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宁镇地区在长江下游文明探源乃至中国文明探源研究中是缺位的。然而，距离宁镇地区不远的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遗址横空出世，成为古国时代早期最为重要、最具代表性的遗址之一。凌家滩遗址的崛起依然是尚待解决的谜团，学术界有许多不同意见的讨论，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它与年代接近的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颇有关系和渊源。可惜的是，20世纪中叶，北阴阳营遗址的科学发掘、保护和研究因城市建设戛然而止，对于其文化面貌的基本轮廓我们尚不能廓清，更遑论认识其发展程度和文明化进程。不过，在宁镇地区与太湖流域的中间地带，常州市金坛区三星村遗址的发现改变了这一尴尬的局面。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缘起与古国时代

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是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学家都普遍关注的几大问题。自1921年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数代学者孜孜以求，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但过往的研究相对缺乏系统性，在文明形成的自然环境、生业经济、手工业技术、各区域文明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研究较为薄弱，同时，对于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动力机制、模式和特点等问题也少有深入讨论。在此背景下，2002年由科技部立项、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启。[1]

在多学科协同研究的理念指导下，历经20余年，探源工程对全国范围内距今约5800—4000年前后的中心性遗址及其所在地区开展了细致的考古工作，对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根据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在距今5800年前后，中华大地上开启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进入了古国时代。而在距今3500年前后，社会进一步复杂化，进入到了王朝时代。

其中古国时代又可以细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各有其特征：

第一阶段为距今5800—5200年前后。社会复杂化开始，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区域开始出现中心聚落。中心聚落互动密切，逐步形成了可称为“古国”的社会组织，从此开始了“天下万国”的古国时代。

第二阶段在距今5200—4300年前后。各地区内的聚落进一步的整合，社会进一步分化。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出现了国家的组织形态，进一步加强了社会资源的调动能力。

第三阶段在距今4300—3800年前后，也可称为龙山时代。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发展陷入停滞，黄河流域文明化进程加速，在整合、吸收其他区域文明先进因素的基础上，形成了高度发达的二里头文化。这一举奠定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开启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2]

三星村遗址位置示意图（李默然 提供）

三星村遗址恰好处在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

三星村遗址的发现

三星村遗址位于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三星村，遗址大部分位于薛埠河北岸的低矮台地上，海拔约在4—7米左右。在文化区位上，遗址西枕茅山、东接太湖，位于宁镇地区与太湖流域两大文化区的交界处，是不同区域文明的交汇之地。

1985年春季，金坛县文管会的徐永年先生在文物普查工作中，发现三星村遗址，并对遗址做了较为详细的调查，确认中心面积为16000平方米。他还根据采集的遗物对遗址的文化内涵做了分析，认为遗址可能包含了马家浜文化和北阴阳营文化两类遗存。[3]

三星村遗址古环境研究取样（李默然 提供）

1993—1998年，南京博物院联合金坛市文管会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6年的发掘。发掘总面积525平方米，发现墓葬1001座、房址4处、灰坑55个，共出土陶、玉、石、骨等遗物共计4000余件，同时还出土了1200具保存完好的人骨标本。这一重要发现被评为199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4年，发掘者王根富等人在《文物》上发表了考古工作简报[4]，他认为三星村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虽然与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近似，也与江淮流域龙虬庄遗址的早期文化有密切联系，但其自身文化特征亦十分鲜明。其年代大约在距今6500—5500年前后。同时，因保存较好的人骨具有相当的科研价值，包括韩康信[5]、张君[6]等学者对三星村遗址出土人骨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其后，有少量学者对三星村遗址先民的食谱[7]、出土的精美骨版以及当时的古环境[8]进行了相关研究。 

鉴于遗址重要的科研价值和历史价值，1998年，三星村遗址被金坛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保护范围和控制建设地带。2002年，由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由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星村遗址详细的考古勘探

2022年6月，为做好遗址保护和遗址公园建设工作，受常州市金坛区文旅局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南京博物院（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常州市考古研究所、金坛区博物馆组成三星村遗址联合考古队，经江苏省文物局批准，首次对遗址以及周边相关区域进行详细的考古调查和勘探。

2022年6月6日，联合考古队在新冠疫情依然肆虐的情况下正式入场。时值酷暑，本应持续1个多月的梅雨季竟只零星下了几天小雨。考古队员头顶烈日，在江南地下水位高、土质黏的不利环境下，艰难开展勘探工作。经过近2个月的勘探，联合考古队基本探明了三星村遗址的四至范围及其内部的功能分区。

结果表明，在遗址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南北向的围沟，与遗址南北两侧的河道及沟渠相连。其中西侧围沟形制较为规整，应是人工修建而成；东侧围沟不甚规则，部分已被破坏，推测是古人利用古河道改造而成。在东西围沟、薛埠河以及北侧沟渠所围成的范围内，都发现有较深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层堆积，均属于三星村遗址的分布范围。经测算，遗址的总面积可达35万平方米,这已是目前所知当时长江下游最大的遗址。

在遗址的中心，考古队寄予厚望。但令人惊讶的是，这里几乎没有文化层分布，地表以下竟然都是黄土。当结束勘探，把结果放到平面图上，一切疑惑都得到了解释：这里有一座面积约10000平方米的近方形土台。经推测，它与公共活动和仪式行为有关。

中心土台的东南侧是墓葬区，也是1993—1998年发掘的区域。当地人称此处为“嘉庆山”，因遍种竹林，又称“大竹林”。1985年，正是为了挖排水沟才发现了大量的人骨遗骸，地表至今仍残留有当时挖沟的遗迹。巧合的是，三星村世世代代的村民依然将祖先的坟茔安置于此，令人不得不感叹古今的交汇。

在中心土台以北，考古队发现了大量残留木骨泥墙痕迹的红烧土块，这可能是史前最好的建筑材料。而且勘探也发现了许多成片的红烧土分布区，因此推测该区域可能为居住区所在。

在居住区的西侧约100米的区域内，考古队采集到两件骨器。其中一件为鹿科动物的股骨上端，上面有明显的线切割痕迹，可知这是一件骨器生产过程中的废料。另外一件则是用鹿角磨制的角锥，非常光滑，使用痕迹明显。因此，推测这里是遗址的手工业作坊区之一，从事骨器的加工和制作等活动，或是支撑遗址发展的“史前工厂”所在。

在靠近西侧围沟的内侧，勘探发现了大量的红烧土，且部分存在烧结现象。询问附近村民得知，以前此处挖鱼塘时出土了大量比较完整的陶罐。我们认为，这里可能存在一定数量的陶窑，制陶需大量的水，这也是为什么该区域临近围沟和河道的原因。

经过初步的考古调查勘探，三星村遗址的面积较大，四面环水，是目前所知同时期太湖西侧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内部具有较复杂的功能分区，存在明显的规划迹象。中心土台的发现，暗示了仪式活动的频繁和重要性。手工业生产相对发达，可能出现专业的制骨和制陶作坊。以往对于墓葬的发掘，则揭示出人群数量已经非常庞大，且内部已经产生了相当的差异。以上种种发现均表明，三星村遗址已经具备了早期复杂社会的特征。

三星村遗址航拍图（李默然 提供）

三星村遗址持续发掘与深刻内涵揭示

为了从更加微观的角度观察三星村遗址的聚落形态、居住方式、生业经济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内涵。自2023年4月至今，在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下，三星村遗址联合考古队开始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工作。经过近两年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收获，对三星村遗址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9]

农业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三星村遗址虽然还未发现水稻田等遗迹，但从许多灰坑中浮选出了大量的炭化稻遗存，而且驯化程度已相当高。水稻的种植提供了稳定的实物供给，促进了人口的增长。此外，菱角、芡实、柿等植物也为古人所利用，作为食物的补充来源。三星村地处山地与湖泊之间，动物资源也非常丰富。渔猎行为非常普遍，在灰坑中出土有大量的鱼类、龟、甲鱼等动物骨骼；渔猎工具也十分发达，网坠、鱼镖数量众多，甚至还出现了将完整渔网盖在身上的渔网葬。在大型哺乳动物方面，以猪和鹿的数量最多，也发现有少量的狗。从猪的牙齿形态及部分陶猪形象可以判断，它们大多是驯养的家猪。可以想象先民餐桌上丰富的食谱：喷香的米饭、菱角、芡实，采集的熟透水果，家养的猪肉，打猎获取的鹿，捕获的鱼、鳖等。

三星村人群究竟住在哪里？他们的房子是怎样的？我们发现，在三星村遗址早期阶段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因气候温暖湿润，人们更喜欢居住在高处，并以竹、木搭建干栏式建筑。而在进入距今6000年以后的遗址鼎盛时期，气候开始变得干冷，许多沼泽地也显露出来。居住区开始转移至相对低矮的中心土台北侧。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大型的人工堆筑土台，长方形，面积达数百平方米。土台上发现有两座房址，均为带垫土和柱洞的地面式建筑。土台外围发现了大量木构建筑，当时可能还有铺设栈道的现象。周边还有数座类似的人工土台。此时的人群具有强烈的改造自然景观的意图，推测人口在急剧增长，需要填埋大量的低洼地来建筑房屋，暗示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得到增强。

骨器、玉石器等手工业发达是三星村遗址的一个重要特点。特别是玉石器在墓葬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其中玉器以玉玦和玉璜为主，质地以玉髓、玛瑙为主。石器多见石钺、石锛和石刀，其中男性墓多随葬石钺和石刀。石器半成品和废料时有发现，表明很多石器可能是在本地生产的。另外，玉器的制作技术较高、工艺先进，出土器物形制规整、打磨光滑，表明其生产专业化的程度较高。高度发达的玉石器生产，与西部的北阴阳营文化、黄鳝嘴—薛家岗文化以及凌家滩文化等更为接近。出土骨器包括骨簪、骨环、骨针和骨针筒等，更多的则是骨料，以鹿科动物的股骨最为常见，它们都是史前骨器“工厂”的产物。

以往的发掘已经揭示了墓葬区令人震惊的人口密度。我们对公共墓地的进一步发掘显示，墓葬在葬式、葬俗方面具有相当的统一性，表明遗址中的人群结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2023年，通过对人骨的碳十四测年，确定了公共墓地的延续年代为距今6000—5500年，这也是遗址的鼎盛时期。

三星村遗址出土的部分文物（左上一：陶豆；左上二：骨环；左下：陶壶；右：鹿角靴形器）（李默然 提供）

早期墓葬无论是在规模还是随葬品等方面，均没有表现出特别大的差异，暗示社会的相对平等。而随着时间推移，人群开始分化，不仅表现在墓葬规模上，而且在随葬品方面也开始出现差异。目前三星村遗址发现有两座规模最大的墓葬，其随葬品也相对丰富，且是目前唯二发现随葬有猪下颌的墓葬。其中一座墓葬出土了一件目前发现的史前时期保存完好的最大石钺，刃部未发现使用痕迹，应是仪式用品，用于表达墓主的权力及较高的社会地位。另一座墓葬出土随葬品近40件，其中的彩陶明显受到了仰韶文化史家类型和庙底沟文化早期彩陶的影响和启发，甚至可以想象墓主人或许曾经长途旅行至遥远的中原地区。

三星村遗址出土的部分玉石器（左上：玉珏；右上：玉璜；左下：石刀；右下：石锛）（李默然 提供）

男性墓葬中流行以石钺随葬。长江下游地区是钺的最早出现地，而在三星村遗址即出土了目前年代最早的石钺权杖。该权杖带有华丽的象牙质瑁饰和镦饰，上面有复杂精美的刻纹，十分罕见。它们是后来良渚文化中常见的、表达权力的玉钺权杖的鼻祖。

我们可以看到，三星村遗址基于庞大的人口数量，开始对聚落布局有所规划，出现了不同的功能分区；人群开始出现分化，比较全面地向我们展示了从相对平等的社会向不平等社会的转变。与其他区域类似，在距今5800年前后，进入了考古学上所说的古国时代。

三星村遗址的重大价值与意义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三星村遗址无疑是长江下游地区十分重要的史前遗址，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和历史价值。

三星村遗址出土的石钺权杖

三星村遗址早期与骆驼墩文化接近，鼎盛时期面貌更接近北阴阳营文化，晚期则是典型的崧泽文化。近年的考古工作越来越多地表明，与太湖东部传统的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序列不同，太湖西侧可能有独特的文化谱系。三星村遗址经历了“马家浜文化”时期向“崧泽文化”时期的转变，对于构建年代学序列，理解距今7000—6000年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崧泽文化的形成和扩张、凌家滩文化的崛起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江下游地区由于环境因素，人骨多不见或保存状况很不理想，很难进行系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因此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体质人类学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三星村遗址由于特殊的原因，其人骨保存得十分完好，为长江下游地区史前体质人类学研究、古DNA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大墓M27中的墓主及随葬品（李默然 提供）

另外，三星村遗址保存完好，周边环境优美，同时位于长三角地区，人口稠密，周边交通便利，地理区位十分优良。因此，在此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全面发掘和展示三星村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发挥科学研究、知识普及等组合功能，不仅有利于遗址本体的保护，而且使社会大众能够直接面对古代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有切身的体会，从而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民族自豪感，这也是新时代的考古学所赋予我们的使命和担当。

现场清理和分析出土人骨（李默然 提供）

三星村遗址墓葬区航拍图（李默然 提供）

（作者简介：龙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默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副主任。）

栏目编辑：王魁诗

参考文献

[1]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N].人民日报,2022-07-04(9).

[2] 王巍,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J].中国史研究,2022(4) .

[3]徐永年.金坛西冈乡三星村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J].东南文化,1986(2) .

[4]江苏省三星村联合考古队.江苏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遗址[J].文物,2004 (2).

[5]韩康信.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人骨研究[J].东南文化,2003(9).

[6]张君,王根富.江苏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墓葬中的人口统计与研究[J].文物,2004(2) .

[7]胡耀武,等.江苏金坛三星村遗址先民的食谱研究[J].科学通报,2007(1).

[8]王鹏.论三星村遗址出土的板状刻纹骨器[J].文物,2012(9) .

[9]李默然.金坛三星村遗址:江南古国时代的滥觞[N].光明日报,2024-07-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