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地方志编纂源远流长。虽因徐州为兵家必争之地、黄泛频繁之区，失传志书较甚，但从现存古方志36部、可考失传古方志34部来看，亦堪为大观。这些志书或为官修，或为私修，或为全志，或为专志，历代相承，时有革新，不仅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传承体系，并且亦有在全国产生影响的名作传世，为江苏地域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徐州古方志的历史发展

《四库全书总目》关于方志源流叙述曰：“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元明以后，体例相沿，列传侔乎家牒，艺文溢于总集，末大于本，而舆图反若附录。”这段话大体上概括了方志的起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徐州方志起源和发展情况与此略同，都是在兼收了春秋战国时期国别史、地理书和地图特点的基础上，随着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逐渐完备起来的。

（一）徐州方志的起源

相传大禹治水后，铸九鼎，分列九州。当时的徐州，地跨东海、泰山及淮河之间，通江达海，交通方便，经济富庶。据《尚书·禹贡》记载：“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潴，东原厎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从这段文字记载，到西汉扬雄《徐州箴》，都记叙了当时徐州的自然地理情况，已见后世地志之端倪。特别是扬雄《徐州箴》一文，又概述了当时徐州的政治地理形势：“实列蕃蔽，侯卫东方。”同时证实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民好农蚕，大野以康。”从而再一次说明当时徐州土地肥沃，气候温湿，适宜农作和养蚕，人民生活比较富足，地方风化比较淳朴。结尾是作者告诫人们的箴言，也是全文的主旨，“事由细微，不虑不图，祸如丘山，本在萌牙”，牧徐者应该忠职守土。

据清〔同治〕《徐州府志·舆图》重绘的《徐州古城地图》（赵明奇 提供）

（二）徐州地记的涌现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徐州地区先后出现了《徐州地理志》《徐州先贤传》《徐州人地录》《徐州记》等地记，编著数量较多，为徐州地方志书的修撰开创了先例。当时地记的名称并不一致，有记、志、录、传等名目，而以记为主流，这是徐州方志早期的主要编纂形式。地记的出现，一方面受《史记》《汉书》等史学著作和《禹贡》《山海经》的影响，说明方志自产生之日起，便与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维护世家大族利益、巩固门第制度的需要。南北朝时期门第制度最为盛行，很多地记作者，如刘义庆、刘芳等人，都是出身于本地的名门望族，他们与本地区的世家大族有着血肉难分的利害关系。因此，他们所写的地记，是直接为郡望门第服务的。

地记的产生，既有特定的社会条件，同时也源自学术发展的继承、受到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地记作者刘义庆是著名的文学家，刘芳是著名的经学大师，他们把文史编写的方法和要求带进了地记这一著作领域，直接影响和指导着这类著作的成长，在地记的发展中无疑起了很大作用。

（三）徐州方志的成熟

隋唐以后，地记开始与地图合为一体，形成图经。这是我国志书由地记向史书转化的一个换向时期，也是志书形式改造、创新、成熟的大发展时期。此期，徐州出现了《彭门纪乱》《彭门记》《彭门玉帐诀录》《彭门玉帐歌》《彭门花谱》《彭门古今集志》《徐州图经》《重修徐州图经》等地方合志和专志。特别是集志的出现，是徐州志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由于兵燹水患，明以前志书均已亡佚。明代文华殿大学士权谨《彭城志序》云：“吾州自昔为名郡，而历代之故实，可以纪载者多矣。惜宋金之分争，元季之兵灾，郡乘不存，皆湮没而无闻焉。”准确地说明了旧志亡佚的原因。

（四）徐州方志的兴盛

明代是徐州方志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为了尽显一统之功，了解各地民情，统治者在立国之初即对方志编修工作予以高度重视。正是在朝廷的推动和督促下，在地方主要官员的倡导和支持下，徐州及各属县执行修志凡例，并根据地方特点，增设类目，有所侧重，从而使志书更具地方特色，推动了徐州地方志编纂工作的繁荣发展。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永乐十八年（1420）徐州学官祝原礼等人纂成了徐州地区有名录可考的第一部地方性志书——〔永乐〕《彭城志》。

明代徐州之州志先后六修，现存世四种：正统三年《彭城志》、弘治七年《重修徐州志》（残本）、嘉靖二十六年《徐州志》、万历五年《徐州志》。其中正统、弘治、万历三志因原本极稀，一般读者很难得见。今辖区内当时属县有隆庆三年《丰县志》、嘉靖二十二年《沛县志》、万历二十五年《沛志》和嘉靖十六年《重修邳州志》存世。

明代值得一提的还有水利专志，即冯世雍《吕梁洪志》和陈穆《徐州洪志》。因大量的漕运物资沿运河自东南而来，必经吕梁、徐州（百步）二洪河道，方能继续北上以达京师。故此二志不仅是徐州山川地理专志，也是研究运河交通史的重要史料。二志原本已失传，其中《吕梁洪志》辑佚本由中国文史出版社于1991年在《徐州地方志通考·附录》中出版。

（五）徐州方志的繁荣

清王朝初定天下，大体沿袭明制，徐州仍为直隶州。雍正十一年（1733）升州为府，析州境置铜山县。当时徐州府统辖一州七县，即邳州和铜山、萧、沛、砀山、丰、宿迁、睢宁七县。清政府对于修志工作也很重视，特别是康熙、乾隆时期两次纂修《江南通志》，为所属各府县的方志编纂树立了样板。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徐州及所属州县的方志编纂得以迅速繁荣。

以1840年为分界线，清代前期记述徐州之“州志”“府志”现存四种，即顺治十一年《徐州志》、康熙二十二年《续徐州志》、康熙六十一年《徐州志》和乾隆七年《徐州府志》。其中，康熙六十一年姜焯《徐州志》，打破清代以来两修志书的格局，重新分类条目，并经过反复校勘，谨慎考订，成为一部有所革新的善本志书。〔乾隆〕《徐州府志》是徐州的第一部府志，主纂人王峻曾在一统志馆供职十四年，分担八个省及边外等地的志稿编写工作，才名颇高。属县存世志书，铜山有乾隆十年《铜山县志》、道光十年《铜山县志》；丰县有顺治十三年《新修丰县志》、乾隆二十四年《丰县志》；沛县有乾隆五年《沛县志》；邳州有康熙三十二年《邳州志》、乾隆十五年《邳州志》、嘉庆十八年《邳州志》；睢宁有康熙二十二年《睢宁县志》、康熙五十七年《睢宁县志》。另有张盛治《丰邑两朝实录》、王初集《丰县志》、郭维新《沛县志》、杨弘绩《沛县志》、蒋瓒《邳州志》、石之玫《重修睢宁县志》等，今佚。

清代前期徐州方志的编纂及理论研究，基本上继续了宋元明志家对方志性质、渊源、功用的讨论辨析，但更加重视编纂方法的系统探究。由于讲求训诂考证的学风渐盛，志家对方志纂修中的资料采集、史实考辨予以更多的注意；又因诸家学者普遍将修史方法用于纂志，以纪传体编次方志，以撰述方式叙事，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尽管这一时期徐州的方志编纂时断时续，质量参差不齐，但也出现了姜焯修纂的《徐州志》、王峻主纂的《徐州府志》等善本志书。

（六）徐州方志的延续和变革

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激烈转变的时期，也是徐州方志的延续和变革时期。这一时期的徐州方志编修，出现了一些求新现象，修志观念、志书类目发生变化，科学性有所增强，方志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一时期，徐州方志有同治十三年《徐州府志》、〔光绪〕《铜山县乡土志》、1919年《铜山县志》、1931年铅印本《铜山》、光绪二十年《续修丰县志》、光绪十六年《沛县志》、1918年《沛县志》、1933年铅印本《沛县社会调查》、咸丰元年《邳州志》、1923年《邳志补》、光绪十二年《睢宁县志稿》、1937年《睢宁县志稿》、1948年《睢宁县新志稿》和专志徐时栋《徐偃王志》、孙运锦《徐故》等。

其中，〔同治〕《徐州府志》是一部有所革新、版本较好的志书，修志组织工作也是历次修志中做得最好的一次。“人物搜古表”将古籍中出现的有姓名无事迹的徐州人汇编为一表，“以省文而博载”，被现代方志学家瞿宣颖誉为“特创之格”。而鲁一同主纂的〔咸丰〕《邳州志》则是一部声震全国的地方志书。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吾友有山阳鲁一同通甫，所撰《邳州志》《清河县志》，即为近日志书之最善者。”一时间被誉为“志乘获矩”“志家法程”“邳邑信史”等。

晚清民国时期，徐州地区名志纷出，成果斐然可观。尤其是他们将各自的学术观点带入修志实践中，为方志学的深入研究做出了贡献。辛亥革命后，万事求变，新修志书相对摆脱了传统旧志的编纂体系，及时增加了很多新的自然地理知识，框架和资料的安排也较为灵活。编纂者力图使志书突破旧作而向新志编修过渡，对于人们了解当时经济社会形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徐州古方志的特色

徐州古方志的内容包含山川地理、天文气候、建置沿革、职官科举、路道津梁、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物等众多门类。从编纂体例上看，以朝廷钦颁修志条例为指导，具有与外地相同的“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的共性；同时也由于地方特点，使得徐州志书别具特色。

（一）地域特色鲜明，门类有所侧重

徐州志书体现徐州地情，其中“河防”“军事”二目比重较大，记叙详明。黄河自南宋时期夺淮入海，流经徐州大地400余里，历时750余年，横绝泛滥，给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破坏。徐州作为防汛要地，河患尤关“国家生命线”京杭大运河的安全通畅，历任官员治徐必先治水，均以河防为首务。这也体现在志书资料的裁选上，各志均设有“水利”一目，记载河防、漕运，并附载明清两朝治河之方针措施，既是徐州河患屡治不绝的直观写照，也为徐州运河文化保存了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同时，徐州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军事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自〔嘉靖〕《徐州志》始设“兵防”“兵变”以来，后志皆有因袭，详叙驻徐军队数量及编制情况，突出了徐州“军事重镇”的地方特点。如姜焯《徐州志》“兵变”一节编年所载的历代重大战事多达118起，为全国其他地方志书所罕见。

（二）风格大气雄豪，惜缺秀柔之美

徐州志书内容丰富，基本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以政治军事、英雄豪杰色彩浓重，体现了徐州人有情有义有血性的民性。志书的语言表达亦相对刚硬，遗憾的是秀柔之美未能充分体现，其中尤以“宅第园林”门类的缺失最为明显。苏南志书多设有“园林”一目，记载地方建筑文化的历史演变。徐州虽非“园林之城”，亦有众多达官富贾的私家宅邸，足以反映本地区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别样的生活风貌。但是纵观36部古方志，均未设有“宅第园林”相关专目。究其社会原因，明清时期徐州地区经济欠发达，科举偏少，缺乏文化望族和科举世家的支撑，文教长期不振，以致与之相关的建筑文化没有得到相应的整理。

（三）天灾人祸频仍，失传版本甚众

徐州古方志著作虽多，但失传情况较外地更为严重。原因除了共性的收藏不善、自然损耗外，更为突出的是天灾人祸。据《江苏艺文志·徐州卷·引言》：“一者南国重镇、北国雄关的交通地理形势，使徐州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从楚汉相争到近现代，大小战事之凿凿即四百余起，试想处此要冲，金石俱焚，文献几存？二者北宋以来，黄河夺泗，八百年间，水患二百余次，更有城池崩坍，大水入市，值彼洪涛之下，房舍荡然，安有完书？故徐州地方古籍失传甚于外邑。”又因饥荒盛行，即使朝廷“奉催严紧”，急命各地修志“以备献纳”，值此财源枯竭之际，仓促应命，所修志书亦无非是应酬而已。

总而言之，徐州志书作为本地区之全史，编排质量及特色深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但因其中难免仓促草就之作，流传过程中亦有人为的讹误、脱漏现象，使用时必须参照其他史料慎加考订。然而，作为地方最重要的古籍文献，它不仅具有本身的存史价值，同时也具有资治、教化、审美价值和学术研究参考作用。

三、徐州古方志的整理与应用

古方志晦涩难懂，必须整理才能应用，这已是社会的普遍共识。徐州古方志整理工作起步较早。20世纪80年代即开始检读徐州及所属六县市地方存佚文献，汇编为《徐州地方志通考》一书，成为人们查阅研究旧志的向导和路标。方志学家来新夏先生认为：“徐州地方文献虽篇帙繁多，可赖此钩玄纂要之作，足使学者得坐收便利于几席之间。设学人能如斯苦行，为一地文献、一领域典籍撰成提要之作，则嘉惠后学免涉翻检之劳。积以岁月，文献宝藏将次第开发，中华文化更将熠熠发光。”

世纪之交，在完成旧志资源调研后，又尝试整理徐州旧志，于200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新千年整理全本徐州府志》。该书310万字，在清〔同治〕《徐州府志》基础上增补内容至宣统三年（1911），除了精心校勘、标点、注释，书末还增加了《人名索引》，极大地方便了使用。随着社会各界对徐州地方志书的认识加深，方志史料被加以利用，辅以其他文献，相继形成了以下书籍：

《徐州自然灾害史》：首列《史前自然环境与灾害述略》《先秦自然环境与灾害概述》二文，正篇则以编年方式记述，考证秦汉至民国徐州历史上自然灾害计1000种次，对应编号，末附《灾害分类索引》，对研究徐州环境变迁很有参考价值。

《江苏艺文志·徐州卷》：著录上古至清末和部分生于晚清而去世于1949年9月30日前的徐州籍作者以及外省流寓定居于徐州的作者479人，梳理了徐州学术资源。

《徐州黄河（上卷）》：设古代徐州之地望、历史黄河之品评、黄河来前水系、主流来前路演、经徐历史纪事、徐州黄河人物、借黄行运盛况、黄河崇拜与祭祀、徐州黄河之胜迹、徐州黄河文赋共十章，叙述徐州黄河历史。

《江苏地方文化史·徐州卷》：上编为通史结构，从古到今，一脉相承，全景式地展现徐州文化的生成与演进；下编为专史结构，分门别类，揭示最具代表性的8个徐州历史文化单元。首次对徐州文化历史的发展脉络和规律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地梳理研究，系统地展现了徐州地域文化的鲜明特色、主要特征和历史贡献。

其他还有《吕梁洪志（辑佚本）》《徐州访古》《徐州掌故》《江苏历史文化揽胜·徐州卷》等著作。

作者赵明奇（左）向丰县袁庄村赠送《徐州古方志丛书》（赵明奇 提供）

中华书局2016年出版的《徐州古方志丛书》全10册，搜集珍稀版本，采用影印方式，保存现有徐州古方志36部，并附录34部失传地方志书考证，为进一步整理旧志奠定了基础。

2024年6月，《点校本徐州古方志丛书》出版，广泛参考海内外馆藏本，互勘互校，最大限度地恢复了旧志全貌，实现了对明清两代现存徐州旧志的系统整理，并初步形成了徐州古方志电子文库。本次旧志整理还完成了对弘治七年《重修徐州志》的佚卷补辑。弘治马暾《徐州志》原书全十卷，目前仅国图善本部存残本前二卷，余皆亡佚不传。本次整理工作仿照弘治志成书体例、语言风格，参考弘治八年《潞州志》（马暾主编）、天顺五年御制序内府本《大明一统志》、嘉靖十一年《南畿志》及后续徐州各志所存弘治旧志佚句，进行辑佚补足。尽管补本有别于原本，但仍不失基本文献价值。本次标点本整理工作主要以断句标点为主，辅以必要的修补校勘，以普及性、规范性为主，不刻意强调音义注释，仅就体例、格式、文字上的错误，参照校本进行规范、校正、替换、补足，难者注释，疑者按语，避免继续因谬传讹，为读者提供一个体例规范、标点准确、校勘全面、阅读方便、古朴典雅的版本。

阅地方之志，既可知古人之功，亦可明古人之心；既可励今人之志，亦可鉴今人之行。徐州地方志纵述古今，横陈百科，是传承区域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纽带。徐州作为汉文化的发祥地，是汉文化资源的重要保存地，现代人对徐州历史的解读和城市品牌的宣传，古方志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徐州云龙书院的重建、“弘济桥”古名的恢复、制订有清一代徐州城免遭洪水灌城的护城石堤保护方案、户部山古民居的保护措施等，都有赖于从徐州旧志中寻找历史借鉴。利用方志文化讲好徐州故事，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让徐州历史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绽放独特的风采。

*本文源自文化艺术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的《点校本徐州古方志丛书·自序》，有删改。

（作者简介：赵明奇，江苏师范大学教授，江苏省地方志学会原副会长；张政，徐州云龙书院地方文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栏目编辑：计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