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中,爱国是经久不衰的传统。不同的历史时期,涌现出彪炳史册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用行动昭示着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铸就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是张謇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与灵魂。作为自幼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一代儒商,张謇将爱国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他认为,爱国不仅仅是简单地喊几句口号,而是要落实到实际行动中。1924年,张謇在《垦牧乡志》中写道:士负国家之责,必自其乡里始。张謇把爱国落实在建设家乡、造福桑梓上,其实业救国的实践是早些年抵御外侮实践的延续。

张謇像

19世纪60年代后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逐渐走上军国主义扩张的道路。1876年,日本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引发清廷和日本同时出兵干涉。这一年,29岁的张謇作为吴长庆的幕僚,随庆军赴朝。在朝鲜期间,张謇写下《壬午东征事略》《乘时归复流虬策》《朝鲜善后六策》等著述,告诫清廷保持对日本的警惕,直到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张謇还草拟出《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表达自己的爱国主张,但并未受到清廷的重视。

从1876年到1884年,张謇辅佐吴长庆先后有八年之久。吴长庆是张謇敬重的爱国将领之一,张謇本想在庆军中施展自己的爱国抱负,然而这一梦想随着吴长庆的去世而破灭。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袁世凯在镇压这次政变中崭露头角,步步高升,滋长了其野心与傲慢。张謇遂与之绝交,带着七分懊悔和三分惆怅回到乡里。而甲申政变为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1895年,守制在籍的新科状元张謇受张之洞之命,总办通海团练,防止日本海军入侵长江流域。办理团练期间,张謇起草了《海防团防营制》《民团续议》等规章,又作《通海劝防歌》,以通俗的语言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号召人们参加团练,保卫乡里。在《海门团防营制》中,张謇写道:“尔等平民,老死牖下,无人知觉,所谓轻于鸿毛也。若能执干戈以卫乡里,则是堂堂丈夫,可谓重于泰山矣。”“寇未至当作有寇想者,儆戒不虞,慎固防守是也。”张謇举办团练的活动虽然没有取得实际抗敌效果,但为他以后的事业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当《马关条约》签字的消息传来,张謇痛心不已,悲愤难平。“实业救国”的思想就是在这时形成的,他为张之洞起草《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国人数之多,甲于五洲,但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侮计,而御侮自在其中矣”,阐明了自己的救国主张。1903年,张謇东游日本之际,在《马关条约》签订地春帆楼赋诗一首:“是谁亟续贵和篇,遗恨长留乙未年。第一游人须记取,春帆楼上马关前”,表现出深深的爱国热情。

马关条约的签订

张謇的爱国精神还体现在注重发挥历史遗迹的爱国教育功能。1915年,南通当地重建文天祥渡海亭,张謇欣然命笔,作《重建成宋文忠烈公渡海亭记》,文中表达了他对英雄的仰慕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1919年,张謇为明代抗倭英雄曹顶修建曹公祠,并撰写碑文,痛陈明代倭寇侵扰我国沿海的历史,讴歌曹顶重创倭寇的业绩,“士果如顶,县之人能以重顶者自重如顶,渊其智,岳其气,一夫而万夫,一世而十世,其可也,何有于国仇”,鼓励乡人传承和发扬爱国精神。1921年,张謇为曹公祠题写“匹夫犹耻国非国,百世以为公可公”的联语,勉励国人勿忘国耻。

明清更迭之际,传统儒家思想得到继承和发展,出现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等思想,在当时曾活跃一时。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最早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概念,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然而亭林匹夫兴亡有责之言,藜洲原臣视民水火之义,固常闻之而识之矣。”这是张謇在《柳西草堂日记》中写的一句话。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饱受列强的欺凌,出生于1853年的张謇,从孩童到少年,再到中年,先后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系列战争,且一次比一次加剧。张謇受传统文化的滋养,对国家对家乡都有着深厚感情,即便不能在战场上挥戈杀敌,但也自觉肩负爱国之责,以实业救国。

日知录

张謇自觉抵御外侮的实践,是张謇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无论是在朝鲜的吴长庆幕府中,还是在乡里办团练,张謇始终保持着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警惕态度,并通过弘扬曹顶的抗倭事迹,引导官员和民众增强爱国自觉。正是在这些实践中的深入思考和深刻认识,张謇“实业救国”思想才更加坚定,即便遭遇不同程度的挫折,也矢志不渝,不遗余力。

作者单位:南通市通州区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