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8日，南京东郊栖霞山脚下的栖霞古镇开街迎客。入口处新建一座石坊，额刻“江乘古邑”，使江乘这个消失了近一千五百年的古县重回民众视野。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0年，始皇东游会稽，“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琊”。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释：“江乘故县在润州句容县北六十里，本秦旧县也。”唐初史地名著《括地志》亦言江乘建置于秦。嗣后直至六朝，除新莽时更名“相武县”以及孙吴时推行屯田，并江乘、溧阳等县为典农都尉辖地外，江乘一直存在，秦属鄣郡，汉属丹阳郡。永嘉南渡时，晋元帝在江乘置南琅琊、南东海、南东平、南兰陵等侨郡（俱无实土）。后来，南东海等侨郡又先后外迁。成帝咸康元年（335），应桓温之请，晋廷以江乘为南琅琊之实土，江乘即转隶南琅琊，桓温“金城泣柳”便发生在江乘。开皇九年（589），隋灭陈，江乘并入江宁，从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若以公元前210年为江乘建置之年，那么扣除新莽的十四年以及孙吴的五十八年，江乘共存续727年。

东晋咸康元年前江乘地域图（徐进 改绘）

或因江乘未曾诞生有影响力的人物，亦未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后世南京地区的方志以及南京史地研究的累累硕果中，言及江乘者甚少。江乘县的辖境范围，县治的地理位置等问题均未得到解答，方志中也存在着模糊与矛盾之处。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详细探讨古江乘县辖境四至、治所位置等问题，以期求教于方家。

一、东晋咸康元年前的江乘辖境

通观史乘，自秦至六朝，除晋成帝咸康元年析江乘县西境为侨置临沂县之实土外，江乘辖境未发生过大的变化。咸康元年之前的江乘，辖境四至大致如下：

（一）东界

《晋书·刘毅传》《南史·宋本纪上》等记载，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刘裕于京口（今镇江）起兵，讨伐桓玄。刘裕军走陆路，自东向西望建康而进。“裕率毅等至竹里”时，桓玄将领皇甫敷、吴甫之亦率兵前来，双方遇于江乘。《南史·宋本纪上》详述此战“帝（刘裕）躬执长刀，大呼，即斩甫之。进至罗落桥，遇皇甫敷……帝进战弥厉，又斩敷首”，桓玄军遂溃。诚然，“遇于江乘”应指双方遭遇地点位于江乘境内，而非江乘县治所在位置，但也说明从竹里往罗落桥方向行进时即入江乘境。

《太平御览》地部“岘”条引《江乘地记》云：“（建康）城东四十五里竹里山，王途所经，途甚倾，行者号为‘翻车岘’也。”“王途”即官道，连接建康与京口。成书于南宋绍兴年间的史地名著《六朝事迹编类》记载：“竹里山，《图经》云：‘在句容县’。《方舆地记》云：‘行者以其途倾险，号曰翻车岘。’鲍照有《行翻车岘》诗，即此山也。”南京历史上第一部传世方志、成书于南宋景定二年（1261）的《景定建康志》记载：“竹里路，在句容县北六十里仓头市。东有竹里桥，南边山，北滨大江。父老云，昔时路行山间，西接东阳，绕摄山之北，由江乘罗落（桥）以至建康。宋武帝讨桓玄，其路经此。”可见“竹里”是一个区域性地名，包括竹里山、竹里路、竹里桥，等等。

句容自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置县以来，县治一直位于今华阳街道。县北三十千米有仓头村，是一座规模较大的行政村，属宝华镇。该村南为宝华山东麓，北距江岸虽有十千米，但皆为千百年来淤涨而成的圩田，南宋时距离江岸应当比较近。仓头村以东三千米有自然村“祝里”，为水网纵横的平原，属下蜀镇。从地理位置和村落规模看，仓头与祝里应即《景定建康志》中的仓头市和竹里桥。由仓头村向西南可进入宝华山深处，再折向西，沿山路行十五千米即出山，进入南京市栖霞区，第一座村庄便名“东阳”。可见竹里山即今宝华山，竹里路即为自西向东穿越宝华山的山路。《景定建康志》记载罗落桥位于“（建康）城东北四十五里”，南宋时虽已更名为“石步桥”，但桥下河流仍名“罗落浦”，“又有罗落坊、罗落干、罗落山，皆在此处。今石步酒坊，名罗落坊”。石步桥今名“石埠桥”，亦是一座规模较大的村庄，位于九乡河入江口的西岸，与摄山（栖霞山）西麓隔河相望。从东阳村到石埠桥，“绕摄山之北”确为一条路线，并且可以跨过九乡河，向西南望建康而进。通观《太平御览》等史料，可见竹里路甚险，部队施展不开。刘裕、桓玄两军“遇于江乘”，刘裕阵斩吴甫之时，刘裕军应已走出竹里路，来到了东阳村一带的平原。并且在击败吴甫之后，很可能便“绕摄山之北”进至罗落桥并击败皇甫敷。因此综上所述，宝华山西麓应即江乘东界，以西属江乘，以东属句容。该分界线与今天的栖霞区、句容市界线或有较高的重合度。

不过，宝华山南麓的部分地区，今属句容，昔时当属江乘。桓温“金城泣柳”，说出“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金城，原为孙吴时修筑的要塞，晋元帝渡江后立为南琅琊郡治，因之又名琅琊城。《六朝事迹编类》记载：“《寰宇记》云：‘晋元帝过江为琅琊王，国人立也。其城在江乘县界。’王隐《晋书》及山谦之《南徐州记》云：‘江乘南岸蒲洲津有琅琊城，并立琅琊内史以治之。’《图经》云：‘在（上元）县东北六十三里。’今句容县有琅琊乡，亦其地也。”《景定建康志》也引用了上述内容。可见琅琊城位于江乘境内，到了南宋，其地则属句容。考《景定建康志》之《句容县图》，当时的琅琊乡东有“胄王山”，西有“乌射山”，南有“周郎桥”，北有一山，未标注名称，但该山北滨大江，应为宝华山。胄王山今为胄王村，位于宝华山东南约五千米，属下蜀镇。乌射山今名“射乌山”，位于宝华山西南约五千米，属栖霞区。周郎桥今存，位于宝华山正南二十千米，属南京市江宁区，但东距句容城区只有五千米。可见南宋时琅琊乡中心区域即位于宝华山南麓。六朝时这里有一部分土地属于江乘，说明江乘东界最远也到达了宝华山南麓。《景定建康志》言琅琊乡“与（古）江乘县界相接”,清〔同治〕《上江两县志》、〔宣统〕《上元江宁乡土合志》俱言古江乘“地错句容”，描绘出了江乘、句容边界交错纷杂的情景。不过，出版于2002年的当代《栖霞区志》称宝华山全域皆属江乘，江乘东境甚至可达祝里村以东约二千米的下蜀镇，这一说法尚缺乏史料佐证。

（二）西界

南朝陈史家顾野王撰述的《舆地志》记载了南京历史上著名的“白下城”的渊源：“白下城，本江乘之白石垒，齐武帝以其地带江负山，移琅琊居之。”即将南琅琊郡的治所由琅琊城迁至白下。《南齐书·武帝纪》载其事发生在永明六年（488）。白石垒即今南京城北的北崮山，该山北依幕府山，南望玄武湖，西至江岸约五千米，东至栖霞山约三十千米。“白石”以该山产石灰而得名，清末民国时犹有“石灰山”“白骨山”之名，后雅化为北崮山。[1]前文已述，东晋咸康元年（335），朝廷析江乘为侨置临沂县之实土。今天在北崮山、幕府山周边地区出土的六朝贵族墓葬中，多见“窆于琅邪郡临沂县”“葬于琅耶临沂县”等铭文，[2]《宋书·明帝纪》载宋明帝刘彧葬于“临沂县莫府山高宁陵”，可见今幕府山沿线均系江乘辖境。

幕府山之山势，由西南而东北，西南自上元门始，东北至燕子矶终。上元门再往西南，沿江滩行约三千米，为阅江楼所在的狮子山（古称“卢龙山”）。隋唐以前，南京玄武湖水域甚广，直通大江（今金川河即其遗存）。入江口即上元门、狮子山之间的平陆。狮子山往南，丘陵绵延约五千米，至石头城而终。当代学者结合史料以及南京地区出土秦汉文物考证，秦秣陵县治应位于石头城，即继续使用楚金陵邑城，而非《建康实录》以及部分地方志所言位于今南京城南二十千米的秣陵街道。汉高帝六年（前201）县治南迁至冶城，直到西晋太康三年（282）才迁到今秣陵街道。[3]笔者认为，古玄武湖应即江乘、秣陵的天然边界，江乘辖境西界便是幕府山之西南隅，今上元门滨江地区。

（三）南界

古玄武湖横亘今南京城北部，西起江口，东至钟山。吴大帝时，易钟山之名为“蒋山”。《宋书·武帝纪》载宋武帝刘裕“葬丹杨建康县蒋山初宁陵”。建康自秣陵分，领秦淮河以北土地，是以钟山古属秣陵。钟山以东二十五千米是以温泉而著名的汤山。《六朝事迹编类》引顾野王《舆地志》云：“江乘县南有半阳泉，半冷半热。”同时引述曾参与《宋书》修纂的史家山谦之《南徐州记》的记载作为补充：“半阳泉……热处可烂物，冷处如冰。热处鱼入冷处即死，冷处鱼入热处亦死。民种稻则溉热水，一年再熟。”《江乘地记》作“半汤泉”，并指出其地位于“县东南四十里”。后世史料中，《景定建康志》在记述汤山时，引佚名《吴郡录》云：“江乘县有汤山，出温泉二所，可以治疾。”引西晋史学家张勃《吴录》云：“丹阳江乘县有汤山，出温泉三所。”《吴郡录》与《吴录》虽未记载半冷半热的半阳（汤）泉，但今南京市长江以南和句容市茅山以西的广大辖区中，出温泉者唯汤山，因此可以确定汤山古属江乘。

从汤山出发，向西南行进约二十千米可至古镇淳化（今属江宁区）。《南齐书·皇后列传》载齐明帝皇后刘氏“永明七年卒，葬江乘县张山”，《六朝事迹编类》认为张山“今隶淳化镇之北”。《景定建康志》引石迈《古迹编》：“（张山）在城东南三十里，淳化镇之北，旧隶江乘县。”淳化向东五千米有村名索墅。1985年2月，索墅砖瓦厂发现一座西晋墓，墓砖上刻有“姓朱，江乘人，居上描。太岁庚子，晋平吴，天下太平”字样。[4]“太岁庚子”即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可见淳化一带古属江乘。

综上所述，江乘南界首先是古玄武湖，然后是钟山之北麓，复折向东南，至淳化、索墅而止。淳化、索墅位于今江宁区东部，索墅再向东五千米即至毗邻句容市区的周郎桥，但索墅北距栖霞山足有三十千米，江乘地域之广可见一斑。

（四）北界

江乘北界即长江。隋唐以前江面甚广，江水直逼幕府、栖霞、宝华诸山之北麓。

二、东晋咸康元年江乘与临沂的分置

永嘉南渡前，临沂为琅琊郡属县，同时也是琅琊王氏故里。南渡后，王氏为东晋最显赫的世家，临沂也因此获得实土。临沂与江乘的分置，有咸康元年与咸康七年（342）两种记载。《宋书·州郡一》载咸康元年“桓温领（南琅琊）郡……求割丹阳之江乘县境立郡，又分江乘地立临沂县”。顾野王《舆地志》认为分置于咸康七年。唐代学者许嵩的《建康实录》则将此事与咸康七年四月发生的“土断”联系在一起：“是月，诏实编户，王公以下皆正土断,白籍。分江乘县西界置临沂县，属琅琊郡。”《景定建康志》等方志均从咸康七年说。笔者认为，“土断”指的是晋廷针对永嘉南渡时南迁定居南方各地、户口登记在侨郡和侨县的民众，实行的将其户籍改为实际居住地，从而更有效地征收赋税的政策。那之后，很多侨郡、侨县都遭到裁撤，而咸康七年朝廷在实行土断的同时，又赐侨置的临沂县以实土，似有矛盾之处。因此，咸康元年分置江乘、临沂的可能性较大。当代学者亦认为咸康元年说较为可信，“与桓温领郡的史实也较统一”[2]。

东晋咸康元年后江乘、临沂地域图（徐进 改绘）

江乘的哪些土地被分割出来置临沂县？《建康实录》认为是江乘西部土地，但《景定建康志》卷15《疆域志》同时有“析（江乘）南境为临沂”和“分江乘西界侨置（临沂）”的记载。结合其他史料，临沂当是析江乘西境而置。例如《景定建康志》卷17《山川志》记载：“临沂山，在（建康）城东北四十里……东北接落星山，西临大江，西南有临沂县城。”《六朝事迹编类》称落星山得名于吴大帝时筑于此的落星楼，同时指出“今石步（桥）相去一里半，有落星墩。里俗相传，即当时建楼处，今去城四十里”。如前所述，石步桥位于栖霞山西北麓，九乡河入江处。石步桥的东、南两面皆是栖霞山山体，北为大江，因此落星墩只能位于石步桥西，应为与栖霞山隔九乡河相望的北象山。临沂山则是北象山西南方向一千米的南象山。临沂故城则再向西南，或位于今沪宁城际铁路仙林站附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南象山北麓的甘家巷，出土了大量的六朝墓葬，许多墓志铭称葬地属于临沂。如南朝宋《明昙憘墓志》称墓主“窆于临沂县贰壁山”，梁《故侍中司空永阳昭王墓志铭》载墓主“葬于琅琊临沂县长干里黄鹄山”。[2]948是以，临沂当是析江乘西境而置，两县或以九乡河为界。前述宋明帝刘彧葬于“临沂莫府山”，也充分说明东起九乡河、西至幕府山的江乘西境俱属临沂。临沂析出后，江乘辖境缩小将近一半。

应当指出的是，《舆地志》有“幕府山在临沂县东八里”之记载，与《景定建康志》有关临沂县治的记载不符。清代学者顾祖禹认为，《舆地志》中的临沂县，应当是指齐永明六年（488）后的临沂县。该年南琅琊郡治由金城迁白下，临沂县治很可能一并迁移。“齐永明中，始移郡治白下，县亦移焉。梁敬帝时，陈霸先大破齐人于幕府山，追奔至临沂，即此。”[5]虽然从整体上看，幕府山位于白下城即今北崮山以北，但幕府山主峰劳山则位于北崮山东北方向，相距约四千米，与《舆地志》所述相符。此前的临沂县治距江乘较近，徙白下后，有利于朝廷强化对长江以南、玄武湖以北地区的治理。

三、江乘县治的位置

与“临沂系析江乘西境抑或南境而置”的争议类似，江乘县治的具体位置，史料记载也有不同。

顾野王《舆地志》除“江乘县南有半阳泉，半冷半热”一语外，还有另一段关于江乘县和摄山（栖霞山）的记载被《景定建康志》引用：“江乘县西北有扈谦所居宅村，侧有摄山。山多药草，可以摄生，因名焉。”此二处均使用“江乘县”三字，应意在提示读者半阳泉、扈谦所居宅村的方位要以江乘县治为中心来确定。唐代高僧道世《法苑珠林》引《梁京寺记》云：“齐栖霞寺在南徐州琅琊郡江乘北乡频佳里摄山之中。”[6]“频佳里”虽已无考，但以县治为中心，以东南西北等方位划分诸乡，是古代通行的做法。是以，江乘县治当位于栖霞山以南、汤山以北方圆十千米的范围内。江乘浦很有可能便是今天发源于汤山、向北蜿蜒至栖霞山西麓、最终在石埠桥入江的九乡河。

然而，《景定建康志》卷19《山川志三·江乘浦》，引山谦之《南徐州记》云：“江乘县西二里有大浦，发源于石城山，东入大江，因县为名。”当代学者从历代文献中辑出的《南徐州记》则作如下表述：“江乘县西二里有大浦，发源于石城山，东入大江。此山与卢龙、幕府诸山相连，迤逦达于江口。”石城山即石头城，卢龙山即狮子山。依此观点，江乘县治当位于石头城或狮子山、幕府山以东不远处，距栖霞山有三十千米之遥。此说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明代学者陈沂《金陵古今图考》一书中，《秦秣陵县图》《汉丹阳郡图》《孙吴都建业图》《东晋都建康图》《南朝都建康图》均将江乘县治标记在卢龙山东麓。清代史家史学海《六朝故城图考》中，《建邺图》《建康图》标注的江乘县治与《金陵古今图考》相同。近年来不少出版物和互联网文章亦从此说。

其实，早在成书于明万历五年（1577）的〔万历〕《应天府志》中，编纂者便表达了对《南徐州记》的质疑：

江乘县，《史记正义》并《括地志》俱云在句容北。《通鉴》注在建业东北，而《（金陵古今）图考》辨其在西北。盖本《南徐州记》《（景定）建康志》但考诸地理。始皇还过吴，遂并海上，则《正义》《括地》足征。况临沂自江乘分，岂容在西北哉……父老谓竹里路昔时路行山间，达摄山之北，由江乘罗落以达建康，是江乘在东北无疑。

摄山……有水注江乘浦，入摄湖，即秦始皇所从渡江者。而（旧）志云江乘浦在（上元）县西北。岂有两江乘浦哉？考之在东北者为江乘浦，故县以江乘名；在西北者为江宁浦，故县以江宁名。《图考》误。

笔者认为，〔万历〕《应天府志》的编纂者对《南徐州记》的质疑是有力的。首先考诸隋朝以前的史料文献，能够佐证江乘县治位于石头城东麓的，只有《南徐州记》中的只言片语，属孤证。并且隋唐以前的南京地区，大江位于石城山西麓，江水直扑石头城。石头城东流之水应在台城一带注入作为建康护城河的潮沟，或稍向北直入玄武湖，不存在“东入大江”的条件，《南徐州记》此言未必准确。更何况临沂系析江乘西境而置，若江乘县治位于石头城东麓，则临沂辖境只有石头城、卢龙山等寥寥数座丘陵矣。相比之下，江乘县治位于栖霞山南麓得到了《舆地志》《梁京寺记》等不同种类史料以及考古挖掘资料的支持，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值得一提的是，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学者陈毅撰述了栖霞山第一部专志《摄山志》，其中记载了一座位于栖霞山东南约三千米，名叫江乘的村庄，陈毅认定它为江乘故城：“古江乘县去摄山三里许，今尚有居民数百家，残垣废郭，历历可指。”修纂于同治十三年（1874）的〔同治〕《上江两县志》亦云：“隋裁江乘，其地分入丹徒、句容、江宁三县，而今上元东北江乘村，固古县治也。”据当代《栖霞区志》记载，江乘村又名“江嵊”，清光绪年间，该村发展为乡治，“并长林、清风、北城、慈仁四乡为江乘乡”，民国时期撤销；20世纪70年代，因村西开挖水库（今仙林湖公园），易名“西湖村”，但村小学仍名“江嵊小学”；1999年，村里集资建成一座高七米的“古邑江嵊”牌楼。从地理位置上看，西湖村位于栖霞山东南、九乡河以东，符合史料中有关江乘县治的记载。村民选择在村西头开挖水库，说明村庄地势较高，陈毅“残垣废郭，历历可指”一语或不虚。1987年，供职于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周建国先生考察了西湖村，“欣然见‘废郭残垣’，依旧横亘村北，村里人称‘土城脚’”[7]。诚然，由于在《景定建康志》等成书于《摄山志》之前的方志史料中，甚至在《板桥杂记》等南京本土笔记文献中，均未发现江乘村的踪迹，而且从隋到清，历史走过了将近1200年，因此在更直接的证据出现之前，尚不宜将江乘村与古江乘县治划上等号。近年来，因仙林大学城开发建设，西湖村整体搬迁至摄山星城，江嵊小学并入摄山星城小学，“古邑江嵊”牌楼被拆除，土地也被重新平整，“残垣废郭”彻底消失。西湖村故地位于今栖霞区仙林湖公园以东，地铁4号线仙林湖站和仙象路36号“中海观文澜”小区以北，目前是一处正在开发建设中的地块。

四、小 结

综上所述，金陵古邑江乘县始于秦、终于隋，存续历史长达700多年。东晋咸康元年以前，江乘辖境甚广：东至宝华山西麓（部分地区至宝华山南麓），西至今幕府山西麓上元门，南以古玄武湖入江水道和紫金山北麓与秣陵为界，东南方向可达今江宁区淳化街道，北滨大江。咸康元年（335）江乘西境析为临沂县实土，二县以栖霞山西麓的九乡河为界。江乘县治位于栖霞山以南、汤山以北的区域。清代文献中出现了一座叫“江乘”的村落，位于栖霞山以南约三千米，疑为古县治所在。江乘村后易名西湖村，如今已整体搬迁，故址位于栖霞区仙林湖公园以东。

隋开皇九年（589），江乘县被裁撤。1400多年后的2019年，句容市将312国道宝华山段命名为“江乘大道”。2023年，栖霞老街也竖起“江乘古邑”牌坊。这虽然使古县名重新进入公众视野，但江乘大道位于宝华山腹地，实为昔日的竹里路；栖霞老街位于栖霞山西南麓的入山口，六朝时可能为摄湖水域，宋代形成“栖霞市”。用江乘来“冠名”，反而会使公众误认为此地系江乘故治。是以相关部门应加强协调，规范古地名的使用。据西湖村故地施工现场张挂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公示牌”显示，这里正在建设一座社区服务中心和一座小学，“江乘古邑”坊不妨移至该处。或者另行建造亭台、石碑，提醒人们这里曾是一座叫“江乘”的村庄，也是最接近古江乘县治的地方。小学若能恢复“江嵊小学”旧名，则更有利于历史记忆的保存和地名文化的弘扬。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审判法律适用研究”（21FFXB079）、南京财经大学2024年度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金陵首邑：秦至六朝江乘县历史地理研究”（202410327168xj）的部分成果。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本科生张佳童、李阳对本文亦有贡献。

（作者简介：徐进，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栏目编辑：胡渝宁

参考文献

[1]朱偰.金陵古迹图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王去非,赵超.南京出土六朝墓志综考[J].考古,1990(10).

[3]王志高.秦汉秣陵县治新考[J].学海,2014(5).

[4]南京市博物馆.南京狮子山、江宁索墅西晋墓[J].考古,1987(7).

[5]顾祖禹撰.学谦等点校.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团结出版社,2022.

[6]周叔迦,苏晋仁.法苑珠林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

[7]周建国.江乘县考略[J].南京史志,198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