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重启大运河以后，里运河堤防的修建与周围水环境互动增加，对里运河自身水流贯通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黄河对运河北段清江浦的影响，以及淮水东泄对中部运河区堤防兴修、湖泊扩张和水位提高的影响。自明代中叶以后，中部堤防的修建不但促进了高宝诸湖的联合，还促进了运河水流的整体贯通。到明末，随着淮水不断积于高家堰而抬高水位，高宝诸湖的汇水量增加，更加促进了里运河的水流贯通。各种闸坝的兴起和北部水位的升高，使得整个里运河水流进一步通畅。在这种环境下，长期需要外水济运的瓜、仪入江口区段也不再需要外水济运。

作者简介

王建革，男，1964年生，山东招远人，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和环境史研究。

明代重启大运河以后，官方在里运河地区建造了一系列堤防，堤防和运河水环境形势因黄、淮水环境的变迁而有新的变化。黄河南泛入淮，使宋元时期的黄淮运关系与明清时期有很大不同。黄河与淮河对里运河会在两个方面产生影响：黄水可以在清口一带倒灌入里运河，影响清江浦区段，黄水淤积使运道北部抬高，堤防发展使运河水位增高，增加了里运河自身的贯通性；淮水东泄则会对里运河中部高、宝一带堤防兴修和湖泊扩张产生影响。明代高堰的修建还不像后期那样强，淮水下泄量较多，对里运河的湖泊与运河合一段会形成冲击，这种情况下，官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维护运河，最终修建堤防，加强了里运河的贯通性。明代早中期，许多河段需要外水济运，随着里运河水流增加，运河的连通性也发生重大变化。瓜、仪一带入江运口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外水济运。清初《扬州府志》有：“扬之上流在河、淮，下流在江、海。昔日河渠距江、淮之上，忧常在旱，今日河渠伏河、淮之下，忧常在水。”[1]明代是里运河堤防与水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一阶段堤防和水流状态值得研究。姚汉源、徐炳顺、郭黎安、彭安玉等对明代里运河堤防有诸多探索[2]，但对此区域堤防高程、河底变化及与之相关的水环境研究还需继续深入，从需水济运到需要排泄积水的巨大变化脉络需要梳理。本文分析明代里运河的堤防与水流动态，不仅有助于理解明代黄、淮、运形势对整体环境的塑造作用，还可以更好地挖掘和发现大运河这一自然、文化双重遗产的社会服务价值。

一

黄河对里运河北部的影响

明初，海运与河运兼通，会通河修成后淮扬运河运营正常。永乐十二年(1414)，平江伯陈瑄先修徐州的吕梁二洪，凿徐、吕二洪并开月河，使徐州到淮安这一段黄河与运河合一的段落畅通；十三年(1415)建淮安五坝，引湖水抵坝口至淮河；十四年(1416)开沙河，置闸使运舟入淮。“先是漕至淮安悉从府东北车坝入淮，逆水行六十里。至是，瑄因宋乔维岳所开沙河旧渠益加疏治，置闸通舟。”[3]清江浦水环境缺乏，需要置闸蓄水，阶段性地引淮水入运。陈瑄引管家湖水使运舟可达淮、黄。他又筑高邮湖堤，于堤内凿渠四十里避风涛之险。清口以下的清江浦运道常有黄水灌入，因淤塞需蓄水。成化七年(1471)“新庄闸河沙淤，筑清江坝蓄水，漕船由仁、义二坝车盘。又于清江浦置东、西二坝，以助不及”[4]。清江浦的仁、义二坝原共一口出船，系黄河埽沟，与清江闸相邻。后筑堤于其中，为御防黄流。明初运河治理的重点在淮安城入管家湖处，西行河段借管家湖入淮。这一时期黄、淮交汇迁徙相对自然，黄河还没淤积至清代高度，高堰略微蓄水便可形成“以清刷黄”局面。淮水相对较高，故官方利用管家湖这一自然湖泊济运。随着黄河使管家湖受淤，后期清江浦在高堰的基础上形成水流互通，水位远远高于前期的管家湖。

明代中后期，随着淮水入海故道的黄水增多，清江浦一带受到黄水外溢威胁。景泰六年(1455)堵黄河沙湾决口后，黄河更多地南流入淮，徐、吕二洪经常被凿并引黄河水通流。官方又浚仪真、瓜洲、江都、高邮、宝应及淮安一带河道，浚河一百八十里，筑决口九处，坝三座，里运河畅通。[5]成化九年(1473)，黄运合一河段仍常因各种原因缺水。淮安到徐州段多浅涩无水，下游水流不足。十年(1474)，相关官员言：“北自徐州，南至宿迁，二百余里，水多浅涩。”[6]隆庆三年(1569)，总督漕运侍郎赵孔昭言：“清江一带，黄河五十里宜筑堰，以防河溢，淮河高家涧一带，七十余里，宜筑堰以防淮涨。”[7]水环境是逐渐丰富的，上游北堵南疏后水环境改善，下游也会畅通，整体水位升高。运河水在水少时由外水接济，堤防建设使运河内高低水流相济，畅通性加强。

清初靳辅谈及黄河与运河高差时，谈到水环境变迁的影响。“查自清江浦至海口，约长三百里，向日黄河水面在清江浦石工之下，今则石工与地平矣。向日河身深二三四丈不等，今则深者不过八九尺，浅者仅有二三尺矣。黄河淤，运河亦淤，今淮安城堞卑于河底矣，运河淤，清口与烂泥浅尽淤，今洪泽底渐成平陆矣。况尤有堪虑者，目今现在之河身，既已垫高若此，而黄流裹沙之水则自西北万里而来，昼夜不息，一至徐、邳、宿、桃等处，即便缓弱散漫，臣目见河沙无日不加积，河身无日不加高，若此时不及早大为修治，则不特洪泽湖渐成陆地，将南而运河，东而清江浦以下，淤沙日甚，行见三面壅遏而黄流无去路矣。”[8]可见，随着黄河入海口向外延伸，黄河河身也因壅淤加强而抬高，黄河决口程度和外溢程度也有一个加强过程。在没有大规模筑堤以前，这种外溢直接决定了里运河一带的水情：

自是以后，黄入淮沙泥垫淤，势渐高于里河。淮入海，滋不利时，破高家堰而南，又挟黄入新庄闸。黄水内灌，而扬州陈公、句城诸塘久浸废，附塘民或盗决防，种莳其中，诸水悉奔注高、宝、邵伯三湖，漭漾三百余里。粘天无畔，每伏秋水发，西风驾浪，砰訇若雷鼓舟，触堤辄碎，又势不能无决堤。堤决，而迤东之田没焉。甚则冲城郭，漂室庐，其为害已剧。弘治中，黄河大决原武，弥漫四出，命户部侍郎白昂往治之，昂既防塞诸决口，分黄河使南入淮，患稍宁，乃奏以会通河余赀开复河于高邮堤之东。[9]

里运河水量有一个增加的过程，高邮一带的浅夫早期因各部分水流淤塞互不通流常年挖深河床，到后期则多不工作。“按旧制，沿河设立浅铺，额造浅船，编住浅夫，以时捞浚，是以河身深下，闸洞疏通，旱年不妨粮运，且有余水救济下河，水年去水甚速，不致泛滥。所以无壅塞冲决之弊，为制最善也。迩年以来，虽置浅夫，实无一人在浅，浅铺亦废，惟听堤决。”后来运河淤高不设浅夫，说明不用挖深也可以引湖水入运实现通流，只有水环境丰富才有这样的效果。只是随着运河淤积垫高，里下河地区农田水灾日益加重，这又促进了堤防修建。“河身既高，则蓄水必浅，治水者惟恐运船之不能行也。不得已民而复加河塘以为固本之计焉。”这一时期，整个运河的河身变化是明显的。“昔日之河，在低田之下；今日之河，乃在高田之上矣。河塘既高，易致崩溃。如累棋子愈高愈危，堤防少有不固，千里一壑矣。”[10]在水流量增加的情况下，加高连通堤防可以促进里运河内水流不泄，形成南北长距离的流通。

堤防增加在湖河一体的区域非常明显。“按宝应越河之议，迁延筑舍，历数十年而后定。第年以来，黄水从淮北入者，挟沙而来，河身日高，运道日窄。”[11]万历年间，随着康济河一带双堤越河完善，黄河水淤积多在湖西湖泊，挑浚任务大规模增加。“按越河于万历甲申岁开挑，迨五六年后而沙垫底高，由通济等闸黄水内灌，沙壅之耳。节年河官急为治标之计，束河使窄，夫亦有深意焉。盖河宽则流缓，流缓则沙停，沙停则河塞，理固然哉!夫窄则流驶而沙随水刷，故束水冲沙，以水治水之道也。”⑤万历八年(1580)，工科给事中尹瑾言：“淮河一带，先年平江伯陈瑄开凿，原恐阻浅，创立里河，岁一挑浚，今狂流既息，积沙未除，外河日深，内河日浅。”[12]外河指堤外湖泊的积水，内河指运河本身。二十一年(1593)，淮水又一次大涨。“湖河泛溢，高邮南、北、中堤冲决，魏家舍等处大小二十八口，共长五百余丈；又，西老石堤洪水漫过，冲决东堤；又，宝应决六浅潭堤二十九丈；又，高良涧决二十二口，民罹错垫，田皆淹没。”[13]可见，尽管修建了东堤，洪水大发时仍可能冲决双堤。次年，“黄水大涨，清口沙垫，阻遏淮水，不能东下，于是挟上源阜陵诸湖与山溪之水，暴涨侵祖陵，泗城淹没”②。清口淤塞，往往引起淮水倒涨。因运道淤积，运河水位抬升，北部之水建瓴流动，直泄南部，而瓜、仪地区河口诸闸，明末开始也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汲取他水济运了。北水贯通的关键在于中部地区湖泊、越河、堤防和诸闸的完善。另外，北部淤积使里运河清江浦段在很长时间内需要济运，运河堤防在承担黄河淤泥的情形下不断淤高，运河水位甚与黄河河身的抬高相一致：

河身高，运河身亦高。身既高矣，而又日渐加筑，运河堤之高也，几与城埒。谚云：“黄土接城头，淮扬一旦休”，吁可畏哉!而况高堰去宝应高一丈八尺有奇，去高邮高二丈二尺有奇，高、宝堤去兴化泰州田高丈许或八九尺，其去堰不啻卑三丈有奇矣(见《潘宫保两河议》)。老友周竹冈云：“高堰原以障洪泽全湖之水，每每上年将堤工加高一尺，则次年湖水亦必加高一尺，仍复漫堤而过。但湖水长至一丈二尺外，再欲加高，修防费大。”此康熙二十二年之言也。[14]

潘季驯治河时，高堰高于宝应一丈八尺，高于高邮二丈二尺，运河低于高堰。高堰与运堤都在不断地增高。“沿堤张公所树木榜及历来碑碣之类皆埋在土中，临河市店悉自堤顶层级而下，更可见一二十年间，运河身与堤亦日渐加高矣。”[15]清末人士也有相关评价：“第有明中叶，湖面尚低，入运之水亦少。故于宝应境内，先后拦河建南北、洪济二闸，七里闸、六满闸，以束水势。东岸民建涵洞，仅能灌溉，不资分泄。而山盱减下之水无多，故高邮以南，亦无减水大坝，末季失于葺治，堤堰大坏，淮注而东，黄漾而南，清口淤而运道淀，于是高邮上下之河，屡患盈溢。”[16]后期高堰泄水进一步增加，高宝诸湖和中部里运河水位继续提高，北部不需要济运。黄河水引起的北部淤高对于整个里运河的北水南流和整个运河的贯通有益。

图1　里运河的高程变化

二

中段湖泊的堤防与淮水东泄

唐宋时期，里运河中部较低，水流方向与后期相反。唐代李翱《来南录》提到高邮与长江的水流动态，当时江水之潮涨至高邮，运舟过江后沿潮向南顺行，北部运舟从淮阴至邵伯湖一带逆流。“自洛川下黄河，汴梁过淮至淮阴，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顺流；自淮阴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润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17]淮阴至邵伯湖这一段为逆流，说明江水北流。黄河未夺淮入海前苏北一带还没受到黄河泥沙影响，地势南高北低，邗沟之水北流。随着北部地势抬高，运河西部湖泊增多，再难北流。清儒刘文淇发现了这一变化，阮元在其《扬州水道记》的“序”中就非常欣赏他的发现：

仪征刘孟瞻明经文淇撰《扬州水道记》，综《吴越春秋》《汉书·地理志》以下诸书，证明唐宋以前扬州邗沟、山阳渎地势南高北下，谅哉斯言!非可以今日运河水胶固于胸者也。而其尤为确据者，则在李习之《来南录》云：“自淮阴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十四字也。今由淮安下扬州之水，势如建瓴，愚者亦如北高南下矣。不知此水乃蓄高堰内水至一丈八尺之高，堰底古淮身更不知低几丈尺，始能如此建瓴耳。古淮平流入海，更低于邵伯堤东下河地面，且天长、江都、甘泉诸山湖之水又加入，邵伯之水挟江潮而趋邵伯、高、宝、射阳，安得不南高北下？所以《汉志》云：“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阳入湖。”[18]

清人阎若璩有论：“盖古时江高淮低，故江水入淮。今淮为黄河所夺，淤沙日久，转而为淮高江低也。”[19]从邵伯到长江这一段，运道之水流通过引江潮入运，受闸节制。入江区是高地，缺水时又需要他河济运。修建大量堤防后使湖泊之水更多进入运河而不是快速向东泄掉，水流才会促进运河沟通。明初官方重启淮扬运道时，沿湖地区多修单堤，积水区湖水对缺水区的运河难以形成水流供应。成化八年(1472)，总理河道侍郎王恕题略曰：“看得扬州一带河道南临大江，北抵长淮，别无泉源，止借高邮、邵伯等湖所积水接济。湖身虽与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面颇高。每遇干旱，湖水消耗，则河水辄为之浅涩，不能行舟。若将河身比湖面浚深三尺，则虽干旱亦不阻船。”[20]

中部运渠的通流也是逐步完成的。洪武九年(1376)，官方用宝应老人栢丛贵的建议，发淮扬民夫五万甃高宝湖堤六十里以捍风浪。栢丛贵认为湖堤屡修屡圮，应开直渠。“就湖外直南北穿渠四十里，筑长堤一，长与渠等，期月而成。引水于内行舟，盖以休息民力，且令舟行者免湛溺之患。”此渠功能消失后，又修长堤。“高邮湖内凿渠四十里，构梁以便牵道。”[21]永乐七年(1409)，陈瑄筑高邮湖堤，沿堤设置涵洞。为抵御湖的风浪加修了高邮城至张家沟的堤防三十里，对北至宝应、南至江都的堤防全面修整。宣德年间，陈瑄大筑高邮湖堤，增筑宝应和范光湖及白马湖的湖堤，做纤道，建涵洞。湖中水多则排水，水少则蓄水。湖水溢则泄以利堤，落则闭以利漕。经陈瑄修复，淮扬运河的运输能力大大增加。[22]堤防和水闸体系的完善引起局部的阻水增水，增强运河的贯通性。宣德年间出现“邵伯平流”的现象，以前运河中有闸分隔水流，因漕运官员不断筑堤，运河水位提高，拦水闸成为虚设，这便是平流现象。距洪武元年建邵伯上、下二闸拦蓄水流，不过六十一年的时间。[23]

成化十四年(1478)，太监汪直言：“高邮、邵伯、宝应、白马四湖，每遇西北风作，则粮运官民等船，多被堤石桩木冲破漂没，宜筑重堤于堤之东，积水行舟，以避风浪。”工部议后，“命总兵巡抚等官相度增筑之”。弘治二年(1489)，吴瑞修复河。“高邮甓社湖风涛覆舟，舟人多溺死，公度傍湖田凿复河延袤四十里，遇风，舟由复河，可免覆溺。”[24]湖外渠系运河兴修使里运河堤防近趋完善，但一般情况下仍借湖行运。下一年，白昂继修河堤。双堤运河阻挡了运西湖泊的泄水，水体在运河以西发育扩展，加上黄河南泛形成北部淤高之势，沿运河的零散湖泊快速汇水，运河本身水流也加速贯通。高邮州当时有十个湖泊。“新开湖，在州城西北，南接杭家嘴漕渠，北接七里湖。甓社湖，在州治西三十里，东接新开湖。七里湖，在州治北十七里，南接新开湖，北接张良湖。张良湖，在州治北二十里，南接七里湖，北接漕渠。塘下湖，在州治西四十里。石臼湖，在州治西五十里。姜里湖，在州治西五十里。五湖，在州治西六十里。珠湖，在州治西七十里。武安湖，在州治西南三十里，通露筋漕渠。”[25]

联合这一区域的堤防是康济河，堤东实有运河的三道堤。西为老堤，中为土堤，最东为东堤，运舟行于中堤与东堤之间。弘治十三年(1500)，“高邮诸湖堤久且坏，总漕张敷华为深沟数道，以缓湖水。宝应地多平陊，敷华趣令筑堤，堤成而水至”[26]。高邮湖三道堤之间圈了许多民田，命为圈子田。“嗣后圈田受水，建三涵洞，穿越河底而东，借以宣泄，年久洞木窒塞，圈田成湖。万历始傍老堤为越河。”万历年间月河傍着旧西堤，原中堤成为东堤，圈子田在运河中的高地。各堤间形成一个广大范围水环境空间。黄、淮水泛涨时冲决西部堤防，在这一广大范围内的堤与堤之间也会季节性地形成水面。[27]这种宽泛的堤防控制建立在大空间基础上，虽防止了水流冲击运河，却难使运河水位提高。明末，官方沿着西堤修月河，这时，水位提高才有可能。“始康济河之开也，湖东夹河之间，民田千余顷困于积水，乃于河底作涵洞三以泄之，岁久而堙塞，河之新岸又日渐冲决，田没于水，而税如故，凡业田之民，流亡殆尽。”[28]以后康济河西徙，是靠着老堤形成较为稳定的渠系运道。陈应芳在万历年间的上疏有：“康济河开自侍郎白昂，用七十万金。而高邮靠堤月河在老堤，纯用砖石，其虑至深长矣。”[29]砖石堤防较早期土堤更易阻碍西部水流，促进运西湖泊发展，对运河水流贯通有推动作用。早期的单堤较弱，许多河段以更大的占地水面缓冲水势。高堤使水位提高，湖泊汇水促进运河内水流贯通，这都是同步进行的。

氾光湖堤防也有类似过程。正德十六年(1521)，工部杨最言：“宝应县氾光湖西南高，东北下，往来粮运等船入湖行三十余里。始出东北堤岸，去湖面仅三尺许，每雨潦风急辄至冲决，不惟粮运阻碍，兼盐城、兴化、通、泰等州县良田悉遭淹没。”他认为上策是仿白昂修康济河例修渠系运河，次策是在湖边“密次桩栅数层以为备塘，砥障风波，而旧堤重加修葺”。朝廷用其次策。嘉靖五年(1526)，工部陈毓贤言：“湖四面甚广，水势弥漫。仅以三尺之堤障之，一旦积雨水发，则横奔冲决，不惟阻粮运，而河堤以东田土俱成巨浸，此第一患也。臣以为障水固所当先泄，水亦不可缓，请于河堤以东修筑月河，以分水势。”[30]万历十三年(1585)，漕抚李世达以宝应氾光湖舟行多险，议开越河，就是湖边的双堤运河。“河身长一千七百七十六丈，两堤并筑，为堤九千二百余丈，石堤三千余丈，子堤五千三百余丈。”[31]湖水从南北二闸入运。万历六年(1578)，“潘季驯筑塞黄浦八浅决口，黄浦有复堤，筑南北拦河坝，以为塞决之备。八浅无西堤，添筑西堤二百四十丈，亦于南北筑拦河坝，以为塞决口之备”[32]。这时有了双堤。随着复堤修高，堤东淮水过水量增多，水位自然提高，贯通程度加强。随着湖泊发展和运河建设提升，这一地区湖运合一局面被打破。在宝应一带，“万历十二年九月兴工，东筑新堤一道，西仍旧堤，时加高厚，两堤俱护以桩板，实以刚土，阔者八丈许，高者三丈许。中有先年冲决倒潭八处，积水深广，则甃以石，两堤又加筑滚水坝三座，以时疏泄，南北建二石闸以出入”[33]。宝应的双堤运河形成对运、湖分化影响重大。

早期称堤为堰，特别是堤西为水的堤称堰。高邮这一带有平津堰，东西向的分界河流是运盐河。诸湖当时尚未汇成一湖，北高南低形势没有形成，运河单堤经常决口。“其决也，不出于南，则出于北，堰决于北，则北下河受其害；堰决于南，则南上河受其害。而其势又必及于北下河。是堰之未决，害在于西，堰之既决，害在于南北。”[34]当时的运河有浅夫，蓄泄有则，水旱无虞。黄河夺淮后改变了这一局面，“自后黄河之道频为淤塞，而淮水不得入海，千流万派，毕会于邮，而高邮成巨浸矣”④。淮水难以东泄入海，堤西汇水必然促成湖泊水位提高。黄泛又使北部地势升高，中部汇水增多。隆庆年间，万恭发现高宝诸湖长期以来的堤是深湖矮堤，闸多水易落。“但许深湖，不许高堤。”取河之淤，厚湖之堤。当时的浚夫之制有腐败之处，“比年畏修闸之劳，每坏一闸，即堙一闸，岁月既久，诸闸尽堙，而长堤为死障矣。畏浚浅之苦，每湖浅一尺，则加堤一尺，岁月既久，湖水捧起而高宝为盂城矣”[35]。随着黄、淮水泛滥，形势更加变化。“河身日垫，深谷为陵，而所设浅夫日事堤筑矣。”[36]明代中后期，宝应一带一旦河水淤运，整个运河要求蓄水维持高水位行舟。“嘉靖十七年，都御史周金奏请置平水闸五座，测量湖水七尺，以容行舟，即平所测水则，铺筑闸底，以石甃之，不施金门，随水高下，任其行止，堤可保其永固。诚善制也。往年黄河廞淤，粮运阻绝，河道诸公惜水如金，移檄宝应悉加固闭，必待湖溢方开，骤难宣泄。堤岸屡崩，因噎废食，其蔽固如是乎？乃迩年运河之水，又多患有余，当事者每以开闸泄水绳下，乡农苦之，相率而告塞焉。”⑦高邮湖没有汇水以前，北部地势较低，水位较低，可以更多地泄于东部。“按高邮有三十六湖，受西山众流，为诸水之汇，浩荡二三百里。其河堤曰‘平津堰’，凡田地在堰之西者，曰‘西上河’；堰之东者为‘南下河、北下河’；以南稍高于北，又曰‘南上河’。水，则西河借南、北河以为之泄；旱，则南、北河借西河以为之溉。比来水患频仍，皆由下流纾缓，秋水骤至，输泻不及，田地淹没，职此其故。”⑧这一地区这个时期水环境有一个由旱转涝的过程。御史李宗称运河堤之东各州县的民田地形低洼，全恃此堤以护七邑之居民。“障二百余里之湖水，水涨堤溃，粮艘有倾阻之虞，居民有淹没之患。”二百里靠近湖水的堤防是单堤，这时的里运河大多数仍是单堤。[37]

高堰泄水提升了下游水位使高宝诸湖泊扩张，并向东形成泄水之势。越到后期，淮水冲运，尤其嘉靖二十九年(1550)以降水患越发加重。隆庆四年(1570)，“淮决高堰，河蹑淮后”，最后破黄浦口入射阳湖。黄河水随着淮水进入里下河一带。万历二年(1574)七月，“淮河并溢”。万历三年，“河、淮并涨，淮决高堰，又决宝应、黄浦、八浅湖堤十五处。河蹑淮后，清口填淤，海口阻塞”[38]。又一次的淮水在前、黄水在后，最终冲决运堤。万历五年，“清口既垫，淮水由高堰出黄浦，并决高宝诸湖堤”。万历六年(1578)，潘季驯束水攻沙，修清口诸闸，大筑高堰，长六十余里，以治黄、淮，塞大润等决口三十三。其西南越城集至周桥一带地形高亢，名天然减水坝，不筑堤。②明代中前期，运西湖泊尚未大规模汇于一体。枯水季节，水不及运，河底在黄水入运淤高后，官方在这种情况下闭闸不泄。随着明代中后期运河周边水环境的丰富，官方常常开闸，运东区域常处于水灾状态。官方这时一般要在运河堤上择地建滚水坝，水到一定水位，任其涨溢东泄。“各于坝外浚河筑岸，使行地中，由白马、氾光等湖会入邵伯。虑害高、宝，开河塘埂，旧建十二闸，闸外疏成十二河，皆泄湖水而注之海者。宜改前闸为坝。”[39]汛期泄水下泄高、宝诸湖，射阳湖区域易成淤淀。“宝应之水北从河、淮来，西从诸山来，悉由诸闸东下，停蓄射阳湖，不得趋海，以至泥沙淤积，湖浅不能容水，则泛溢四出，东田辄为所苦，岁旱湖水易涸，不得资以灌田。”堤防分水使苏北运河与周边地区产生了环境变化，“自宋天禧年中，江淮转运使张纶因汉陈登故迹经画，就是筑堤界水，俾堤以西汇而为湖，以受天长、凤阳诸水，由瓜、仪以达于江，为南北通衢；堤以东，画疆为田，因田为沟，高、泰、宝、兴、盐五州县联络千余里而遥，而五州之水有广洋、射阳等各湖以潴之，有庙湾、石等海口以泄之，不为田潦，具称沃壤矣”[40]。

在盐城，射阳湖形成淤积产生局部抬升，水流也在兴化滞积。“兴化为受水之壑，射阳湖为潴水之乡。今射阳湖淤塞，故兴化受害为甚。独取道于庙湾一口，其中所历河道曲拂邅回，流更迂缓，又加以海水潮汐，从而梗之。”[41]东出排泄不畅，里运河水难排，促进了运河自身的通流。苏北长期以来东南地势高于东北，淮水入江以前尚不为多。明末入江通道泄水，反造成运河阻浅。万历二十四年(1596)张企程言：“自宋迄今，捍海范公堤屹然一百四十里，前此并未有穿破。导淮者，其故可知也。欲泄之出江，查得江岸反高于诸湖。万历五年(1577)以前，淮水南注，高、宝告急，不得已辟仪扬通江诸路，乃高邮之水仅减二尺，而扬州往来船只阻浅者几三十里，地势高下迥然可知。若必欲掘深瓜、仪诸口，尽废闸坝以纵其出，第恐全淮诸湖之水未必倾泻，而长江盈涨内灌之患，何以当之。即近日金家湾、芒稻河之开，竟不能大泄湖水出江，其故可知也。”[42]这里提到淮水南注产生的问题，从另一侧面说明里运河自身的通畅程度大大高于从前。

宋代三十六湖陂之东堤一直到万历二十年(1592)才完善，经历了二百余年，东堤完固，运河蓄水护航。许多地方只有沿湖的东堤，运堤经常溃决。隆庆以后，泄水增多使高宝湖水位提升。[43]其实，正是在此以后，运河水贯流性大大加强。官方在运河东岸设减水闸和减水洞控制水势，水位七尺为度以定济运或泄水。“运河虽用湖水，而湖水或多又于淮杨运河东岸为减水闸、减水洞限则，水势七尺以下，畜以济漕；七尺以上，减入诸湖，会于射阳湖以入海。用水有节，漕运既便，岸东、西之田皆利焉。”[44]清初，里运河北部抬高，丰水环境增加。“东堤自黄浦起历高邮至江都、壁虎桥止，计程二百三十三里，旧堤坍卸单薄卑矮，每遇湖河水涨，漫堤过水。”[45]正是水涨才需要修堤，筑堤使运河整体抬高，黄河倒灌，运河淤积增加，整体抬高之势加强。随着水位更高，运河水流更加畅通。北部增高所形成的水位提高，对整个里运河的贯通起到良好的作用。图1绘制了历代里运河的高程变化。

三

入江段的增水环境与水位提高

瓜仪运河附近在明初还需外水济运。成化九年，陈锐上奏：“仪真、瓜洲运河，原无水源，全赖扬州雷公、陈公二塘及高邮、宝应、邵伯等湖积水接济。”[46]明初里运河入江之水需要置闸以保护水流。明中叶以前，黄河没有全部入淮，里运河需水济运状态一直持续。正德十六年(1521)，仪真一带仍修五塘以济运。④随着黄河南流稳定，明中期整体丰水状态不断增加，许多迹象表明，入江水流也逐步靠北部向南的水流接济。陈公塘等长期济运河流正在这时济运功用减轻，闸夫减掉：

《英宗实录》：正统二年正月，省扬州府邵伯镇闸坝官吏并江都县守塘夫。先是扬州府奏邵伯镇二闸一坝各设官吏人夫以防高邮湖水泛溢，今湖水既平，乞裁其半。又江都仪真二县旧有雷公，上、下勾城，陈公四塘，旧设夫三百三十五人守之，今运河转输不绝，塘水宜泄入河，夫可尽罢。事下巡抚高宏核实宏奏塘水无源，若尽泄之则涸矣。案：　东晋于邵伯置埭，历唐及宋皆沿其制，以水不平流故也。明初犹盘坝过船，迨平江伯引淮通漕，自是淮水入湖，邵伯水皆平流，故司事者谓闸坝无所用，此运河之大变革也。淮既入湖，而湖遂险。[47]

明初沿江运口除汛季引长江潮水通运以外，冬春时运河缺水，河道淤塞，运舟难行。[48]粮船至仪真后，潮盛的夏月须人力绞挽。成化十一年(1475)，仪真一带通江闸坝新置河港三闸。官方在仪真县罗泗桥一带的通江河港上置三闸，此地点离里运河四里许，潮大时，内外水势相等。“潮来先启临江闸，使船只随潮而进，俟潮既平，乃启中二闸放之。如此不惟往来舟船利便，而里河水势，亦即疏泄，不待决口重费也。”[49]进潮势大的时候，冲击里运河堤岸。官方将里运河水在三闸之内与临江潮水相连接，里运河水流与江水相接，说明里运河本身水流贯通程度已大大提高。弘治年间，李景繁通过疏浚河道使河道比以前宽深，闸坝比以前广阔。瓜洲堤的东南地区因江潮汇于其中，成为低洼沮洳之区。李将积水导入漕渠，利用江潮沟通水流。“开闸坝恣江北走，已即塞之。”当地人认为置坝障水是为了防里运河水流泄江。“河亢而江下，非坝障之，则河水悉倒流入江，漕渠益浅。”北高南下的地势这时已经明显。《治水筌蹄》中有：“弘治中，乃开仪真闸，苦不得泄。治水者岁高长堤，而湖水溢隆。隆庆初，水高于高宝城中者数尺。”②尽管苦不得泄，官方开仪真闸的举动说明里运河的连通性较以前增强。隆庆六年(1572)，官方修瓜洲闸时，以闸代坝，说明可以通流，通漕之船可免车盘之苦。“又虑瓜河分水过多，复于三汊河建扬子桥，如闸制，节水分注仪河。”[50]万历元年(1573)，“江都县三汊河起，至杨子桥止，直半里，旧水深四尺”。上游各区段水深四尺左右，宝应县一带水深四尺五寸，白马湖一带水深四尺二寸，山阳县一带四尺二寸。[51]各地河底高度不同，水深相对稳定。瓜、仪运口所泄之水是上游白马、氾光湖所引进运河的水。“扬州而南，设有瓜、仪二闸，皆泄湖水而注之江者。”[52]

后人认为整个大变化在明中叶以后发生。吴桂芳也描述了淮水南注的情形：

近日淮水南注，转为高、宝，则其去江密迩矣。但扬州、仪征地形甚高，故高、宝五湖，向来蓄而不泄，至我朝乃汇之以通运。常年湖水泛滥，如近年淮水南注，水甚加增，则扬州、仪征之间，亦可开闸开坝，稍泄逾额之水。若泄至二尺以上，则扬、仪河道遂渐就干涸，而高、宝之水，涓滴不南。昨者高邮时急，大辟扬、仪通江诸途，可谓无余力矣。乃高邮湖仅减二三尺之涛，而扬州湾头、钞关遂涸，回空及官民船只，阻塞者三十里，遂复亟行闭闸、塞港、筑汊，而后胶舟具通，此其明验矣。故淮河入江之途，不可于扬、仪求。必欲于扬、仪求之，则必将掘深扬、仪五七尺，尽废闸坝，纵湖、淮二水大与江合。[53]

北部湖水进入仪真运河，湖运水位合一。高、宝湖水减二三尺，可使扬州湾头一带水涸。高、宝湖丰水影响了扬、仪一带运河水位和运河贯通。里运河中部不断加修堤防使湖水水位上升也提升了运河水位。明末入江通道开放以后，泄水甚快，这也与江都一带积水水位抬高有关。万历二十四年张企程言：“自宋迄今，捍海范公堤屹然一百四十里，前此并未有穿破。导淮者，其故可知也。欲泄之出江，查得江岸反高于诸湖。万历五年以前，淮水南注，高、宝告急，不得已辟仪扬通江诸路，乃高邮之水仅减二尺，而扬州往来船只阻浅者几三十里，地势高下迥然可知。若必欲掘深瓜仪诸口，尽废闸坝以纵其出第，恐全淮诸湖之水未必倾泻，而长江盈涨内灌之患，何以当之。即近日金家湾、芒稻河之开，竟不能大泄湖水出江，其故可知也。”[54]万历五年里运河向外排泄之路畅通，运河自身济运也成问题。再以后，水患增加，汛期出水难度加大，里运河排水也不影响济运了。来水增加才需要东堤连通，万历二十八年(1600)全线东堤完工，东堤连通，湖泊一体程度才稍减，里运河水流南北贯通程度加强，不再需要济运。[55]这也意味着整体水流贯通大概就是在万历年间。从明初开通里运河到里运河南北水流贯通，其间有二百年时间，这时期大运河都是在湖河一体和局部需要济运的状态下完成漕粮运输的。图2展示了明时期里运河的水流动态。

图2　明时期里运河的水流动态

资料来源： 底图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元·明时期》“南京(南直隶)”改绘(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47—48页)。

四

小结

明代里运河堤防对运河贯通、高宝诸湖汇水，以及入江水网启动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里运河从需水济运到水环境丰富这一过程长期以来少有提及，与此相对的，里运河水利工程对这种环境的转换作用也被忽视了。在黄、淮水环境大变局之下，明代里运河高程、堤防系统和水文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过程形成了清代里运河演变的基础性结构。到明代，随着黄、淮之水汇入，丰水环境增加，里运河各处发生变化。清江浦一带早年水位较低，需水济运，后期黄水泛滥，河底抬高，但与高堰水流相联系，整体贯通性加强。黄水入运和倒灌增加推动运河北部河底增高，入运水量增加又推动堤防进一步抬高，以致淮安到高、宝一带形成高堤与高水位的状态。在大中段运河，早期高邮湖以东的三堤运河，表面上看似落后，实是古人用空间换取工程成本的一种生态治理措施。在低堤与低水时期，人地关系较为宽松，更讲究生态水利防御，是较为合理的措施，运河对淮水的阻隔也较小。明代重启大运河以后，堤防增加形成了一系列水文变化。早期有很多湖泊与运河一体的区段，旱地地区则常需要外水济运。随着堤防修建，湖泊区双堤带来的两个后果，一是促成了堤西高宝诸湖的联合与汇水，二是促进了运河水流的整体贯通。里运河水流从相对不连通到连通，大体发生在明代中叶。潘季驯大筑高家堰以后，因高堰向高宝诸湖泄水增长，高宝诸湖水位提高，堤防也继续修建，又促进里运河水流通畅一体。随着中部各种闸坝的兴起和北部地势、水位的升高，泄水向入海、入江通道畅通。长期需要汲引外水的瓜、仪入江口也因此水量丰盈不再需外水济运。里运河部分地区长期需水济运，明代中后期开始忧水患。正是河流与水利工程的一系列的变化促成了水环境转变，而这种转变也构成了清代里运河和高家堰水环境互动关系的基础。

注释（滑动以查看全部）

[1] 〔清〕傅泽洪主编，〔清〕郑元庆纂辑：《行水金鉴》卷一五二《运河水》，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5095—5096页。

[2] 郭黎安：《里运河变迁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理》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6—85页；姚汉源：　《京杭运河史》，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年版；徐炳顺：《扬州运河》，广陵书社2011年版；彭安玉：《大运河江淮段流向的历史演变——兼论清代“借黄济运”政策的影响》，《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3] 〔清〕傅泽洪主编，〔清〕郑元庆纂辑：《行水金鉴》卷一〇六《运河水》，第3660—3664页。

[4] 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第2册，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编：《中国水利史典·淮河卷一》，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年版，第520—521页。

[5] 〔清〕傅泽洪主编，〔清〕郑元庆纂辑：《行水金鉴》卷一〇九《运河水》，第3739—3744页。

[6] 〔清〕傅泽洪主编，〔清〕郑元庆纂辑：《行水金鉴》卷一一〇《淮水》，第3777—3780页。

[7] 〔清〕傅泽洪主编，〔清〕郑元庆纂辑：《行水金鉴》卷一一八《运河水》，第4003页。

[8] 〔清〕傅泽洪主编，〔清〕郑元庆纂辑：《行水金鉴》卷四七《河水》，第1710页。

[9] 〔明〕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扬州府备录·河渠志》，《顾炎武全集》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9—1220页。

[10] 〔清〕傅泽洪主编，〔清〕郑元庆纂辑：《行水金鉴》卷一五二《运河水》，第5104页。

[11] ⑤〔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扬州府备录》，《顾炎武全集》第14册，第1241、1303页。

[12] 〔清〕傅泽洪主编，〔清〕郑元庆纂辑：《行水金鉴》卷一二三《运河水》，第4161页。

[13] ②〔清〕傅泽洪主编，〔清〕郑元庆纂辑：《行水金鉴》卷六四《淮水》，第2295—2296页。

[14] 〔清〕傅泽洪主编，〔清〕郑元庆纂辑：《行水金鉴》卷六，第367—368页。

[15] 〔清〕傅泽洪主编，〔清〕郑元庆纂辑：《行水金鉴》卷六，第369页。

[16] 〔清〕冯道立：《淮扬治水论》，《淮扬水利图说》，《江苏历代方志全书·小志部》第29册《盐漕河防》，凤凰出版社2020年版，第124页。

[17] 〔唐〕李翱：《李文公集》卷一八《来南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07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90页。

[18] 〔清〕阮元：《扬州水道记·序》，〔清〕刘水淇：　《扬州水道记》，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19] 〔清〕傅泽洪主编，〔清〕郑元庆纂辑：《行水金鉴》卷六六《淮水》，第2355页。

[20] 〔明〕杨宏、谢纯撰，荀德麟整理：《漕运通志》卷八，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编：《中国水利史典·运河卷二》，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年版，第96—97页。

[21] 〔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扬州府备录·城池论》，《顾炎武全集》第14册，第1218页。

[22] 徐炳顺：《扬州运河》，广陵书社2011年版，第238—239页。

[23] 徐炳顺：《扬州运河》，第261页。

[24] 〔清〕傅泽洪主编，〔清〕郑元庆纂辑：《行水金鉴》卷一一一《运河水》，第3803页。

[25] 〔明〕杨宏、谢纯撰，荀德麟整理：《漕运通志》卷一，《中国水利史典·运河卷二》，第35页。

[26] 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第2册，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编：《中国水利史典·淮河卷一》，第527页。

[27] 徐炳顺：《扬州运河》，第62—63页。

[28] 〔明〕杨宏、谢纯撰，荀德麟整理：《漕运通志》卷一〇，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编：《中国水利史典·运河卷二》，第176页。

[29] 〔明〕陈应芳：《议湖工疏》，《敬止集》卷二《奏疏》，《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40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

[30] 〔清〕傅泽洪主编，〔清〕郑元庆纂辑：《行水金鉴》卷一一三《运河水》，第3850—3851页。

[31]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九《河渠志一》，《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4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

[32] 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第2册，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编：《中国水利史典·淮河卷一》，第560，565—566页。

[33] 〔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扬州府备录》，《顾炎武全集》第14册，第1305页。

[34] ④〔清〕傅泽洪主编，〔清〕郑元庆纂辑：《行水金鉴》卷一五一《运河水》，第5801—5802页。

[35] 〔明〕朱国盛：《南河志》卷三，《复诸闸疏》，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编：《中国水利史典·运河卷一》，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年版，第987页。

[36] ⑦⑧〔明〕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扬州府备录》，《顾炎武全集》第14册，第1298页。

[37] 〔清〕傅泽洪主编，〔清〕郑元庆纂辑：《行水金鉴》卷一五二《运河水》，第1235页。

[38] ②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第2册，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编：《中国水利史典·淮河卷一》，第557页。

[39] 〔清〕傅泽洪主编，〔清〕郑元庆纂辑：《行水金鉴》卷六四《淮水》，第2298页。

[40] 〔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扬州府备录》，《顾炎武全集》第14册，第1302、1306页。

[41] 〔明〕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扬州府备录》，《顾炎武全集》第14册，第1327页。

[42] 〔清〕傅泽洪主编，〔清〕郑元庆纂辑：《行水金鉴》卷三九《河水》，第1415—1416页。

[43] 扬州市水利局：《扬州市志·水利志》，1991年印制，第15页。

[44] 〔明〕胡应恩：《淮南水利考》，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编：《中国水利史典·淮河卷一》，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年版，第183页。

[45] 〔清〕傅泽洪主编，〔清〕郑元庆纂辑：《行水金鉴》卷一五二《运河水》，第5115—5116页。

[46] ④〔清〕傅泽洪主编，〔清〕郑元庆纂辑：《行水金鉴》卷一一〇《运河水》，第3778页；卷一一二《运河水》，第3842页。

[47] 〔清〕董醇：《甘棠小志》卷一《运道》，《江苏历代方志全书·小志部》第17册《乡镇坊厢》，凤凰出版社2020年版，第121页。

[48] 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第2册，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编：《中国水利史典·淮河卷一》，第496页。

[49] ②〔清〕傅泽洪主编，〔清〕郑元庆纂辑：《行水金鉴》卷一二〇《运河水》，第4067页。

[50] 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第2册，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编：《中国水利史典·淮河卷一》，第555页。

[51] 〔清〕傅泽洪主编，〔清〕郑元庆纂辑：《行水金鉴》卷一二一《运河水》，第4093页。

[52] 〔清〕傅泽洪主编，〔清〕郑元庆纂辑：《行水金鉴》卷六四《淮水》，第2298页。

[53] 〔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淮扬备录》，《顾炎武全集》第13册，第1103—1104页。

[54] 〔清〕傅泽洪主编，〔清〕郑元庆纂辑：《行水金鉴》卷三九《河水》，第1416页。

[55] 扬州市水利局：《扬州市志·水利志》，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