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的那个寒冷的冬天,一个8岁的小女孩,穿着血迹斑斑的衣服,搬了一张小板凳站在水缸边艰难地舀着水,和她在一起的只有4岁的妹妹。饿了,姐妹俩就吃点家里剩下的一点点炒米和锅巴,渴了,就喝点水缸里的凉水,寒冬腊月,窗外炮火声连天,在这样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她们在家中待了14天时间,当有人发现她们的时候,姐妹俩已经饿了好几天。这个8岁的小女孩名叫夏淑琴,4岁的小女孩是她的妹妹夏淑芸。她们还有另一个身份——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一

夏淑琴生于1929年5月5日,排行老三,家住南京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父亲名叫夏庭恩,母亲夏聂氏。夏庭恩靠做些小生意养家糊口,夏聂氏勤劳能干,操持着全家老小的衣食住行。夏家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靠着夏庭恩微薄的收入支撑着全家的开支,生活得比较艰辛,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新路口5号是他们租住的。夏淑琴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妹妹,外公聂佐成、外婆聂周氏和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日子虽然艰苦,但是很温馨。然而这样平静的生活却在1937年12月被彻底打破。

1937年12月初,日军逼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据夏淑琴回忆,在中华门附近,激烈的枪炮声震耳欲聋,炸弹爆炸声响彻天际,仿佛就发生在她家屋子前后,全家人每天都在惊恐不安中度过,他们有时就睡在家中的桌子底下,不敢生火做饭,怕引来日机的轰炸。12月12日,经过数天的战斗,日军占领中华门,12月13日,南京城失陷。

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约30人拿着枪,来到了夏淑琴所居住的新路口5号院。院里住了两家人,除了夏淑琴一家外,还有房主哈国栋一家。哈国栋战战兢兢地去开门,被日军怀疑是中国士兵,遭到残忍的殴打后被日军枪杀。夏淑琴的父亲夏庭恩目睹房主被暴打,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日军不要伤害院内无辜的人,凶狠的日本兵立刻拿出枪将他打死,他成了夏家第一位遇害者。夏淑琴的母亲夏聂氏抱着1岁的女儿,听到了丈夫的哀求声和枪声,吓得躲到了房间的桌子下,被日本兵强行拖了出来,1岁的女儿非常害怕,哇哇大哭,日本兵从她手里夺过孩子,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将孩子当场摔死。之后日本兵又轮奸了夏聂氏,然后用刺刀将她刺死,还将一个瓶子塞入她的下体,让她屈辱地死去。兽性大发的日本兵残忍地杀害了夏家3口人后,又发现了躲在隔壁房间里的大姐夏淑芳和二姐夏淑兰,时年她们分别只有16岁和14岁,为了保护外孙女,夏淑琴的外公外婆拼命阻挡,随即遭到日军的杀害。在杀死了两位老人之后,日本兵又轮奸了夏淑琴的大姐和二姐,将姐妹俩刺死后,又将一根木棍插入了夏淑芳的下体。这些暴行发生的时候,另一些日本兵也对院内的哈国栋一家进行残忍屠杀,哈国栋一家4口人,除了他年迈的母亲,连同哈国栋妻子腹中的孩子全部遇难。夏淑琴吓得躲在被子里大哭不止,日本兵用刺刀狠狠地刺了她三刀,她当时就晕了过去。她4岁的妹妹夏淑芸由于年纪小躲了起来,没有被日军发现而逃过一劫。至此,夏淑琴一家9口人中的7人,哈国栋家4口人,总共11口人,连同尚未出生的孩子,全部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

2015年7月13日,夏淑琴老人在拉贝纪念馆(郁青 提供)

不知昏迷了多久,夏淑琴醒了过来,听见妹妹在一旁哭喊着“妈妈——妈妈——”,她忍着身上的疼痛,爬到了母亲身边,拼命地摇晃着早已冰凉的母亲,撕心裂肺地喊着“妈妈——妈妈——”哭了很久很久,直到哭不出来为止。她和妹妹在各个房间和院内发现了所有倒在血泊中的亲人及哈家的几口人,而他们,却再也醒不过来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不绝于耳的枪炮声、残忍暴虐的日本兵、惨遭屠杀的邻居、满目疮痍的家、惨死冰冷的至亲、被多处刺伤的身体、年幼的妹妹、死亡的威胁、永久的心灵创伤,这是夏淑琴在8岁时所面对的人生。

夏淑琴和妹妹躲在家中艰难地维持着暗无天光的日子,白天她们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时不时有日本兵来院内,她们只要远远听到脚步声便立刻躲起来。寒风凛冽的晚上,周围全是亲人的尸体,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姐妹俩在这样的环境里依偎在一起睡觉,几天后家里的存粮全吃完了,姐妹俩就饿着肚子,喝点凉水度日。直到两周后,老人堂(慈善机构)的老太太来到夏淑琴家,发现已饿到虚脱的姐妹俩,她们才得以获救。

二

就在夏淑琴姐妹俩惨遭不幸,后被老人堂收留的这段时间,她们的舅舅聂光中一家在安全区内避难。在日军侵占南京城之前,聂光中就将家人安顿在安全区,本想安顿完以后再去接父母及夏淑琴一家,却已经来不及了。直到6周以后局势相对稳定下来,聂光中赶到了新路口5号院,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看着夏淑琴一家及哈家人的尸体,悲从中来,号啕大哭。他在亲人的尸体中没有发现夏淑琴和夏淑芬两个外甥女,于是到处打听,辗转之下终于在老人堂那里找到了她们,聂光中随即与老人堂办理手续,将外甥女们带到自己所在的安全区内避难。

夏淑琴姐妹俩的遭遇很快被马吉牧师得知。马吉牧师全名约翰·马吉,1912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期间马吉选择留守南京,后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并用一台16mm的摄影机记录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种种暴行,其拍摄的影片名为《南京暴行纪实》。1938年1月,马吉和许传音(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住房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开着车带着夏淑琴和聂光中,调查发生在新路口5号的事件。夏淑琴在现场向马吉讲述了她经历的一切,包括亲人是如何被残忍杀害的,她和妹妹又如何度过了煎熬的两周时间。当时屋内的尸体已经被搬到院内用芦席盖着,马吉不仅用相机拍摄了照片,还用摄像机记录下了这一切。这些珍贵的照片和录像资料在六十多年后成了夏淑琴控诉案的铁证。

此后,夏淑琴便与舅舅一家一起生活,妹妹夏淑芬在孤儿院住了一段时间后被送给乡下一个亲戚做童养媳,但舅舅不忍心,又把妹妹接了回来。舅舅家孩子本来就多,再加上夏淑琴姐妹,生活负担越来越重。舅舅常年从事贩菜生意,起早贪黑,十分艰辛,夏淑琴是个乖巧的孩子,为了减轻舅舅的负担,她主动提出给舅舅帮忙。后来,舅舅又从事摇绳子、批发食品等小生意来维持生计,夏淑琴都会帮着做一些杂活。夏淑琴16岁时,在征得舅舅、舅妈的同意后,到水西门木屐巷一家店里帮工。19岁时,姨娘去世,她又去了姨父家帮做家务及带孩子,直到她出嫁。1954年,经人介绍,夏淑琴与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张鸿章喜结连理。“当时,我就是拎个小包袱,大家在一起,泡点茶,吃吃瓜子就算结婚了。家里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床被子,床都是向别人借的。”虽然没有隆重的仪式,住所也十分简陋,但那个在血雨腥风中生存下来的小女孩,在历经磨难后,终于又拥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她非常珍惜。夏淑琴的婚后生活非常和睦,她生了两个可爱的孩子。婚后的夏淑琴没有正式工作,在家相夫教子。1960年,经组织安排,夏淑琴在中山陵园管理处(今中山陵园管理局)从事园林管理工作直到1979年退休。同年,丈夫张鸿章去世,为了减轻家里经济负担,夏淑琴又在紫金山景区内的美龄宫做起了保洁工作。

三

1983年,日本教科书事件发生,为捍卫历史,维护正义,南京市政府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立碑领导小组,发起筹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段月萍(1985年侵华日军遇难同胞纪念馆开馆后任副馆长)负责收集史料及寻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工作,她找到夏淑琴并展开深入的调研,自此这段刻骨铭心的泣血历史以及夏淑琴的悲惨经历才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夏淑琴也开始接受媒体和学者们的采访,向大家讲述1937年那个噩梦般的寒冬她所遭遇的一切。1994年,应日本民间组织“铭心会”的邀请,夏淑琴与时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一起赴日本进行交流,夏淑琴向与会者们做了近20场控诉日军暴行的证人发言。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她都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传递出以史为鉴、珍惜和平的心声,但是却引来日本右翼分子的忌恨。1998年,日本展转社株式会社出版了东京亚细亚大学教养部教授东中野修道所著的《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和日本自由历史观会成员松村俊夫所著的《对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东中野修道和松村俊夫在他们的书中颠倒黑白,污蔑夏淑琴是南京大屠杀的“假证人”。

东中野修道在《南京大屠杀的彻底验证》中这样写道:“遇害者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弄清。唯一的幸存者是两个小女孩,即‘8岁小女孩’和她妹妹(4岁),但她们是谁的孩子呢?假设‘8岁女孩’是XIA夫妇的孩子,而XIA夫妇还有一个‘7岁或8岁的女孩’。那么,这两个孩子应该是姐妹。”“根据《汉语大词典》,夏淑琴的姓是‘夏’,其发音为xia。但是根据以往的调查,‘8岁女孩’不会是姓xia。‘8岁女孩’与夏淑琴并非同一人。”东中野修道在书中乱七八糟的言论表明他连基本的史实都没有研究清楚,对于细节却吹毛求疵,思维逻辑极其混乱,但这丝毫掩盖不了他妄图否认夏淑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从而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的险恶用心。而另一位右翼分子松村俊夫则在书中这样写道:“我看见这张地图时吃了一惊,首先是因为她有那么好的记忆力,竟能画出幼小时家里房子的图纸;再者我非常怀疑的是,在日本军队占领南京的第一天里,她们一家人竟能和平常一样悠闲地过着日子。此外,在我读了《马吉的遗言》中夏淑琴的台词后,再一次感到吃惊,因为台词和本多采访时的用词之间相差太远。台词中有一句话‘当奶奶回到家中’,显然这里的奶奶不可能是已经死了的奶奶;再者,昏厥过去的夏淑琴能看见她大姐被反复强奸也是非常奇妙之事。究竟什么是真的,真到什么程度简直无法知晓。说她能在法庭中经受得住反方询问看来只是幻想,这和李秀英说的话一样,不能自圆其说。”松村俊夫在其书中以无稽之谈诋毁夏淑琴,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胡编乱造的言论企图编写一部洗脱日军罪行的剧本。以这俩人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分子的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他们病态的历史观。

8岁便目睹几乎所有亲人以极其惨烈的方式被杀害,那漫长而艰难的岁月,那铭刻在脑海里终生难忘的梦魇时刻折磨着她,没有人能真正了解背负着如此沉重而悲痛记忆的夏淑琴是如何孤单地度过那无数个被恐惧和噩梦惊醒的黑夜。那些深深印在脑海里的伤痕,和深深烙在身上的伤痕一样,将铭刻一生。把终生都无法愈合的心灵创伤一次又一次展现在公众面前,夏淑琴希望带给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一个关于战争的真实经历,从历史中感受战争的残酷及和平的珍贵,却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恶意诬陷。夏淑琴十分生气:“日本兵的枪有多长,戴的什么帽子,杀人时怎样狞笑我都还记得。我们遭受了那样大的痛苦,他们居然说南京大屠杀是假的,我这个证人是假的,这真是胡说八道!”

四

通过《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和《对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这两部书的出版,夏淑琴意识到日本右翼分子是如何利用卑劣的手段,不仅仅是对她一个人,也对南京大屠杀其他幸存者展开恶毒的诽谤与攻击的。日本右翼势力不遗余力否定幸存者进而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的险恶居心昭然若揭。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更为了维护历史、正义与良知,即使文化水平不高,即使年过七旬,夏淑琴仍毅然走上了控诉的道路,既然伤痕不能唤醒他们,那么就以法律讨回公道。“我要找最好的律师,告倒污蔑我的松村俊夫、东中野修道,还有那个为他们出书的展转社!”这场诉讼,从南京到东京,从71岁到80岁,打了近九年的时间。

2000年11月27日,夏淑琴在律师团队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支持下,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起诉东中野修道、松村俊夫以及展转社株式会社侵害名誉权。夏淑琴诉讼援助团由中国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宗教学家任继愈任团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高宗泽任法律顾问、北京市老领导白介夫任抗战史顾问,辩护律师由时任南京法德事务所主任谈臻、北京天达律师事务所顾永忠律师(后由李大进律师接替)担任。2004年起,诉讼案在南京市玄武区法院开庭审理,历时6年。

关于夏淑琴的遭遇,约翰·拉贝(时任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分公司代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在他的战时日记里记录过:“约翰·马吉发现了两名小女孩,一名4岁,一名8岁,她们的家人(共11口)全部惨遭杀害。她俩就守在母亲的尸体边,在一间屋子里待了整整14天,直到被邻居救出。姐姐用家里仅有的一点点米养活着自己和妹妹。”

约翰·马吉牧师于1938年1月和许传音一起去了新路口5号院内,亲眼看到了惨剧的发生现场,他不仅用相机拍下了照片,也用摄像机记录下了一切。马吉在写给他夫人的信中是这样说的:“日本兵来到城东南的一座房子里,房子里共13人。除了一名8岁和一名3或4岁的小女孩外,全部被日本兵杀死。8岁的小女孩背上和侧面被刺了三刀,但没有死。死者中包括76岁的老头和74岁的老太、母亲和三个女儿,三个女儿年龄分别为16、14和1岁。两名姑娘被强奸三次,然后日本兵以最残忍的无以言状的方式将她们杀死,那个1岁的小孩也被一刀刺死。我照了一个母亲同她1岁孩子死在一起的照片。那个女孩说,房东的1岁孩子(不是上述和母亲在一起的孩子)头被日本鬼子劈成两半,这个8岁的孩子,受伤后爬到她母亲的尸体及她小妹妹的那个房间里过了14天,吃的是锅巴和井水。”马吉将他拍摄的夏淑琴一家遭遇的影片编为4号影片并附了非常详细的解说词:“在发生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之后,所有邻居都逃进了安全区。画面中的这个老太太14天后来到她的邻居家里,发现了这两个孩子。就是这个老太太把摄影者领到了摆放尸体的院子里。她、夏先生的兄弟和被救出来的大女孩对我们讲述了这个悲剧的详细情况。画面上也可以看到16岁和14岁两个女孩的尸体,她们和其他尸体排列在一起,这些人都是在同一时间被杀害的。夏太太和她的婴儿同样可在画面中看到。”

2016年12月13日,夏淑琴参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图片来源:《现代快报》)

新路口5号院内的幸存者除了夏淑琴姐妹俩以外,还有房东哈国栋年迈的母亲,她是幸存者,同时也是这起惨案发生时的目击者,她曾在抗战胜利后写过一段致南京市政府呈文:“其状最惨者莫过同居聂太太,全家男妇老幼9口(实为7口)同时遇害,次女二姑娘(后被确认为是夏家长女),敌将其四肢绑在长方桌上,纵情轮奸,该女怒骂不绝,敌奸毕则刺其喉舌,裂其腹,尚不足以遂兽行,觅一双妹牌香水瓶(应为一棍状物)塞入阴户之内,以为取乐,其残酷之行为,令人发直(指)心伤也。”

夏淑琴一家的悲惨遭遇不仅有南京大屠杀中外亲历者的证词,还有目击证人、录像等证据,亦有身上的刀伤作为日军留下的罪证,种种实证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都证实了1937年冬天日军对夏淑琴一家的残害,夏淑琴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毋庸置疑。2006年8月23日,南京市玄武区法院一审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起诉日本作者侵犯名誉权案判决结果公布: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胜诉。被告东中野修道、松村俊夫及日本展转社均未出庭。东中野修道和日本展转社两名被告却在2005年于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夏淑琴。在中国律师团和日本律师团的帮助下,2006年6月,已77岁高龄的夏淑琴赴日本应诉。谎言是经不起推敲的,面对夏淑琴的勇敢应诉和确凿的证据,原告东中野修道和展转社的代理人非常慌张,当庭表示撤诉。后夏淑琴提起反诉,2007年11月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判定夏淑琴胜诉,历时一年半。东中野修道和日本展转社死不悔改,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2008年5月21日,东京高等法院宣布维持一审原判,历时半年多时间。东中野修道和展转社又试图做最后一搏,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诉,2009年2月5日,日本最高法院最终判决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胜诉。整场诉讼案从2000年11月开始,到2009年2月终审胜诉,八年零三个月的时光,夏淑琴和其律师团队在中日两国间展开了漫长的维权之路,从原告到被告再到原告,各种是非曲直,经历的种种磨难与艰辛只有当事人才能明白。终审胜利后,夏淑琴表示:“我感到很高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胜诉,也是对历史真相的肯定和对南京大屠杀30万死难同胞的一个慰藉。”

夏淑琴成为目前唯一活着看到终审胜利并获得赔偿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历史的真相永远离不开良知和对正义的捍卫。值得一提的是,此后日本的出版物中再也没有出现污蔑像夏淑琴、李秀英(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被日军刺了37刀而存活下来,于2004年去世)这样具有典型代表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歪曲言论。

2014年12月13日,夏淑琴参加了首次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在仪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搀扶着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时年85岁的夏淑琴,为国家公祭鼎揭幕。2016年10月,夏淑琴应美国南加州大学犹太大屠杀基金会邀请参加“证言新维度”项目的采访拍摄。2016年12月公祭日前夕,夏淑琴在写给遇难亲人的一封家书中写道:“为什么?为什么那个叫‘军国主义’的魔鬼要将这个温暖的大家庭瞬间摧毁?失去了亲人的疼爱,失去了童年的欢笑,作为孤儿的我只能在这面冰冷的‘哭墙’上感受你们的存在。”1943年,夏淑琴和妹妹夏淑芸及舅舅一家照了一张全家福,那是目前找到的唯一一张她小时候的照片,2016年,夏淑琴全家照了一张集体照,照片里四世同堂,其乐融融。从孤苦无依到尽享天伦,从家破人亡到儿孙绕膝,夏淑琴的人生充满了坎坷,儿时就面对暴行、失去、绝望、黑暗,中年时面对艰辛、困难、挫折,老年时面对污蔑、中伤、恶意,这一路走来,她那么勇敢而坚强地活下去,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她勇于接受、勇于抗争、勇于奋斗、勇于拼搏的精神,将永远记录在历史里,记录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她的人生经历值得所有人去了解、去倾听、去铭记。笔者有幸在一次活动中聆听了夏淑琴老人的全部故事,至今都清楚地记得八十多岁的她讲述自己8岁时的遭遇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的场景,在每一次发言的最后,她都会告诉所有人:“一定要铭记历史,珍惜今日来之不易的和平。”这句话她在很多场合跟很多人都分享过,唯一不同的是,在这句话的背后,有那个8岁时从战争的废墟里爬出来的女孩一生的故事。

*本文为2020年江苏省高校档案研究会档案科研课题“档案中的南京安全区研究”(项目编号:jsgdz202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郁青,南京大学档案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