士民，设置侨州郡县。根据胡阿祥《东晋南朝侨置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的统计，刘宋在464年辖有251个郡，其中侨郡97个，占总郡数的39%。萧齐在497年辖有22个州，其中侨州10个，占总州数的45%。南徐州（治今镇江）侨寓人口一度达到22万，而当地的土著不过20万人。唐代安史之乱后与宋金对峙之际，人口南迁的历史重演。梁肃《吴县令厅壁记》载：“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

所有这些，无不显示了江苏“形散神聚”的文化内核。清康熙初江苏、安徽二省分设后，安徽省省会一直寄驻在江苏，直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才迁到安庆府，寄驻江宁（治今南京）近百年。难怪人们调侃南京为“徽京”。

（四）江苏人既自立自强，又满满家国情怀

江苏虽然建省历史较短，但江苏人自古就有一腔家国情怀。范仲淹《岳阳楼记》有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无锡东林书院有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明末清初顾炎武有名言“有亡国，有亡天下……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经梁启超提炼，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广为流传的政治伦理观。

至迟自唐代起，江南经济就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世称“扬一益二”就是指以城市工商业繁华水平而言，扬州第一，益州第二。宋代进一步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民谚“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妇孺皆知。经济重心的地位，决定了江南在全国的经济生活中必须承担更加重要的责任，缴纳更多的赋税。明宣德间确定，全国漕粮每年征收400万石，其中南直隶即今江苏、安徽、上海地区180万石，浙江省63万石，合计超过全国的60%。清道光九年（1829），全国额征漕粮正耗米4522282.87石，江南地区就有2097732.76石，占总额的46.39%。对于江南本地而言，这意味着人民将要承受更为沉重的负担，古人谓之“江南赋重”。但税收是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维护政权稳定的基石。江南各级历代志书无不对其进行重点记述。〔道光〕《武进阳湖县合志》36卷，分设16纲，其中《赋役志》一纲4卷，占全书总卷数的1/9。江浦虽然邑小地瘠，但〔康熙〕《重修江浦县新志》所载赋役篇幅几占全书之半。这些无不贯彻了国家意志，同时也体现了江南人的责任与担当。

正是这份家国情怀，当江南面临“分”与“合”的抉择时，人们往往为“合”背书。清康熙六年（1667），江苏、安徽分省，但直到70年后的雍正末、乾隆初编纂《江南通志》时，志书仍以“江南”命名，并且书中记述的范围一如原先的江南省，包括今江苏、安徽、上海二省一市，凸显了江南士大夫一往情深的江南情结。

六、“散装江苏”的当代“治愈”

显著的地域差异，对江苏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来说，是一种惰性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江苏省委、省政府直面历史、知难而上，积极探索破解之道，促进全省区域共同发展。

20世纪80年代起，江苏省委、省政府颁布《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实施办法》,成立苏锡常、宁镇扬、通盐泰、徐淮连4个省内经济技术协作区,推动全省开展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地区联合。同时针对苏南、苏北经济水平差距较大和南北经济的特点，省第七次党代会提出“积极提高苏南、加快发展苏北”的区域发展指导方针，要求苏南以提高为前提,在提高中发展；要求苏北在发展中提高,重视后发效应。

1991年，江苏确定“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1994年，省第九次党代会将“区域共同发展战略”作为江苏的基本发展战略，自此区域共同发展正式确立为江苏地方发展的重大战略。与此呼应，省政府确立“提升苏南发展水平、促进苏中快速崛起、发挥苏北后发优势”的区域发展理念，组织实施指导三大区域发展，优化全省生产力布局。先后制定《江苏省沿江地区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江苏省淮海地区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江苏沿海开发总体规划》等纲领性文件。其间，政策上对苏南“锦上添花”，对苏中“釜底加薪”，对苏北“雪中送炭”。

2001年，省委、省政府分别召开苏北、苏南、苏中三个座谈会，进一步加强对三大区域的分类指导，并成立苏北发展协调小组，推出南北各市对口挂钩合作、干部交流、对口帮扶等一系列重大举措。2006年，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在更高层次上统筹区域发展，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发展新格局”方针。同年，作出“南北挂钩，共建苏北开发区”重大决策。2010年，省委在《关于制订江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强调：“把区域共同发展战略深化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建三大区域优势互补、互动发展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全面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次年，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正式确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2017年，在区域共同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江苏又提出“1+3”重点功能区战略，旨在打破传统的苏南、苏中、苏北三大板块的地理分界和行政壁垒，从行政区经济转向功能区经济，推动各区域之间的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特色发展。2022年，江苏提出开启区域现代化新征程，优化新型城镇化布局，加快打造南北结对帮扶合作升级版，进一步融入国家战略服务新发展格局。同时启动新一轮南北挂钩合作，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分别对口帮扶淮安、宿迁、连云港、盐城。并提出，完善南北发展帮扶合作机制，引导各地强化全产业链分工协作，更好实现苏南引领、苏中崛起、苏北赶超。

在江苏省委、省政府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引领下，江苏南北联动，跨江融合，合作共赢。根据江苏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2022年5月23日新闻发布会发布的消息，2021年，苏中苏北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达到47.3%，比2012年提高7.2个百分点。苏南与苏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差距，从2004年的4.28倍、2012年的2.48倍，收窄到2倍以下。区域共同发展、均衡发展、协调发展的战略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江苏“形散神聚”文化特质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作者简介：张乃格，原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处长，《江苏历代方志全书》主编，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委员、《江苏文库·方志篇》主编。）

栏目编辑：张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