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自20世纪初创办实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实行公私合营为止，历经半个世纪，产业横跨面粉、棉纺等领域，被誉为中国“面粉大王”“棉纺大王”。纵观荣氏兄弟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贯穿始终的是以求实精神、务实方法、诚实品德为内涵的思维方式和品质，这是他们取得成功的思想精髓和价值核心。

一、求实精神

求实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哲学思想。从荣氏兄弟开辟企业发展道路过程来看，能够做到超过常人的准确判断和主动实践，正是源于他们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落墨守成规的传统窠臼，勇于开拓创新的求实精神。求实精神是荣氏兄弟在纷繁复杂的市场竞争和社会政治环境中实现企业快速发展的根本性思维方式和重要思想渊源。

（一）把握创业发展新机遇

从时代背景看，荣氏兄弟从年轻时随父去广东做“厘税”业务和去上海钱庄学徒做生意开始走向社会而崭露头角，正是社会变革的激荡时期。一方面，中国社会历经洋务运动的洗礼，西方先进思想、器物和技术日益涌进国内；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以农耕和手工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模式遭到冲击和挤压，而更趋萧条和落后。荣宗敬于光绪十七年（1891）在上海源豫钱庄满师后，入职南市森泰蓉钱庄为业，专司无锡、江阴等地的汇兑业务，使他更多地看到热钱流入上海、无锡等地新生工业的景象。荣德生在光绪十九年（1893）随父去广东时曾过境到香港，看到香港码头大批来自国外的面粉、布匹等“洋”字号商品涌入国内市场，对其触动很大，使其思想从仰慕入仕开始转向“专心在做一新事物上着想”[1]。荣氏兄弟在中国社会变革的转折时期，从自己学徒和谋职的经历中看到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认定新兴工业必将来临，未来前途是“望实业上走”。

从市场条件看，荣氏兄弟对面粉、棉纺“两业”的国内外市场环境和发展机遇看得很清。他们不仅看到“两业”舶来品之优，而且看清“两业”国内市场之短缺。在荣氏兄弟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创办保兴面粉厂（茂新面粉一厂前身）时，国内仅有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增裕和阜新4家机器面粉厂，其余都是原始手工加工。中国纺织业也处于“土布加工”的落后阶段，无锡最早出现的机器棉纺厂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杨宗濂创办的业勤纱厂，最早出现的机器缫丝厂是光绪三十年（1904）周舜卿创办的裕昌丝厂。两兄弟正是看准“两业”发展之机，因而在光绪二十七年经营广生钱庄已经9年且收益良好的情况下，转行与朱仲甫在无锡合办保兴面粉厂。这不仅是无锡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机器面粉厂，而且比无锡人唐保谦等后来创办的九丰面粉厂早了9年时间。接着，两兄弟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与他人合资创办振兴纱厂，是无锡第二家机器纱厂。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此时的无锡在外销的拉动下，正处于资本大量涌进缫丝业的时期，全市有大小丝厂50多家，而荣氏兄弟没有盲从跟风，仍坚定看准“两业”投资。荣氏兄弟以敢为人先的勇气和智慧投资面粉、棉纺“两业”，无疑有着自己清醒的分析与判断。

（二）建构企业产权组织新制度

荣氏兄弟选择无限公司作为企业产权组织形式，是基于实现企业发展目标的考量与选择。荣氏兄弟与荣瑞馨等7名股东合伙创办振兴纱厂的最初两年，在扩大生产规模、企业盈利分红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并矛盾激化。对此，荣氏兄弟有很深的教训，认为企业“没有全权就办不好事”。所以，他们以后所办企业都不设董事会，股东大会也因两兄弟占绝对大股而流于形式。由此，他们从1921年正式申报成立“茂福申新无限公司”开始，直至1946年1月遵照国民政府企业法有关规定改为“茂福申新面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采用“无限公司”产权制度开展经营长达25年，而且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所属各厂以后除少数采用合伙制产权形式外，仍保留“无限公司”产权形式不变。[2]

同时，荣氏兄弟还创设了集团企业经营管理的组织形式。截至1921年底，荣氏兄弟创办拥有茂新面粉一至四厂，福新面粉一至八厂，申新纺织一至三厂，分散于上海、汉口、济南、无锡、常州等地，如何实行全面有效的经营管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重大挑战。荣氏兄弟从有利于各要素统筹经营管理以及促进各企业协调发展的目标出发，于1922年组建了基于对茂新、福新、申新各总公司及其各工厂产供销、人财物实行集中统一经营管理的一体化集团公司，并以其组织新颖、规模庞大而“名震全国”。

（三）探索建立劳工自治新模式

创办于1919年的申新三厂，起初沿袭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工头制”生产管理体制。时任申新三厂武场负责人（称为总工头）沈阿富欺压工人、中饱私囊、好逸恶劳、墨守成规，使生产弊端凸显。当时实行“工头制”不是申新三厂所独有，而是各地民族工厂普遍存在的劳工管理体制。荣氏兄弟从自身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实行“工头制”的种种弊端看到，这一体制与机器大工厂生产不相适应、与意欲推行“恩威并举”的劳工管理思想不相适应，因而决心废除这一封建落后的劳工管理体制。

1924年和1925年，荣德生引进曾留学日本、并在日商丰田纱厂工作过的几位工程技术人员到申新三厂，仿照日本纱厂的劳工生产管理模式组织生产。然而推行不久，沈阿富以及小工头们等“旧派”自感权威受到挑战，他们与引进的“新派”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组织动员劳工围攻殴打“新派”人员，砸毁大量生产设备而一度导致工厂全面停工停产。荣德生在以美国泰勒为代表的标准化企业管理制度的深刻影响下，更加坚定了废除“工头制”管理体制的决心。从20世纪30年代初，他大力支持“新派”推行包括劳工招录，建立男女宿舍、食堂、医院、礼堂、娱乐设施、合作社等生活配套设施，创办劳工子女学校，组织建立机工和女工养成所，围绕标准化生产开展绩效考核，动员组织劳工参与管理等一系列以劳工自治为目标的探索实践，并至30年代中期基本成型，[3]在民族企业中率先彻底摈弃了陈旧过时的“工头制”。

这场变革从关心人、尊重人出发，彻底废除人身依附关系色彩极浓的“工头制”，受到上海工会李成（即李立三）的肯定。这场变革不仅在申新三厂劳工管理上取得显著成效，而且在茂福申新集团公司内部各工厂和各地工厂产生示范带动效应。

（四）开辟企业滚动发展新路径

荣氏兄弟企业滚动发展新路径，主要包含内涵滚动发展和外延滚动发展两个方面。从内涵滚动发展看，企业通过内部不断集约提升生产要素和产品质量结构，形成一定的规模优势，以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如申新三厂从1922年正式投产时引进国外纱锭数即达到5万枚、另有布机500多台，到1931年又引进纱锭8800枚、布机600台，再到1947年再次引进纱锭40000枚等，成为江苏第一大纺织厂。相比较而言，荣氏兄弟推动企业滚动发展主要还是走外延式扩张发展的路径。据统计，自建的有茂新一厂、三厂、四厂，福新一厂、二厂、三厂、五厂、八厂，申新一厂、二厂、三厂，其他的工厂或为租借，或为购买兼并。“厂子不管好坏，只要肯卖，我就要买，我能多买一只锭子，就像多得一支枪。”[4]这就是荣氏企业滚动发展的真实写照。

荣氏兄弟为了实现企业滚动扩张，主要采取市场融资和资本积累两种方式扩大投资。在市场融资方面，他们主要“以甲厂抵押借款买乙厂，复以乙厂抵押借款再买丙厂”，以及投资入股上海银行、中国银行等手段，向银行、钱庄和私人老板大举借款，并在茂福申新集团公司内部创办“同仁储蓄部”吸引集团员工储蓄。同时，荣氏兄弟以自己独占企业大股获得的支配权，通过制定企业章程等约束，打破盈利按股分红的传统做法，明确盈利不分红而是用于扩大生产。这种融资方式是荣氏企业与众不同的一条重要的融资途径。对此申新总公司会计部职员荣德其形象地说，荣家企业“一般不发红利给股东，盈余不断滚下去，用来扩大再生产；就像烧肉，老汁水永远不倒出来。别的厂就不同，红利都分掉，所以碰到困难，就站不住脚了”[5]。

二、务实方法

荣氏兄弟经营管理企业几十年，总能提出具有针对性、有效性的措施解决问题，这是他们坚持求实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是秉持务实思想而获得的实践成果。

（一）以实际为考量，统筹协调各方

1919年荣氏兄弟创办申新三厂之初，在选址购得西门外太保墩运河沿岸的地块时，遭到相近的振新纱厂股东荣瑞馨等人的竭力反对，这些人召集不明真相的农民在申新三厂建筑工地极力阻挠而迫使工程停工。对此，荣氏兄弟从化解矛盾的角度出发，针对荣瑞馨到县政府告状，则反告他“扰乱治安，阻碍实业”，把官司一直打到江苏省长齐震岩面前；同时请托张謇以及乡董江嘉甫等名人出面，分别与省府、县府以及荣瑞馨等斡旋疏通。终获无锡县长杨梦茆亲自出面协调，使得被拖延近一年的申新三厂重新动工兴建。

1943年无锡沦陷期间，申新三厂两台1600千瓦的发电机组被日本制铁株式会社掠夺到安徽淮南煤矿为其生产服务。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经济部于1946年发文，要求“将发电机两座交还申新三厂具领”。然而淮南煤矿失去这两台发电机组，亦要“停顿生产”，且原有电机之获亦在“渺茫之中”。荣氏兄弟主动致函国民政府经济部，提出“责令淮南煤矿将两台1600千瓦发电机组按现时价值迅即偿还本公司”的建议，最终以淮南煤矿用2000吨烟煤抵偿申新三厂发电机组作了结。[6]为能维持锡、常两邑工业用电，国民政府经济部又指示常州戚墅堰电厂租借申新三厂发电所辅助发电，以解燃眉之急。荣德生得知战后枯竭之工业亟待复兴，故毅然自愿地“将私有发电机借本厂（常州戚墅堰电厂）使用，辅助发电，历时两载”，直至1947年戚墅堰发电厂新机装竣发电才停止租用。

以上两例仅是荣氏兄弟在企业经营管理上注重统筹、和衷共济的典型案例。实际上，荣氏兄弟在人员与生产之间、在生产与市场之间，甚至在各企业之间、家族内部之间、与政府关系处理等方面都体现出“和衷共济、力求进步”的统筹协作精神。“凡事当知层层相因，不能但顾一方”，要“一味顾大局，各事均得分寸”。[1]以实际为考量处理各种矛盾问题是荣氏兄弟在企业经营管理中长期坚持的行动自觉。

（二）以实用为标准，实现人尽其才

“人才为先，一切得人则兴。”“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1]荣氏兄弟不仅懂得人才是创业之本的道理，还有着不同凡响的识才选才用才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在重视才干的同时，更注重人才的品行道德，尤其是要具备勤勉肯干、杜绝奢侈的美德。他们认为，只有具备这种美德的人，才能避免谄谀进谗，也才能做到“勤苦耐劳”“不事浪费”“事事放心”。

保兴面粉厂初创时期，为打开面粉销售市场，他们引进熟悉面粉市场的同乡王禹卿，迅速打开北方面粉销售市场。接着，荣氏兄弟又引进同样熟悉面粉市场的王禹卿兄长王尧臣和善于经营小麦生意的无锡同乡浦文汀等，尔后安排浦文汀和王禹卿长期分别负责茂新、福新公司购麦和销粉生意，不仅收获了巨大的营销业绩，而且以“三姓六兄弟”共同谱写了福新面粉一至八厂的创业佳话。1919年荣德生创办申新三厂时，发现年仅23岁的薛明剑具有沉稳务实、睿智开拓的特质后，热忱邀请他加盟申新三厂。从这年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企业公私合营，薛明剑连续35年担任申新三厂总管一职，有荣德生“大管家”和“代言人”之称。1925年，荣德生聘请上海大中华纱厂技师汪孚礼到申新三厂担任工程师，不仅看重汪孚礼是纺织技术专家，更看重他在国内多家企业任职时均主张实施改革并取得显著成效的实际口碑。郑翔德仅是荣德生创办的公益工商中学商科毕业生，入职申新三厂后，他接受荣德生“要通过实践，才能得到理想的收获”的教诲，经过勤奋钻研和多岗位历练，成为既懂管理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深得荣德生的信任与重用。

像这样的识才、选才、用才的成功案例在荣氏企业有很多。荣氏兄弟之所以能在引用人才上取得成功，是在于坚持不唯书只唯实、不唯名只唯干的务实思想，是在于把道德标准放在了选用人才的首要地位，对不具备“勤恳自勉”的人实行一票否决制，因而使引进的人才哪怕是暂时有缺才的方面也会通过培养而成长起来，并忠诚于企业，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三）以实效为目标，加强制度建设

荣氏兄弟始终“密察企业盈虚消长”，从1925年改革“工头制”开始，即着手改革传统商业包含内账和外账的旧式账房制度，采用借贷记账法，健全单据、会计分录和分类账，并建立年度预决算制、编制企业负债和损益计算书等。以此会计法则和记账方法，荣德生在申新三厂率先实行“先行‘日结’，继则每星期行‘周结’，积一周之‘日结’为‘周结’，积四周之‘周结’为‘月结’”的成本核算制度，进而影响带动茂福申新集团各工厂普遍推行，在成本核算上“是盈亏若干，心中便能有数”。[7]同时，荣氏兄弟在各企业管理层建立工务考核制度，“自经理、副经理、工程师、总管、副总管、双领班、单领班，以至各车间分班人员分工负责，均有统筹，收付皆有手续，进料办花与售出纱、布、废花，皆有专人负责，使无流弊”。

建立新的财务制度以及工务绩效和原料成本考核等制度后，荣氏兄弟各企业出现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物料成本降低、企业效益增长和劳工收入增加的可喜效果。以申新三厂为例：每万锭日产量由1923年的17.9件增长到1926年的20.48件；每万锭雇用工人由1933年徘徊在450人减少到1934年的297人；每人管理织机数由1924年的2台增加到1927年的4台；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两年，“人家停办的停办、出售的出售，我们总算除了官利，年存若千万元的折旧和盈余”[8]。这是荣氏兄弟以实效为目的解决企业管理问题的生动案例，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因时而变、随事而制的务实追求。

（四）以实干为精神，抓好品牌质量

引进一流生产设备是荣氏兄弟抓好品牌质量的实招之一。光绪二十七年，保兴（茂新）面粉厂使用的设备即是引自法国的炼石石磨等，始为无锡第一家机制面粉厂。光绪三十四年（1908），茂新面粉一厂淘汰石磨，引进美国先进钢磨设备。1947年，茂新一厂在战后重建时，整套设备均订自英国鲁滨逊公司出产的先进设备。其他茂新面粉厂和福新面粉厂同样引进当时世界上最新式的生产设备。1916—1925年，在荣氏兄弟创办的申新6家纱厂中，除位于常州的申新六厂是租借濒临破产的纱厂外，其余5家纺机设备均是购置英国、德国、瑞士和美国的先进设备。当西班牙人发明大牵伸细纱机技术后，1928年荣氏兄弟即在纱厂中率先引进了这项技术设备。荣宗敬常说“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1]，即是最好的注释。

打造知名品牌是荣氏兄弟抓好品牌质量的另一实招。荣氏兄弟从光绪三十年（1904）创办茂新面粉厂起，即使用“兵船”商标品牌，尔后陆续创办茂新二厂、三厂、四厂和福新面粉一至八厂，除在汉口创办的福新五厂起用“牡丹”“宝星”品牌外，其余全部使用“兵船”品牌。至抗战前，荣氏兄弟茂新、福新等12家面粉厂的年产量占到全国民族工业28%的份额。荣氏兄弟在申新各纺织工厂长期使用“人钟”品牌，并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件经北洋政府核准注册的纺织商标，不仅以“中华国货”字样和“昭示国民闻声觉悟”的图案表达鲜明的创牌意识，而且产品质量过硬，与日本纱厂“蓝凤”“立马”“丰年”等品牌齐名。后来，荣德生又另立“好做”商标，在“用花、拼花、用料”上狠下功夫，并使“好做”成为申新三厂的王牌产品，而受到市场追捧。

三、诚实品德

1947年，新建的无锡茂新第一面粉厂。（顾群涛 藏）

荣氏兄弟一直把言行一致、不虚假看作经营管理企业的核心要义，因而在长期的生产经营中自觉做到言与行的统一、产品生产与品牌质量的统一、经营效益与社会责任的统一、发展企业与民族需要的统一，以始于诚、践于行的价值追求和丰富实践，为自身企业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

（一）从自律做起，塑造为富之道的良好品行

年轻时，荣氏兄弟就有了“为社会造福”而创办企业的理念，因而能处处“放开心胸”“放大眼界”，无论遇到什么挫折都能“理想不停”“别有远见，另图大规模事业也”。荣宗敬在成功创办企业后，“平居省俭如在乡村”，并于1926年投资印行《人道须知》，旨在“振聋发聩、启迪人心”。荣德生在荣巷家中和梅园一直悬挂着“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地坐，向宽处行”对联，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座右铭；并在自己书房悬挂“戒欺”匾额，以提醒自己做人做事永不欺诈，做到“依理而行，节约开支，降低成本，勤俭建业，不事浪费”。

（二）从用户出发，坚守诚信经营的底线

1908年，在面粉价格下跌的情况下，茂新面粉厂又遭遇沉失一条小麦货船、亏本约5万元的损失，荣氏兄弟对此不做投机，拿出自己的田单向银行、钱庄作抵押，解决沉船欠款并坚持购买优质小麦原料。1911年，国内各地洪水成灾，农业歉收，刚刚添机扩能的茂新面粉厂坚持原料采购质量，对凡是遭水淹或发霉的小麦都摒弃不收，因而保证了所产面粉的色泽和口味都比别的面粉厂好。申新三厂创办之初，荣德生即告诫栈房司磅人员“到年底结账时，如果栈房比账上多了东西，我是要停你生意的。司磅一定要公平，是多少磅多少，不能少磅多进。少磅多进是偷窃行为，你能偷人家的，也能偷我的”[9]。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列强纷纷向中国倾销剩余产品，并在中国高价抢购原棉，使得市场出现“花贵布贱”的严重倒挂现象。此时国民党政府又决定增加纱、布、粉的统税，使得生产成本大增。上海的申新各厂为了降低成本，一度使用低价的劣质棉，导致所产棉纱“色暗太紧，客人不乐用”。面对产品质量急剧下降的不利影响，荣宗敬加强上海申新各厂从原料到生产的质量管理，迅速改变了“人钟”棉纱质量信誉下降的状况。

荣氏兄弟始终保持“固定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的经营作风，追求价实、货真、量足、守义的市场销售原则。“余数十年经营，未当失信”[1]，即是真实写照。

（三）从融合入手，把社会责任寓于企业经营管理中

荣氏兄弟在创办保兴面粉厂面临筹资、营销等种种困难之际，即与族人发起赞助创办了公益第一小学，至1918年先后创办4年制公益初等小学和竞化高等女子小学各4所，办学经费头4年在族中捐款集资，尔后都由荣氏兄弟完全承担。1919—1937年，先后创办公益工商中学、梅园豁然洞读书处和公益初级中学，办学经费均由荣氏兄弟独立承担。1938—1940年，又先后创办中国纺织工程补习学校、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办学经费亦由荣氏兄弟主动承担。1947年，荣德生又创办私立江南大学，以一己之力把投资办学推向了高潮。不仅如此，荣氏兄弟还在创办大公图书馆、开辟梅园等景区、设立百桥会筑路建桥、扶助在沪锡金公所及旅沪同乡会、救助族人孤寒和苏北水灾、疏浚河道和建设太湖水利、捐献物资抗战等方面不惜重金投入。简单梳理荣氏兄弟投资社会公益慈善事业过程，可以发现不论创办企业的早期还是后期，不论是企业发展处于黄金时期还是困难时期，不论是社会处于相对和平安定时期还是处于战争时期，荣氏兄弟都自觉保持与社会责任的耦合互动，做到一路经营一路撒钱，而不是一时半会儿装装门面。

（四）从大义着想，把握民族企业发展的正确方向

1956年，公私合营的无锡申新纺织厂。（汤可可 提供）

1942年前后，侵华日军提出“合作经营”无锡申新三厂和茂新二厂，或签约“租用”这两家工厂，荣德生不予理睬；日商丰田纱厂企图强行收买上海申新一厂、八厂的产权，又遭到荣德生的严词拒绝。他说：“我是中国人，决不把中国产业卖给外国人。”并为此写下“心正思无邪，意诚言必中”的一副对联来表明心志。正是在荣德生的带领和影响下，荣氏企业中没有一个厂同日伪“合作”，甚至亲属同仁中也没有一个人向日伪妥协。[10]

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的时刻，一些较大的民族资本家包括荣氏兄弟的部分子侄们纷纷搬厂外迁，搞得社会人心惶惶。面对除旧布新的关键时期，荣德生坚决不理睬国民党当局劝他将企业“南迁”台湾的要求，明确表示“我非但决不离沪，并决不离乡，希望大家也万勿离国他住”。当他得悉荣一心和唐熊源趁他不在无锡，要把申新三厂的2万枚纱锭拆运到台湾的消息后，立即赶回厂中，大加斥责，制止这一行动。他说：“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1949年2月，在荣德生的支持下，钱钟汉等代表无锡工商界渡江前往苏北了解到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后的经济政策后，更坚定了“留下”的信心。4月23日，解放军渡江大军进入无锡，荣德生积极迎接无锡解放，并做好申新三厂正常生产经营。

（作者简介：高来东，无锡市滨湖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原主任，无锡荣德生企业文化研究会会员。）

栏目编辑：王魁诗

参考文献

[1]荣德生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3]宗菊如,陈林荣.中国民族工业首户——荣氏家族无锡创业史料[M].中国香港:世界华人出版社,2003.

[4]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文教基金会.中国民族工业先驱荣宗敬生平史料选编[M].扬州:广陵书社,2013.

[5]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6]无锡第一棉纺织厂档案馆,江南大学荣氏研究中心.申新三厂历史档案选辑(1945.8—1949.4)[M].1990年10月印本.

[7]王赓唐,等.荣氏家族与经营文化[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50.

[8]无锡市史志办公室.薛明剑文集(续编)[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941.

[9]陈文源.荣德生文论存稿类选[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5:54.

[10]荣智健.爱国反帝 心系民生[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6.荣智健.德昭后人 泽惠桑梓[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