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湖串月”是苏州蜚声全国乃至世界的赏月胜地,与平湖秋月、卢沟晓月、三潭印月齐名,谓为“四大赏月胜地”。所谓“串月”,指农历八月十七、十八子夜皓月当空之时,石湖行春桥九个桥洞各映一轮月影于湖水之中,从上方山俯瞰,可以看到“九月一串”的奇观,这是“横串”之说;还有“竖串”一说,因水波荡漾,月影在桥洞南北两侧互相叠加,形成九洞十八环“串月”奇景。歌曲《苏州好风光》里“桥洞里面看月亮”,唱的就是这一美景。但“石湖串月”起始于何时,则众说纷纭,更因串月美景难得一见,对其有无争议也颇大。笔者通过对明代万历之后的吴县、吴江两地地方志乃至苏州府志以及有关笔记、图选进行梳理查证,考证“石湖串月”起始时间,建构有关“石湖串月”的记忆。

一、《石湖志》无“串月”记载

明代弘治年间吴江莫震、莫旦父子合撰的《石湖志》,是关于苏州石湖的第一本专志。褒之者谓其“是较早重视图像叙事功能的一部志书”,贬之者说它“只是夸耀着莫家的地主们的豪华的生活,全无意义”。

但是,薄薄一册《石湖志》,卷首竟收图多达20余幅。该志不仅收集宋孝宗石湖御书之宝,还收集《石湖全景图》《石湖乡贤祠图》《宴集图》《莫氏庆寿图》《山长庵图》以及乡贤祠入祀的范成大等13人图像和像赞。其中,莫氏一家4人入祀乡贤祠,7张图与莫家有关。

莫震、莫旦父子广有才名。莫震是明正统四年(1439)进士,曾任嘉鱼、海盐知县,任上修《嘉鱼县志》3卷,累官任福建延平府同知。退休后回故乡石湖莫舍,“择亲友之贤而有礼者”[4]共计八人组成石湖叙情会,每月举行雅集,并修编《石湖志》4卷。莫旦为成化元年(1465)举人,曾出任新昌训导、南京国子监学正。莫旦在太学期间,所作《大明一统赋》曾轰动京师。

作为一个资深的地方志修编者,莫旦增修《石湖志》至6卷,修撰〔弘治〕《吴江志》22卷、〔正德〕《吴江续志》3卷、〔天顺〕《松陵志》10卷、〔成化〕《新昌县志》16卷。他在《石湖志》中刻绘父亲莫震八十寿诞的《莫氏庆寿图》,并刻录参加寿宴的亲族名字、官职,虽然有“存故实而备考究,从观瞻而起废坠”的用意,但是难免存有“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的炫耀心理。《石湖志》民谚:行春桥土地虚恭敬,长方山轿儿人抬人。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万笑石指出:《石湖志》所刊绘的图像比文本更有利于莫氏家族彰显自身在石湖的乡族势力。

〔弘治〕《吴江志》中的《石湖山水图》

章学诚谓:志乃史体,原属天下公物,非一家墓志寿文。郑振铎之所以认为《石湖志》全无意义,应该是从这个角度评价的。但是,莫旦存世的方志著作,均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都是以图像为开卷第一,而且这些志书所收图像之多,在其他志书则为少见。这种把山川、县治、学校、寺庙、胜迹、人物等各种图像汇集起来放在卷首,“旨在以表形象为重、绘图成编之方志,亦为莫旦首创”。

莫旦的这种修志体例给考证“石湖串月”究竟起始于何时,提供了一种思路。经对比可知,刊刻于弘治三年(1490)之后的〔弘治〕《吴江志》所载《石湖山水图》中行春桥并非九孔石桥,似为木桥,桥西南堍建有御书亭;刊刻于弘治十七年后的《石湖志》所载行春桥,则为九孔桥,桥西不仅建有御书亭,还增建吴中胜迹坊。前述两本志书出版时间相差不过十多年,从〔弘治〕《吴江志》收录的行春桥图像来看,在当时根本没有形成“石湖串月”的条件,因为“串月”是通过拱券桥洞投影或者折射形成,简易木桥则不具备这个条件。莫震、莫旦父子致仕较早,且均寿逾八秩,他们把乡老石湖叙情会这样的民间雅集都收录入志,如当时已有“石湖串月”的习俗,《石湖志》不可能不加以记述。据此可知,“石湖串月”可能晚于明代弘治年间。

二、明末地方文献里的“一串月”

在地方志或者笔记小说中,串月原名“一串月”,似为专指澹台湖宝带桥串月。

《瞻途纪闻》是明代松江华亭(今上海市)人宋懋澄(1569—1620)记录北京、苏州、南京等地风土人情的笔记,作者以“夫子自道”,自述自万历十八年(1590)迄万历四十四年(1616),“居燕十七,旅吴者二,故乡不满一,而金陵未尝经年淹也。”在《瞻途纪闻·吴门岁时记》中,他写到了“十八夜看一串月”,似为文献中第一次记述“一串月”。

十八夜看一串月。月初起时,于流云亭东望,数堤相间,一堤水中现一月相。已而中流之月忽叠焉,三渔舟欸乃而破之,锦鳞千顷,如开元主游广寒而未奇也。遥瞻宝带桥下,一环成一月,约二十余,一一如十五夜时,土人指为一串月者是已。食顷倏散,因月高耳。

复社成员、吴县横塘名士徐鸣时曾编修乡镇志《横溪录》,志前有崇祯二年(1629)邑人姚希孟的序言。此书很有特色,全书八卷,卷六、卷七、卷八为诗征、文征,且后三卷的内容体量超过前五卷。其中《横溪录》后三卷中,有两首诗写到“一串月”。

其一为吴县诸生徐波(1590—1663)的诗作。诗前小序明确了此诗创作时间为天启六年丙寅,即1626年。

吴中数十年来,盛传楞伽山八月十八夜一串月。余年三十七,未尝一见。侪辈商度,或云从宝带桥双出,数遂有七十二,此横说也;或云葑溪外,极饶溪港。仲秋此夜,月月相传,照如塔灯,此竖说也。然亦意如阿閦佛国,裁一现耳。今岁丙寅,秋宇澄霁,适嘉定李长蘅、松陵周安期来,遂蓄意而往。薄暮登山,是夜月出较迟,列坐灵官殿庭,远水纵横昏昏莫辨。更余孤魂乍升,从溪港一一现形,分身无数,始大异之。总之玉塔者近是,二更后益奇,向所谓横竖俱不足以尽之。游人匆遽而返,亦未穷其变也。

山亭露坐天如幕,待月不出资谐谑。轻风似欲扫浮云,将以所见证所闻。

纤微吞吐诚非易,倏忽飞沉无定位。真月犹未现全身,先见第三与第二。

忽悟奇观不在天,直以溪水相沦涟。草涨沙回溪断续,一层始有一孤圆。

金光激射谁可拟,玉塔倒悬聊近似。月堕云中不可呼,余光散入澹台湖。

烛灰神醉庙门闭,风磨细竹如鬼语。年年此夜幸相思,月出未尝离此处。

其二为横塘镇书画家张宏的诗作。

一串月

上方隐跃石湖秋,三五遥看分外优。碧落千寻圆玉洗,清波一串碎金浮。

影高影下从中浴,光聚光分夹底流。揽胜别疑探月窟,重重倒映水晶球。

为《横溪录》作序的姚希孟(1579—1636),他在《石湖泛月记》中记载携友人冯杜陵(冯梦龙弟弟)游石湖:“至积庆庵少坐,复棹舟至行春桥。是日游人颇集,因十八夜有上方山观串月之说,俗子所竞赏也。”姚希孟还指出,上方山为“余癸卯年读书之地,自丙午中秋宿此,隔二十余年矣。”按丙午疑为天启丙寅之误,如此距万历癸卯年恰有二十余年之多。按宋懋澄的《九籥集》应该刊刻在万历四十四年之后,而徐波、姚希孟的诗文均明确追记到天启丙寅年(1626)。张宏被收录在《横溪录》“人物”中,根据“生不入传”的传统,张宏在崇祯二年(1629)似已过世。综上分析可得,“串月”约在万历年间逐渐形成,到了天启年间,上方山观“一串月”已经化风成俗。需要指出的是,这时候观看“串月”的地点是澹台湖宝带桥而非石湖行春桥。

三、“石湖串月”始于明朝末年

“石湖串月”究竟始于何时?有说宋元时期的,也有说明初的,迄今没有定论。顾禄所著《清嘉录》认为“石湖串月”始于明代洪武年间,仅是一家之言。因为笔者遍查卢熊所编〔洪武〕《苏州府志》,都没有找到相关记载。嘉靖年间吴县卢襄编纂的《石湖志略》亦无相关记录。

明末清初吴江人徐崧、吴县人张大纯曾辑录《百城烟水》一书,该书刊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其中,徐崧在《见宝带桥重修有作》中明确指出:“山对楞伽邀串月,塘连葑水捍卫风”。另徐崧《八月十八日同介公楞伽山看串月歌以纪之》:“吴门山水谁最胜?石湖一片明如镜。缘涯上耸楞伽山,东望澹台恰相映。虎丘八月齐停桡,歌楼舞榭喧笙箫。大潮望后甫三日,游人尽向行春桥。为言串月此间有,张灯酣宴忘夜久。惟有知者百余人,兀坐望湖亭上守。我来亭上已几回,移筇啜茗趺苍苔。月高一丈始吐出,层层金塔重湖开。塔尖倒射楞伽下,流光十里从中泻。中间村落与沙洲,如现阑干及檐瓦。观者抚掌称大奇,试问游船都不知。昔人所见更奇绝,宝带桥横作天阙。玉轮初出无纤云,六十二洪各一月……”此处六十二洪,就是宝带桥五十三个桥洞加上行春桥九个桥洞的总和。

唐寅所绘《行春桥图》(现藏故宫博物院)

从上述诗文中不难看出,到了明末清初,已有“宝带桥串月”和“行春桥串月”两说并行。但是,“大潮望后甫三日,游人尽向行春桥。为言串月此间有,张灯酣宴忘夜久。”宝带桥观串月似受太湖潮水影响,安全上不能保证,所以观串月的地点都选择在楞伽山上。反观石湖作为太湖内湾,受潮涌的影响较小,且行春桥号称“小长桥”,加之上方山“借阴债”民间习俗的加持,信众在此期间烧香还愿,人流众多,观赏“一串月”的地点就逐渐移到了石湖。而且实事求是地说,大多人欣赏“一串月”就是“轧个闹猛”,“惟有行春桥畔水,画船常载丽人来”,看个热闹而已。袁学澜在《吴郡岁华纪丽》“石湖行春桥串月”条目指出:“画舫楼船,仅借串月之名,日间遨游山水,金乌未坠,便已辞棹石湖,争泊白堤,传觞醉月矣。”不过,袁学澜在引用徐波的诗作时,直接标题《石湖串月》,而省去了诗前小序;引述《百城烟水》时,只说“八月十八日,群往楞伽山望湖亭,看串月为奇观”。后人如不仔细考察,自觉不自觉地均会把看串月的地点指向行春桥,导致宝带桥作为观看串月正主的地位渐渐被取代。

顾禄《清嘉录》“石湖串月”条目直接点明“十八日游石湖,昏时看行春桥下串月。”但他也印证了袁学澜的一些观点,认为大家仅借“串月”之名,即引舟争泊山塘街征歌赌酒去了。同时其还引用他人的诗词指出:秋风十里绿蒲生,串月看来虚有名。但是,在点明长(洲县)、元(和县)、吴(县)三县志书皆载“十八日昏时游石湖,观宝带桥下串月”时,他突出“神来之笔”,引用了“卢志”中的“十八日昏时,登楞伽山,遥望湖亭,士女为看串月之游。”当然,所引在今天看来似为杜撰。康熙五十一年(1712),长洲进士顾嗣立在《八月十八夜看串月歌》诗中并没有以讹传讹,明确指出“烟中明灭宝带桥,金波万叠风骚骚。”

但诡异的是,相对于宝带桥串月,“石湖串月”后来者居上,反倒更具影响力。袁学澜认为看串月“终以石湖行春桥为正”[9]。《中国风俗辞典》《旅游辞典》《我们的节日·中秋》谓石湖为“中国最佳赏月胜地”,也有一部分人认为“石湖串月”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传说,如晚清报纸《益闻录》曾专门进行考证,结论是此乃虚应故事而已。但是,考察明末之后的历代方志、笔记资料,“石湖串月”不仅言之凿凿且广有记载,并附录文人的大量题咏。康熙十八年(1679)进士沈朝初就明确指出:行春桥跨石湖之上,八月十八日,月光初起,入桥洞中,其影如串。而且,据《清嘉录》《吴郡岁华纪丽》记载,串月不仅有“横串”“竖串”之说,后来在时间和地点上,也不断“层累”加码,如在苏州城内眼目司堂、常熟等地,在农历二月十八日,有的桥洞也可以看到“串月”奇观。

清朝末年的石湖行春桥(宋庆阳 提供)

物以稀为贵。诗人吴伟业听说钱谦益和徐波都曾欣赏到“串月”奇观,于是多次前往观赏都未能见到。《吴郡岁华纪丽》中提到的楞伽山寺僧人,“予在山四十年,始得一见,其影自水接天,累累然数十百月,如百八牟尼珠状”。明末常熟藏书家钱谦贞是钱谦益的族弟,他在《十八夜待月寄霍庵》一诗中说:“莫道亏多起更迟,此宵佳景少人知。湖波倒景四边黑,桥洞分光一串奇。著片点云随隐没,过须臾顷便差池。寄声霍起庵中叟,又负今年看月期。(下注故老相传“湖桥夜月”“石湖串月”二景于中秋十八夜,初起一刻候观,稍或先后,难可得见。向者霍庵以为必无,故有同观之约,惜其病未果也。)”对已欣赏到“湖桥夜月”和“石湖串月”奇景的钱谦贞来说,友人霍庵“以为必无”未免是一个遗憾。所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美景也是需要共同欣赏的,遂盛情邀请友人在十八日夜一同欣赏美景,但可惜的是,霍庵因病未能赴约。无论是“湖桥夜月”还是“石湖串月”,“过须臾顷便差池”。美景也只是电光石火,昙花一现,难得一见。钱谦贞的《未学庵诗稿》是清代顺治初年常熟汲古阁刻本,综上考述,“石湖串月”应当始于明朝末年,最迟不过清初,真正盛行则在清代中晚期,迄今约四百年历史。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近似神话的传说,大家为什么都愿意接受它、赞美它、传颂它呢?大概是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天性吧。人情莫不好山水,山水亦自爱文章,是以文章、山水相得益彰。“石湖串月”这一胜景在后来“围湖造田”“开山取石”等人为因素的影响下几近绝迹,但在农历八月十八日夜观赏“石湖串月”已成为长三角地区民间习俗而被传承下来。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苏州市姑苏区委、区政府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不仅把“游石湖习俗”列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保护项目,还在石湖渔家村连续举办多届“石湖串月”姑苏民俗文化节,给市民、游客送上了一场文化“嘉年华”。

(作者简介:宋庆阳,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群文馆员,苏州市姑苏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