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泗洪县梅花镇的顺山集遗址距今约8500—7500年，它是目前发现的江苏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以它命名的顺山集文化内涵极其丰富，被誉为“江苏文明之根”。

韩井遗址水稻田（马志春 提供）

一、“鱼米之乡”从这里走来

以水稻为代表的农业起源及发展，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江苏在新石器时代已开始水稻种植。泗洪县韩井遗址距顺山集遗址4千米，是顺山集文化的代表性遗址之一，其发现距今8000多年的水稻田遗迹,是已知世界最早稻作遗迹。[1]这一组水稻田遗迹由洼地和水沟组成，其中若干条小水沟将3块洼地连接在一起。这些小沟大致分三个方向，由高处引水向低洼地，洼地间也有高差，这显然是古人有意识地对水进行管理和利用的一组设施。[2]

顺山集遗址、韩井遗址和雪南遗址都发现了炭化稻和驯化类型的炭化水稻小穗轴，这是顺山集文化时期先民们进行水稻栽培的直接证据。专家们据此进一步判断出顺山集文化时期淮河下游的水稻驯化程度应高于同时期甚至稍晚阶段的长江下游地区。这种水稻栽培技术一直延续至今，证实了江苏是中国最早的“鱼米之乡”之一。

原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南京博物院原院长龚良曾在顺山集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专门进行阐释：江苏是鱼米之乡，江苏的“苏”字，繁体字写作“蘇”，它的形象是水草丰茂，有鱼有米，上面是植被、是草，左侧是“鱼”，指渔猎经济，右侧为“禾”，指水稻种植。在顺山集遗址、韩井遗址发现记录这样生活状态的文化遗存，我们充分认可它是江苏文明之根，这个根就是“顺山集文化”。[3]

顺山集文化对后续的双墩文化、青莲岗文化、龙虬庄文化都产生积极影响。近些年来，在苏北、鲁南、豫东南和皖北的交界地带，已发现顺山集文化类型的遗址近20处，在江苏境内的核心遗址有顺山集遗址、韩井遗址和雪南遗址。在顺山集文化各遗址周边，赵庄遗址、万北遗址、宗墩遗址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星罗棋布，基本上涵盖了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形成了完整的淮北地区史前文化发展链条。

顺山集、韩井和雪南遗址位置图（马志春 提供）

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史前文化都是本地区土生土长的，具有清晰的自身发展脉络，并一直延续后世。特别是雪南遗址所在地泗洪县半城镇，这里是商周时期徐国的都城，诞生了江苏最早的地域文化之一——徐文化，又是汉代的临淮郡郡治所在地（徐县），还一度成为唐宋时期泗州州治（临淮县），抗日战争时期是淮北苏皖边区党政机关驻地。厚重历史和红色文化交相辉映，是中华文明不断绵延、薪火相传、历久弥新，直至今日仍然欣欣向荣的一个缩影。

二、诸多“天下第一”的开创之功

顺山集遗址出土的“天下第一壕”“天下第一壶”“中华第一灶”“中华第一钻”“中华第一雕”“中华第一鼓”“中国最早的玩具”等诸多“天下第一”和“中国之最”，不仅填补了中国考古史的空白，也是江苏乃至淮河流域出现的第一缕文明曙光。

学会用火是人类文明进化的重要标志。灶是生火做饭的基础，是饮食加工的基本器具。灶诞生于人类的童年，陪伴人类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进程，也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顺山集遗址出土了我国已知年代最早的陶灶[4]，由顺山集先民们在早期固定式土灶和可移动式陶支脚两种功能相结合的基础上创造而来，从而被誉为“中华第一灶”。

除陶灶等实用器物外，顺山集遗址出土陶器中还有不少陶塑面具，考古专家认为这是当时的儿童玩具。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所发现的最早玩具。这些陶塑的艺术造型有猪、人、鸟、狗、猴、熊等，大都模仿大自然中常见的动物形态，记录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及顺山集先民极高的艺术天赋和创造能力。陶塑面具以及存在于一些陶器表面的乳钉、镂孔、刻划纹等纹饰也都能说明那时的居民具有一定审美观念，开始追求精致的生活。[5]

顺山集遗址中还出土了不少体现较高艺术创新水准的文物，如一件猪形鹿角器，结合了减地浅浮雕与圆雕的雕刻手法，表现出栩栩如生的野猪形象，十分精致，成为中国最早的圆雕艺术作品，堪称中国美术史上的“鼻祖”之作，因而被专家誉为“中华第一雕”。

“中华第一灶”组合（马志春 提供）

“中华第一雕”（马志春 提供）

“中华第一雕”系用鹿角加工而成,通体被打磨得像玉石一样光滑，把手处野猪的獠牙、眼睛和耳朵非常清晰，表明它并非实用的农具，而是身份的象征。那种表现手法其实不是全立体而是半立体的，两个侧面一边一只眼睛一颗牙，让人联想良渚文化玉琮转角的表现手法，这种创新工艺在中国艺术史上是最早的。[6]

顺山集遗址出土的鹿角很多，选择一些特殊鹿角进行精心加工和艺术设计反映了顺山集先民的鹿崇拜，甚至具有“逐鹿”“指鹿”等原始权力文化涵义。如顺山集遗址出土的长柄鹿角器形同西方的权杖。这些鹿崇拜表征的存在，正是“逐鹿”“指鹿”等词语产生、接受、流布的原生语境。在这些词语中，鹿形象的意义由早期的太阳使者转变为王权精神的象征物。[7]由此可见，顺山集先民在创新创造中还形成了独特的宇宙观、天下观，一直影响至今。

三、“礼乐文明”与多聚落协作

顺山集文化遗存出土的玉器、陶鼓等文物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十分重视礼乐，通过礼乐制度达到凝聚族群、强化认同、规范秩序的目的。

中华文明中尚玉的传统源远流长，玉被赋予了道德与礼制的内涵。甲骨文“礼”字结构是作为礼器的“豆”中供奉着两串玉。礼的功用在于人神沟通，玉器在这种沟通中充当着中介物的角色。距今约9000年前的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了我国现存最早的玉器，包括玉玦、玉环等，以玉为贵、以玉为美的习俗由此发端。距今5500年左右，社会复杂化进程加剧，以红山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为代表的玉器被赋予“以玉事神”的深厚内涵。夏商周时代，“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的观念逐步发展，玉器成为礼制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后，经儒家文化演绎，“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佩玉习俗被历代文人士大夫所继承，成为君子之风的象征。[8]顺山集第一期遗存出土的一件制作精良的玉管采用了中国最早的钻管技术，因埋在土中时间过久，现呈黑白斑泛淡绿色。这件玉管器表打磨光滑，采用双面对钻技术琢成，内壁有明显的钻管台痕，被专家誉为“中华第一钻”。[9]

顺山集遗址所在的淮河下游地区并不产玉，却发现了和产玉地区相似的玉礼器，从“中华第一钻”本身形状来看，这并不是一件完整意义上的浑圆玉管，而是一端有缺口，类似辽河流域兴隆洼遗址玉玦的管状玉器。这一方面说明史前时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奠基时期，中华大地各个区域之间至晚在距今8000年前就相互交流和影响；另一方面，意味着在礼乐文明凝聚下，各地正逐渐形成统一的信仰。

和顺山集文化时代大体相当的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玦，虽然只是单面钻孔，却足以让后人叹为观止了。顺山集先民们为什么采用难度更高的双面管钻技术加工“中华第一钻”呢？可能是想在器物身上承载更多的文化功能，特别是玉玦、玉环。由此可见，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已经趋向统一的玉文化的价值取向和信仰，没有一定的信念作为支配性要素，顺山集先民不至于投入在当时是如此耗费精力和智慧的高端生产之中。

玉为灵物，以玉事神。先民们认为在玉上钻孔，方便与天神沟通。人们发明、制作和佩戴玉器，需要的不只是美丽的外观，更重要的是玉所承载的天赐之灵力、生命力。中国人关于佩玉能够护身辟邪的流行观念，即源于此种极为古老的信仰，并数千年基本不变地延续至今。顺山集遗址出土的绿松石玉坠和兴隆洼文化中较为精致的条形玉坠非常相似。同类的玉坠在稍晚些的长江下游地区河姆渡文化中也可以看到。这些形制特殊的玉坠分别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出现，恰恰说明不同区域的史前文化信仰的统一性。

“中华第一鼓” （马志春 提供）

顺山集遗址出土的陶鼓也体现了这种统一性。鼓是中华各民族都有的乐器，国内外发现的最早的陶鼓实物是辽宁朝阳小河西文化时期的单面鼓，距今约1万年前。而顺山集遗址出土的是中国最早的双面鼓，这种鼓的样式各民族通用。陶鼓以陶土烧制鼓框，采用泥条盘筑法经慢轮修胎制成，边缘置有用来固定鼓面的等距离双排24个乳钉，再蒙以动物皮膜做成双面鼓。经过漫长岁月，动物皮膜多被侵蚀，只剩下陶土烧制的鼓身。

此外，顺山集出土的环壕形状近长椭圆形, 是中国最大的单聚落环壕遗址，因时间久、长度长、面积大而被专家誉为“天下第一壕”。环壕东西长约230米、南北长约350米、周长约1000米,上口宽度24米，平均宽度15米，深度超过3米，环壕内侧面积达75000平方米。如此规模的超级工程，单靠顺山集一个聚落的居民是难以完成的，需要统一调动周边聚落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反映出当时已经具备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而这意味着统一的多聚落定居社会开始形成，人们在安居的基础上，开始乐业，进行改变自然的文化创造，文明随之产生。这也是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

四、区域融合的文化特色

顺山集遗址是淮河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地理分界线，也是南北经济文化交融交汇的重要地带。顺山集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都体现出南北交融的特点。

这种交往交流交融在陶器等器物组合中看得更加清楚。顺山集文化中的陶器，既可以看到来自淮河上游裴李岗文化、贾湖文化和黄河流域大地湾文化、后李文化的影响，也可以看到来自长江中下游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跨湖桥文化因素的融合；既有东北地区的夹砂灰褐陶，还有中原地区的泥质红陶；既有长江流域釜文化圈、淮河流域和黄土高原三足器文化圈器物，也可以发现燕山南北地区筒形罐文化圈的影子，还包括太湖东部的圜底釜、壶和太湖西部的平底釜、壶。[9]有时甚至共见于同一件器物上，既泾渭分明又融为一体，表现出顺山集文化对外来文化有极大的容纳度和开放包容、兼济天下的文化特性。

顺山集文化除了具有文化过渡性与兼容南北特点外，还具有海洋文明的某些因子，可以说是大河文明和海洋文明的过渡带和交汇点。石器加稻作最先敲开了中国文明的大门，顺山集文化石器中磨制石器技术，再现两种文明从砾石工业到石片工业的发展。如石球和石磨盘组合，不同于大河文明的石棒和石磨盘组合，专家分析盘球组合既方便为稻穗脱粒，也方便处理海鲜，具有海洋文明特点。[10]

“天下第一壶”（马志春 提供）

顺山集遗址出土的玉器和绿松石也进一步说明，当时先民已突破地域局限，与外界有了充分的沟通和交流。琢玉从开采到制作的各个环节都消耗着大量的社会生产力，更需要严密有序的社会组织来支撑。顺山集文化所在区域并不产玉和绿松石，绿松石矿主要分布在东秦岭山区和祁连山周边地区。顺山集出土的绿松石文物，和同时期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大地湾文化、贾湖文化非常相似，这或许可以说明早在顺山集文化时期，我国就存在大范围、远距离的“绿松石之路”。

五、“歃血为盟”与祖先崇拜

顺山集遗址出土的“九孔双流壶”上方有九个孔和两个壶嘴，这在以前的文化遗址中从来没有发现过，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壶”。一个壶为什么要开九个孔、两个壶嘴呢？专家认为是部落结盟时所用的器皿，先通过壶嘴往里注入酒、醴等与先人或天地沟通的液体饮料，再滴入结盟者的鲜血，混合后插入空心秸秆作为吸管，各自吸饮以示“歃血为盟”。[10]

顺山集遗址出土的一件鸡心形状绿松石也印证了结盟的猜想。该绿松石两边有钻孔（出土时已经残缺），可以穿绳子，专家把它解释为部族联盟的信物，或者象征婚姻结盟。穿一条绳子，由此连接了两个人的心，连接了两个部族的盟约。 

除了“歃血为盟”，祖先崇拜传统也构成了顺山集文化聚落群体维系血缘纽带的重要精神支柱。顺山集遗址发现了专门的墓葬区，这些墓葬将逝去的人深埋地下，装殓齐整，随葬物品虽少，却体现出对死者特别的关爱和敬重，表明当时已有了显著的祖先崇拜观念。同一墓地分区分群、成排成列、秩序井然，延续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说明先人对祖坟有着长久的记忆和坚守，彰显着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对群体延续性的深刻思考。

（作者简介：马志春，宿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研究员，江苏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

栏目编辑：王魁诗

参考文献

[1]贺云翱.江苏地域文化的特色与精彩[M]//江苏地方文化史·南京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

[2]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泗洪县博物馆.江苏泗洪韩井遗址2015—2016年发掘简报[J].东南文化,2018(1).

[3]甘恢元,朱雪菲,闫龙.顺山集文化诠释淮河流域八千年文明(专家讨论发言摘要)[N].中国文物报,2016-06-17.

[4]田长浒主编.中国铸造发展史(第一卷)[M].北京: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2018.

[5]郑晋鸣,沙莎.学者揭秘顺山集遗址——江苏文明至少推前1600年[N].光明日报,2012-12-04.

[6]南京博物院.淮河中下游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江苏省泗洪顺山集遗址考古成果论证会”笔录[N].中国文物报,2012-12-21.

[7]李佳.中华文化早期的鹿崇拜与“逐鹿”“指鹿”考源[J].中华文化讲坛,2015(10).

[8]李群.从文物实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J].求是,2023(17).

[9]林留根.论顺山集文化[J].考古,2017(3).

[10]王益,刘德海主编.江苏文明之根——顺山集文化[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