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是从小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听着李光羲和李双江两位老师的《北京颂歌》长大的。北京是我心中最向往的地方，尤其是在儿时；北京也是给我力量的地方,特别是长大成人之后。

家父1966年初从泰州市委办公室调到《中国青年》杂志社工作，从那时起我就一直盼着早日到北京，那既是对大城市的向往，更是为了能与父亲团聚。但是“文化大革命”打碎了我的梦想，父亲于1969年被下放到河南潢川县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离开了北京。

1982年7月，作者第一次到北京在天安门的留影。（马永青 提供）

我们全家未能定居北京，而北京人却来到了我的家乡。我在泰州城东小学上二年级时，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从北京迁到泰州，班上转学来了两位北京同学，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当时，他们的生活条件比我们优越，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更是令人羡慕。这批北京来的学生分布在城东小学各个年级，成了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他们身上的洋气、大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加剧了我对北京的向往，这是我与北京人产生的第一次交集。

第二次交集则发生在我到南京生活后。1972年6月，家父在“五七干校”劳动3年后回到江苏，被分配到省人事局工作。当时，同在“五七干校”劳动、且与胡耀邦同志在一个连队的团中央某单位附属职业学校的一批学生被分配到泰州一家工厂工作。其中一位女学生的丈夫在北京工作，为了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她找到了一个愿意与她对调工作、原籍泰州的工人。胡耀邦同志得知后，写信嘱咐我父亲（家父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工作期间与胡耀邦同志相识）尽可能给予关心，帮助其解决困难。在办理调动的过程中，她在我家住了几天，离宁时盛情相邀我和姐姐赴北京游玩。其实，这位大姐当时也就是客气话，但由于我年幼无知，硬是缠着父母要求去北京。那时的物质条件是根本不可能去的，父母给我做了一些解释后我也就只好作罢。

1982年夏天，我大学二年级去大连实习结束后，终于实现了去北京的梦想。怀着憧憬已久的心情，我迫不及待地来到天安门广场，参观人民大会堂，敬谒毛主席纪念堂，登长城，游颐和园、天坛、北海公园。我还有幸参观了中南海的毛主席故居——菊香书屋以及春藕斋。这次北京之行了却了我十多年的夙愿。站在伟大祖国的心脏，感受着首都的宏伟与壮阔，心中激荡起更加刻苦学习、报效国家的热情。

第二次到北京是在1985年初春，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跟随担任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南京市分校领导的电子部898厂老厂长一起参加刊联大的工作会议。会议是在香山的一家古色古香的庭院型宾馆召开的，当时刊联大的主要领导、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马洪同志到会讲话，他从国家经济形势谈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要求培养宏大的经济管理干部队伍，使我对自己的使命有了更深切的理解，也引领我在经济管理上有了更深入的研究。这年夏天，为了办理南汽几位学员的学籍，我再次赴京到了刊联大总校。

时隔16年、跨入新世纪，2001年3月我第四次来到北京，这次是作为全国“两会”江苏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十多天的工作十分紧张，无暇出去。自此之后的五六年，我几乎每年都要三次赴京，主要是在全国“两会”、中央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为江苏代表团和省委主要领导提供文稿服务，经常往返于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国谊宾馆之间。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我已十分习惯，工作之余，只能去居住的北京江苏大厦附近的地坛转一转。这期间印象最深的是2003年3月，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先后来到江苏代表团参加讨论，我在人民大会堂的现场聆听了两位总书记对江苏工作的重要指示。江泽民同志深情地说：“生活在你们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是多么幸福啊！”这使我更深切地认识到江苏是个好地方，各项工作应该走在前列、当好示范，实现“两个率先”。胡锦涛同志说：“江苏是我的家乡。”他回忆起新中国成立初期泰州仅有的华泰纱厂、泰来面粉厂等为数不多的工业企业，充分肯定了江苏的大发展，言语之间饱含着他对家乡的深厚感情和殷切期望。作为泰州人，我当时十分振奋。

2005年暑假，为了奖励儿子中考如愿以偿考上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我们一家三口专程赴京，一起观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漫步未名湖畔、清华园中，感受北京政治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的神圣力量和神奇魅力，给儿子注入继续奋进的动力。

在省总工会工作的九年多时间里，我因参加会议或其他活动而多次往返北京。2018年10月22日上午，我作为代表出席了中国工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那天我坐在人民大会堂台下的第一排位置，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是他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期间见到的。回想起这十多年前的往事，以及2013年五一前夕总书记来到全总机关和全国劳模代表同庆五一节，亲自部署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深感总书记对工会干部寄予的厚望。10月24日上午，我又聆听了李克强总理在大会上作的经济形势报告，总理全面系统、深入浅出的报告，使我增强了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做好工会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利用休会间隙，在父亲电话遥控指导下，我专门来到三里屯，找到三里屯南28、29楼，这里曾是父亲当年工作的地方——《中国青年》杂志社旧址。站在楼前，我浮想联翩，仿佛看到了父亲忙碌的身影，不禁感慨万千，如果不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影响，我们全家可能会团聚在这个大院里，和父亲分隔两地也不会达8年之久。

北京三里屯休闲广场（马永青 提供）

除了每次匆匆而过外，我也有过连续两个月在京学习、生活的经历，那是2014年3、4月间，在国家行政学院集中培训的一段难忘岁月。我系统学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先后听取了王蒙、单霁翔、华生、孟祥青等专家学者关于文化、经济、国防方面的报告，走访了798艺术区、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消防博物馆，并萌发了应该建立全国劳模事迹展示馆的设想。后来我在多个会议和场合向全总有关领导提到了关于建馆的建议，并在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把筹建江苏省劳模事迹展示馆、推动建立江苏工运史馆写进了江苏省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四五”发展规划。

2021年7月9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前留影。（马永青 提供）

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我利用参加全国工会网上工作会议的机会，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在“1921—2021”的圆形拱门前留影。佩戴着党徽，徜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前，这时，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那就是北京之所以给人以力量，是因为我们的党中央在这里，她领导亿万人民找到了民族复兴的道路，北京已经成为党领导的化身和伟大祖国的象征，感召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奔赴奋斗的征程。

（作者简介：马永青，江苏省总工会原一级巡视员，十二届江苏省政协常委。）

栏目编辑：胡渝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