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中敏（1897—1991），名讷（曾名乃讷），字中敏，扬州人，著名词曲学家、教育家，师从吴梅先生。1897年生于江苏淮安县城，父亲为盐商管事。小学毕业后，举家迁回扬州毓贤街牛录巷，16岁与七弟任乃訚考入常州第五中学，后又转入扬州第八中学就读。瞿秋白曾在《饿乡纪程》中回忆：

我江苏第五中学的同学，扬州任氏兄弟及宜兴吴炳文都和我处同样的环境，大家不期然而然同时“名士化”，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

朱自清比任中敏年轻一岁，因其父到邵伯镇就任主管盐税事务的小官，在童年时随家人定居扬州。1912年高小毕业后，考入扬州第八中学。

两人早年的家庭环境、生活经历相近，甚至他们同样都遵从父母之命，早早与定亲女子完婚，又皆早年失偶。但任中敏和朱自清的性格还是有一些差别。孙伏园曾说，朱自清“有一个和平中正的性格，他从来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词，也从来没有感情冲动的语调”[1]。而任中敏在中学时，就为了支持与军训教官争执的同班同学，自愿接受了开除学籍处分，所以才会在1916年回到扬州就读。[2]

“早期友谊很密”

任中敏工作照（陈宇 提供）

1917年，任中敏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预科学习，后因几何学不及格，又不愿留级一年，弃工学文，于次年考入北京大学，进入中国文学系。朱自清此时已提前完成北京大学预科，在中国哲学系就读。任中敏曾经回忆：

我和朱自清先生，中学同学，又同时进北大，同宿西斋。他读哲学，我读中国文学，更有同乡的关系，所以早期友谊很密。[3]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任中敏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临时紧急大会。次日，任中敏和其他北大同学遭到北洋政府军警的逮捕，经过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呼吁交涉，才最终被当局释放。朱自清在五月四日当天没有参加游行活动，他在《五四琐记》中记载：

五四运动那一年，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读的是哲学，住的是西斋。五月三日的晚上，听说西斋饭厅开大会，一屋子尽是人头……结果决定第二天参加游行示威，我们屋子里人没到会，第二天也没去……一千个悔不该，悔不该不去！

朱自清转而投身北京大学校园内外的学生运动之中。在1919年底，他加入了学校平民教育讲演团和文艺社团新潮社，并在新诗《光明》中昂扬地表示，“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

192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朱自清先后在江浙沪多地学校任中等教育教员，但在他任教于杭州第一师范、扬州第八中学以及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时期，每每与激烈的风潮和纠纷相伴。这让本就敏感内敛的朱自清感到苦闷，他在《那里走》等作品中都有所流露：“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的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直到1925年，他接受俞平伯的转荐，在清华大学担任国文教授，才结束辗转漂荡的生活。

任中敏毕业后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任教，在沪时笃意于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及东方图书馆观书，并在寓居老师吴梅苏州旧居期间，尽读其“奢摩他室”词曲珍本，于散曲研究颇有进益。1924年回扬州故居后，又广搜图籍，筑书斋曰“感红室”，书斋题壁“从此读书写字”，立志潜心学问。1925年，任中敏在上海中原书局任编辑，编选了近代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散曲选本《荡气回肠曲》，随后又编辑出版《元名家散曲六种》和《元曲三百首》。朱自清在《读书笔记》一文中也有称赞：“这倒是当行出色，但在礼教高压的时代，读了痛快淋漓的。”当年4月9日，任中敏于上海悦宾楼设宴，同席者有朱自清、叶圣陶、王伯祥等人。

1928年起，朱自清开始研究旧诗词，模拟唐五代词及汉魏六朝诗，写了很多诗词，并在燕京大学开始讲授“歌谣之起源与发展”课程。1930年1月，任中敏手录明崇祯刊本《青楼韵语广集》8卷，赠送朱自清。这本书辑元明两代词人所作有关青楼的南北散套及小令，共265首。全书以工致楷书抄于绿丝格“感红室抄本”特制信纸上，扉页有任中敏墨笔题“钞明崇祯刊本青楼韵语广集八卷 佩弦兄清玩 中敏手赠 十九年一月”，并钤“任”“曲海浮生”蓝紫色二印。手抄秘本，慨然持赠，以资友人研究参考之需。这一时期的任中敏与朱自清仍然继续着良好的同窗之谊。

“我是常常在想改业的”

1917年常州中学旅津校友合影（前排左一为任中敏，前排左四为瞿秋白）（陈宇 提供）

1924年2月，朱自清离开温州第十中学，赴宁波的第四中学及上虞的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当时的春晖中学吸引了一批持新文化立场的教员，包括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刘延陵、匡互生等。朱自清在散文《白马湖》中记载与同仁一道观景和饮酒的经历，表达他对这种情感共同体的新鲜感和归属感。这时的春晖中学给他带来了“三件礼物”——“美的一致，一致的美”“一致的真诚”和“闲适的生活”。“闲适的生活”是由于春晖中学实行“学科制”，高中后两年文理分科，朱自清的课程相对较少，俞平伯日记记载“佩弦上下午各有课二小时”，其余时间皆可自主安排。正是在宁波、上虞时期，朱自清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

1924年11月，同事匡互生为力保一名学生免受开除处分无果，愤而辞职，引发校园风潮。这也结束了朱自清闲适的教学生活，再度忙碌紧张的生活状态引发他对自身从事教育职业道路的怀疑。

1925年，朱自清两度致信俞平伯，询问在上海或北京另谋工作之事：“我颇想脱离教育界，在商务觅一事，不知如何”“弟实觉教育事业，徒受气而不能收实益，故颇倦之。兄谓入商务，适否？”在5月9日作毕的《“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中，朱自清将其态度表现得更加明快：

我做了五年教书匠了，真个腻得慌!……一个人老做一种职业，老只觉着是“一种”职业，那真是一条死路!说来可笑，我是常常在想改业的……我的心不是一条清静的荫道，而是十字街头呀!

“闲”字对朱自清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本是一个“得慢慢地来”的人。在扬州时期，朱自清自言“我在八中因为太忙了，教员学生也都难融洽。几经周折，才脱身到此”。直到在20世纪40年代的《〈语文影及其他〉自序》中，他仍然说：“时代越来越沉重，简直压得人喘不过气，哪里还会再有什么闲情逸致呢。”他自1925年返京后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大概也正是有此考虑。

1930年7月，任中敏任江苏省立镇江中学校长，他在《镇中学生》发刊词上直言，知识分子没有行为的、做事业的要求，“只剩空话而已”。他对中学教师精神上的不安定，深怀不满，“因为师资程度较高，出身较好，在社会上出路更多，对于中等教育，也很少怀抱志愿，乐此不疲的”。他心中的教师标杆是吴芳吉，一位与他同龄的诗人和教育家。吴芳吉在长沙明德中学、重庆江津中学任教期间，苦心经营，致力极勤，“可以愧死一般办学之不认真者”。任中敏在《吴白屋先生事略》中丝毫不吝褒扬之词：

在校时，先生每晨四时即起，燃灯与学生共读。凡教师请教，所缺课程能补授者，均代补授，使学者业无荒……每夜十一时，必提灯亲巡寝室，全体安寝乃寝。

在任中敏看来，很多中学教师只是暂作枝栖，不得已而为之，中学教育沦为这批人的“退路”“末路”，他们在本业之内无所进取，“愚而安愚”，更谈不上什么服务效率。这当然不是针对朱自清发论，但此时二人不同的生活境遇让他们对教育工作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国家将亡，文人愈昌”

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期，教授大一国文等课程，他从新生的语文程度反观中学语文教学，探讨国文教学的目的和方法。《论中国文学选本与专籍》《高中毕业生国文程度一斑》《文心·序》等文章都提出加强中学生语文基本知识技能的训练，培养观察、判断和描写的能力，掌握“语汇的扩展，字句的修饰，篇章的组成，声调的变化”。在被视作他语文教育思想成熟标志的《国文教学》中，朱自清解释了“偏重教学的技术方面”的原因，中学语文教学往往会忽略技术的训练，学生了解文字、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发展。

但是这些语文课程的技巧方法，当时的任中敏已不甚关注。与朱自清有意识远离政治、专注学术不同，任中敏始终认为教育就是政治，“与其他军事、财政、交通、实业等等，同为国家的大政”。他放下最专精的词曲之学，投身教育，“词曲不能救国家，惟教育可挽救国家”。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任中敏反对学生写吟风弄月的文字，摒弃“只有纸上谈兵的花言巧语，却没有切实做事的真实本领”的国民习性。他提倡学生作有力的救亡文学，以有力的文辞，“复兴萎靡的民族，挽救垂危的中华”。在《白屋诗人吴芳吉论》中，他再次强调青年不能在空洞的言语文字中消磨其智慧，而应以自身为起点，注重躬行，“求为人文之归一致”，在他看来，吴芳吉正是刻苦笃行，“人文一致”的表率：

青年诸君！吾敢作然而言曰：有吴先生，吾人始幸中国近代果尚有真正之文人在，而不仅仅于文奴、文丐、文蠹、文妖，国家之耻不知，以文益增其耻；社会之病不顾，以文益增其病；或于人于文，两无所有；或文则文矣，而未见其为人；是皆不得谓之真正文人也。 

任中敏对青年埋头实干、“人文一致”的倡导，并不仅是出于对“事业愈朒，文字愈盈，国家将亡，文人愈昌”的担忧，而且是对当时青年思想无所适从的现状的反思。从五四运动前夕，以毁弃一切旧文化为时髦的新文化运动，到“九一八”前后，为提高抗日情绪高涨的“民族文艺”，再到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青年处在思潮、时尚起落震荡之间，任中敏认为青年只有立定脚跟，坚固信念，埋头干去，才可能突破环境的限制。

这固然与朱自清“‘为学’与‘做人’，应当并重”、叶圣陶“作文与做人统一”的说法近似，但任中敏在多年校长任上身行体悟得出的这些教学认识，同他们又不尽相同。任中敏曾回忆，“他有时关心我的阅读与写作，却是我自己所不关心的；我所关心的，他又以为多余”[3]，这可以说是任中敏、朱自清思想上疏远的加剧。

“难道还不够‘戆’的”

任中敏回到扬州两年后，经上海民智书局经理林焕庭介绍，于1926年加入国民党，并于次年担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秘书。但因性格耿直，屡屡发文抨击揭露官场腐败，从政仅三年，便被胡汉民规劝弃政从文。1934年，任中敏应胡汉民之邀赴广州创办仲元中学，任教导主任。1936年胡汉民病故，任中敏参与由孙科、梁寒操、居正等人发起的汉民学院筹办事宜。但七七事变后，汉民学院募捐困难，不得已先在南京栖霞山创办汉民中学，由梁寒操任董事长，南京市政府秘书长王漱芳任校长，任中敏任教导主任。学校开学仅七周，又因淞沪失守，日军逼近江阴，任中敏在当年11月率领全校师生西迁，经豫、鄂、湘、黔诸省，一路艰辛，1938年2月方抵桂林，不久任中敏被委任为校长。这开启了任中敏十余年的广西生涯，也使他和朱自清之间的日常来往更加稀寥。

1938年初，任中敏在桂林近郊穿山西麓筹建新校区。学校草创之初，只能营建简易的校舍，教室、宿舍、办公室、礼堂等全是竹房、竹棚，没有一砖一瓦。当年，汉民中学招收了初、高中学生各一个班，报考学生多达1100多人，录取100名左右。1941年，汉民中学由私立改为国立，直属教育部。1944年，日军逼近桂林，汉民中学全校师生500余人避入贵州榕江县，直到次年日本投降。因原校舍被日军焚毁，任中敏带领师生锐意恢复。三年间，校园面积扩大到27公顷，建教室、宿舍28座，新辟体育场，建立图书馆、大礼堂，购置图书5万余册，仪器设备也较为齐备，为广西各校之冠。

汉民中学先后延聘了司马文森、华嘉、汪士楷、潘逸耕、厉鼎禹等资深学者为教师，徐悲鸿、徐眉生等也曾在汉民中学兼课。除此以外，汉民中学还邀请了柳亚子、李四光、梁漱溟、田汉以及李济深、熊佛西等众多知名人士来校讲演。最显著的成效之一就是汉民中学学生成绩优异，蜚声大西南，学生中也自豪地流传：“读了两年考西大，读满三年考清华。” 

在《怎样使青年继承总理的精神》一文中，任中敏提出“中年们应在行为上赶紧肩负起承转的责任”，他高倡教师的职业精神：

凡立志发愿，以教导青年为事业，除期限外，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人，谓之“志愿师”。

“志愿师”不是专门教书的“教书匠”，而是“人师”“经师”，把教师工作当作志愿服务，不争求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时刻准备任劳任怨，受挫受辱，甚至尽瘁舍身。他自己就是一个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的“志愿师”。

1940年，时任汉民中学校长的任中敏因“历经艰苦，坚贞不渝”被教育部传谕嘉奖。1948年，又因办学成绩斐然，获国民政府奖金3000元，他全数交公。至于那本明崇祯刊《青楼韵语广集》，也因任中敏筹募修筑校舍的资金，委托友人卢前以240金受让给中央图书馆。

朱自清在1946年所作的《我是扬州人》中，简单提到任中敏办学事：

其实扬州人也未尝没戆气，我的朋友任中敏（二北）先生，办了这么多年汉民中学，不管人家理会不理会，难道还不够“戆”的！

“戆气”这个评价，与任氏办学十二年的艰辛相比，显得有些轻松。抗战以后，两人在桂林曾会过一面，“三言两语，依然各执一是”[3]。

“我不算朱先生的好友”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逝世。当时的报刊登载了许多纪念文章，《民国日报》《新生报》《大公报》等都在副刊特设纪念专刊专号。这种纪念活动一直延续到10月，仍有《西方日报》《文潮月刊》等刊物专设特辑，不断发表追念朱自清的文章。

那个曾自言“我的朋友永远是那么几个，我的女人永远是那么一个”的朱自清，在身后广泛地呈现在公众视野中。朱自清对《李有才板话》价值的认可、朱自清在师生新年同乐会上化装扭秧歌、朱自清在拒绝美援文件上签字等等都成为追悼文章中不断被讲述的片段。

当年9月，任中敏在《广西日报》发表了《从朱自清先生的身后评赞说起》一文。文章简短回忆了他与朱自清的早年交往：

五四前后，有几次假期，同回家乡，做些工作，他曾在我家聚餐、谈论、摄影，留下很多忘不掉的印象。此后离开，对于国内政治，仍各有看法，便不常通信……最近忽然听到他不幸的消息，回忆前尘，凄然无限！

任中敏自陈“我不算朱先生的好友”，文章其余的篇幅，都是“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他敏锐地注意到1948年是个特别的年份，他在文章中列举了中国共产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闻一多夫人高贞参加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等重要事件。他提到朱自清身后的一个重要标签——“学习”，谈及“他对什么都虚心地问，都细心研究”。朱自清的确曾在文章里多次表达过“我要跟青年们学习”[4]，努力成为“世界的时代的一环”[5]。“学习”让那个在20世纪20年代想要退守于“纯文学”的朱自清，在晚年实现了“人民立场”的转变，并且荣膺了“斗士”“革命引路人”的头衔。

1949年11月，早已脱离国民党组织的任中敏在桂林解放前夕，只身离开，寓居重庆布后街，以摊贩为生。1951年，任中敏经西南统战部介绍，被西南文教部聘为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在新的时代里迎来了自己的学术高峰。

（作者简介：陈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助理馆员。）

栏目编辑：计欣然

参考文献

[1]孙伏园.悼佩弦[N].大公报·大公园地,1948-08-31(305).

[2]陈文和,邓杰.从二北到半塘——文史学家任中敏[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任中敏.从朱自清先生的身后评赞说起[N].广西日报,1948-09-20.

[4]朱自清.知识分子应该做些什么[J].中建(北平),1948(5).

[5]朱自清.论自己[M]//朱自清全集:第3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