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河口海岸带位于长江三角洲与东海交汇处，是沟通陆地与海洋的关键区域，也是地球表层自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我国东部沿海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该区域拥有单位面积土地能够养活人口最多的世界纪录。依托于世界级城市群之一的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三角洲河口海岸带无论是历史与现今，均有着难以替代的社会、经济与生态价值。

兴化垛田（卢勇 提供）

河口海岸带作为环境敏感区域，其独特的地域类型、漫长的开发历史、多样的土地利用系统与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构造了基于沙洲、滩涂、圩田与水网的区域土地利用系统，经过人类对沙洲、滩涂的开垦利用与河口海岸带自然资源的开发，形成了多元的农业生产景观，深刻反映区域农业对环境与民生的适应，其所承载的关于农业开发利用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同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核心价值高度一致。

本文以河口海岸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为切入点，运用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理论与方法，探索历史与当下人类活动（尤其是农业开发）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试图构建全球范围内河口海岸地区农业文化遗产带典型案例，为河口海岸带的可持续发展与长江三角洲蓝图重绘提供多元化研究路线。

一、沙田、涂田与圩田

沙田、涂田与圩田皆为水利田，广泛分布在苏、浙两省滨海、沿江一带，是长江三角洲河口海岸地区土地利用的重要形式。何为沙田？元代王祯《农书》有载“沙田，南方江淮间沙淤之田也，或滨大江，或峙中洲，四围芦草骈密，以护堤岸，其地常润泽，可保丰熟”，其田以江、海中沙洲与濒水涂泥之地为依托，具有良好的灌溉条件与肥沃属性，是极佳的宜垦土地。沙田在江苏、浙江等滨江临河与近海一带多有分布，是泥沙沉积后经人为开垦、围筑而成。沙田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沙田指江海沙淤积涨之地，包括水沙、荒沙与熟沙；狭义上的沙田仅指沿江沿海淤涨、开垦成熟，且已经种植的沙地。

何为涂田？元大德《昌国州图志》载“涂田者乃海滨涂泛之地”，王祯《农书》对涂田描述为“濒海之地，复有此等田法。其潮水所泛，沙泥积于岛屿，或垫溺盘曲，其顷亩多少不等，上有咸草丛生，候有潮来，渐惹涂泥。初种水稗，斥卤既尽，可为稼田，所谓泻斥卤兮生稻粮”。由此可知，所谓涂田，是由沿海滩涂开发而成的田地。涂田分为海涂田与河涂田两种，长三角河口海岸带因滨海沿江，两者均有分布。

何为圩田？北宋沈括称“江南大都皆山也，可耕之土皆湿下，厌水濒江，规其地以堤而艺其中谓之圩”。南宋杨万里对于圩田有如下解释：“江东水乡，堤河两涯而田其中谓之圩。农家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盖河高而田反在水下，沿堤通斗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因此，在江海滩涂与陂湖草荡地带，河流两岸筑有堤坝，中间的田地被称为“圩田”。通过筑堤、开渠、设闸等综合工程开辟田地，既解决了低洼地易涝的问题，又能引水灌溉。

二、长三角河口海岸带沙田、涂田与圩田开发历史

长江三角洲是人类活动最主要的聚集区之一，先民开发江海冲积土的历史比较悠久，并根据不同区位、形式赋予其沙田、涂田与圩田等不同称呼。据考古发现的长三角地区各个时期遗址分布，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后期，人类已经相当广泛的生活在沿江、滨海的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带。[1]崧泽文化时期，长江南岸的镇江、张家港与常熟一带已经有人类活动的遗迹，且出现较为集中的遗址分布。建立在贝壳沙堤之上的上海马桥遗址便是这一时期尤为典型的滨海遗址。该遗址出土了大量石斧、石犁、石镰与半月形石刀，说明了农业生产进入犁耕阶段，农作物产量也有了较大的提升，已出现较为发达的原始农业，其滨海的位置和夹杂贝壳、贝壳砂与孔虫的地层样本反映了当时已经对沿海淤涨之地有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对于长江三角洲江海淤积土地的开发利用，很可能这时已经开始。

《越绝书》载“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小大有差，进退而行，莫将自使”，所称鸟田[2]分布于滨海河口，田面大小不一，随水升降涨落，有盛衰之变，与沙田、涂田相仿。越王勾践时期，长江三角洲河口海岸的江海淤涨之地，出现了山会平原原住民通过修建堤塘改造沙田、涂田进而开展农业耕作的情形。至汉代，浙江杭嘉湖平原与宁绍平原形成了如杭州钱塘、绍兴玉门斗山与后海塘等水利工程，用以拒咸蓄淡，进行开发、利用滨江沿海涂泥之地。唐宋时期，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东倾，位于长三角偏东南的浙江一带，沿海滩涂垦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宋熙宁七年（1074），沈括提出“窃见两浙荒废隐占遗利尚多，及温、台、明州以东海滩涂地，可以兴筑堤堰，围裹耕种，顷亩浩瀚，可以尽行根究修筑，收纳地利”，此举得到宋廷支持，并专设奖劝之法激励沿海民众围垦沿海滩涂。南宋嘉定年间，临海、黄岩和宁海三县已开垦出计三万七千余亩的涂田，利用海涂河滩等荒地成为宋代以来浙江扩充耕地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3]

启东沙地圩田（卢勇 提供）

淮南一带滨海的盐城、南通等地因成陆较晚，直至秦汉时期才有人类开发。到了唐宋时期，该地成为东南盐业重地，南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载“盐城县本汉盐渎县，州长百六十里，在海中。洲上有盐亭百二十三所，每岁煮盐四十五万担”，所记的便是利用沿海滩涂、沙洲而开展的大规模煮盐活动。又因淮南沿海滩涂坦荡，海潮之患尤甚，为捍海潮、灌屯田，“唐代宗大历中，淮南黜陟使李承筑海堰，起自楚州盐城，南抵海陵，互百余里”[4]，堤内作物常有丰收，瘠卤之地农业收成可有数倍之增，使“滨海沮洳泻卤之地，复为良田”[5]。宋元以来，以盐为重的地方经济格局，使得各朝为维护盐税而禁止废灶兴垦，沿海滩涂煎盐柴地，“亡宋时禁治豪民，不许典卖，亦不许人租佃开耕”[6]，实际却也形成了“开耕租佃，一切无禁”的滨海荡地开垦格局。足见，唐宋时期长三角河口海岸荡地便已修建海堰，沿海滩涂的开发呈现盐垦并作的发展趋势。

唐宋时期，除了滨江沿海的滩涂地带，位于河口海岸的沙洲也有了较为明显的开发，尤以崇明岛最为典型。据史书记载，北宋初年崇明所在沙洲便已成为流放犯人设官煮盐场所，建中靖国初“所产鱼盐，淮浙之民乐居之”，且“地多产芦苇，自后各改其利，献于官”，[7]形成田庄与盐场并重的社会经济结构。元代至元年间（1264—1294），崇明各沙已有人口12789户，以煮盐为主，兼作垦殖，[8]至元十二年（1275）崇明“封域、制田赋、定税粮”，土地更是纳入国家赋税，从侧面反映崇明沙洲沙地开发的增多。

明清时期，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农业与盐垦开发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首先是位于河口的崇明诸洲，明洪武二年（1369），崇明由州降县，因沙洲坍涨无常，官府出台“崇明十六字令”，以“三年一丈，坍则除粮，涨则拨民，流水为界”[9]，对沙地加以管理。明中叶后随崇明诸洲的联并与扩大，至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沙地面积由至元十二年的7.6万亩增至133.2万亩。[10]明末清初，崇明岛大型沙洲的合并进入最后阶段，“数十年来，不惟废县旧址渐次涨复，且于汪洋巨浸之中日益涨出新洲，开辟其广，现在将及万顷，已可抵一县之地”[11]，沙地愈涨。雍正二年（1724）至宣统二年（1910）近190年，崇明一邑存收沙涂104.5亩，年均增加5803亩。[12]

其次，明清时期，濒海临江荡地的农作属性体现的更为明显，“明初仍宋、元旧制，所以优恤灶户者甚厚，给草场以供樵采，堪耕者许开垦”[13]，更有官员鼓励“余荡开耕”，在此背景下，明代以来濒海荡地垦种规模不断扩大，苏北的草堰场、庙湾场在明洪武后的半个多世纪，已被开垦50%。[14]入清以来，濒海荡地仍施行禁垦制度，但是私垦规模不断扩大，清廷“颇有建招垦升课之议者”[15]，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新兴、伍佑二场公开放垦，这一时期长三角河口海岸带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民垦区域。到了民国，随着清末民初沿海荡地的废灶兴垦、垦殖公司的兴起与民国政府“一律放垦”政策的施行，濒海盐垦区中耕地面积比重显著提升，盐垦区50.4%的土地被开垦利用，[16]开垦出的沙田、涂田与圩田成为宝贵的土地资源，为沿海农民生计提供了保障。

三、长三角河口海岸带农业文化遗产价值

（一）生态价值

长三角河口海岸带是我国濒江临海经济开发最为成熟的区域，众多宝贵的农业文化遗产在该区域悠久的开发历史中逐渐形成、发展和成熟。因地域的特殊性，遗产地农业发展与滩涂沙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遗产地民众对于不同时期形成的盐碱地通过筑堤垒岸、开横河分埭、开民沟分“”、种青引淡去碱退盐四个步骤将其转化为肥沃的宜农土地，展现了较为完整的盐土农业演化链，实现了盐碱地改良、物种资源驯化与利用，这种自然向人工过渡的农业生产格局与动植物物种利用，体现了先民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宝贵智慧，是滩涂围垦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高邮湖泊湿地（卢勇 提供）

（二）文化价值

长三角河口海岸带濒江临海、江海交汇，在这片土地成陆、演进过程中，当地民众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创造了独具特色、绚丽多彩的江海文化。围绕盐、水、地，盐城、南通、宁波等长三角河口海岸带城市凝聚了极为厚重的江海文化，其东疆沙地的地域特征，使海盐文化、垦殖文化、渔文化、水文化等成为江海文化最为突出的亮色。无论是以制盐相关的“团”“灶”“总”“仓”“䥕”等命名的地名，还是文人墨客所做《煮盐歌》《灶民苦行》等诗词歌赋，抑或是以吕四渔号、评弹北调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均体现了该地浓厚的江海文化特色，成为构建地方认知、赓续地方文化血脉的重要基础。

（三）科研价值

长三角河口海岸带作为人类经济发展最为繁荣、人地关系最为严峻、生态系统最为敏感的城市化地区之一，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该区域的高度复杂性与重要性奠定了开展基础理论研究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河口海岸是大河、海洋与陆地相互作用的集中地带，是地球四大圈层交汇、能量流和物质流的重要聚散区，各种过程（物理、化学、生物和地质过程）耦合多变，演变机制复杂，[17]是研究系统状态转换下三角洲演化机理的极佳区域。同时，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生物、技术、文化“基因”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一个“天然实验室”。探讨人类活动与河口海岸环境变迁的深度关联、区域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自然环境与生态系统的保护等，是该区域极为重要的议题。

四、河口海岸带农业文化遗产现状与问题

（一）基于区域独特性的农业文化遗产濒危性

长江三角洲河口海岸带在淡、咸水交汇下形成的淤泥质海岸带、潮间带、滩涂、盐沼、沙洲、沙岛等，是浙江黄岩蜜橘筑墩栽培系统、江苏启东沙地圩田农业系统等河口海岸型农业文化遗产形成的基础。半个世纪以来，在海平面上升、沿海地面沉降与长江入海物质出现明显下降的背景下，岸线后退、三角洲侵蚀等不良后果极大影响了河口海岸的淤泥质海岸带、潮间带等的形成与发育，对人类生存环境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峻的威胁。

在自然资源部海洋预警监测司编制的《2020年中国海平面公报》中提到，1980—2020年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3.4毫米/年，高于同时段全球平均水平，且中国沿海海平面变化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位于长三角河口海岸带的江苏、上海与浙江三省（市）2020年沿海海平面较常年分别高出74毫米、85毫米、88毫米。长江三角洲及苏北沿岸作为大陆沿海三大重点脆弱区之一，在现有防潮设施情况下，当未来海平面上升300毫米时，将淹没898平方千米土地；当未来海平面上升650毫米时，将会淹没27241平方千米的土地。[18]这对位于河口海岸带的农业文化遗产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河流入海物质在河口海岸的堆叠、沉积，是河口海岸形成与发育的动力，也关系到河口海岸带资源利用与岸滩保护。近40年来，长江流域水土保持工作、上游水库拦蓄调节、沿江用水增加以及气候变化，使得进入长江口的物质流量发生改变，入海泥沙量锐减。[19]大通水文站[20]多年水沙资料反映，长江干流年平均输沙量由20世纪80年代前的平均4.26亿吨/年，减少至2003—2017年平均1.44亿吨/年，[19]年平均输沙量减少了近70%。长江入海物质的锐减，最为直接的影响是河口海岸由淤涨型转变为平衡型或侵蚀型，虽然长三角河口海岸的部分潮间带仍处于淤涨阶段，但是河口水下三角洲在潮汐等的作用下已出现较大范围的侵蚀。

（二）农业文化遗产地农业景观格局的脆弱性

启东海边挡浪墙遗址（卢勇 提供）

长三角河口海岸带农业文化遗产诞生于濒江临海的滩涂之地，江海泥沙、海洋潮汐与人类填海造陆运动，是河口海岸带形成的关键，极高的土壤盐碱含量与常年海浪侵袭深刻影响着该地的农业发展。为了适应盐碱化的土壤特征与频发的海潮洪涝，该地形成了海域—潮间带—围垦地—农田依次分布的海滨湿地景观与农田—林网—水网—村落交织的生态农业景观。独特的区位与形成机制造就了该地农业文化遗产景观存在高度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水网、植被的损坏与生物入侵成为河口海岸带农业文化遗产景观格局维持与活态保护的阻碍。

近代以来，因平整土地的需要、片面追求耕地扩张、植物堆肥、“灭苇兴林”的推广与互花米草等生物入侵，长三角河口海岸带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水网与植被损毁严重。其沟、河、埭、与区匡排条构成的水网格局，以及滨江临海芦苇浩荡的多样性农业景观，均面临消亡的危险。20世纪60年代浙江、江苏河口海岸濒江临海地区为平整土地、扩大耕地，整理境内水系、坝头，兴起了较大规模的平整土地热潮。以海门县为例，海门县民友中心农业社花费了十余年时间，整改河、沟、田、林、路、宅，填塞沟塘与原有田间工程，将全村土地平整为正正方方、平平展展的22块农田，但因缺乏经验与规划，对原有水网景观造成了较大的破坏。[21]1959年启东县为推广植物堆肥，号召割芦苇建“肥料仓库”，导致“污水多、蚊虫多，燃料少、芦器少”，破坏了生态环境与原有农业生态景观，经过20多年的修复，沟沿芦苇才逐渐恢复。[22]此外，以互花米草为代表的外来物种，因较强的生存竞争力，挤占了碱蓬、芦苇等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更是对区域景观系统造成极大的干扰，导致遗产地海滨湿地景观趋向同质化。

（三）遗产地传统农耕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困境

河口海岸带独特的滩涂资源，在形成海滨湿地景观的同时，也孕育了完善的盐碱地垦殖技术，无论是“筑墩淋卤，卤流大海，海潮涌河，营养肥泥，河泥雍橘，咸淡交替，优果延年”的柑橘筑墩栽培，还是水网蓄淡去碱退盐、轮作套种等盐垦技术，皆为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原有农耕技艺传承人老龄化、现代农业技术普遍应用与传统体力消耗型田间作业逐渐减少的背景下，河口海岸带独特的土地利用方式与宝贵的盐碱地改良技术等传统农耕技艺的保护、传承面临困境。

以启东为例，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第七次人口普查期间，启东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58.015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60%；居住在乡村的人口38.715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40%，常居乡村人口比第六次人口普查减少了10.6126万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乡村人口的大幅度流失。在人口年龄结构方面，启东至1990年起，低年龄和青壮年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加，年龄趋向老龄化，第七次人口普查期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25.98%。[23]这也直接导致遗产地面临传统农耕技艺保护、传承后继无人的困境。此外，农业生产基本机械化的生产方式降低了遗产地传统农耕技艺“活态”传承的需求，播种机、收割机、化肥、农药等现代化生产方式，使得传统体力消耗型田间作业逐渐减少，传统农耕技艺无用武之地。如盐城大丰、南通启东一带传承下来的培育土壤、改良盐碱土的“做生泥、盖草、放荒”诸法，随着土壤结构改良剂、复配生物质有机肥、关键农艺覆膜等现代盐碱地改良技术的推动，在河口海岸地区逐渐面临失传的窘况。

五、河口海岸带农业文化遗产的前景展望

（一）积极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自2005年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已认定28个国家的89项传统农业系统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众多农业文化遗产分布在亚太地区、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和非洲等不同农业生态区，涵盖绿洲农业、草原游牧、稻作梯田、复合农业、城市农业和岛屿农业等不同类型，而位于河口海岸带的沙地滩涂型农业生态系统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类型中仍有所欠缺，该地理区位的农业生态系统也缺乏具有全球代表性的农业遗产。相对于这一区域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与濒危性，其关注度仍有失衡。

2012年，我国开展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的遴选工作，2016年建立起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至2021年江苏省率先公布省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我国已基本形成省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完整体系。目前长三角河口海岸带拥有浙江黄岩蜜橘筑墩栽培系统、江苏启东沙地圩田农业系统两项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泰州泰兴长江圩田系统、盐城大丰滩涂农业系统两项省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江苏启东沙地圩田农业系统、盐城大丰滩涂农业系统为代表的河口海岸带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入选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因此，重视全球大河三角洲河口海岸带沙地滩涂农业生态系统的挖掘和保护是今后河口海岸带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目标。长三角河口海岸带需积极构建黄岩、启东、盐城和泰兴等地的农业文化遗产典型示范区，积极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而更好地发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作为未来可持续发展“通行证”的功能。

（二）融入国际海岸带陆海相互作用计划与沿海地区发展规划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引起海平面的上升及人类活动对河口海岸带生态环境的干扰，海岸带尤其是位于诸大河河口的沿河、沿海带状区域，可持续发展与安全生存的危机日益加剧。针对海岸带危机，20世纪90年代，国际海岸带陆海相互作用计划应运而生，后成为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的第6个核心计划。[24]其中，河口与近岸生态系统和环境因素、人类活动对河口环境影响等成为该计划研究的重要方向。国际政府间学术组织“未来地球海岸”也将河口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研究列入近期工作的重点内容，提出河口海岸带蓝图重绘策略。[25]

长三角河口海岸带面临着显著的系统状态转变，对区域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资源合理利用、生态系统健康稳定和经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位于长三角河口海岸带的江苏、浙江两省均积极出台沿海区域发展规划，通过制定《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2021—2025年）》《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等，推动沿海地区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海岸带陆海相互作用计划、河口海岸带蓝图重绘、长三角重要省市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与河口海岸带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所要理解、探讨、实现的目标，无论是空间资源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可持续使用与保障生态系统健康，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海岸生态系统的切入点，是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中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落脚点与实践地。

（三）探讨大食物观下陆海农业桥头堡发展布局

从粮食到食物，从粮食安全到食物安全，从食物观到大食物观，从把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上到缺了哪样都不行，这些关键词的变化折射了党中央对国家粮食供给以及大食物观理念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如何将大食物观理念落实到农产品生产供应的实践中，从18亿亩耕地向草原森林海洋拓展，从传统农作物向更丰富的植物、动物、微生物拓展，多途径拓宽食物生产供给渠道与来源，显得尤为重要。沿海地区是耕地向海洋拓展的基础，承担着陆地和海洋食物生产的双重作用，是保证我国食物生产和供给体系稳定的重要阵地。我国有长达1.8万多千米的大陆海岸线，海洋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将保证食物安全的视角放在面向开放、面向海洋的陆海界面，充分发挥陆海界面的开放功能和“蓝色粮仓”开发利用的桥头堡地位，有助于我们打破陆地农业生产的陈规，这也是大食物观贯彻落实的实际要求。

河口海岸带展现的海域—潮间带—围垦地—农田的景观格局与淡咸水交汇的河口特征，为地区食物生产提供了多样的空间，在由濒海向陆地转化过程中，恰当地容纳了陆海两大食物系统。在大食物观的视角下，该区域依托海域、潮间带、大河河口与沙洲等，在围垦区构建起淡、海水渔业养殖，为内陆提供了极为丰富的鱼、蟹、贝、虾等优质脂肪和蛋白质；潮间带则基于原生野生植物，以桔梗、马齿苋等为代表的旱生耐盐碱地被植物和以芦苇、芦荻等为代表的水生耐盐碱地被植物，部分可加工食用，部分驯化后可作为水生蔬菜种植，成为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人类日常所需元素的重要来源；以棉花、水稻、玉米、豆类种植为主的农田作物，则是河口海岸带大宗粮食供给的基础，人类生活所需热量、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多取资于此。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传承，是保障食物与生计安全、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也正是其“活态性”决定了遗产地对食物生产、生态维护与技艺传承的追求。河口海岸带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与发展可作为陆海统筹下农业由陆地农业系统向陆海农业系统转型的试点与陆海农业发展的桥头堡；推动陆地农业与海洋农业的耦合，是对河口海岸滩涂资源合理利用的要求，也是对未来农业发展新趋势的合理探讨。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清以来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变迁与特色农业发展研究（21&ZD225）”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卢勇，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郭梦宇，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尚家乐，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栏目编辑：张 丽

参考文献和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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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越地“鸟田”，学界大致有五种观点，分别为“鸟田神话说”“候鸟足踏说”“鸟田鸟耕说”“农耕类型说”“鸟田笔误说”，魏建钢先生对其区位、土地特征考证后，认为越地“鸟田”为杭州湾南岸江河中、上游地区的“江滩地”，其土地特性与区位均符合“沙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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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海门市水利志编纂委员会.海门水利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4:270.

[22]江苏省启东县志编纂委员会.启东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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