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是在水的浸润孕育下形成发展起来的，水文化是江南文化的灵魂和核心。提起江南文化，人们首先提到的是温婉、雅致、诗性、包容，但水至柔至刚，它穿山透石，冲决一切的力量，是难以阻挡的，因此老子说水“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同样，江南文化中也有血性刚烈的一面，常州文化中的血性担当，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常州红色文化的基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常州人的血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不畏惧。表现为有敢于抗争的勇气，宁死不屈，紧要关头能不顾性命，拼死抗争，做事则敢作敢为，敢拼敢闯，勇于争先，敢于担当。二是不逢迎，有操守。表现为有品性操守，不迎合、不谄媚，不圆滑、不世故，刚正不阿，为人耿直，处世狂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有血性源于有正气、有担当，铁肩担道义，坚守大节，胸怀大义。

一

说起江南文化的血性，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满清入关后在江南遇到的顽强抵抗。扬州、江阴、昆山、嘉定等地，军民誓死守城，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表现了江南人决不屈服的血性。而类似的情形早在南宋末年元兵南下时就在常州发生过。当时，伯颜率20万元军精锐，号称百万，攻打常州城。常州城仅有近2万人守城，且多是没有作战经验的百姓组成的义军和少数正规军，在十数倍的精锐元军围攻下，常州人誓死守城，力战不屈，城破后常州遭到元军的屠城。现在常州有一个地方叫古村，旧称“十八家村”，相传为幸存者居住之地。元军将领也感叹常州人的壮烈，称之为“纸城铁人”。文天祥被俘后押解北上途经常州，看到战后的惨状，感慨地写下“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的诗句。

唐荆川武像

常州历史上有许多耿直刚烈之士，他们不肯趋炎附势，关键时刻能舍弃官位甚至性命。明代高攀龙有言，“天下有事，毗陵人必有”，中国历史上许多大事中，都可见血性常州人的影子。

汉代的彭修，三次重义轻死为他人，为救太守忠烈捐躯，《〔咸淳〕毗陵志》将他列为“郡内烈义第一人”。唐朝时被常州人尊为“武烈大帝”并为之建烈帝庙的陈杲仁，能征善战，威名远扬。宋朝胡宿，在朝不畏权势，直言相谏，不以个人进退为意，慷慨有大节。邹浩，为人忠鲠修洁，是位直臣，他三谏立刘后事，得罪皇上被削官，蔡京用事，素忌邹浩。胡珵，面对北方金兵入侵，敢于违忤秦桧，极力主战。明朝常州耿直之士就更多了，唐顺之，因不迎合权臣张璁而被“永不叙用”，但当倭寇屡犯沿海时，他又不顾年老体弱甚至个人名节，亲率兵船抗倭。钱黼，为人刚直，人有过必面折之。毛宪，在举朝不敢言的情况下，恳切上疏，不被采纳，竟然以拒绝皇上所赐的方式表示抗议，最后称病归家。仅武进一县，还有刘观、赵敔、张勋、胡华、孙中孟、蒋亨、吴訚、蒋同仁、吴仲、陈彝、孙銮、龚大稔、董绍、唐音、陶泽、薛应旂、王尧卿、金九成、恽绍芳、黄宪卿等名士，他们性格刚直，敢于直谏，忤旨、忤权贵，刚直磊落。明代毛宪编有《毗陵人品记》，曾任清代常州知府的欧阳东风有感于该郡之风烈，选择了自延陵季子以下至明朝共69人，编写了《晋陵先贤传》。这两本书中记载了很多刚烈血性的常州人，“大者惇伦砥节，翼圣阐真，次亦披鳞犯颜，偏介独行之士。”

常州文化中的血性担当，还充分彰显在常州与明末东林党的关系中。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都是常州府属诸县人，其中不少就是武进人氏。历史上，无锡县长期隶属于常州府。无锡东林书院原是南宋杨时讲学的书院。杨时，号龟山，是理学家程颢、程颐的大弟子。57岁时曾寓居常州，来往毗陵、梁溪之间，76岁才回到家乡福建，常州形同他的第二故乡。罢官回到家乡的顾宪成、顾允成兄弟，倡议捐资修复南宋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得到常州知府欧阳东风的大力支持。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无锡人，曾从学于常州人薛应旂。薛应旂是唐顺之的好友，他因敢于得罪严嵩而被革职回乡。美国著名汉学家艾尔曼曾说：“唐顺之与薛应旂对常州文士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深远，他们还是无锡县东林领袖们的导师。”他们作为当时相当有影响力的学者，对东林党人有着不小的影响。

东林人士中有许多是常州人，如曾主讲东林书院的钱一本、薛应旂的孙子薛敷教、唐顺之的儿子唐鹤徵、唐顺之的外甥孙慎行、钱一本之子钱春、张玮、陆大受、郑鄤等。常州人也勇敢反抗阉党，保护东林人士。当锦衣卫到常州逮捕李应昇时，士民喊冤者达数万人，其中有披长发勇士十人，各挟短棍，大呼“杀魏忠贤校尉”，带领群众呼号而上。时有一位年仅十余岁的卖甘蔗少年，拍着大腿大骂道：“我恨极，杀我江南无数好人。”于是拉住一位肥胖的校尉，举起蔗刀割下校尉一片肉，掷于街前的狗吃。“毗陵六逸”之一的董大伦以此为题材，创作了诗歌《卖蔗童子歌》，生动地再现了这位卖蔗少年的勇敢。

洪亮吉

复社遗老恽日初，在东林书院重修后曾讲习其间。明亡后他带领儿子们参加东南抗清斗争，兵败后出家为僧。被捕入狱时，他面色如常，曰：“吾当死久矣！”儿子恽格（南田）从小跟随他参加抗清斗争，十多岁就曾被捕。恽日初还有许多学生，如杨宗发等，都传承血性担当的精神。

清代常州也有许多血性担当之士，洪亮吉是其中杰出代表。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清代著名经学家、文学家，“毗陵七子”之一。他重情重义，与著名诗人黄仲则的友谊令人动容。据《清史稿》记载，洪亮吉“长身火色，性豪迈，喜论当世事”。担任国史馆编纂时，洪亮吉忧心于当时湖北、四川、西安等地的白莲教起义引起的社会动荡和时局不稳，进一步思考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利用嘉庆帝大考翰林院詹事府各官的机会，他在《征邪教疏》中力陈内外时弊，情词剀切，阅卷者皆动色。文章开门见山，指出邪教起事的原因有三：一是受邪教的诱惑，二是受地方官的挟制，三是赋税过重。文章痛斥地方官吏的腐败贪婪，封疆大吏上下欺蒙、冒功推诿，可谓酣畅淋漓，大胆直接，毫无忌讳。他的这篇奏疏直接得罪了各级官员，并隐批皇帝管理不力、赏罚不明，将乾隆晚期到嘉庆朝描述得一片黑暗，所有看到的人都为之色变。他的直率而切中时弊的言论，敢于“批逆鳞”，甚至“龙鳞”，一度为时所忌，也让谏官御史深感惭愧，每有宴集必引避。

但他的《论邪教疏》对时局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改变，洪亮吉很是失望，也很不甘心，在又一次乞假南归之前，他虽然深知翰林无言事之责，不应违例上奏，但还是写了篇长文，托成亲王永瑆转达圣听。书中指出皇帝继位亲政以来“机局未转”，“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何以言励精图治尚未尽法也？自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又窃恐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直接将矛头指向当今圣上，说他没有效法祖宗，不够励精图治，甚至指责皇帝的私生活。皇帝看后大怒，当即下旨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很快讯毕入奏，“照大不敬律，拟斩立决”。洪亮吉上书获罪一事，引起了朝野震动，他的同事以为他必死无疑，抱着他痛哭，他反而安慰他们道：“丈夫自信头颅好，须为朝廷吃一刀。”洪亮吉本来就是抱着必死之心上书的，如此从容豁达，无所畏惧，世所罕见。最后洪亮吉被免死远戍新疆伊犁。他长途奔波远戍边地却不后悔，“人笑冷官罹法网，天教热血洒边尘”，他用一腔热血，在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毗陵七子”中的孙星衍也是位特立独行之士。“大学士和珅知星衍名，欲令屈节一见，星衍不往。”在乾隆朝和珅弄权时，多少人为仕途畅通而趋炎附势，却还有一批以孙星衍、洪亮吉为首的常州士人，决不屈从权势，表现出少有的戆劲，也体现了极强的气节和风骨，士人们给京城中人数最多的常州士子起了一个“戆翰林”的雅号，极其形象。刘禺生在其《世载堂杂忆》中《和珅当国时之戆翰林》这样记载：“乾隆朝和珅用事，常州诸老辈在京者，相戒不与和珅往来。北京呼常州人为戆物，孙渊如、洪稚存其领袖也。”清代汤大奎在福建凤山县知县任上，本来任期已满可以卸任，却仍和前去探望他的儿子一起，与台湾“贼民”作乱的林爽文部激战，双双战死在县衙之上。盛宣怀实业兴国，以他的血性和勇气，开创了11项中国第一，涉及轮船、电报、铁路、钢铁、银行、纺织、教育诸多领域，开时代先河，影响巨大。

20世纪初，蔡元培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主要成员蒋维乔、陈范、陈撷芬、汪文博等，都是常州人。屠寄发起成立了常州演说会，宣传爱国思想，振兴地方教育，倡导男女平等。同时，何海樵、蒋维乔、庄百俞、杨仲达、庄仲希、杨秉铨、瞿纯伯、何志霄等人，发起成立常州体育会，认为强国先强身，提倡“尚武精神”。这些常州人开风气之先，需要的是血性和担当。

辛亥革命时期，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洞察国情，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预测清王朝不出五十年即将灭亡；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在幕后出谋划策，被称为“民国产婆”；庄蕴宽秘密加入同盟会，训练新军，以一介书生领兵打仗，身先士卒，勇猛过人。民主革命时期，“七君子”事件轰动全国，七人中李公朴、史良二人即为常州人。

“常州三杰”——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都是有血性担当之士。他们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瞿秋白36岁在福建长汀被杀害，张太雷29岁牺牲在战斗第一线，恽代英36岁英勇就义。瞿秋白外表羸弱，面对敌人的屠刀却能引吭高歌，从容赴死。张太雷年少时就立下“愿化作震碎旧世界的惊雷”的誓言，他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为了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义，他们义无反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种血性担当的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常州人在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出、不畏强暴、刚烈勇猛，与外敌血战到底。如东北抗联名将冯仲云，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常州人有路景荣、江真、郑锡兰、张英风、钱本、苏克己等，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血性担当是常州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他们外柔内刚，多数时候是温和的，但他们守大节、怀大义，当风雨来临，有人有事触犯到道义的底线时，内心刚烈血性的一面就一发而不可收。

二

常州文化在柔和外表下，有血性担当的一面，这种文化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江南文化本身具有尚武的文化基因。江南文化的基础是先秦的吴越文化，吴越地区被称为“南蛮”，“断发文身”，尚武好斗。先秦时，最好的兵器出在江南，江南具有高超的铸剑工艺，如宝剑干将、莫邪，吴地著名的兵器还有吴钩，“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李白《侠客行》）在众多诗词中，吴国的利器已经超越了刀剑本身，上升为一种骁勇善战、刚毅顽强的精神符号。虽然后来由尚武向崇文转变，但江南文化中尚武的基因并没有消亡。常州被称为“中吴”，是江南文化、吴文化的代表，常州文化中尚武的基因在某些特定情境激发下就会爆发出来。

其次，常州的地理位置决定常州文化受北方中原文化影响较多。常州位于无锡、苏州、上海和浙江等江南城市的北面，几次北方人口南迁对常州文化的影响比较大。常州武进区的淹城相传为西周时山东奄国人南迁所建，《越绝书》中说：“毗陵县南城，故古奄君地也。”说明常州地区受北方文化的影响较早。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连年战乱，“永嘉之乱”等影响百姓的正常生活，大量北方士族南迁，当时就有许多山东兰陵的居民迁入常州地区，侨立南兰陵郡于武进县境内，并侨置兰陵县。南兰陵后因出过齐、梁两朝皇帝而著名，所以常州也被称为“齐梁故里”。唐朝“安史之乱”、南宋“靖康之乱”时期，也都有不少北方居民南迁。他们渡过长江后会在常州停留，也有不少人就在常州定居。常州受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比南方地区更多，也更直接一些。历史上常州的风气也以硬朗著称，常州人也被认为有“南人北相”。

再次，常州人的血性是以大义担当为前提的，有正直的品性、高尚的气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会有舍生取义的血性和勇气。常州文化传承了守大节、怀大义的传统。常州人文始祖季札“三让王位”“徐墓挂剑”“五义救陈”等事迹为世人传诵，被称为“至德之人”，连孔子对他也非常赞许，称之为“君子”。苏轼在常州终老，留下“独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之语，所以常州以“君子之邦”著称。常州文人以生于此乡为骄傲，陈玉璂在《续毗陵人品记序》中说：“呜呼余小子何幸而亦得生于是乡也！”常州前辈的高尚人品，无疑成为后来者的准绳、成为处世为人的榜样，对家乡文化风尚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常州人特别重视大义担当的君子风范，以此品人，以此律己，以此传家。

清代常州名士邵长蘅在《毗陵县志小序·人物志序》中不无骄傲地说：“毗陵为泰伯端委之墟，而季札型之以礼让，风气渐开矣……上之扶名教而植纲常，次亦狷介自守，不苟附和。立朝则犯颜敢谏，励矫亢之节，不幸遭离变故则伏节捐躯，摩顶不悔。下至闾巷匹夫，皆知义之足荣而生之可轻也。明高攀龙有言，天下有事，则毗陵人必有。”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也可知，常州历史上多犯颜直谏，伏节捐躯，摩顶不悔之士，他们重道义超过生命，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大节大义，有家国情怀。

常州三杰（李平秋绘，孙燕云乱针绣）

洪亮吉冒死直谏，除了性格耿直刚烈外，还因为以下原因：一是朴素的忠君思想，对朝廷对国家的赤胆忠心。看到时局动荡，战乱不断，他很想有机会为国家做点什么。二是他有慈悲的胸怀，时时忧黎元，看到生活艰辛、饱受战火摧残的百姓，内心焦虑，总要想办法呼吁，救民于水火。三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心，一种对社会，对时代负责的悠悠寸心。《洪北江先生年谱》载：“先生目击时事，晨夕过虑，每闻川陕官吏偶言军营情状，感叹焦劳，或至中宵不寐。”就是出于一种责任道义、铁血担当，他才会明知自己无言事之责，明知会给他带来不测，甚至可能丢了性命，还是毅然决然地上书。“常州三杰”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哪一位不是为了民族大义，铁血担当。

三

血性担当也是常州经济腾飞的动力。20世纪80年代，常州崛起成为全国中小城市共同学习的样板：工业明星城市。工业的许多技术经济指标，在国内同类城市中遥遥领先，呈现出“常州现象”，创造了“常州奇迹”。1983年，常州市区劳动生产率名列全国280多个地级市“首位”，在全国24个人口达100万的大城市中仅居上海之后，列第二位。常州因此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上“第一个崛起的城市”，成为中央关注、经济学家力推、中小城市共同学习的样板。常州不是国家重点建设地区的沿海中等城市，不占“天时”，常州缺乏国家投资、缺乏资源优势，靠什么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除了靠智慧、靠理念外，关键是靠干劲、靠担当，靠新时代的“血性”，“一干二闯，实干担当”，闯出了一条新路，杀出了一条“血路”。

20世纪80年代，常州还是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由国家批准，带有率先性、探路性，并以整个城市为单位，进行综合改革。改革无先例，探路有风险。为国家探路，成功与否，都得担当。而且改革就是先行一步，就是要承担风险和成本。常州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尤为引人注目”的成绩，得益于常州独有的创造意识和探索精神，以及血性担当的勇气和胆识，敢于冒风险，勇于担责任。

血性担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时代都值得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说：“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锻造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

龚自珍有言，“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常州的历史文化名人大多是血性担当之士。常州文化中的血性担当，在常州经济文化建设中有十分重要的当代价值，需要传承弘扬。血性担当催生时代的英雄和英雄的时代，常州文化中的血性担当，造就了“常州三杰”，他们为民族为国家舍生忘死的精神，是常州红色文化的初心底色，是常州文化血脉中最独特的颜色。今天，常州又走在全面深化改革、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路上，依然需要传承弘扬血性担当等人文精神，不惧困难，不忘初心，勇于担当，奋发有为，从先贤、英烈身上汲取前行力量，有底气、有自信，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再一次腾飞，谱写中国梦的常州新篇章。

*本文为江苏省社科基金江苏文脉专项“洪亮吉传”成果，课题编号：19WMB070。

（作者简介：纪玲妹，女，江苏常州人，河海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与文化研究、地方文化研究。）