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书的修纂模式主要分为三种：创修是指此前此行政区域没有修过志书，或作为新增设的行政区域而第一次修志；续修是指承接前志的下限而续编，其记述的内容不是贯通古今的志书，而是切断式的续志；而重修是指前志修成之后，又重新编修贯通古今的志书，而非承接前志的下限而续编。我国历代修志和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首轮新方志编修，主要是创修和重修，续修的很少。21世纪初启动的第二轮修志则以续修为主，重修的很少。本文试以46部二轮重修志书为例，探析志书重修的原因。

一、二轮修志以续修为主

二轮修志中，续修志书的占较大比例，创修的较少，重修的在全国范围内不超过5%。许多省份没有重修志书。浙江省是二轮重修志书最多的省份：省志为重修，市、县（市、区）志98部，其中续修67部，占68.4%；创修16部，占16.3%；重修15部，占15.3%。

二轮志书以续修为主有多方面原因，主要是有政策支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中指组字〔2007〕1号）指出：“二轮志书编纂的主体形式是续修。”此外，还有诸多其他因素。如首轮修志结束与二轮修志启动的间隔时间短，重修贯通古今的志书过于劳师动众；续修志书的工作量比重修志书的要少，也容易操作，为大多数修志者接受；续修的内容上下限，正好是改革开放时期，可以较好地记录社会发展与变革，等等。

尽管续修20年左右内容的续志模式成为二轮修志的绝对主流，但出于种种原因，仍有部分地方选择重修志书。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提出：“行政区域、管理系统发生变化的，或前志质量不高的地区，可以重修。”从“可以重修”不难看出，重修并不是硬性规定。对于前志的质量，也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实际上，笔者收集的46部重修志书，不完全是因为行政区域、管理系统发生变化或前志质量不高而重修。如其中的24部首轮志书都获得了国家级或省级的荣誉，质量应该不算低；有29部所在市县没有发生行政区域、管理系统上大的变迁，在二轮修志时，也选择重修志书。可见重修志书的原因仍需探析。 

二、部分二轮志书采取重修形式的客观原因

笔者收集了46部已出版的重修志书，其中浙江13部、甘肃11部、陕西6部、江苏6部、河北5部、山东1部、黑龙江1部、河南1部、辽宁1部、江西1部，对重修的原因进行分析，大体可分为客观原因与主观因素两种。

（一）首轮未完成通志编修

全国首轮修志，只有西藏和浙江没有编修省级通志。2008年底，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重启《浙江通志》编纂工作，并于2011年发文正式启动编纂工程，于2022年6月全面完成出版任务，历时11年。新修《浙江通志》总计113卷（其中公开出版的111卷）、131册，计1.31亿字。这是自清雍正十三年（1735）编成《浙江通志》287年来，第一部新编的贯通古今的《浙江通志》。

有的市县，首轮启动修志，至第二轮才完成编纂，合起来编纂出一部贯通古今的新志。如甘肃省陇南地区于1998年启动修志，中途因主编调离，修志工作陷入停顿，后撤销陇南地区改为陇南市，于2011年改编纂《陇南地区志》为《陇南市志》（发端—2012），至2019年出版。部分地区一级的志书编纂工作启动晚，是因为1985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对“地区一级是否修志，不做统一规定，由各省自治区自行决定”。直到1997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首次明确要求省、地、县三级修志，要有常设机构。因此，《酒泉市志》（发端—2004）、《武威地区志》（发端—2001）、《平凉地区志》（发端—2002）、《定西地区志》（发端—2003），都是1998年后启动编纂，至第二轮才完成出版的贯通古今的新志。

有的县市是因为经费不足等多方面因素而没有出版首轮志书，二轮修志在首轮志稿的基础上重修，合并编出一部贯通古今的新志。如陇南市《两当县志》、庆阳市《正宁县志》、定西市《漳县志》、陕西省《佳县志》属于这种情况。

（二）建置多变缺乏统贯古今之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区行政区划变更频繁。如杭州市的余杭区、萧山区，台州市的黄岩区、椒江区，丽水市的莲都区，绍兴市的上虞区等，先是撤县设市（县级市），后又撤市设区。有的则是县、市升格，撤地设市等。如金华市及其下属县市建置变迁较大：先是撤金华地区，原金华县级市升为地级市，金华市下增设婺城区、金华县，同时撤兰溪县设兰溪市（县级），后又撤义乌县设义乌市（县级），撤东阳县设东阳市（县级），撤永康县设永康市（县级），撤金华县设金华市金东区。上述列举的行政区划变更的市区，除了杭州市萧山区、金华市金东区的二轮修志是续修，金华市婺城区的二轮修志是创修，其余市、县（市、区）二轮修志都是重修。

杭州市《余杭通志》在《凡例·宗旨》称，因建置多变缺乏统贯古今之志而重修：“余杭历史悠久，建置多变，其间兴废变革多有不同，所纂地方志书虽种类繁多，缺乏统贯古今、横及各方之内容，故重修通志型志书，名《余杭通志》。上考余杭历代诸志，升华充实；下承现状，增华踵事。”《邯郸市志》在《编纂始末》称：“1993年7月邯郸地、市合并以后，社会各界迫切需要一部‘综览邯郸市情’的‘大邯郸’市志，也从那时起，编纂一部新的《邯郸市志》，成为邯郸方志人难以释怀的情结。”

（三）前志体例框架难以续用

比起旧社会千年不变的社会结构和单一的农业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区划不断调整，人口加速流动，城镇化持续推进，经济结构日趋繁复，人民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新编志书的内容也随之变得新颖丰富起来。一些修志者主动重修贯通古今的志书反映沧桑巨变，浙江省《龙游县志》便是典型。

首轮《龙游县志》曾获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但二轮所修《龙游县志》在《编后记》称：龙游县是浙江省二轮修志创优工程试点单位，开始时准备编修续志，并先后于2006年11月、2007年4月，由衢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对续志纲目进行论证。论证中大家感到，虽然龙游县行政区域没有变化，但是随着改革不断深化，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新兴事物层出不穷，二轮志书内容很难套用1991年版县志的体例框架。为此，县志编纂委员会决定，改续修为重修，另行制订纲目。业内认为，二轮续修正好集中反映改革开放的变化和成果。其实，编修贯通古今的志书也有利于突出改革开放的发展与成效。无论编修贯通古今的志书还是编修20年左右的续志，二轮志书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记述均为重点，但是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来记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能体现其全面性、重要性和必要性，有纵向比较，才知古今之天壤之别。

（四）首轮志书有缺憾需弥补

首轮修志成果丰硕，但也难免有美中不足之处。浙江大学教授仓修良曾对全国首轮新编地方志进行总结和评价，指出首轮新编地方志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民国时期的内容记载太少且篇目设置不合理，对“大跃进”等副作用很少记载，十年“文化大革命”在许多新修志书中是个空白，对改革开放后的新事物记载仍有疏漏，对传统艺文志的编撰不够重视等。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初次修志没有经验，思想尚未解放，修志初期有些领导意图不太明确，各省修志领导水平不一，包括对篇幅字数的控制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志书质量。从已出版的二轮重修《常熟市志》《宿迁市宿豫志》《江宁区志》看，这些问题的确都予以补正了，这与志书顾问仓修良的精心指导是分不开的。第二轮续志承接前志而续修，对首轮志书的缺憾难以全面地修补，重修就可以在续新的同时，对前志进行拾遗、补缺、纠误，更加完美地呈献在世人面前。

首轮修志面世最早的几部县志：《呼玛县志》（1980年版）、《万年县志》（1982年版）、《如东县志》（1983年版）、《华池县志》（1984年版）等，在二轮修志时均选择重修，这几部志书的序言中皆阐明，为补遗纠偏，弥补前志体例不够完备、资料缺乏等缺憾而选择重修。二轮重修《永康市志》在《序》中提出补缺正谬之必要：“1991年出版的《永康县志》在之前县志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纠偏查漏、补缺充实的工作，但受限于时代、历史环境等因素，难免有所偏漏。为了补缺正谬，续无更新，在20余年后的今天，新编一部《永康市志》已成为社会的急需、民众的共识和历史的呼唤。”笔者收集的46部二轮重修志书，都不同程度地对前志进行了拾遗、补缺、纠误、增广。这是继承传统、锤炼精品佳志的表现。

（五）首轮志书有严重失误或异议而重修

二轮《靖远县志》就是因为首轮县志有严重失误而重修的。其《序》言：“由于志书中存在对个别人物及事件的记述与事实不符等问题，一经发行便引起很大反响，省市史志工作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发行，要求重修《靖远县志》以纠正错误。”该志《文化》篇《方志》节也做了详细记载。2004年，靖远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重修《靖远县志》，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2019年11月出版发行。

首轮《合水县志》也存在质量问题，县委、县政府立即决定禁止发行，销毁重修，于1990年7月组织人员修订，于2005年7月将县志下限时间由1985年延至2005年，对原志稿进行全面修改完善，纠错补漏，删繁续新，最后于2008年11月出版发行。

首轮《本溪县志》因为有人提出严重异议，县委、县政府决定收回原书并销毁。二轮重修《本溪满族自治县志》于1999年启动，2009年11月出版。

三、部分二轮志书采取重修形式的主观因素

纵观笔者收集的46部二轮重修志书，为推动修志为用、提升志书质量、秉持修志传统而选择重修的也不在少数。比如浙江省内重修的15部市、县（市、区）志，有11部的前志获得浙江省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奖项，有3部的前志获得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奖项，有的行政区域也没有变化，但他们不畏艰难，重修志书，在传承首轮志书好的体例、内容、形式和做法基础上，创新发展，同时修补首轮志书的一些缺憾。这是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是值得称道的，也是重修志书的主观因素。

（一）修志致用的主旨

修志是手段，用志才是最终目的。绝大多数方志人，包括二轮续志者，想方设法为广大读者用志考虑，有强烈的打造精品、修志为用意识。如《萧山市志》运用注释来衔接前志，承载上下限以外的内容，并在交代历史背景、诸说争议、观点凭据、资料来源、补充说明等方面广泛运用注释，部分分志如政区、人物、民俗、宗教、方言等贯通古今，这是该志的特点之一。

全面、系统地记述一地之古今全貌，反映事物发展始末，最大限度地满足用志者的需求，这一特色在重修志书中更为凸显。一志在手，便可知古今全貌，不用再翻阅旧志、首轮志书等，可谓更加实用。二轮重修《象山县志》在《凡例》中明确：“保证志书最大化、最优化的存史价值和文化内涵，满足用志者了解地情、休闲阅读、检索查用、学术研究等不同需求。”在《修志始末》又阐述“追求满足读者用志多样化的需求”是志书编修的终极追求。二轮重修《海门市志》《户县志》《敦煌市志》《子洲县志》《登封市志》等分别在序言或后记中说明了为满足广大读者用志需要等而选择重修贯通古今的志书。

除此之外，首轮志书随着时间的推移，库存量越来越少，而人们对贯通古今的志书的需求比续志的需求意愿更高。编修贯通古今的志书，更便于比较与研读，一志在手，可纵览古今，免去新旧两志衔接之烦。

（二）修志环境的改善

首轮修志为二轮重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修志环境也越来越好。众所周知，首轮修志理论准备不足，大多修志者是“摸着石头过河”，诸多修志规定也有一个逐步完善与改进的过程，能自主创新生产出这么多优秀的成果已属不易，加之在修志实践中，成长起来一大批修志专业人才，写出一大批方志理论研究著作，这为新一轮修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时过境迁，人们已经从“左”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认识水平和观察判断能力不断提高，加之《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实施，地方志工作地位不断提高，各方力量包括专家学者大力支持，这都是二轮重修志书的重要保证。

（三）修志传统的继承

纵观二轮重修志书的市、县（市、区），历史上都是多次重修志书：江苏省常熟市，自南宋至1990年，修县级志书有26部之多；杭州市余杭区，自北宋至民国时期修有县志24部；义乌市，自宋以来见于著录的县志修纂就达15次之多；永康市，自宋代至民国时期修县志13次；邯郸市辖内，现存的宋代至民国时期的地方志书多达99种，另有72种遗失于兵燹与灾乱中。新编二轮志书，一些修志者对地方历史又有了新的认识，不修续志修通志，力求超越前辈，以全新的视角和勇气，继承传统，又稳健创新，成为他们重修志书的共识。

综之，二轮重修志书，主客观条件兼而有之：读者的用志需求，修志者的主观意愿，修志经验与理论支撑，修志传统与传承创新，修志环境与时代变迁等，这些条件共同促成了高质量的二轮重修志书。

（作者简介：莫艳梅，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副研究员。）

栏目编辑：计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