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茉莉图（绢本） 宋 佚名 

“阿要买茉莉花……”“阿要买白兰花……”对中老年的苏州人来说，这是两句充满了儿时记忆的熟悉吆喝声，往往从身板硬朗、健步行走的老妪口中传来，依然柔糯悦耳。伴随着悠扬的叫卖声，映入眼帘的先是一只精致竹篮，篮里的茉莉花、白兰花洁净素雅，三、五朵相缀，嫩绿枝叶相衬，格外清新，一股浓郁的清幽香味也扑鼻而至，沁人心脾。是的，茉莉花、白兰花，还有玳玳花，这就是令苏州人颇为自豪的、以“三花”为代表的虎丘花卉，也是虎丘山下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苏州地处江南水乡，气候温暖，水分充足，自古以来就是花卉栽培和种植的重要地区之一。宋元时期，种植观赏花木已经成为一个可以谋生的重要行业，盆栽花木买卖颇为流行。元末明初的著名诗人、“吴中四杰”之一的高启有《卖花词》称：“绿盆小树枝枝好，花比人家别开早。陌头担得春风行，美人出帘闻叫声。移去莫愁花不活，卖与还传种花诀。余香满路日暮归，犹有蜂蝶相随飞。买花朱门几回改，不如担上花长在。”苏州人喜爱花卉，鲜花兼具观赏性和香气扑鼻的特点，常成为女性钟爱的佩饰物。据《崇祯宫词》记载，明代崇祯皇帝的妻子周皇后是苏州人，独爱茉莉花，远在京城皇宫内院，却常常思念故乡的茉莉花，为此还在所居住的坤宁宫手植60余株，晨起摘花，簇成小球，“缀于鬓髻”，还用茉莉花熏染衣物，“凡服御之物，亦俱挹取其香”^[1]。清人沈复的《浮生六记》以为，茉莉形色如珠，女性戴后可以助妆压鬓，且茉莉花沾上油头粉面之气后，“其香更可爱”。李渔的《闲情偶寄》在“声容部”和“种植部”两处提到，茉莉花、珠兰花就是“助妆而设”的花卉，“花中之茉莉，舍插鬓之外，一无所用”，“珠兰亦然”。尤其是茉莉花，独受女性青睐，“其天生以媚妇人者乎？”康熙时苏州昆山人章法作《苏州竹枝词》，历数吴门诸多风俗，女性买花戴花亦是其中之一，“临门日有卖花声，压鬓高妆态更轻。哪见侍儿不插朵，多情手下学多情。”^[2]时至今日，苏州乡郊上了年纪的女性仍喜欢在发间戴一朵雅致幽香小花，白色最佳，黄色次之，淡红再次之，忌大红。

随着苏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有闲阶层以及城镇居民还喜好以鲜花入茶、入食，极大地促进了苏州地区花卉栽培业的蓬勃发展。如顾禄在《清嘉录》卷六“珠兰茉莉花市”条称，城中市肆的茶叶铺，喜欢到苏州市郊山塘去购买珠兰、茉莉等作为配茶，珠兰只取其子，称为“撇梗”，茉莉花去蒂，称为“打爪花”。另外春季的玫瑰花和膏子花、夏季的白荷花、秋季的木樨米等，都可作为舂膏、酿酒、钓露诸般之需。

虎丘栽培花卉的历史则可以上溯到北宋时期。北宋徽宗酷爱奇花异石，蔡京奉迎上意，专门推荐苏州人朱冲前往浙中搜求珍贵花石。朱冲办事得力，由此得到宋徽宗的赏识。1105年，宋徽宗在苏州设立应奉局，由朱冲之子朱勔负责。朱勔父子进奉的花石都通过大运河和汴河运往开封，称为“花石纲”，一纲为十船。朱勔为取媚宋徽宗，极尽搜罗之能事，更借“花石纲”之名搜刮民脂，甚至毁人室庐，令东南民间百姓苦不堪言，《宋史·方腊传》称：“吴中困于朱勔花石之扰，比屋致怨。”惹下民怨的朱冲、朱勔父子未得善终，宋钦宗继位后，朱勔先被流放、后被斩首。由于朱勔误国，连累后代受排斥，于是其子孙辈干脆移居虎丘山麓，并以种花叠山为业，世代相传，明人黄省曾《吴风录》谓：“朱勔子孙居虎丘之麓，尚以种艺垒山为业，游于王侯之门，俗呼为花园子。其贫者，岁时担花鬻于吴地。”乾隆《元和县志》卷十“风俗”也称：“相传宋朱勔以花石纲误国，子孙屏斥，不与四民之列，因业种花，今其遗风也。”

花卉种植业的劳动强度较之农耕要轻得多，获利却更高，逐渐吸引了当地更多的居民。到明清时期，虎丘花农名声日显，虎丘一带也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香花产区之一。清人石韫玉有一首《山塘种花人歌》，其中写道：“江南三月花如烟，花艺人家花里眠……试剑陂前石发青，谈经台下岩花紫……司花有女卖花郎，千钱一花花价昂……城中富人好游冶，年年载酒行花下。青衫白祫少年郎，看花不是种花者。”清初礼部尚书、名相张廷玉之父张英撰有《吴门竹枝词》，也称“吴市花儿半塘住，小山盆景索千钱”。^[3]虎丘、山塘本就是苏州人的旅游胜地，城中子弟遇晴好天气或节日期间便会前往，遇到夺人眼球的珍奇花卉，舍得一掷千金的不在少数。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十二的描摹更生动，每逢游船云集、游人如织的节会，花农就会携带摆满数层不同品种鲜花、总名为“茉莉花篮”的篮蝶，乘小艇到虎丘山浜或专门停泊游船的野芳浜（位于山塘半塘桥和普济桥之间的河面，又称冶坊浜），拦舱售卖给游人，“一篮一蝶，动索千钱”，即便售价高昂，仍然有不少游人慷慨解囊，这也是虎丘花农精心培植的珍奇花卉售格不菲的原因所在。

由于产销两旺，虎丘地区的鲜花种植业、花木园圃业日益兴旺，还出现了专门的花场、花会。明时虎丘花市已经颇为兴盛，初夏季节最为热闹，文震亨《长物志》卷二记载称：“花时，千艘俱集虎丘，故花市初夏最盛。”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十二载：“花场”“在花园弄及马营弄口。”每天拂晓时，当时俗称“花园子”的乡间花农户挑筐负精心种植的各类花卉，麋集于场，供外来行商山塘桐桥西侧的花树店老板挑选优者，挑剩下来的，花农再担入城中售卖。桐桥以西的花树店有十余家，售销各类盆景、花卉、草木等，店后还辟有专门养花的园圃、放置畏寒花树的暖室等，所售花木来自虎丘本地的，也有来自光福、支硎、洞庭诸山的，慕名而来的行商则南北均有。之所以要到这些花树店购买，是因为“惟必经虎丘花农一番培植，而后捆载往来”^[4]，虎丘也因此成为供应南来北往客商的花卉集散地。由于需求旺盛，加上南方花卉成熟早于江南，于是就有很多外地花卉运到售卖，或干脆充作虎丘花卉售卖的情形。清人蒋宝龄的一首《吴门竹枝词》也有描摹：“蘋末微风六月凉，画船衔尾泊山塘。广南花到江南卖，帘内珠兰茉莉香。”^[5]《百城烟水》引胡梅诗作《仲夏沈壁甫移居虎丘和史弱翁同访韵》也称：“君住城南已数年，今移花阜寺门前。红疎未补蔷薇架，绿满初停茉莉船。”^[6]这“茉莉船”所载茉莉花即从南方运来。清代画家徐扬创作的《姑苏繁华图》上，也能看到虎丘斟酌桥与半塘桥堍间，有两家三开间门面的花行，其中半塘的一家花行前，还有挑夫向山塘河中的二艘大船挑运花树。

明清时期虎丘花卉业兴盛的原因还和茶叶消费有很大关系。包括苏州在内的江南地区民众喜好吃茶，茶叶消费在江南地区日益流行，于是，本来主要用于观赏、佩戴和庭园装饰等的虎丘香花，更多用于窨（熏）茶，即把鲜花等放在茶叶中，使茶叶染上鲜花的芳香，成为花茶，称为“虎丘茶花”。由于花茶大受市场欢迎，虎丘花农的香花栽种比重也逐年提升，香花品种则主要为适合的窨（熏）茶之用的茉莉、白兰、玳玳花三种，也就是虎丘“三花”。随着花茶的流行，“虎丘茶花”甚至比“虎丘香花”更加闻名，虎丘山脚下的茶花村也因此而得名。

含苞欲放的茉莉花

苏州地区自明清以来先后出现过7座花神庙，其中有4座分布在虎丘和山塘区域。其中，桐桥内花神庙颇为知名，《桐桥倚棹录》卷三称该庙建明初洪武年间，由花农和茶商共同筹资建立，“祀司花神像……为园客赛愿之地”。说明桐桥内花神庙敬奉的“司花神”本属自然崇拜神，后来衍生演变成“行业神”，即花茶行业的行业神。嘉庆十四年（1809），桐桥内花神庙重修时，曾勒石刻碑，记载下了多位捐资士商，茶商如德盛号、大彩号、新源号、凤和号、永成号等；茶行如公泰行、怡春行、东盛行、昌盛行、聚兴行、允隆行、人和行、德昌行等；茶叶店如乾裕号、聚泰号、怡盛号、德盛号、益美号等，各类茶商多达40余户，捐资纹银总数约400两。

清代还出现了花商公所，位于虎丘山塘街下塘的花神庙，道光十二年（1832）重修，据《重修花商公所捐款收支碑》记载，该庙创始于乾隆年间，“其时地窒庙小”，到道光四年（1824），有董事唐启祥劝募同业众姓捐资，因钱款不足未能完工，再次募款改造后的花神庙朝南，较前宽大整齐，又添补照墙，全部完工后花神庙全铺方砖，“庙宇巍峨，福泽靡涯矣”。此碑记录下的捐资者，有三山、长乐两个花帮，景隆、宝元两个花行，止足堂、珊荗堂两个堂号，以及以个人名义捐款的共68人。光绪十九年（1893），花商公所再次经同业劝募重修，修葺过后“合堂焕彩灵现”^[7]，捐款碑刻记录下的捐款者包括18家花行、8家茶行，还有约80余家个人花圃，甚至还有广东2家和福建1家花圃，说明清末苏州花木贸易的兴盛，并与外地花商的关系密切。

清光绪年间，虎丘一带花农约150户，年产花茶五千余担，清末民初花农有600余户，年产花茶量也翻了三倍。每年5至10月逢窨制花茶旺季，各路茶商云集虎丘、山塘，车船臃塞，各茶庄也纷纷招临时拣茶女工，昼夜开工。到1949前后，虎丘、长青周边花农达到两千余户，花茶产量更远远超出明清时期。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本侵略者同样对虎丘“三花”青眼有加。当时日本一些女性不仅好喝花茶，也好把“三花”当作佩饰。

新中国成立后，虎丘“三花”的栽培技艺并没中断。改革开放前，虎丘花农的年收入可以达到6000元左右，这在当时是较为可观的年收入。笔者在口述采访虎丘区“三花栽培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46岁的黄剑先生时了解到，他小时候每天清晨跟随家人采花，之后拿着花和其他孩子追赶着到集市上去卖，0.5公斤白兰花最多可以卖到十块钱，说明当时的“三花”很受市场追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虎丘“三花”重新恢复种植，1978年茶花村的茉莉花产量达到3.5万公斤。位于留园路的苏州茶厂窨制的一级茉莉花茶，还曾荣获过国家银质奖，二级和三级茉莉花茶荣获过农业部优质产品奖。据《苏州郊区志》《虎丘镇志》等记载，1984年虎丘、长青两乡从事茶花生产的农户达到5100余户、13500余人，种花用地达到3413亩。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苏州地区的工业化程度迅速提高，更多土地被用于工业开发，再加上福建、广东地区采用规模化生产，白兰花、茉莉花等的产量极高，于是虎丘地区的“三花”市场逐渐萎缩，到80年代末就停止了“三花”的收购。幸运的是，2017年，虎丘“三花”成为苏州市虎丘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据传承人黄剑介绍，和福建、广州地区相比，气候是虎丘“三花”的短板，技艺则是虎丘“三花”的优势，尤其是虎丘花农对“三花”的栽培格外精心，每年3月到11月都要把花放进花房，保证合适的温度、湿度，浇水、施肥都很讲究，浇肥都用有机化肥，确保花的养分充足，这样栽培出来的“三花”，花叶更加肥厚，花朵更加饱满，香味更加馥郁。

断不了的“三花”香，了不却的“三花”情。历史的变迁，使得诸多传统技艺被工业化大潮湮灭，有些成为人们的记忆，有些则历经沧桑，依然传承不歇，散发着缕缕幽香，虎丘“三花”就是其中之一。

（作者简介：沈骅，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王泽，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本科生。）

参考文献

[1]崇祯宫词[M]// 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九.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444.

[2] 丘良任,等.中华竹枝词全编（三）·江苏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296.

[3] 雷梦水,等.中华竹林词[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1188.

[4] 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十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66.

[5] 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卷六[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211.

[6] 徐崧.百城烟水:卷一[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28.

[7] 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辑[M].北京:三联书店,1959: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